… 世上已无梁启超 …
《发挥端超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梁启超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的贵州女婿。
梁启超是贵州人李端棻发现并培养出的人才。在"公车上书"那年（1895年），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识。由于共同的理想与信仰，他们结成了生死之交。他们的理想与信仰就是要让割地赔款的中国强大起来！不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肆意横行。要让全国的女人不再包小脚，让她们识字读书，腰板挺直了做人。在他们认识的第二年，谭嗣同邀请梁启超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任总教习。他在任总教习期间，培养出了两位学生。一个叫杨昌济，一个叫蔡锷。
他所教的课程和内容都是维新派的内容。他的学生又培养出了自己的学生，杨昌济培养出了毛泽东。蔡锷又培养出了朱德。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这叫一脉相承！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是一双大脚就足以证明杨昌济是受他的恩师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之前是从未谋面的，但他们俩却能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彼此坚定地信任对方。最后并肩作战，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他们的这些举动，是足以能够证明是受到了他们各自的恩师思想的教诲，才坚定不移地团结奋斗，最终取得了成功！
在袁世凯要恢复帝制的时候，是梁启超带着蔡锷，蔡锷带着朱德等人发动了"护国战争"！是护国战争才成功地阻止了"帝制"的死灰复燃。请问，如果梁启超他们当时不冒着生死站出来阻止袁世凯称帝，今天的中国肯定还是在帝制的统治之下生活。 那么，请问“帝制”的中国还能有今天的强大吗？
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之后，野心勃发，无以抑制。在袁氏看来，大总统虽是一人独大，但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哪里比得上当皇帝，可以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而为君。但袁氏也知道，民主的大潮汹涌喷薄，复辟帝制殊为不易，除了枪杆子为第一要物之外，笔杆子也至关重要。"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嘛，行动未行，舆论与理论先行，这道理，袁世凯是懂的。笔杆子在哪里呢，袁世凯环观宇内，放眼华夏，除了梁启超，无人能当此重任。*。他打发长子﹣﹣也就是将来不久的"储君"和将来的"皇帝"-﹣袁克定前往梁府，充当说客。袁克定身上所带银两叮当响，共带了多少银两呢，说来吓人，是整整二十万。这笔钱权当是稿费，事成之后，当然还有高官厚禄。这二十万是个什么概念呢？袁氏请梁启超捉笔出笼的时间"理论"上是在1915年，这时的钱是非常值钱的，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与钱》一书中替我们算了一账： 1911-1920年，米价恒定为每旧石（三十九公斤）六元，一块钱可买八斤猪肉，陈先生的计算是，此时的一块钱大约折合四十五到五十元人民币，这也就是说，这二十万相当于当今九百万到一千万的样子。事实上，陈先生算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价，到现在，肯定已经不止这个价格了。一篇理论文章润笔达千把万，普天之下，绝后不太好说，空前是绝对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古文章不值钱，梁启超的文章价值这么多钱，试问，天下士子，有谁不动心？梁启超不动心，不但不动心， 反而动反心。梁启超后来的确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帝制进行了猛烈抨击﹣﹣袁氏要他写颂帝制的，他却写了反帝制的。文成之后，风传天下，海内称快，袁世凯连忙组织了另一套"写作班子"来驳斥，可是天下有谁能驳梁启超？徒增笑谈耳。在袁世凯看来，他是非常自信能"摆平"梁启超的，原因有三：
