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对高原说:我有秘密告诉你
——李艾平李印功答问录
李艾平老师的长篇小说《风起高原》出版后，引发读者关注。他们好奇风因何起至高原，高原与风有哪些交际，书的主人公“志同道合”这个主题是如何确立的。我带着这个问题，专访了作者李艾平老师。
李印功问： 李老师，先请您谈谈《风起高原》中“志同道合”这一主题，您是如何理解的？
李艾平答： “志同道合”通常被理解为奔赴同一目标、行走同一条路。我在《风起高原》中尝试写了马志远扎根基层、石安林深耕生态与煤炭专业、李明辉勇闯商海，三条道路泾渭分明，几乎没有任何职业意义上的交集。我想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这三人之间那种比“同路”更结实的东西——道路不同，而“志”同，“道”亦同。也就是说，人物塑造所抵达的“志同道合”，不是路径的合一，而是人生观、事业观、爱情观深处那套价值根基的共守。我不知道我的设想能不能被您认可。
李印功： 哦，我认可，我明白了，三个主人公的关系不是刻意“捏弄”在一起，而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因志同道合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
李艾平： 是的。从叙事结构看，三人被放进同一本书里，本身就带有明确的“设计感”：一个基层官员、一个国企技术专家、一个民营企业家，恰好覆盖了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的三个关键剖面，“官员、专家、企业家三种身份，这是社会必然需要承载的个体，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不是碰巧写了三个人，而是有意识地用三种人生来撑起“一代人的奋斗”这一叙事骨架。但这层设计的目的，是不想让人感到生硬，是因为三人关系的起点被锚定在一场荒诞而真实的青春意外上：1983年高考前夜模仿“桃园结义”的豪饮，让他们同时偏离了命运的既定轨道。这场误考不是精心安排的“缘分”，而是一个带着少年血气与偶然性的共同“失去”。此后四十年的情义，是在各自分岔的道路上反复回返、彼此确认的结果，而不是被情节强行捆绑在一起。有评论者说小说“写得自然、朴实”，“看似有心雕琢，实则毫不刻意”，正道出了这种“设计而不露设计”的分寸。换言之：框架是“捏弄”的，但关系是在命运与选择中自然长出来的。
李印功：三个人三种姿态撑起一个完整的人格光谱。他们的个性互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艾平： 如果只看事业形态，马志远是基层干部，石安林是国企管理者与技术专家，李明辉是民营企业家，三者分属不同领域，甚至在某些历史情境中还可能产生立场张力。但我写这三条事业线，始终贯穿着一种共同的伦理质地：事业不是自我膨胀的工具，而是安顿良知、回馈土地的方式。 马志远在窑湾村抢险中的临危不乱，石安林从煤矿技术员一路深耕至生态建设，李明辉在商业逐利中守住情义底线，三者的事业高峰都不是以“成功”为终点来衡量的，而是以“是否对得起脚下这片黄土”来检验的。小说借三人考前立下的誓言，将这种事业观上升为一种近乎盟约的伦理承诺：“不离不弃的真挚情谊升华为砥砺前行、实现自我、回馈社会的人生信念”。正因如此，三条看似分岔的事业道路，在精神上始终是同一条：把事业做成一种有根、有愧、有守的活法。
而三人的个性互补，恰恰是这条“同一条路”得以走通的条件。马志远走的是“守”的道路，在权力攀升中守住基层干部的初心与底线；石安林呈现的是“深耕”的姿态，从煤矿技术员一路读到博士，以专业守护故土生态；李明辉选择的则是“攻”的姿态，在市场浪潮中搏击，却始终守着情义底线。“守—深耕—攻”这三种姿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谱系：马志远提供的是“秩序中的坚持”，石安林提供的是“专业上的沉潜”，李明辉提供的是“风险中的进取” 。三者之间不是重复，而是相互填补——马志远在体制内的每一次抉择，都需要石安林那种不问得失的专业精神与李明辉那种敢闯敢试的生命力作为精神上的参照；反过来，石安林的“钻”与李明辉的“攻”，也因马志远那条“守”的底线而获得了伦理上的方向感。更深一层的互补在性格气质上，具体体现在马志远的隐忍克制、石安林的深沉厚重、李明辉的坦荡赤诚。隐忍者适合在体制的夹缝中周旋而不失其正，深沉者适合在漫长的专业积累中耐受寂寞，坦荡者适合在商海的浑浊中守住做人的亮色。