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血为墨书长卷，以魂铸句刻峥嵘——读段熙曾长篇叙事诗《红帆：长征进行曲》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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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为墨书长卷，以魂铸句刻峥嵘

——读段熙曾长篇叙事诗《红帆：长征进行曲》

以血为墨书长卷，以魂铸句刻峥嵘

——读段熙曾长篇叙事诗《红帆：长征进行曲》

木弓

展卷之初，我提醒自己：这不过是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伍老兵，凭着旧日新闻人的执拗与一腔赤子热血，试图用分行韵文去丈量一条早已被无数史册、回忆录、影视剧反复丈量过的路。说句实话，在真正翻开它之前，我心里是存着几分犹疑的——长征的故事，我们这代人从课本里、银幕上、纪念馆中不知听过多少遍，还能翻出什么新意来？然而，当我真正沉潜于这近万行诗句之间，随着那支“红帆”从浦江解缆、南湖扬帆、湘江浴血、赤水回旋，一路攀雪山、过草地、会师陕北，我先前那份浅薄的认识，被一种更为朴素、也更为汹涌的力量一次次击穿。这力量并非来自辞藻的华美或技巧的炫示，而是来自一位写作者将自己整个生命体验投入历史洪炉后所淬出的那种滚烫的真实。段熙曾先生的这部长篇叙事诗，与其说是一部“作品”，不如说是一次长达十年的“还愿”——向那些倒在湘江畔、雪山巅、草地深处的年轻英魂，向那个他自“红领巾时代”便深植于心、至“红帽徽时代”而淬炼成钢、至夕阳人生仍“永难释怀”的“长征情结”，交出一份以血为墨、以魂铸句的答卷。而让我在读第一个字之前便隐隐感到这部诗怕不是用墨写成、而是用血和泪熬出来的，正是我曾听他在微信里谈起创作时的情形：写到红军那些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不知有多少次写着写着便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每到这时候便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起身离开桌案稳定一下情绪后再返回头来写；而写到那些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枪口下的无数年轻红军战士，他便恨得咬牙切齿。这样的写作状态，这样的情感投入，让我在展卷之前便已对这部作品的分量有了几分预感。

史笔与诗心：在文献的骨骼上长出情思的血肉

我读这部诗，最先被触动的是它处理史料的姿态。长征题材的写作，历来有“史”与“诗”两条路径：史家重考据、重脉络、重因果，诗人重体验、重意象、重情志。段熙曾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在两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以一种近乎“以诗证史、以史孕诗”的方式，让文献的骨骼上长出了情思的血肉。他坦言以《长征记》《红军长征史》等史料为“基本脉络”，这保证了诗中重大事件、时间节点、部队番号、人物行止的可靠；但他又不满足于“复述”，而是“跋山涉水重走长征路”，在实地体验中捕捉那些史料无法完全承载的温度与气息。

于是我们看到，湘江血战中，他写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后“政委杨勇痛悲声，泪水汩汩夺眶出”，写光华铺“接连损失团首长，时隔仅仅几个钟”，这种对具体战斗细节的聚焦，显然得益于史料的支撑；而“硝烟漫卷笼战场，杀声不绝冲云霓”“江面飘满红尸体”这样的句子，则是诗心对史料的点燃。史料告诉我们伤亡数字，诗歌告诉我们那些数字背后是“年轻团长临死前，犹将战事来叮嘱”的具象瞬间。这种写法贯穿全诗：写遵义会议，他不仅列出与会者名单、发言次序，更捕捉“毛主席侃侃而谈两个钟”“湖南语音带锋芒”的现场感；写四渡赤水，他既呈现“声东击西飞游龙，指南打北敏如豹”的战略妙笔，也不回避“土城之役败笔仗，鲁班场战难求胜”的实事求是。

我以为，这正是这部诗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它没有把长征写成一部只靠正确路线和英明指挥就能自动走向胜利的“神话”，而是写出了错误、挫折、争论、牺牲，写出了“错误路线酿悲剧，逃跑主义致失利”的沉痛，写出了“怀疑指挥不得力，竟将矛头对诸公”的军中杂音，也写出了毛主席“夜深抱臂独徘徊”的反思时刻。史笔的冷静与诗心的热忱在此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冷静处不掩其痛，热忱处不失其真。

