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的尊严与行走的力量
——读樊耀文《风雨求职路》
文/静川
樊耀文《风雨求职路》，是一篇纪实性叙事散文，带有回忆录的自传特质。文章不以华丽辞藻渲染情绪，而是以清晰的时间脉络，串联起四次求职求索的经历。文字记录的，是一位执着的读书人，在时代的门槛前一次次求索、受挫，又一次次重整内心继续前行的生命历程。行文介于散文与口述实录之间，质朴沉静，字里藏着长久沉淀下来的思考与风骨。
这篇散文最动人之处，不在于世俗意义上的励志叙事，而是人在遭遇拒绝之时，那份守住本心的体面与尊严。
回看这几段求职往事。1977年，父亲离世，他希望按照政策接班进入铁路系统，得到一句冰冷回绝。时代语言里的偏见，直白地横亘在他的理想面前。1993年，当地晚报公开招考编辑记者，他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之时，对方提议让他报考兼职岗位。面试现场，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兼职，他从容应答：“我报兼职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和我的实际水平决定的，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没有专职和兼职一说。”一句答话，不卑不亢，分寸得体，尽显读书人的风骨，也是全文最有力量的段落。1995年，全市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副局长，他勇敢报名，却再次被挡在门外。当他以罗斯福为例辩驳，得到的答复是一句刻板的回绝，随之而来的哄笑，成了那次求职里难以抹去的印记。
这几次回绝，外在的表述慢慢变得委婉，但横在眼前的门槛，始终没有轻易挪开。樊耀文没有把笔墨耗费在控诉、抱怨上面，只是以冷静克制的叙事，如实记下当年求职路上的种种境遇。克制的叙述，远比激昂的控诉，更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
而这篇文章能够立得住、经得起品读，核心在于：每一次求索被挡之后，他没有停下往前走的脚步。接班无望，他便埋头自学，参加自学考试，1986年取得专科文凭。1987年，他在《自学导报》旬末随笔栏目，刊发《应注重残疾毕业生的使用》，为同群体的人才发声。友人读到文章，感慨这篇文字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樊耀文平静坦言，这只是心底的一份期许，前路依然漫长。一句“我只是意淫而已”，沉敛通透：他清楚单篇文章很难立刻改变现实，可依然选择提笔发声。这便是精神追求最可贵的模样——明知前路艰难，依旧愿意表达、坚守思考。
文中有一句话，堪称全篇文眼：“怀才不遇，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审视’的位置上，总觉得是别人不识货，是这世道亏欠了自己。可缘分未到，是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收回来，放回到自己脚下的路。”
这句话，完成了精神层面的自我和解。不再把评价权完全交付他人，不再把外界的拒绝，定义成个人的失败。这不是消极的自我宽慰，而是清醒笃定的自我定位，把人生的重心回归自身，踏踏实实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
从写作艺术来看，《风雨求职路》素材扎实，时间线索清晰，细节真实可感。信纸上那句“努力工作和学习，用手中的笔写出时代的宣言”、面试后的报徽、屋内的哄笑声，一个个带着温度的细节，让往事落地、鲜活。全文少量议论段落，如果进一步融入叙事当中，文字会更加凝练紧凑，但并不妨碍整篇作品厚重的感染力。
樊耀文四次求职，都没能拿到世俗眼里那份理想的岗位。可这一篇《风雨求职路》本身，就是他交出的人生答卷。没有拿到铁饭碗，没能踏入报社、走上领导岗位，但他以笔墨为依托，做一个清醒、自持、保有尊严的记录者。当年那些拒绝他的声音早已消散，可他写下的文字，静静留存至今。
岁月辗转，如今他安居敬老院，日常依靠写作安放精神，在文字之中寻得精神寄托。文字，成了他漫长岁月里最重要的陪伴。一生风雨求索，几番碰壁，而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持续记录、思考、表达。所谓心安即归，不是向命运妥协认命，而是认准脚下道路，守住内心的光，从容坚定，一步步走下去。笔墨长存，风骨自在，这便是文字赋予他最珍贵的馈赠。
2026.10.21.