这三种气质如果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几乎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分置于三个人，便形成了一种人格上的“三角支撑” ：当马志远因身份约束而在情感与责任之间陷入撕裂时，石安林的“沉”与李明辉的“赤”恰好映照出他内心那份未曾磨灭的柔软；当李明辉在商海中经历沉浮时，马志远的“守”与石安林的“钻”则构成一种无声的提醒。成功不是只有一种度量衡。如果将他们三个人比作刘备、关羽、张飞，可以看出他们性格与行为特点也有个体差异。但在奋斗人生中相互帮助，这种互补不是刻意的“配齐”，而是在共同的伦理底线之上，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活出同一种“重量”。
因此，我的“志同道合”是建立在“不同”之上。如果三个人走同一条路、有同一种性格，所谓“志同道合”就退化为字面上的重复。所以先让他们在道路与气质上彻底分开，再用那套从未溃散的价值底线把他们重新系在一起。 个性的互补，正是这种“分开与系合”得以成立的条件。因为不同，所以彼此需要；因为彼此需要，所以情义才不是一句空话。 这种塑造方式，比写三个“一模一样的好人”要困难得多，也真实得多。
李印功：人生观之“志”：不在于走哪条路，而在于路上守住什么。你如何写三人的人生观之“志”的？
李艾平： 三个人的起点是一场共同的“失去”：1983年高考前夕的一场意外，将马志远、石安林、李明辉同时推出了预设的轨道。我没有把他们写成被命运击垮的悲剧人物，也没有写成一路逆袭的爽利英雄，而是让他们在各自的不完美中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人究竟靠什么立身。马志远在基层岗位上直面权力与情感的撕扯；石安林在家庭破碎之后投身生态修复，“通过对生态的修复来安顿自身的良知”；李明辉在商海沉浮中“不失底色与情义”。三种人生各有妥协、各有遗憾，但底线从未溃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北斗七星”意象，与其说是命运指引，不如说是三个人共享的那套价值坐标，它不规定你走向哪里，却规定你不能走到哪里去。这正是我对人物塑造的克制：“志”不是共同的目的地，而是共同的人格底线。
李印功： 爱情观之“道”是最见分寸的伦理自觉。三个人的爱情观如何体现“志同道合”？
李艾平： 马志远在包办婚姻与对陈莹的情感之间选择了隐忍与逃避，这并没有对他的人格和品行造成任何影响；石安林因担保贷款与心爱之人分手，历经婚姻破裂后与初恋李明丽破镜重圆；李明辉的情感书写虽着墨不同，但其坦荡赤诚的性格底色同样贯穿于情义抉择之中。我没有用爱情的圆满与否来评判人物，也没有用情感的“正确”来简化人性的复杂。我写的是：在爱情中，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亏欠与责任。 马志远的克制不是怯懦，而是在身份约束与情感需求之间承担选择的代价；石安林的破碎与重圆，则是在失去之后重新学习珍惜与修复。三个人的爱情观各有形态，却共享一种伦理自觉，即不把爱当作自我满足的借口，而把它当作一面照见自己是否配得上“情义”二字的镜子。 这正是“志同道合”在私密情感领域的隐秘延伸：他们的爱情都不完美，但都没有背叛各自对“义”的理解。
李印功： 您如何总结三个人的“志同道合”与人物塑造？
李艾平： 我写这三个人，在于我没有把“志同道合”写成“意见一致”或“道路同一” 。三个人之间有过分歧、有过沉默、有过各自无法向对方言说的困境，但四十年的情义从未断裂。这种“和而不同”的塑造方式，是想让“志同道合”摆脱空洞的口号感，获得一种可触可感的伦理重量。
真正的志同道合，不是要求朋友活成彼此的复制品，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活出同一套值得敬重的人格。
让马志远、石安林、李明辉用三种不同的人生，共同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可以走散在风里，但不能走失在自己心里。
李印功:风起高原，风对高原说，我有秘密告诉你。没等风开口，我先在李艾平老师那儿追根问底“探秘”。对“风”和“高原”来说，已经无秘可保了，就也等于告诉了高原。高原无语，以它敦厚的身躯承载着马志远、石安林、李明辉他们三个人的人生远行，也见证了李艾平老师文学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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