画面与金句：让历史在诗语中“活”过来

读这部诗，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史料的扎实，便是段先生那种近乎“过目不忘”的画面营造能力。许多历史场景，我们早已从史书、影视中熟知，但在他笔下，这些场景被重新赋予了可触可感的质感与温度。他写湘江血战后的浮桥：“冒死抢修断浮桥，江面飘满红尸体！”一个“红”字，既是军装的颜色，也是血染的颜色，画面之惨烈，直逼眼前。他写红军过草地：“但见一名打旗兵，忽然栽倒泥沼陷。军旗跟着沉下去，众皆紧张气难喘。宁肯牺牲己生命，也要维护旗尊严。”这一“旗兵陷沼、军旗不倒”的画面，比任何抽象的“信念坚定”都更有说服力。他写腊子口攀崖的苗族小战士：“轻捷如猿身似飞，攀上绝壁十数重。然后抛绳到谷底，战友依次拽绳登。”一个十七岁的无名少年，就这样被定格在绝壁之上，成为全诗最令人揪心也最令人敬仰的剪影。写陈树湘“趁敌不备绞肠断”，写“敌人割下其头颅，示众长沙城墙端”，写“烈士年仅二十九，革命浩气凌云天”，这些画面带着血与火的灼烫，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写“七仙女”护士兵被要求留下时“生是红军队伍人，死了成鬼也姓红”的决绝，写草地炊事班“九个火头军，未有一人得幸免”“军锅传给司务长，全连见锅哭红眼”的悲怆，写货郎陈廷贤“货郎带路功第一”的朴素功勋，写“从来历史人民写，普罗大众是主体”的史识——这些段落，是全诗最见性情、最见温度的地方。

更难得的是，段先生在叙事中常常“顺手”炼出一些掷地有声、可堪传诵的句子。这些句子不是刻意雕琢的“警句”，而是从情节与情感的自然推进中喷涌而出的。写红军纪律，他借徐解秀大嫂之口喊出“这就是那共产党啊！”——一句大白话，胜过千言万语的政治表态。写陈毅《梅岭三章》，他顺势点出“忠于革命忠于党，以诗明志情激昂”，将诗与人、志与行融为一体。写遵义会议，他引用朱德总司令“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的诗句来概括其历史意义，既有古典诗词的凝练，又切合会议的实际内涵。写长征落脚陕北，他以“马背上兮党中央，终于安家陕北塬”收束，一个“安家”，把万里转战的漂泊感与找到根据地的归属感全部托出。还有“革命意志坚如钢，战友情深固若磐”“红军拼死向前进，只为救国救黎民”“长征精神是富矿，车载斗量永不枯”这样的句子，读来朗朗上口，思之意味深长。这些句子，我读时随手折了页角，读完后发现折角竟有数十处之多。它们或许不会都成为“名句”，但至少证明了一点：段先生不是在“分行”地记录历史，他是在用诗的语言重新“发现”历史。

老将军与老前辈：在历史真实中见性情

这部诗还有一个让我格外感佩的地方，就是段先生对众多老前辈、老将军的诗意刻画。写长征，绕不开领袖与名将，但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写出他们的“人”味，而非仅仅把他们写成符号化的“决策者”，这考验的是写作者的分寸感与体贴心。段先生在这方面花费的心思，我读时屡有会心。

他写毛主席——“毛主席指挥堪称绝，战争史上书奇观。”“毛主席骑马上山来，娄山雄关飘红旗……一腔诗情心底生，一阕雄词抒胸臆……毛主席诗词大写意，画面阔大蕴生机。既是雄壮进军图，亦是战斗进行曲”等，无不充分展示了毛主席博大宽广的革命乐观主义胸怀和无人匹敌的雄才大略。

