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 四 害

(一)
大概三、四岁的年纪,我家住在西安市友谊东路的陕西省公安干部学校校园里。
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除四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少场景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58年深秋一个周六的下午,学校上百名教职工与学生,被分配到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干部灶、学生食堂以及围墙外各处点位。有的人提着锣鼓,有的人端着脸盆,还有人手执扫帚、拖把。操场东侧的树林里,办公楼、教学楼和宿舍楼之间的通道上,也有人攥着鞭炮、麻雷子(天地两响)和火柴严阵以待。

随着一位校领导嘴里噙的口哨吹响,人们立刻点燃鞭炮和麻雷子。骤然炸响的爆竹声,惊起了树丛间、鸟巢内、房檐下以及校外农田里的麻雀。鸟儿扑棱棱一齐腾空而起,成群结队冲上天空,惊慌地四处逃窜,到处碰壁,无处落脚。
有的麻雀在飞行途中撞上电线杆,坠落下来便没了气息;有的狠狠撞在楼房墙壁上,当场殒命;还有一些体力耗尽的鸟儿跌落到地面,挣扎片刻便死去。也有麻雀慌不择路,飞进楼道走廊与食堂大厅,落在门框、窗台或是餐桌上瑟瑟发抖,最后被人活捉。活动结束清扫现场时,收集到的死麻雀足足装了半箩筐。

我坐在办公楼北门外的台阶上,观看这场全员参与、声势浩大的围猎捕杀麻雀行动。过后,我钻进围观战果的人群中间,双手握着箩筐边沿,好奇地朝里张望。筐里的死麻雀大都双眼微闭,两腿僵直,翅膀无力地耷拉着,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
一位负责处置死麻雀的叔叔提起箩筐正要离开,看见我紧握着筐沿、目不转睛地盯着里面,便和我开玩笑:“要不我捡两只,拿回家让你妈妈烤熟了给你吃。”我立刻站起身,双手背后,身子连忙向后躲闪,生怕叔叔真的塞给我死麻雀。
围观的人群陆续散去。负责处置死麻雀的那位叔叔端起箩筐,朝着办公楼西南方的垃圾焚烧炉走去。受好奇心的驱使,我快步跟在他身后,一路来到焚烧炉旁。
垃圾焚烧炉坐落在办公楼西南方靠近围墙的角落里。炉体用红砖砌成,呈四方形,正面开着一处两尺见方的炉口,顶部立着一米高的烟囱。
叔叔把事先准备好的几张废旧报纸、一捆麦草和几根玉米秸秆放到炉口。他把半瓶煤油洒在报纸上,再把麦草和玉米秸秆铺在上面,随即划着火柴引燃报纸。麦草和玉米秸秆一下子燃烧起来,叔叔便一把一把地将死麻雀丢进熊熊燃烧的火堆之中。
几十只死麻雀顷刻间被大火吞噬。火堆里,麻雀躯体和羽毛在燃烧,先是发出烟花棒燃放一般滋滋的声响,紧接着便是一阵噼啪的爆裂声。穿堂而过的气流助长了火势,火苗呼呼地向上高高窜起,烟尘滚滚升腾。飘落的灰烬落在我的头上,一股浓烈刺鼻的焦糊气味吸入鼻腔,呛得我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
没过多久,熊熊的明火渐渐弱了下去。烧焦了的麻雀尸骨蜷缩在灰烬之中,余火莹莹,泛着点点幽蓝的光焰。空气中的烟熏气味慢慢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类似烤肉的炭香。
离开焚烧炉,我走回办公楼西侧门外的台阶上,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叔叔挥动铁锹,将炉口边的灰烬连同残存的炭火一同铲起,推进炉膛里。
这便是我幼年时,亲眼所见大人们开展的那场“游戏”,时至今日,其中不少情节仍旧历历在目。
那时年龄尚小的我,并不明白“除四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不清楚所谓“四害”具体指什么。可在孩童的眼中,以这样的方式捕杀麻雀,反倒像是一场饶有兴趣的“游戏”。上百号人分散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挥舞扫帚、高声呐喊,声势震天。受惊吓的麻雀只能抱团逃窜,忽而凌空飞升,忽而向下俯冲,漫无目的地东躲西藏,惊慌失措的疲于奔命。这般声势和场面,虽说比不上旧时逢集赶会,唱大戏、耍社火、舞狮耍龙灯时,人头攒动、喧嚣沸腾、尘土飞扬的热闹景象,却也群情激昂、人声鼎沸,自有一番别样的趣味,在我心底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记。

