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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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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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省邵阳市古为宝庆府。书名《宝庆码头》有三层含义：①确指历史上存在于武汉汉口的那片由宝庆人开拓的“宝庆码头”； ②泛指宝庆本土资江、沅水沿岸的各类码头；③ “宝庆码头”是一种精神象征，喻指宝庆人（“宝古佬”）在他乡拼搏立足、开枝散叶的奋斗姿态和生存智慧。故《宝庆码头》既是对一座特定码头历史的钩沉，也是对一片土地水运基因的梳理,更是对一种“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宝庆精神的追溯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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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传说新视角 “三箭定界”“丙辰盛会”“飞机争土”这些流传百年的故事，是宝庆人的骄傲。但剥开传说的外衣，真相究竟是什么？或许，能从档案中得到答案。穿越传说与历史，我们试图回答，“宝古佬”的豪气由何而来……
（一）传说里的深意
（二）打码头的真相
（三）“宝古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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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里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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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漂泊他乡的移民而言，土地是栖身立足的根本。在宝庆码头的早期移民中，许多原是不通文墨的贩夫走卒，少有人将自己的历史形诸笔墨。正因如此，关于宝庆码头波澜壮阔的移民史，现今多半只能从口耳相传的传说与故事中追溯。
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铁靴争地”的传说。但这只是宝庆人在异乡拼搏的众多故事之一。除了这则故事，关于这群人在异乡的拼搏、对居地的巩固和扩展，二百年间还留下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箭定界”“丙辰盛会”和“飞机争土”。“三箭定界”说的是，宝庆人初占宝庆码头时，码头由于船民来往不定且人手不足，曾一度被徽帮侵占，地界混乱，纠纷不断。及至嘉庆中叶，宝庆帮青年船民何元仑趁着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经汉赴京之际,路谒刘光南，借助他的权势，说动汉阳官府、名流士绅齐集码头。在他们的见证下，刘光南从大水巷附近河边，背靠汉水，向东、西、北连放三箭，以箭羽落地点为界，划定了宝庆码头范围。刘光南还亲笔书写了“宝庆码头”木牌，立在界线上，作为界碑。此后，宝庆码头的土地正式归宝庆帮所有，由何元仑等人负责看守。
然而，这一划界行为并未能平息徽帮的不满,徽帮吸纳川楚白莲教失败后的残部，组织了襄（阳）徽联盟，屡次挑起武装冲突，试图夺回宝庆码头，争端仍屡有发生。
接下来是“丙辰盛会”的故事。咸丰六年(1856年），何元仑在宝庆码头迎接湘军将领刘长佑（传说称其此时为云贵总督）和曾国荃，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组织了船民与徽帮之间的激烈械斗。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导致十人死亡，伤者众多，徽帮最终败退，从此宝庆帮将地盘扩大到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广大地区。后来的宝庆六街八巷的格局基本形成。