他写徐海东——“闻知中央首长至，徐海东快马加鞭回营地。未等程子华作介绍，毛主席大步向前移。一把握住海东手，两颗心儿贴一起。毛主席道声‘辛苦了！’徐海东激动竟口吃。天天盼啊夜夜念，一朝相见似梦里。耳闻声声问候语，暖流汩汩心头溢。当年窑工变将军，革命造就铁男儿。”特别专写其“掏尽‘家底’助革命”的慷慨，写毛主席称赞其为“独行侠”，写他“文化虽低觉悟高，忠诚于党心无私”，寥寥数语，一位从窑工成长起来的大将风范跃然纸上。

尤其让我动容的是他写朱德。写朱德在草地会师后对张国焘的隐忍与周旋：“惟有选择留下来，寻机与军共存生”“委屈自己看好‘家’，择机带队回正程”，把朱老总“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品格写得入木三分。写朱总在甘南力主北进，面对张国焘拂袖而去，他愤言“我来干！”挂起地图做方案——这一笔，把朱老总平时温厚、关键时刻却寸步不让的“铁骨”写活了。还有写朱总到会宁时“着破袄，胡须满脸发蓬松”“骨瘦如柴像精灵”，陈赓一见“喉咙哽咽热泪涌”，这种不避“狼狈”的写实笔法，反而比任何“伟岸”的形容都更让人心疼、更让人敬重。这些老前辈、老将军，在段先生笔下不是神坛上的塑像，而是有血有肉、有脾气有性情、会痛会哭会骂人的“人”。我以为，这正是这部诗在人物刻画上最见功力之处：它让历史人物重新回到了“人”的尺度，而恰恰是在“人”的尺度上，他们的信仰与牺牲才显得格外崇高。

人民史观与个体温度：那些被记住的名字与被擦拭的面孔

我读这部诗，最受震撼的还不是那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宏大叙事，而是作者对那些“小人物”的执拗铭记。长征的史册上，有名有姓的英烈已属少数，更多的是“无数年轻的红军战士”湮没于历史的烟尘。段熙曾的可贵在于，他像一个执拗的“招魂者”，在诗中反复打捞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名字与面孔。

写湘江战役，他专门辟出章节写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趁敌不备绞肠断”，写“敌人割下其头颅，示众长沙城墙端”，写“烈士年仅二十九，革命浩气凌云天”；写腊子口，他记下那位“苗族战士‘云贵川’，年龄十七小精灵”，并痛惜“立下大功人皆敬，竟然不曾留姓名”，一个连姓名都没留下的少年，却用攀崖的孤勇为全军打开了生路，段先生写他“轻捷如猿身似飞”，写他“肩挎一捆绑腿绳，手持杆钩循壁缝”，写他攀上绝壁后“抛绳到谷底，战友依次拽绳登”，最后却只落得“腊子口战竟牺牲”——这种“有功而不留名”的悲怆，被段先生写得字字含痛。写草地，他写炊事班“九个火头军，未有一人得幸免”，写“军锅传给司务长，全连见锅哭红眼”，一口铜锅在九个炊事员手中接力传递，最后传到司务长手里时，全连人对着锅哭红了眼——这口锅不再是一口锅，而是一座移动的纪念碑。写红二十五军，他专写“七名护士兵”被要求留下时“生是红军队伍人，死了成鬼也姓红”的决绝，七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面对“每人八块银元自找出路”的命令，硬是以死抗争，最终获批随队出征，她们的草鞋、药箱和一路上的歌声，成为长征路上最柔软也最坚硬的一道风景。