一是有旧谊，袁氏曾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强学会"，算得上"同志"，康梁变法行进到"政变"环节，不是首先就想到袁世凯吗？ 袁氏不帮康梁反害康梁，对此，袁氏是有点心虚。但是袁某行事一向都是"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他自以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只是"政见不同"，不会"影响私谊"。他打发其子去说服梁启超，是建立在这种他自以为是的"旧情"之上的。二是有重赏，有钱使得鬼推磨，文人无行，有钱还买不到文人？多几个钱不但能买到文人推磨，而且可以买到文人当磨推，大文人者，价高而已矣。三是有权在手啊，袁世凯是大总统，天下第一号人物，谁不服"领导"，那就干掉他。袁世凯是心黑手辣的，他对付"不服管教"者的最后一招就是杀无赦。宋教仁是国民党里反袁最坚决的领袖之一，袁氏也就不讲"客气"，请了"职业杀手" 暗杀了他，据当时的杀手应桂馨（宋不是他杀的，他不肯去杀）说：买应某来杀宋教仁的，出价是一千元（从这里可以看出二十万稿费的价格）。袁氏料想，你梁启超看我袁某有刀，是不能不怕的。在袁氏的三大杀手锏中，除了第一招有点软外，其他两手那是刀刀见血的，人情不算什么；不讲人情，总要讲钱情嘛；不要钱，你总要命吧。不说别的，单是一个钱字，就能囊括天下好多英雄、士子，也许士可杀而不可辱，但要有钱呢，往往是杀也可辱也可了的。房地产商若能出大钱给经济学家，莫说写一篇理论文章，十篇都写；企业主若出高"稿费"，你需要"左理论"马上可给你"左理论"，你需要"右理民国风流论"马上可给你"右理论"。但想不到的是，在20世纪初的袁世凯失算了，他想不通，他出那么高的价，居然有人不买账。袁世凯会不会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呢？梁启超的"出场费"之高，即或是当今娱乐界巨星，也无人能出其右。"稿费"之高，梁启超可当古今中外读书士子第一人；在这么高的"稿费"面前不动心，梁启超也应该算得上古今中外读书士子第一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话是容易说，真正要做到那是比登天还难的。但是梁启超做到了，梁启超算得上绝无仅有的伟丈夫，算得上独一无二的真士子。梁启超之前有谁？梁启超之后有谁？知音高境是高义流远蔡锷幼有神童之誉，宝庆府（今邵阳）流传其很多聪慧故事。他十三岁时，老爹带他从洞口山门老家来宝庆考秀才，走不动了，他爹便背起他走。路人见了，口出上联：儿将父作马；小蔡锷脱口答下联：父愿子成龙。对得甚是工整又应景。后来到了宝庆府，知府见他聪明，出了个难题给他：你这小小年纪，做得什么事，你给我绕着宝庆府跑一圈看看。据说小蔡锷答知府：这个不难，分分钟的事。他踱着方步，绕知府太师椅走了一圈。知府代表着宝庆，围你绕一圈，便代表着绕宝庆府一圈。蔡锷十五六岁考上长沙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的关门弟子。学台徐仁铸来校视察，遇到梁老师，恰好蔡锷在旁边读书，徐学台便带了蔡锷来："此宁馨儿，捷才凝行，果敢沉毅，勤于思，讷于言，敏于行，将来必成十白然令嘴一笑，笑了也就笑了，没放心上去。梁启超应邀来湖南，年龄不大，比蔡锷大七八岁吧，二十三四，却已是名满天下，对一个小不点能如此高许？梁老师脸上是笑了，心里不太信。梁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蔡锷一挥而就："宋万弑其君，闵公自取之也。孟子曰：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以痛警巨乱之世矣……请论学时，此条万不可不先及之，不然，再阅百年，则黄种成豕马，成木石，听人舞弄而不知矣。"作文还有很多铺陈与推论，姑且不引了。梁老师读到此，拊掌书桌，乃知徐学台嘉言并不虚，起笔给蔡锷批朱："今日已为豕马木石矣！何待百年？吾辈日日以此呼号于众，而一二之口犹无济也，愿诸君之学速成……以发其热肠，则此义或可不绝于天壤也。"十余岁的学生能认识到"此义"，二十余岁的老师能对学生期许"此义"，师生二人以"此义"绾结后辈子，真是佳话。考蔡锷一生行状，其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此义"的。这是后话。还要说的是， 梁启超与蔡锷在时务学堂，教学相长，相互砥砺，对蔡锷一生影响巨大。梁启超回忆在湖南的教学经历，忍不住其喜悦之情："学生仅四十余人，而李柄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之民权论， 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而梁老师传道授业，是蛮民主的，并不搞灌输，捉起鸡鸭喂嗦囊，而是师生在求学求道上，皆为平等主体："除上课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长沙时务学堂，让天之北的梁启超与地之南的蔡艮寅，合璧而隆起，成近代史文武双峰，此后两人亦师亦友，亦战士亦知音，在中国近代史掀起了卷海巨澜。确实是的，梁启超对蔡锷不仅有师生之情，更有人生之义。
1905年，广西巡抚李经羲奏调蔡锷去广西，三顾茅庐，蔡锷不太想去。广西那地方，哪是英雄用武之地？梁启超则不以为然，给蔡锷来信，叫他去广西砥砺英雄气：广西东连湘粤，西控云贵，乃东南战略重地。洪杨之后，地方势力扫荡殆尽，正好可以广树桃李，再图东进湘粤，北上川鄂，到时天下之事可图。蔡锷听了梁老师的话，去了广西，干了一些事业，他创办了测绘学堂，又创办了广西陆军小学，后来这些学校出了很多大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皆为一时之选。在蔡锷的成长历程中，梁启超支助蔡锷赴日学军事，犹可记。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亡命天涯，逃往日本，蔡锷其年二十岁，也赴了日，家里贫困，带到东京的钱，不剩一文了，是梁启超给解的围。梁老师回忆道："当时我在日本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几十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师生一起打地铺睡觉，那般岁月足可回味。