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内外
作者:吴官戴
一
一九八三年秋，英山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程贞茂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翻开一册油印的《英山县革命烈士名录》。纸页发黄，边角卷着，翻到抗战时期那一栏，密密麻麻的名字排下去，像一垄一垄的墓碑。
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
吴其超。 一九一四年生，英山县人。一九三七年上海高中毕业，同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奉派回原籍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〇年由宿松回英山执行任务，途经太湖县，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第七十六师逮捕，在太湖县东门河杀害。遗骸未收，衣冠冢在英山烈士陵园。
条目不到一百字。程贞茂看了很久，把名录合上，又打开，再合上。窗外有人在喊下班，他应了一声，没动。
他想起一九三八年白石坳的春天。那时候他十七岁，还叫程贞茂，不叫程县长。
二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北火车站。
月台上挤着逃难的人和赶车的人，有人在唱《毕业歌》，唱到“同学们，大家起来”那一句，声音被汽笛盖了过去。吴其超提着一只藤箱，箱子里没几件衣裳，倒塞着两本旧书和一份毕业纪念册。
送他的是学校里的国文教员。教员五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站在车厢门口，半天说了一句话：“向北走，别回头。”
吴其超笑了一下：“先生，我字还没练好。”
教员从怀里摸出一支钢笔递给他：“到了那边，写封信回来。”顿了顿，又说，“要是不方便写，就不写。”
火车开了。吴其超从车窗探出头，看见教员还站在月台上，长衫下摆被风掀起来。他低头翻纪念册，教员在扉页上题的四个字墨迹未干：向北，向北。
到了延安，他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的学员。窑洞里住八个人，吃小米饭，上课在露天坝子里，板凳不够，就搬石头坐。吴其超文化底子好，字写得工整，队里让他出墙报。有一回支部书记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来延安。
“上海沦陷了，书读不下去了。”他说。
“就这？”
吴其超想了想：“打日本，总不能只靠喊口号。”
支部书记笑了：“那你填个表。”
那天晚上，煤油灯下，吴其超填了入党志愿表。介绍人一栏里，他写下了一个名字。那人后来牺牲在华北，消息传到延安时，吴其超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写完又撕了，说写得不好。
三
一九三八年三月，英山县城南白石坳陈家塆。
祠堂里的香火气还没散尽，课桌就摆上了。“英山县抗日救亡学生军训练班”开学那天，廊下站了个穿灰布衫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份名册，声音不高，却压得住满院子的嘈杂。
“程贞茂。”
“到。”
“余湛。”
“到。”
吴其超从名册上抬起眼，看了他们一眼，点了下头，继续往下念。程贞茂后来才知道，这个替他们点名的人，刚从延安回来，是训练班的指导员。中队长叫徐馥如，训练班里有中共支部，学员毕业后要分到各乡去搞宣传、民运、除奸。
课排得紧。游击战术、民众动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白天听课，晚上分组讨论。吴其超不常讲课，他的位置在课堂和后院之间。谁的思想卡住了，谁家里有顾虑，谁和谁为一句口号争得面红耳赤，都是他去疏通。
有一次小组辩论“抗战到底靠谁”。一个戴眼镜的学员拍桌子说靠军队，另一个冷笑说靠政府。吴其超推门进来，在条凳上坐下，听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
“靠你们自己把全县十四乡的老百姓喊醒。”
满屋子安静了。戴眼镜的学员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那年夏天，英山工委的指示下来了：动员进步青年去延安，去抗大。名单是吴其超经手的。程贞茂和余湛的名字都在上面。出发前一夜，吴其超把两人叫到白石坳后面的土坡上。月亮很大，照得见远处山脊的轮廓。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把一张折好的纸条递给程贞茂，上面写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和一个联系人。
“到了延安，替我多看几眼。”吴其超说这话时笑了笑，像是托人捎带一件平常东西。
程贞茂问：“你不走？”
吴其超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训练班还有下一期，抗日工作团还要往乡下去，锄奸、宣传、组织自卫队，桩桩件件都缺人手。
“总得有人留下把路铺好。”他说。
七月，程贞茂和余湛动身赴延安。吴其超送他们到县城外的岔路口，转身回了白石坳。
四
一九三八年秋，英山县府大院。
吴其超换了一身国民党军装，领章上钉着自卫纵队的符号，出入县府开会，见人三分笑。地方上的进步青年背地里骂他“变了”。程贞茂那时已在延安，听人写信提起，心里也犯嘀咕。
直到那年冬天，有人给程贞茂家里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东西在灶膛灰里。”
程贞茂的母亲摸到灶膛，从灰堆里扒出两本油印的《论持久战》和一份新四军游击战术小册子。纸条是吴其超写的。从那以后，骂声照旧传着，吴其超照旧穿着那身军装出入县府，只是自卫纵队里被他悄悄发展的人越来越多，枪支弹药的数目和存放点，隔三差五就出现在某处灶膛的灰堆里。
有一回，一个中队长喝多了酒，指着吴其超的鼻子骂：“你穿这身皮，老百姓背后叫你伪军，你听见没有？”