这些段落，是全诗最见性情、最见温度的地方。段熙曾自己就是退伍老兵，他太懂得“普通一兵”在历史巨轮下的分量。他写这些名字，不是为了给史册补遗，而是为了完成一种道义上的承诺：那些把生命铺在长征路上的人，不该只成为一个抽象的“牺牲数字”。他甚至把笔触伸向红军之外：写藏民向导、写船工、写货郎陈廷贤“货郎带路功第一”，写“从来历史人民写，普罗大众是主体”。他写徐解秀大嫂接过半条被子时喊出的“这就是那共产党啊”，写陈毅《梅岭三章》时点出“忠于革命忠于党，以诗明志情激昂”，写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时毛主席幽默地问“叶丹一下咋感动”，写朱德在甘南藏区叮嘱部队“尊重藏民是关键”——这些笔墨，把“人民”从抽象的政治概念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恩有义的具体的人。这种明确的人民史观，使这部诗在“歌颂领袖英明”的主线之外，始终有一条“致敬人民”的副线在有力搏动。两条线交织，才构成了长征之所以能走完的完整逻辑：领袖的正确路线，最终要落到每一个普通战士的脚步上，落到每一个百姓的粮袋里，落到每一口锅、每一根针、每一条被剪成两半的被子上。

叙事之骨与抒情之魂：长篇韵文的文体自觉

近万行的长篇叙事诗，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实属罕见。段熙曾选择以“现代诗韵（十三辙）、传统七言大致整齐相对的古风乐府句式”来承载这一宏大题材，这一形式选择本身便值得细究。坦率地说，若以严格的格律标准衡量，其中确有“不计平仄、无论格律”的粗放之处；但若以“叙事诗”的文体要求来看，这种大体整齐而留有自由余地的句式，恰恰为“叙事”与“抒情”的双重需求提供了弹性空间：整齐处便于铺陈事件、推进情节，如“红军苦战十八日，广昌之役犹败归”“一渡赤水入扎西，扎西毕竟苦寒地”之类，节奏明快，交代清楚；自由处则便于情绪喷薄、意象腾跃，如写娄山关大捷后毛主席诗兴勃发，直接嵌入《忆秦娥·娄山关》全词，写长征落脚陕北前毛主席登六盘山，嵌入《清平乐·六盘山》，这种“以词入诗”的处理，既是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也形成了叙事节奏上的“呼吸”与“顿挫”。

我更看重的是，这部诗在“叙事”与“抒情”之间始终保持了一种自觉的张力。它没有沦为事件的流水账，也没有滑向空洞的抒情腔。写飞夺泸定桥，它先以“泸定桥长无桥墩，空悬铁索十三根”交代险要，再以“攀索二十二勇士，身手个个胜悟空”写突击，然后突然收束到“连长名叫廖大珠，飞夺泸定大功臣”这一具体人名，叙事在宏观与微观之间自如切换。写“半条被子”的故事，则几乎完全采用白描：“三人仅有被一床。咔嚓一声剪一半，留给大嫂御寒霜”，不加议论，而“这就是那共产党啊”一句由大嫂喊出，胜过千言万语的抒情。这种克制，恰恰是诗艺成熟的标志。当然，我也注意到，作者在某些段落中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直接以议论入诗，如“错误路线酿悲剧，逃跑主义致失利”“分裂红军分裂党，张国焘所为越底线”之类。这类句子在纯粹的诗学标准下或许失之直露，但考虑到这部诗“红色诗人”的写作立场与“以诗存史、以诗明志”的创作意图，它们更像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情感契约”：他不想让读者在历史的血泊前保持冷静的审美距离，他要拉着你一起愤怒、一起痛惜、一起击节。这种“介入式”的抒情姿态，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诗歌的传统中有其谱系，也自有其感染力。

史诗的当代回响：为何今天仍需“红帆”

站在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我必须承认这部诗并非无懈可击。它在某些历史节点的详略取舍上或可商榷，部分议论性段落略显直露，个别章节的叙事节奏因史料密集而稍显滞重。但这些“不足”，在它整体的精神重量面前，显得次要。我更愿意追问的是：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这样一部以传统韵文形式写就的长篇叙事诗，对今天的读者意味着什么？

我以为，它的意义至少有二。其一，它以一种“反潮流”的文体选择，提醒我们：重大历史题材的书写，不必全部交给影视剧的视觉奇观或学术著作的冷静分析，诗歌——哪怕是这种“分行韵文”式的诗歌——依然可以成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的有效容器。当读者跟随诗句一行行走过湘江、赤水、雪山、草地，那种“逐字逐句”的阅读节奏，恰恰与长征“一步一步”走完的物理经验形成了某种同构。其二，它以一个古稀老兵的生命投入，示范了一种“有信仰的写作”的可能性。段熙曾写长征，不是为稻粱谋，不是为声名计，而是因为他“永难释怀”。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当代践行。