师生间有这般情谊的，那是难遇的。梁启超在亡日期间，对蔡锷最大的助益不是给蔡锷免费租房，而是帮蔡锷确定其人生之路。其时蔡锷立了大志，要弃文从军，在日却不得路，屡屡请教梁老师，梁老师笑谓："汝以文弱书生，似难担当军事重任。"梁老师用的是激将法吧，蔡锷立即并脚敬礼，立保证书："只需先生为我设法得学军事，将来不做一个有名军人，不算先生门生。"梁老师便动用关系，使蔡锷得遂其愿。1902年8月，蔡锷入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11月，转入东京士官学校，从此，确定了从武之路。或是老师教导之因，或是师生相通之故。梁、蔡思想几乎同调又同步。梁启超最先信仰的是改良主义，蔡锷起先并不是革命派，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多有抵悟，后人述其人生履历，谓他民国初年，有保清、 附袁、反孙三大人生败笔，还在滇西戡乱了"民主革命军"，倒转了历史车轮。这算是与梁启超"同罪"。说来，也不能太怪蔡锷，民国那会唱拯救中国"非袁莫属论"的，也不只是蔡锷，孙中山不也唱过这首歌？蔡锷最先反对革命，可能是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通了声气，或者师生间本来就息息相通。在梁蔡看来，为国家国民计，改良与革命，须是先改良后革命，这次序颠倒不得，第一是改良，只有改良无法进行了， 才可革命。梁、蔡师生间，思想真个是同步的。他俩先是都拥护袁世凯，后来却一起起义了，梁启超是以笔杆子搞起了文章起义；他学生蔡锷以枪杆子搞起了武装起义。袁世凯紧锣密鼓，要恢复帝制，先造舆论，组织了很多学者专家（组织两字最堪疑：挑拣人搞论证嘛），讨论中国适不适合搞民主，袁世凯组织的学者下了决断：搞不得。梁启超呢？奋然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给袁世凯一顿棒喝。袁世凯听说梁启超写了这稿子，赶紧来协调。梁启超回忆道，"前几天，袁忽然派人到天津送我二十万，以十万为我父亲的寿礼，十万叫我出国作旅费"，袁之此举，不是侮辱人吗？不是驱逐人吗？梁启超肺都气炸了，"到了这个时候，这篇文章非发表不可了"。梁启超这里所谓"袁忽然派人"，其人是不是蔡锷，不好说。蔡锷确也是曾做过袁世凯说客的，听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文要发表，袁世凯知道梁蔡师生有谊，也派遣过蔡锷去天津。蔡锷回来，给袁世凯汇报：我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能做成什么事呢？别去管他。其实是在演双簧，蔡锷与梁老师一唱一和，跟与小凤仙打情骂俏，都是一个意思。意思是"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师生在此定好了反袁大计，师生并密约："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国外。"梁启超文章起义，蔡锷武装起义，没失败，成功了。蔡锷云南首义，全国云集响应，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忧惧而丧。20世纪80年代，以蔡锷事，拍过一部电影《知音》，叙的是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这故事搬上电影，自有缘故，一个妓女助一位元帅， 做了一件"再造共和"的惊天大事，亮点是不用说的；其中带有香艳故事，也是看点。若说知音，梁启超与蔡锷，更知音些。小凤仙支持蔡锷举义，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蔡锷的"革命理想"？这是难说的，恐怕有美女爱英雄因素吧，或爱情成分要重些。而梁启超与蔡锷呢？更在道义上心心相印，心灵共鸣。知音，钟子期与伯牙算一对，他们两人唱和的是高山流水，弃了荣华富贵，向山林奔去，算是"私奔"吧，那是为个人道德而奔；蔡锷与小凤仙也当然算一对，他们两人唱的是高情流爱，比一般的爱情"私奔"有高度多了，小凤仙帮蔡锷逃出京都后，她并不跟随蔡锷去闹革命了，这也说明小凤仙对革命未必是懂的；而梁启超与蔡锷呢，他们不是私奔，而是思奔，两人在思想上向前奔跑，他俩是高义流远。蔡锷功成，因病早逝，老师梁启超给做了一副挽联："国民赖松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蔡锷为国民"争人格"，梁启超为国家"争国体"，都非"喁喁私语"，而是为人类社会行高义谋大道，师生两人在最高层次上做知音，入了知音最高境。
.… 及时雨胡适