附：樊耀文《风雨求职路》原文
先前找工作，希望到国营企业上班，这样自己的一生就高枕无忧了。
于是，我心里就有一个国营梦。1977年我中学毕业了，我父亲也在这一年去世，我想接父亲班到国营企业上班。
那时候我父亲是铁路职工。
我接班，我父亲单位说了不算，得是上面主管单位说了算。于是，我找到当时的上级领导表达自己想接班的意愿。
上级领导用不屑的眼神看着我，说出了一句比冬天的天气还冰冷的话：“你一个残废人，接什么班？”他说的是残废人，而不是残疾人。
听到这样的话我又气愤又难过。那个年代用“残废人”这种说法拒绝我接班，既伤人又没道理。即使他用“残废人”这个称呼，但这不代表我父亲去世后我接班的要求就该被那样回绝。
我当年被拒绝，不是因为“残废人”不配接班，而是那个年代对残疾人的偏见和制度漏洞造成的。
接班制度本身有政策依据：子女顶替或接班是计划经济时期国营企业的劳动就业政策，最初就是作为对因公死亡或残疾职工的特殊保障措施出现的。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已有规定，年老退休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的，允许子女顶替。 我父亲去世，我作为子女申请接班，是符合当时政策精神的。当时对残疾人的称呼确实叫“残废人”，1984年之前，社会普遍使用“残废人”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呼，直到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才正式改为“残疾人”。
在那个年代，“国营”两个字确实自带光环，让人觉得端上了铁饭碗。 但现在回头看，这种“高枕无忧”的印象，更多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感觉，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现在不能说什么职业是铁饭碗。
不让接班，人生的路也要往前走，自怨自艾没有用，人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最重要的是人要有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确实是人生最可贵的东西，物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让人心里踏实、活得充实的，还得是精神上的那份寄托。
于是，我选择了参加自学考试。1986年我专科毕业，1987年的《自学导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自学导报》是吉林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的，十天一期。因为是旬刊，它的每一期的第一版都有“旬末随笔”栏目。我的文章就发在旬末随笔栏目。标题是《应注重残疾毕业生的使用》。
和我一起自学的朋友说，你没有白参加自学，报上的文章说了，应注重残疾毕业生的使用。我说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只是意淫而已，对残疾毕业生的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1987年自学考试毕业，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注重残疾毕业生的使用，这件事放在当时的环境里很有意义。那一年，国家对自学考试制度正在逐步规范，残疾人教育也在起步阶段，我的声音属于那个年代里难得的、为残疾人群体发声的个体表达。
1993年，吉林市某晚报招聘编辑、记者。我报名了，晚报的领导踌躇不定，他们要求的求职者是身体健康的，而我是一个残疾人，但他们又吝惜人才舍不得放弃。于是用商量的语气和我说你报兼职可以吗？我说行。
笔试我的成绩不错，晚报很快通知我面试。
面试的时候，报社负责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报兼职？”
我心里一怔，不是你们让我报兼职吗？但我不能这么回答，如实回答会让双方感到尴尬，也让人感觉我这人处理棘手问题很不得体。
于是我这样回答：“我报兼职是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和我的实际水平决定的，对新闻事业的热爱没有专职和兼职一说。”
残疾人考编辑确实很适合，这个方向跟我的文字功底和专注力是匹配的。编辑类岗位主要靠文字处理能力，对听力、肢体活动的要求低，很多工作稿件在案上就能完成，正好能避开身体条件的限制。
面试不久，我收到了报社的报徽和一封信。我展开信一看，上面写着“努力工作和学习，用手中的笔写出时代的宣言。”
我知道我没有被录用，我没有怨言，更何况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都是双向选择。“天涯何处无芳草”，残疾人不是“怀才不遇”，而是缘分未到。
这话听起来有点宿命，但细想想，也真不是全无道理。
怀才不遇，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审视”的位置上，总觉得是别人不识货，是这世道亏欠了自己。可缘分未到，是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收回来，放回到自己脚下的路。
1995年，我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副局长。这是我市干部招聘的重大改革。我又不知天高地厚的报名了。市委组织部负责招聘的说：“你有残疾，不能报名。”没说你是残废而是残疾，这已经是进步了。我说：“罗斯福能当总统，我为什么不能考副局长啊？”那人用一种嘲笑我的口吻说：“罗斯福是能当总统，但我们的副局长就是要身体健康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残疾不等于“不行”，也不等于“一定行”。判断一个人适不适合当领导，看的应该是能不能把事干成、把团队带好，而不是腿脚是否方便。这个标准，对谁都一样。所以他说我们的副局长就是要健康的站不住脚。我退出屋子时，里面传出一阵哄笑声。
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拿罗斯福举例很有力，但当时招录机关那句“副局长就要身体健康的”，反映的是那个年代对公务员身体条件的普遍硬性要求，跟罗斯福当总统不是一回事。误解与沟通错位：组织部门工作通常严谨、程序化强。我当时的言行超出了他们的常规认知框架，他们可能因无法理解而感到尴尬，进而用笑声来缓解紧张气氛，这未必是恶意的讽刺，更多是认知差异带来的无措。在封闭的办公环境中，个别人员的不恰当反应可能引发其他人的从众行为（哄笑），这反映的是该群体职业素养的不足，而非我个人的问题。
拿“我们的副局长就是要健康”的来排斥我，让我对周围人的态度更加敏感。在某些缺乏包容性的环境中，特立独行或坚持己见的人容易被贴上“怪异”的标签，但这恰恰说明了环境的局限性，而非我的错误。而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超前的。
我写的我这些求职经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但风风雨雨的求职路让我懂得岁月沉淀，心安即归。
我的一生求职的波折并非能力的缺失，而是时代浪潮与个人际遇交织的结果。虽未跻身世俗定义的“好职业”，但每一步前行都见证了我的坚韧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