再到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军的狂轰滥炸，宝庆街区大部分化为焦土。为了躲避战乱，船民和居民大量逃回宝庆，战后此地一时空虚，又被其他帮派侵入，连码头也被民生公司占用泊船。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在武汉的宝庆人说动了时任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司令的邵籍将领罗机，调来战机为同乡人撑腰，国民党七十三军五十五师师长梁子禄、副师长周先仁（均为新化人）也调来机枪连，驱赶外帮船只，让宝庆帮恢复了故地。以上是“飞机争土”的故事。
如何看待这些传说？若详加考辨，可知其底色委实是虚实相掺。其“虚诞”之处，历历可指。一是人物事迹难符。“三箭定界”中的核心人物刘光南，无论同治《新化县志》抑或当代方志，均未载其有“侍读学士”之显职，明确指出其“以授徒为业，终于诸生”。且刘光南和嘉庆十六年（1811）去世、享年七十六岁的名士谭爱莲为同时代人。故事背景若在嘉庆中叶码头初定之时，刘光南即便较谭氏年轻，恐亦年近古稀，已非膂力方刚的年纪。谓其还能挽强弓连射三箭以定疆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二是时间节点错置。“丙辰盛会”所涉咸丰六年（1856），正值太平军席卷江南之际。故事主角刘长佑其时仅为“以功加按察使衔”的道员（按察使为省级司法长官，但通常需实授或署理方有职权），其擢升云贵总督乃十五年之后（1871年）事。更关键的是，1856年正是湘军困守南昌、处境危急之时，赖刘长佑率部驰援解围。刘、曾二人此时分身乏术，亲临汉口参加地方码头帮派盛会，于情于理皆难成立。
三是人物动机存疑。“飞机争土”中罗机的形象被塑造为仗义执言、挺身护乡的“英勇将领”。然而罗机调动军机，其首要目的极可能是利用空军运力进行棉纱等物资的投机倒卖，借以弥补军饷之匮，大发国难财。其行为本身，委实难称“英勇”，更不值得后世称颂。
考辨这些令一代代宝庆人引以为豪的故事中的不实成分，的确令人沮丧，但若非如此，我们便会陶醉于虚构的“糖粉”之中，无法更进一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剥去传说的虚饰与夸大，其内核蕴含的“真实”反而愈加清晰。刘长佑、曾国荃确曾主政湖广（曾任湖北巡抚、两湖总督），在湘楚之地拥有巨大影响力；罗机、梁子禄、周先仁等将领确实长期驻节或活跃于武汉军界；刘光南虽非显宦，却实为乾嘉年间新化重要的经学学者,著有《大学中庸训解》《痴情诗余》等书，堪称地方知识精英的代表。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份、地位及其与宝庆码头地域的关联性，在故事中被高度浓缩、戏剧化地呈现出来。
因此，口口相传的传说所试图传递的“潜台词”便呼之欲出了：在强邻环伺、竞争激烈的异乡汉口，宝庆移民社群能够顽强扎根、屡渡难关，其凭借的绝不仅仅是“铁靴争地”所展现的悍不畏死的原始勇力。更深层的生存智慧在于，他们极其善于编织、利用以同乡情谊为纽带的“权力-知识”网络。当面临地界纠纷、资源争夺等重大危机时，宝庆人懂得积极寻求并借助本乡本土产生的实权官员（如刘长佑、曾国荃、罗机、梁子禄）提供的政治军事庇护，以及地方知识精英（如刘光南象征的文人声望与智谋）所贡献的社会文化资本（如协调官府、确立合法性）。宝庆码头的生存空间，既是底层移民以血肉之躯搏杀争抢而来的，更是精英阶层运用权力与智慧进行合法性建构和策略性巩固的结果。这种官、绅、民之间基于乡缘的互动协作模式，是近代移民社群生存壮大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只不过它作为“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长久被隐藏在故事的角落罢了。可以说，宝庆码头的建立与扩展，既是一场血与火的冲突，也是一场智慧与谋略的博弈。于是，我们能理解更多那些充满着智慧光芒、近乎寓言似的传说。
在汉口与邵阳两地广为流传的“古碑沉江”故事，便是一个绝佳例证。传说徽帮（或汉帮）与宝庆帮为码头归属争执不休，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终闹至官府。主事官员遂决定亲临现场勘察定夺。宝庆帮闻讯，当机立断，连夜秘密凿刻一方石碑，上刻“宝庆码头”四个大字，随后以蛋清、米浆涂抹，人工制造裂痕，再将石碑沉入码头附近的江底。几日后，待调解官吏抵达，宝庆人巧妙引导，“恰逢其时”地“发现”了这方水底沉碑。捞起一看，石碑表面龟裂风化，绿苔遍布，俨然历经百年沧桑的古物。面对这凿凿“铁证”，对手哑口无言，码头归属遂定。