更让我有所期盼的,是鞭炮、麻雷子爆炸声停歇之后,连忙跟在大孩子身后,在满地的碎纸屑之中那些没有燃爆的小红炮。早一步赶到的大孩子眼疾手快,常常有所收获。我年纪小、跑得慢,赶到现场后便尾随一位大孩子身后,他走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我心里暗想,他去的地方一定能找到小红炮,跟着他总会有收获。可这份天真的念头,每每都让我的希望落空。万般无奈,我只能捡拾别人丢弃的炮壳,那些外形看似完好,实际已经燃爆过的空炮壳。

(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应对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的细菌战,我国发起了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1957年,《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正式下发,“爱国卫生运动”这一名称由此确立;1958年,爱国卫生运动将工作重点放在“除四害(老鼠、苍蝇、麻雀、蚊子)”之上,掀起全民参与的卫生整治热潮。当年我在陕西省公安干部学校亲眼目睹的捕杀麻雀活动,便是全民卫生整治热潮的一个缩影。
后来,国家调整了“四害”名录,将麻雀从中剔除,蟑螂被列入其中。至此,那般大规模捕杀麻雀的“游戏”便画上了句号。
老鼠位列四害之首,长久以来都是人类健康的大敌。老鼠的繁殖速度快,生性狡猾,警惕性极强。它毁坏农田草场、糟蹋粮食、偷食食物、污染水源,同时还是多种传染病传播的媒介。老鼠通常在墙缝、地沟以及家中箱、柜、缸的缝隙间筑窝安家,频繁出没于厨房、饭厅、食品库房等处,伺机偷取食物。
捕鼠的难度相对较大。那个年代尚无特效灭鼠药剂,灭鼠的器械也十分稀缺。当时主要的灭鼠手段有:在老鼠经常出没的通道投放经药液浸泡过的粮食饵食,封堵鼠洞,使用弹簧鼠夹捕杀,用网框引诱捕捉。

我曾在公安干部学校干部灶和学生食堂,亲眼见过炊事员捕杀老鼠的过程。炊事员们通常利用早饭与午饭之间的空闲时段,不定期开展灭鼠行动。大家分成若干小组,每人手持一把火钳或捅火棍,在烧火间、操作间、食堂大厅,以及室外墙角、地缝等处搜寻鼠洞。一旦发现有老鼠活动的墙洞,用拌入碎玻璃渣的黄泥将洞口封闭死,把老鼠闷死在洞内。如果鼠洞仅有一个出入口,就用浸过煤油的抹布裹上稻草,点燃之后塞进洞中,再封堵洞口,用烟火将老鼠熏死。遇到地上的鼠洞缝隙,便往里面灌注滚烫的开水将老鼠烫死。而对于用网框捉到的活老鼠,则浇上煤油焚烧处死。
我尾随在后,围观炊事员点火焚烧老鼠,也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叔叔们将困在网框里的活老鼠取出来,一人用火钳子夹住,往身上淋上少许煤油,另一人划着火柴将其点燃,随即把老鼠放到地上。老鼠落地之后立刻四处逃窜,嘴里发出吱吱的惨叫,身后拖着一缕黑烟,在原地不停的转圈。不过十几秒钟,老鼠再也跑不动了,两只前爪拼命扒着地面,后腿向内蜷缩,垂死挣扎缩成一团。
苍蝇与蚊子都属于昆虫类害虫。它们身形微小,善于飞行,在各类环境之中都能够和人发生近距离接触。老话常说:“老虎离我们太远,苍蝇、蚊子却天天碰脸”。苍蝇、蚊子身上携带多种病菌,可以通过爬行沾染、吸血叮咬、污染食物等途径向人类传播疾病,波及范围广,危害极大。