文坛也是江湖，喜欢排座次，鲁郭茅，巴老曹，文豪们排排坐， 也像梁山泊。不过这是后人排的，若文坛大佬们身在民国，那位置如何摆，这是说不清的事。而设若由文人（不由政人插手）投票，那席位还是鲁郭茅吗？孙二娘可能是苏雪林，扈三娘是丁玲还是萧红，有得一争；排第一位的将是谁？不一定是鲁迅先生。鲁迅文章那是没得说，但文章好，就排第一席次？林冲功夫好，也排在水浒后面去了。外面莫掺和，单是文人自己票决，民国文坛第一交椅，甚可能由胡适博士来领袖群伦（鲁迅先生未必服，奈何这是选票制），为什么呢？ 不是说胡适顶有五彩毫光，天生领袖气质，而是胡适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济危扶困，"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江湖上久有哥哥宋公明的传说，文坛上"我的朋友胡博士"也传说久矣。顾颉刚大学毕业，到处投简历，找不到工作。他后来托了同学罗家伦，到北大胡适那里说项，胡适喜得打跌，纳天下大家而北大之，那是胡适最高兴的事了，一口应承，给顾颉刚先生授了教授证，教授工资高，一级教授三四百元，如初上讲坛的顾颉刚也有七八十块大洋。而顾颉刚却跟胡适套关系，他不想教书，想去图书馆。这让胡适跌眼镜：当教授工资高，当图书管理员收入不高（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只有七八元月薪）。不是顾颉刚不识抬举，乃是他壮志凌云，别有怀抱，顾颉刚想的是图书馆书多，近水楼台，好做学问。胡适见小生可造，不再劝，应承下来。可是图书馆工资五十元，比教授低了大半哪？顾颉刚其时家庭人口多，家境困窘。好一个胡适，对顾颉刚说了：我工资高
《璀璨星-李乐京》
2017年率队参与成立“西南康旅产教联盟”，推动贵州康养旅游及健康产业人才培养。
2023年为联合培养学生主讲文旅学科内涵及专业素养提升讲座，提出入学管理、教学台账、实践基地共享等七项教学管理措施。
在毕业论文指导中强调选题专业性及学术规范性，要求保持师生沟通并杜绝抄袭。
《璀璨星-韦正富》
韦正富，水族，1983年生，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人，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现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政管系教工党支部书记，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省级宣讲员。
2006年获贵州民族学院管理学学士学位，2009年获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2017-2018年赴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访学。2012-2014年任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政府金融办主任，2014年起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
2025年9月11日，为贵州中医药大学师生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
2026年10月8日，主持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的学术讲座。
主要承担《公共行政事务专题》《地方政府学》等本科课程及《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专题》等研究生课程，其中《公共行政事务专题》获评省级“金课”。
专业方向
政府改革与创新、民族地区治理
主要成就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民委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韦正富，管理学博士、法学博士后，2006年获贵州民族学院管理学学士学位，2009年获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2—2014年任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政府金融办主任，2014年起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2017—2018年赴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访学。
现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学报编辑部副主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主持省部级课题10余项；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决策咨询成果获省领导肯定性批示。
韦正富、杨先情：《论乡村振兴的“三元”机制及其融合》，刊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2025年9月11日下午，韦正富以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省级宣讲员身份，在贵州中医药大学面向师生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宣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概念、重大意义、理论渊源和深刻内涵。
曾获评贵州师范大学教学名师、贵州省级“金师”、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先锋”等荣誉称号；研究成果获国家民委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三等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