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生于一九二二年，当国民革命禁止妇女缠足的时候，她的一双小脚已经缠定了。她走路步履蹒跚，走不快，更走不远，上坡下山就越发困难。可就在她三十七岁那年，我的父亲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当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七岁，弟弟才刚刚一岁。
一个小脚女人，要养活这一大家子，谈何容易？整个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我夜里总被母亲的哭声一次次惊醒。每到给父亲烧纸的日子，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到父亲坟前，点上纸钱便哭得肝肠寸断，泣不成声。
那时我在杨家湾读小学，总得劝住母亲才能动身上学。我好不容易劝住母亲，刚转过一个山嘴，却还能听到母亲的哭声，我只好折返回去，再次劝说，直到陪着母亲领着弟弟离开后才敢重新上路。这一次转过山湾我仍不敢快走，站在那里听了许久，直到确实听不到哭声了才敢往学校去，也因此常常迟到，被老师批评。
后来在邻居们的劝说下，母亲终于振作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决心独自撑起这个家，把我们几个孩子养大成人。于是母亲不顾小脚行走不便，硬是咬着牙上坡下岭，拼命挣工分养活我们。家里还有自留地，母亲往地里背粪、耪地耕种，样样都得自己来。
收麦的时候她不会碾场，就把麦子割倒捆成小捆背回去摔打，再用簸箕簸出干净的麦粒。为了供我上学，母亲还开荒种蓖麻、种葱，拿到集市上去卖换钱。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二十里外的长水乡，中间隔着洛河还要坐船，那时候常常下雨涨水，出过不少事故。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坚持要供我上学，一心盼着我能读书成才，出人头地。
犹记得那一次，我心疼母亲肩上的担子太重，便和几个同学相约一起辍学。可回家把这件事一说，母亲勃然大怒，她哭着对我讲了许多道理，硬生生逼着我重回了校园。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提过退学的事，成绩也一路扶摇直上，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一站讲台就是几十年。
如今我已退休七年，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出了几十位硕士、博士，甚至还有博士后。这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的母亲。
现在我早已儿女成家，领着丰厚的养老金安享晚年。弟弟高中毕业后，因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回乡务农，后来一直担任村委干部。而母亲在倾尽毕生心力完成了她的使命后，早已长眠地下，没能等到我们哪怕一丝一毫的回报。这份恩情，我又怎能忘怀？
作者：谢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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