消杀苍蝇与蚊子地过程,毫无趣味,也没有丝毫观赏乐趣,远不如捕杀麻雀、老鼠那般热闹好玩。这项工作无需动用大量人力,也没有声势浩大的集体作业场面,仅由卫生防疫人员,在固定时间,指定场所开展消杀工作。他们使用专用工具喷洒防疫药液,铺撒石灰粉,或是燃烧加入了“六六六粉”的麦草,以烟熏的方式灭杀苍蝇、蚊子。
我还留有一段飞机播撒杀虫药物的记忆。那大约是196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那天的气温很高,空气闷热难耐。我和父母亲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乘凉。父母亲挥动着手中的竹扇纳凉,还时不时抬手用扇子拍打腿上、后背。我好奇地问道:“你们在打啥呢?”父亲答道:“打蚊子。”这时我也听见了蚊子飞过耳边的嗡嗡声响。连日的高温和蚊子叮咬,显然已经磨去了父亲的耐心,他随口说道:“《西安晚报》登了通知,今晚飞机要喷洒灭蚊药,怎么到这会儿还不见动静呢?”

没过多久,西边的夜空隐隐传来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片刻之后,空气中便飘来一股淡淡的六六六粉气味。
由于天色灰暗云层遮掩,我没有看清飞机的机身,唯有机头和机翼下的灯光忽明忽暗,时隐时现。这便是六十多年前,西安市动用飞机灭杀蚊蝇的一段记忆。

(三)
新中国建立之初,爱国卫生运动的代表性口号有: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人人动手,消灭四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粉碎敌人细菌战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建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流行的爱国卫生口号:干干净净迎佳节,健健康康度春秋;消灭老鼠、蟑螂、苍蝇、蚊子,保障人民健康;爱国卫生人人参与,美好环境人人受益。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启改革开放,步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当时爱国卫生运动的口号:整治环境卫生,消除卫生死角;四害传播疾病,消灭刻不容缓;讲究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
如今,爱国卫生运动已经纳入国家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健康中国建设等中长期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各项工作同步推进、协调发展。现阶段的爱国卫生宣传口号: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全民动员,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弘扬爱国卫生传统,建设整洁优美家园。
时至今日,幼年所见叔叔阿姨们想方设法捕杀麻雀、围猎老鼠,那些如同“游戏”一般的场景,偶尔还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回想起来依旧觉得鲜活有趣。也正是这些童年往事,常常勾起我对“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卫生月活动的种种联想。

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手把手的教我刷牙、洗脸、叠被子,反复叮嘱孩子们:饭前便后要洗手,口渴应当饮用温开水,不要喝生水,每晚睡前还要洗脚。
步入小学,教室一角摆放着扫帚、簸萁、抹布等清洁工具。每周一上午第一节课之前,同学们都要在教室外列队,由班主任逐一检查每个人的个人卫生,包括指甲、头发、脖颈以及衣着穿戴。卫生不达标的学生,需要在教室门外罚站。冬季来临,老师要求大家外出戴口罩,预防流行性感冒;夜晚睡觉之前,屋内窗户留出缝隙,谨防煤气中毒。春暖花开之际,老师会带领同学们前往卫生防疫站,注射脑膜炎预防针,接种天花与水痘疫苗。炎炎夏日,课堂上还会讲解预防雷击的安全常识,再三告诫学生,不许私自到护城河、涝池、水库之中游泳戏水。
升入中学以后,学校常常组织我们走出校门开展公益劳动:走上街头清扫道路垃圾,协助公交车司乘人员擦洗车辆,开展校园环境卫生整治,粉刷教室内外墙壁。
等到参军来到部队,无论个人卫生、班排内务卫生,还是连队营区、师团机关大院环境卫生,都做得一丝不苟,成为地方学习效仿的标杆样板。