这样的事情，真实上演过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但故事展现出的内核——在外拼搏的人群靠团结、机智挫败外人的倾轧——这却是毋庸置疑地在宝庆码头一次次上演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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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建前的汉口宝庆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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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码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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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放下传说，去看一份真实的档案记录,或者可以对昔年的打码头有更多了解。
这份档案名为《汉口市政府为沈家庙码头工人与宝庆码头工人因互争谦和堆栈工作一案不服本府处分提付公断说明书》，记录的是宝庆码头工人越界到沈家庙码头工作引发的纠纷。沈家庙码头工人向政府控诉，表示通例是码头工人应该“各守地段”，只搬运设在自己码头的商号堆栈的货物，宝庆码头的工人虽然和沈家庙的一些堆栈签订协议，但那只是特例，不应借此插手沈家庙其他未签约堆栈货品的搬运，希望政府能加以制止。而宝庆码头工人表示反对，认为搬运以签约与否为依据，只要工人和商号、堆栈签订了工作协议，那么堆栈不管设在哪个码头，宝庆工人都可以去搬运。
汉口市政府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判断越界搬运会带来无休止的纠纷，采取了倾向于支持沈家庙工人的态度，草拟出调解办法:①沈家庙码头与宝庆码头连界之沈家庙街及沈家庙横街等地段应属沈家庙码头工人工作之范围；②沈家庙街及沈家庙横街之宝庆号家又沈家庙街内并非宝庆号家而宝庆码头工人工作多年之永大、大生、陈牲记三家均归宝庆码头工人工作，沈家庙码头工人对于大生米厂分做之工作即予放弃，此外概归沈家庙码头工人担任；沈家庙码头谦和堆栈既非宝庆号家，又无宝庆码头工人承做之习惯，其工作应归沈家庙工人承做。
对市政府的调解办法，双方均未表态同意，当局于是“依据本市码头业务整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命令双方遵办”。之后却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谦和堆栈呈报市政府说：“本栈客货船只均由湖南航来至本市宝庆码头停泊，起货工作如由沈家庙工人担任，宝庆码头工人自必不容，倘客人为避纠纷，将货物起存宝庆码头内之其他各栈，则本栈营业必受影响，且沈家庙工人连本栈以内之工作亦无有了，工商均有不利，请予变更……”
这一段档案，不仅记录了一场看似平常的码头工人之争，更揭示出汉口码头社会纠纷的复杂性。其中是非曲直暂且不论，但档案告诉我们的是传说未能触及的真相。
首先是超越地界的宝庆商业网络。档案明确指出，“沈家庙街原有之和济、聚源裕、裕庆样、华昌祥、吴信大、永大、大生等号……多为宝庆帮”。由此可见，即便这些商号坐落于沈家庙码头所属街巷，实际背后仍多是宝庆籍商人操盘，显示出宝庆人不仅人多势众，更在资本层面广植根基。这种“地盘之外”的资本渗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码头划界”在现实操作中变得模糊不清，也为后续纠纷埋下伏笔。
其次是牢固的乡党利益共同体。宝庆商号（如和济、聚源裕等）即便不设在宝庆码头所在街区，仍坚持与宝庆工人签订搬运协议。宝庆工人也据此主张“协议优先于地段”，突破了“各守地段”的传统通例。这不仅体现了强烈的乡籍认同与内部团结，更构建了一个基于乡党的、跨越行政边界的利益输送与保护网络。尤其从谦和堆栈的陈情可见，“本栈客货船只均由湖南航来至本市宝庆码头停泊”，若沈家庙工人来搬货,宝庆工人“不容”，货主“避纠纷”，堆栈“营业受损”最终形成的是多输格局——赤裸裸地揭示了宝庆帮在航运、仓储、货源等环节形成的闭环控制力，这种基于同乡关系的非正式权力网络对商业活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最后是纠纷的复杂根源。与三箭定界等传说一致，打码头将在汉宝庆人塑造为“受害者”是出于“奋起反抗”，“谦和事件”反映的则远非简单的“自卫”冲突。政府的调解逻辑是空间划界、工作归属，但帮会之间的利益格局早已突破空间——所谓“通例”，早被“惯例”侵蚀；而“惯例”又因背后帮会、乡党网络之坚韧，无法被轻易打破。汉口市政府虽援引相关规定，试图强行裁决，但最终依然面临执法不能落地的窘境。长期的互不妥协、裁决的无果而终,使得矛盾持续累积、发酵，最终将“争码头”的逻辑推向极端诉诸暴力解决(“打码头”）便成为双方争夺生存空间与商业利益的最后选项。