吴其超端着茶碗，吹了吹浮沫：“听见了。”
“那你图什么？”
“皮是他们的，枪早晚是我们的。”吴其超把茶碗放下，“你手下那三十条枪，擦干净些，别到时候拉不开栓。”
中队长愣了半天，没再说话。
一九三九年春，时机成熟了。经过一年多的拉拢、渗透、串联，自卫纵队的大部分中队长和分队长已经站到了吴其超这一边。那个月的某个深夜，自卫纵队以“紧急集合”的名义拉出县城。城外河滩上，吴其超扯掉了领章，站到队列前面：
“弟兄们，愿意打鬼子的跟我走，愿意回家的发路费。”
三百多号人，只走了十来个。这支队伍被编入英山县抗日运动委员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有人提议吴其超当队长，他摆了摆手：“我穿这身皮穿惯了，该换个人来带。”
五
一九三九年四月，安徽宿松。
山沟里一支游击队，三十多人，枪不满二十条。吴其超到的时候，队长老周正蹲在石头上发愁，见他来了，站起来握手：“上级说你带过兵？”
“带过。”吴其超把包袱往地上一放，“先吃饭，吃完带我看人看枪。”
看了三天，他心里有了数。枪少，人少，最要命的是不敢走大路，夜里行军贴墙根溜。他把队员集合起来，问：“你们想不想大摇大摆走大路？”
有人笑：“想，怕挨枪子。”
“那就把枪弄多些，把人弄多些。”
他换上农民短褂，白天跟队员钻山沟，晚上一个人摸到地主围子里“拜码头”。对地主，他说：“日本人来了，你那一仓稻子姓汪还是姓蒋？”对保长，他说：“新四军今晚住你庄上，你报不报信，自己掂量。”对穷苦后生，他说得简单：“跟着走，有饱饭吃。”
有一回，他带着两个人去一个围子借枪。地主把茶端上来，皮笑肉不笑：“吴先生，我这枪是看家护院的，借出去，家里人睡不着。”
吴其超端起茶喝了一口：“你留着枪，日本人来了你睡不着；借给我们，日本人来了我们替你睡不着。你挑一个。”
地主盯着他看了半晌，起身从柜子后面摸出五条枪。
不到三个月，游击队滚雪球似的到了一百多人，枪也配齐了。老周后来跟人说，吴其超在的那几个月，游击队夜里行军再也不用贴墙根溜了，可以大摇大摆走大路。
六
一九四〇年春，吴其超接到命令回英山。
他刚从宿松县城附近的一次遭遇战里脱身，棉袍子上还带着泥。走的是太湖县境的小路，那里有他先前安排的一个交通站，卖豆腐的铺子，掌柜姓刘，是他发展的交通员。
他不知道，刘掌柜十天前被捕，已经叛变了。
那天傍晚，吴其超走进豆腐铺。灶上还热着，一锅豆浆冒着白气。他喊了一声“老刘”，没人应。后门帘子一动，他转身想走，前门已经堵上来两个便衣，手里是短枪。
“吴其超？”
他没答，但手已经从棉袍里抽了出来，没摸枪——枪在路上就藏了。
国民党第七十六师的人把他押到太湖县城，关了将近一个月。审讯记录上写着他承认自己是“抗日救亡工作人员”，问其同党，一个字没吐。审他的人拍桌子，他靠在椅背上，说：“要杀就杀，问那么多做什么。”
一九四〇年四月底的一天清晨，太湖县东门河滩上，枪声响了。当地人后来说，那天河里涨了水，声音很闷。吴其超那年三十八岁。
七
一九八三年，英山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程贞茂把名录合上，装进公文包，骑车去了白石坳。祠堂前几年翻修过，当年训练班学员的合影挂在侧墙上。照片最边上站着个穿灰布衫的年轻人，双手插在裤兜里，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刚点完谁的名，正等着对方喊“到”。
程贞茂站在照片前，从兜里摸出那册名录的复印件，折好，夹进笔记本。
旁边有人问：“程老，找着人了？”
“找着了。”他说。
“要不要写个纪念文章？”
程贞茂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写。不过不写我，写他。”
他走出祠堂，身子正好对着东河的方向，天快黑了。而身后白石坳后面的土坡还在，月亮还没上来。他站了一会儿，想起一九三八年夏天那个晚上，吴其超递给他一张纸条，说“到了延安，替我多看几眼”。
他看了。替吴其超看了四十多年。
照片上的人还在笑。名单上的人走了，名单外的人留了下来。
小说人物简介:
吴其超烈士 (1912—1940)
吴其超，英山东冲河人。1937年高中毕业。同年赴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在校期产党。1938年奉命回英山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英山县自卫总队指导员。经，把自卫队改造为抗日武装。1939年4月，奉派去宿松县发展抗日武装，仅将一支30余人的新四军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1940年由宿松回英山执行出卖，途中被国民党军队诱捕，杀害。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
程贞茂简历（英山）
基本信息：1913 年生，湖北英山石头咀镇毛坳村人；新中国成立后首任英山县长。
抗战时期：1938 年 7 月赴延安抗大学习，同年 11 月入党；回英山从事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
解放战争：1947 年随刘邓大军南下，任英山县县长；参与巩固新区政权、支援大军转战大别山。
建国后：历任英山县委书记、黄冈地委宣传部长；后调湖南，任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涟钢党委书记、省经委主任、省委常委、省五届人大常委。
后期：1975 年因严重车祸退出一线，仍坚持发挥余热；《人民日报》曾专题报道其事迹。
余湛（外交部原副部长）
生卒：1921.2.17—1992.3.11
籍贯：湖北英山
经历：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在军队工作；1950 年入外交部，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秘等，后任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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