(四)
每当回想起幼年那些在我眼中如同“游戏”一般、由大人们捕杀麻雀与老鼠的往事,我便自然而然地将这段记忆,同爱国卫生运动、卫生月活动,带给我的深远影响联系在了一起。
从前,我从未将那些耳闻目睹的往事、习得的卫生常识与参加过的各项卫生活动,和文化学习、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乃至日后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一直以来我都以为,除四害、做好个人卫生、整治公共环境、树立卫生健康观念,和个人的成长进步、品格修养,乃至家庭生活并无太大关联。
然而,从幼年围观大人们开展除四害的“游戏”;到幼儿园时期学习刷牙、洗手、叠被子;小学阶段养成入校整洁卫生的习惯;中学参与清扫校园与街区环境整治;再到部队生活当中,日复一日践行个人卫生、内务整理、营区环境干净整洁、整齐划一的要求,这一系列常态化、系统性的爱国卫生社会实践,使我接受了公共卫生道德的熏陶,逐步养成自我约束的行为意识,树立起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而这些收获,恰恰是一个人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内在素养和道德品质。
这类内在素养和道德品质,常常容易被人们在自我认知当中所忽略。它的养成往往是在不知不觉间潜移默化完成的,既不像课堂教学那样可直观具象,也不会如同考试成绩一般带来喜悦或是失落,更不会像一纸文凭那样,给人带来显然易见的成就感。
这份素养与品质蕴藏在日复一日的细小琐事之中:扫地、抹桌子、擦玻璃、洗脸刷牙、整理衣着、端正仪容。它于长期、持续、悄无声息的熏陶、渗透、浸润之中慢慢养成。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不显山、不露水,是深藏于内心、性格与情绪深处的自律意识、自爱修养与审美观念。这份无形的馈赠,让我受益匪浅,却又常常不为人所知。

回望自身现代文明卫生习惯和健康观念漫长的启蒙、培育直至养成的全过程,当我将自己在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当中收获的文明卫生科学认知、社会公共卫生审美观念,以及个人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上升到人文素养与社会治理认知的层面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这段个人成长轨迹,恰恰折射出我国社会卫生事业不断前行的发展脉路,也见证了一代国民文明卫生意识、健康生活习惯的启蒙、教育与养成之路。我自身相关的思想认知、生活理念与行为习惯,正是随着国家卫生事业一步步发展完善,在长期熏陶教育之下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身的主观世界。
对于一个人而言,文明卫生的社会实践,表面是清扫尘埃的“扫地”,深层则是净化内心的“扫心”。
爱国卫生运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清理扫除了人们主观世界的“脏乱差”。经过长期潜移默化的熏陶、渗透与浸润,它慢慢消解人性与生俱来的惰性和漠视公共卫生的旧有习性,培育起公共卫生道德观念,推动人们的思想意识从庸俗、愚昧、落后,逐步转向文明、科学、理性。而文明卫生所蕴含的进步思想、先进理念与健康生活方式,更丰富了人们追求进步、昂扬向上的精神世界,重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毛主席曾经告诫我们:“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打扫外在环境卫生与清扫内心思想本是同一个道路。爱国卫生运动所倡导的文明卫生风尚和健康生活理念,慢慢融入我的精神世界,在内心深处形成了一场常驻于主观世界的“卫生月活动”。它洗涤灵魂深处潜藏的污垢,拭去思想意识之上的尘埃,清扫情感世界之中的垃圾,清理精神领域里的糟粕。
人内心世界的“四害”潜藏于灵魂深处,外人难以察觉。那些附着于心灵与性情之中与生俱来的瑕疵与尘埃,将会伴随人的一生。由此而言,主观世界里这场“卫生月活动”,便是一场需要终身坚持、时常自省的自我洗涤、自我清扫、自我整治的“扫心”修行。
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谙的哲理:欲要扫天下,必先扫一屋。
常自省涤荡,则心之“四害”— 骄、奢、贪、懒,无由滋生、沉淀、泛滥、成灾。
勿因错小而纵之,终成大错;
勿因过小而违之,遂酿大祸;
勿因患小而疏之,渐至积重难返;
勿因疵小而忽之,终至病入膏肓。
回首往事,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早已不止是一场清扫环境、消灭虫害的社会行动。它在一代人的成长轨迹当中,悄悄埋下了自律自省的种子。从儿时围观除四害的热闹场景,到一生践行卫生习惯,外在环境的清扫与内在心灵的净化相伴而行。岁月流转,那些早年养成的卫生观念、自律意识,早已沉淀为人生当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长久指引着我自省修身、踏实前行。

李建设,祖籍陕西省乾县,中共党员,1973年1月入伍,陆军第19军警卫连战士,第57师师司令部参谋、师高炮营教导员,武警陕西总队政治部副处长,武警海南总队一支队政委、总队政治部主任、总队副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