正是这种在勇毅底色上叠加的精明与坚韧，塑造并诠释了“宝古佬”这一特殊称谓的深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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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古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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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无论在原乡宝庆还是客居地汉口，“宝古佬”最初都是一个带着鲜明贬损色彩的标签。它暗指脾气倔强、行事冲动好勇斗狠乃至粗鄙不文。从“铁靴争地”的血腥到“丙辰盛会”的惨烈，外乡人投以这般轻蔑的目光,逻辑上似可理解。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宝庆人自身虽不以此互称，却渐次褪去了对此称谓的抗拒，甚至流露出一种“乐于闻之”的微妙心态。正如那流传于两湖之地的谚语所说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宝古佬”在污名之外，悄然衍生出一种被敬畏、被忌惮，乃至被倾慕的意涵，完成了从单纯的贬损到敬畏、自信的语义转变。
要理解这一变化，就需要将目光投向宝庆码头人群在经营生计之外，那些更为广阔的行动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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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植于血脉的不屈抗争
民国时期发生在鹦鹉洲的地产清丈争端，堪称典型。1934年5月22日，一封电报发往“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电报开头赫然列着“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长汪；南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钩鉴”——这三个人名依次指的是林森、汪精卫、蒋介石。再读电文，让抄报秘书们吃惊不小。其内容是湖北汉阳鹦鹉洲湖南竹木业同业公会控告湖北省财政厅及厅长贾士毅，电文称汉阳鹦鹉洲从嘉庆十八年（1813）时就归湖南竹木商帮所有，已经“朝历两代，年垂三百，至今无异矣[议]”，但去年以来，湖北财政厅贾厅长设立“湖北鹦鹉洲公产清理处”，声称要清丈土地、厘清产权，湖南竹木商帮并不买账，认为此举不是单纯地清理公产，而是“明知鹦鹉洲系我竹木湘侨早经确定之产权，而故意以清理为名行没收之实”，一旦得逞，势必“驱逐我十余万工商于千里之外，摧残我生命财产……事机危迫，一发千钧，哀我湘侨，祸至无日”。因此特向国民政府诸位“领袖”控诉请愿，希望能“俯赐察核，准予电饬湖北省政府转饬鄂财厅停止鹦鹉洲公产清理，以全民生而维产权。”因档案不全，不知道林森、蒋介石等人看到这份措辞激烈的电报会是何种心情，但区区一些宝庆商人、湖南商帮，不但敢于控诉一省的财政厅长，还上告到中央政府，真可谓是“胆大包天”了。
事实上，我们细览档案可知，在诉诸南京中央政府之前，以宝庆商人为主导的湖南竹木商帮已通过政商渠道多次向湖北方面施压。现存有一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写给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岳军）的请托电文，全文如下：
武昌省政府张主席岳军兄勋鉴。顷据鹦鹉洲湖南竹木业公会呈，略称鹦鹉洲上自潮关下至洗马渡一带滩地，系湘籍竹木商人顿棚堆木之所，历年完租纳赋，产权久已确定。现由鄂财政厅设立鹦鹉洲公产清理处，意在没收该项滩地，群情愤激，请转电维护。到府查鹦鹉洲湘商所管滩地，既径[经]前清产部核定，赋则湘商按数完纳，已历数百年之久，该公会主张产权确定，自属正当。除另文咨请核办外，特先电达，希即停止清理以维定案而恤商艰。并希电覆为荷。弟何键叩。敬印。三月廿六日九时
另一份则是国民党湖南执行委员会发给湖北方面的电文，也是同样用意：
武昌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武昌省政府勋鉴。据鹦鹉洲竹木业代表刘耀爆等呈，称鄂财政厅设鹦鹉洲公产清理处于汉口，意在侵害我主权云云。查该洲产权为湘人所有，自清嘉庆迄今，证据层[诚]确可验，特乞停止清理，以免纠纷致伤睦谊。毋任企感。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叩。敬印。