十年磨剑与一腔孤勇：写作者的精神肖像

读完全诗，再回头读那篇长长的《代后记》，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又深了一层。段熙曾自述，从“红领巾时代”从革命歌曲中知道“长征”，到“红袖章时代”在缺皮少页的书中初识长征，到“红帽徽时代”在新兵连第一堂课听到“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再到退伍后几十年“凡是有关长征的……都不会让其从眼皮子底下溜掉”——这条阅读史与精神成长史，几乎与共和国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完全重合。而他以耳顺之年、退休之身，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甚至“写着写着，有好多次泪水打转，情绪难控，不得不暂时离开写作现场稳定一下”，这种写作状态本身，已构成作品意义的一部分。他在《后记》中列出的一长串致谢名单——从新闻写作老师柳明瑞、朱殿封，到文友燕相强、谭乐清，到文学评论家陈文中、许庆胜、尹祚鹏、吴熙禄、张月华，到战友李国营、王智舜、丁海峰、李荫虎、程生学、冯茂盛，再到《长征记》作者张从田专门打来电话代表合作者曲爱国将军给予鼓励，到部队时教他写诗歌的李欣老师帮他重新确定书名——这份名单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长征接受史”，说明这部诗不是一个人在书斋里的孤独产物，而是在师友、战友、文友的反复切磋、批评、鼓励中逐步成形的。他在《后记》中坦诚：“我也自愧达不到诗歌高大上的语言要求，故只以‘分行韵文’论之。”这种谦卑，反而让我对这部诗多了几分敬意。在当下这个诗歌写作日益精致化、技术化、圈子化的时代，一位老兵用最朴素、最直接、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去写一部他明知在诗艺上可能被专业人士挑剔的长篇作品，图的是什么？答案就在诗中那些滚烫的句子里，在他写到陈树湘、写到“七仙女”、写到腊子口那位无名苗族战士时那种几乎要冲破行距的痛切里。他不是在“创作”一部诗，他是在“完成”一个夙愿，是在替那些没能看到新中国的人，把他们的故事再讲一遍。这种写作动机的纯粹性，赋予作品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力量。

合上这本厚重的诗稿，我眼前浮现的不是某个具体的诗句，而是一个画面：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在灯下翻检史料，在长征路上跋涉寻访，在微信里与老友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写到动情处放下笔起身稳定情绪，然后回来继续写。他写的那些句子，或许不会被写进文学史，但他笔下那些名字——陈树湘、余秋里、吴焕先、那位不知名的苗族小战士、那九个没能走出草地的炊事员、那七个“生是红军队伍人，死了成鬼也姓红”的女护士兵——会因为这部诗，在更多读者心中获得一次被记住的机会。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而这部《红帆：长征进行曲》，则是一艘老兵用十年光阴亲手打造、以血泪为帆、以信仰为舵的船，载着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名字与故事，驶向又一个九十年。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读这部诗，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敬佩——敬佩段先生的才情，更敬佩他把才情全部献给了一段值得反复书写的伟大历史。

回过头来再品“峥嵘”二字，我忽然觉得，段先生这部诗真正刻下的，并不只是那些战役的规模、行程的远近、牺牲的数字，而是一群在绝境中仍然保持着人的性情、人的尊严、人的温度的人。他们会痛、会哭、会骂人，会在雪山顶上把大衣披给战友，会在草地里把最后一把炒面塞给伤员，会在枪口面前喊出“生是红军队伍人，死了成鬼也姓红”。正是这些没有被苦难磨掉的性情与温度，让“峥嵘”不至于沦为史册上一个冰冷的形容词，而成为可触可感、可敬可亲的血肉。我以为，这才是这部“红帆”最沉的分量所在，也是我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的真正原因。

——2026.10.20 古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