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在识字岭响起的时候，毛岸英还被关在监狱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心里慌得厉害。保姆陈玉英把他搂在怀里，手一直在抖。
几天后，他们被放了出来。外婆向振熙来接人，眼睛肿得看不见路。毛岸英问妈妈在哪，外婆只是哭。走到浏阳门外，看见路边有新土，土上插了块木牌，写着杨开慧的名字。毛岸英突然明白了，他跪在土堆前，没有哭出声。
家里的东西都被抄光了。向振熙带着三个外孙东躲西藏。毛岸英那时刚满八岁，但已经像个小大人。他记得妈妈最后的话，记得要保护好弟弟。夜里睡觉，他总把岸青和岸龙搂在中间，听见狗叫就立刻醒来。
1931年春天，组织上派人来接孩子。来的是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他摸着毛岸英的头说，带你们去上海找叔叔阿姨。毛岸英问，能见到爸爸吗？毛泽民沉默了一会儿，说等仗打完了就能见。
上海的日子并不安稳。他们换了三个住处，最后住进大同幼稚园。那是地下党办的保育院，收留了很多革命者的孩子。毛岸英在这里学会了识字，也学会了警惕。他从来不对外人说自己的真名，登记册上写的是“杨永福”。
1932年，幼稚园被迫解散。几个负责人突然失踪了。孩子们被临时安置在牧师董健吾家。董牧师是地下党员，但家里也困难。毛岸英带着两个弟弟，开始在上海街头流浪。
他们睡过菜市场的草堆，捡过烟头卖钱。毛岸英去码头扛包，因为年纪小，只能扛半袋米。有一次岸青发高烧，毛岸英背着他走了十里路，找到一个慈善诊所。医生给了几片药，说这孩子营养不良。
1935年，董牧师终于通过地下渠道联系上了组织。周恩来得知三个孩子的情况，立即安排人寻找。找到他们时，毛岸英正在苏州河边捡烂菜叶。他警惕地看着来人，直到对方说出“板仓”两个字。
第二年，兄弟三人被送去苏联。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毛岸英第一次可以安心读书。他每天早起两个小时学俄语，晚上在油灯下看父亲写的文章。那些文章是从延安辗转送来的，纸张都磨毛了边。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毛岸英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坦克部队。他在冰天雪地里作战，受过两次伤。1946年回国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送给他一把手枪。
回到延安那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开会。秘书进来说，岸英回来了。毛泽东放下笔，快步走出去。父子俩在院门口相遇，毛泽东看了儿子很久，说：“你长得像你妈妈。”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整整一夜。毛岸英把母亲最后的遗言一字一句说出来。毛泽东听完，走到窗前，背对着儿子站了很长时间。窗外是陕北的夜空，星星很亮。
后来毛岸英主动要求去基层锻炼。他在陕北搞过土改，在北京工厂当过副书记。1950年国庆节，他陪父亲吃饭。毛泽东突然说：“你该成个家了。”毛岸英说等朝鲜的仗打完再说。
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吃饭。一个月后，毛岸英跨过鸭绿江。临走前，他把自己在苏联得的勋章留给妻子刘思齐，说很快就回来。
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正在整理文件，没来得及跑进防空洞。找到遗体时，他手上还戴着母亲留给他的旧手表。
消息传回北京，毛泽东正在批文件。秘书说完，钢笔在纸上洇开一团墨。他摆了摆手，继续看文件。直到深夜，他才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对着南方站了很久。那里有长沙，有板仓，有他永远回不来的妻子和儿子。
多年后整理毛泽东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一个箱子。里面整齐叠放着三件衣物：杨开慧穿过的青布衫，毛岸英的旧军装，还有一件小小的婴儿衣裳——那是早夭的毛岸龙的衣服。箱底压着一张纸，上面是毛泽东的字迹：“开慧、岸英、岸龙，我们终会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