两封电文，尽显以宝庆人为代表的湖南商帮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而积极运作，动用政商关系以对抗占据“地利”的湖北势力的倾轧的作为，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传说中的“丙辰盛会”，虽然已经进入民国，但在鄂宝庆人应对危机的办法与其祖辈并无不同，仍是有勇有谋、敢作敢为。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奏效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北省财政厅发起这次“公产清理”之前，于1924至1925年间在鹦鹉洲上同样闹过一次“争地案”，当时北洋军阀萧耀南（湖北黄冈人）任湖北督军、湖北省省长，也想凭借武力来清查鹦鹉洲地亩——盖鹦鹉洲本是荒地，湖南人在此泊船、堆放木材才形成了繁荣的竹木市场，如果要按章定界来分清每一块土地的权属，则湖南人要么被驱逐，要么不得不花费重金重办手续，这无疑是明火执仗地勒索。宝庆商帮遂联合湖南五府十八帮数万之众坚决抵抗，一面请出湖南各方面大员说情，一面在湖南、湖北各报纸上刊文请愿，结果令世人视为“专横割据之军阀”的萧耀南也不得不“以民意为重，舆论为先”，放弃原定的清产计划，五府十八帮的抗争获得了成功。
1935年这次来势汹汹的地产清丈争端，我们虽未能从档案中看到其结果，但查到1948年湖北省政府和行政院地政部的往来文书，其中有一份《核释汉阳鹦鹉洲沿岸土地之私有问题》的电文，仍是湖北方面孜孜不倦地试图从法律上取消“因停泊船只起卸堆积竹木等货物”土地的所有权，可见这次清丈也并无效果，长江边的芳草萋萋鹦鹉洲,仍然是“湖南人的鹦鹉洲”。
综上所述，深藏于湖北省档案馆的卷宗，为我们钩沉出这段几乎被尘封的记忆。档案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它们清晰映照出宝庆儿女、湖南儿女如何娴熟地运用乡土人脉、法律条文，占据道义高地，与握有权柄的官方机构针锋相对，最终迫使对方让步的坚韧身影。这是底层力量在制度缝隙中顽强伸张权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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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涌动于底层的社会觉醒与革命热忱
在这贩夫走卒云集、市声鼎沸的码头，革命的星火往往最先燃起。汉口开埠以后，汉正街和汉口各国租界都迅速繁荣起来，一江之隔的汉阳铁厂也机器轰鸣，俨然成了工商业大都会，日本观察者乃谓汉口：“现今已成为清国第二要港，几欲摩上海之垒……汉口乃东方芝加哥。”然而，这座城市的繁华奠基于无数苦力肩上，尤其是汉口的码头工人，他们“日守沙滩，夜伴孤洲；流血流汗，做牛做马”，繁重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让他们拥有最朴素而热忱的革命斗志。到1920年代，也是汉口的码头工人首先参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宝庆码头也成为风起云涌的武汉工农运动的一处背景。宝庆街巷的西面边界是大水巷，当年巷子里有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早期的武汉中共工运先驱就在此开设“别致”茶馆，一面作为码头工人的休息之地，一面在此联络各大码头的工人，筹划革命运动。毫无疑问，那些往来参与革命的码头工人中，为数众多的，当然是最靠近大水巷的宝庆码头的人们。而且，在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共工运领袖还曾在宝庆街巷活跃，并且参与调解码头纠纷，与宝庆帮联系密切，借用改造旧式行帮的办法来争取工人，建立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宝庆码头工人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像1926年9月14日《汉商报》就记载：武汉工会风起云涌，自革命军到汉后，久受军阀压迫统治之工人均得恢复自由集会结社联合奋斗，连日来除在武汉工人代表会秘密时组织之工会,如泰安（纱厂）工会、申新（纱厂）工会、烟厂工会、水厂工会、武昌第一纱厂工会、太古码头工会、怡和码头工会、招商码头工会、宝庆码头工会、人力车夫工会、花厂工会、汉冶萍工会、轮驳工会、汉阳码头工会等十余工会一律恢复（活动）……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包括宝庆码头工人在内的汉口码头工人们组织了“码头工人纠察队”。他们“身穿蓝制服，臂戴红袖章，腰间扎着蓝布搭肩，肩上扛着五尺扁担”，以昂扬的斗志和无畏的勇气，一马当先地汇入数十万革命群众的游行队伍中。1927年1月5日，这股革命力量如汹涌的潮水般冲破了江汉关，成功收回了汉口英租界。这一壮举意义非凡,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租界，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决心。此后，宝庆码头的工人们的革命热情越发高涨，积极参加工会，通过罢工的方式向反动势力表达强烈抗议，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作战。他们与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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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逆境中勃发的互助精神与顽强生
聚居在城市边缘、饱受水患侵蚀的贫瘠角落,宝庆码头人并未向自然低头。他们以“水退一寸，屋进一尺”的韧性，一次次在洪涛劫火后浴火重生。更可贵的是，当同胞身处同样困境时，他们亦能伸出援手，守望相助。
水火无情，汉口尤其是水灾、火灾特别频仍的地方。火灾一项，据统计，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发生了十三次，张献忠曾经将汉口付之一炬，太平军和湘军对阵时，双方均用火攻，也几乎将街巷烧为劫灰，甚至出现过1866年“一月凡六次”的火灾记录。水灾更甚，仅1841-1931年的九十年间，汉口至少有8次被淹（1848年、1849年、1860年、1870年、1908年、1909年、1911年、1931年），青简屡见“水深丈余”“俱成泽国”“人民多溺毙”的惊心动魄的字眼。光绪二十一年（1895），“襄河水涨，汉口湖南宝庆帮炭船损失最多，人民之溺毙者无算，由是，五圣庙南岸设报水钟”可谓惨烈。民国时期，水灾最惨痛的是1931年的那次。《湖北省 1931年水灾档案选编》记载，当年入夏之后，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连绵经月。湖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8月19日，江汉关水位达28.28公尺，创汉口建立水文站以后六七十年间最高洪水记录。洪水之下，武汉各堤先后溃决，水淹三镇，其中汉口市区几乎全部被淹，灾区占全市面积99%，此后百余日间，汉口几乎成为泽国。
当时的报纸和后来的书籍，注意力聚焦于汉口租界、市政府、江汉关等地的受灾情况，然而宝庆码头位于襄河边上，毗邻的龙王庙、大水巷等处历来就是容易水淹的地方，也是祭祀水神的场所，这次受灾自然更是惨烈。“至沿襄河各街之水，则已深至三四尺不等”“沿河一带码头，均被水淹”“鹦鹉洲泊木排甚夥，汉阳之拦江堤盾其后前，堤外房屋，下半部俱没水中，墙多颓倾。居民大多迁居木排上，竹木征收局内水深三尺余，汉阳东门外两旁房屋，悉在水中。”但即使如此，宝庆人不但积极自救，甚至还扶危济困，尽其所能为灾民提供救济，如《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记》中就记载:“此次汉市水灾，除淹死者尚无确数外，所有武昌汉口两地收容灾民已达七万余人……（其中）宝庆会馆八OO名。”宝庆会馆主持为灾民供给食品、提供栖身之地，展现了宝庆儿女的古道热肠和无惧无畏。事实上，历史上宝庆码头何止一次被烧为劫灰，又何止一次被洪水荡平，但每次祝融过后、冯夷退去，宝庆人又会回到这块土地上，重建起那看起来简陋的吊脚楼、棚屋，使宝庆街巷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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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武汉大水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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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藏于草莽的家国大义
身居陋巷，心忧天下，此等情怀，与邵阳先贤们一脉相承。宝庆大地既孕育了开眼看世界的魏源、举义反袁的蔡锷，更在抗战中以血肉之躯筑起雪峰山铁壁，其战役之惨烈、战果之辉煌震惊世界。武汉各处的宝庆移民亦然，他们虽身居码头街巷，却始终怀揣着炽热的家国情怀。近代以来，地理上的阻隔无碍于湘鄂间宝庆人的流动交融，以宝庆街巷、鹦鹉洲、白沙洲等地为据点，宝庆人在武汉书写了诸多关乎民族大义的壮阔篇章。
原籍新化（今属湖南隆回）的邹氏家族七世深耕地学，他们在武昌创办的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以出版最早、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而堪称翘楚。尤为难得的是，从创始者邹汉勋开始，邹氏世代以家国为己任：其孙邹代钧随团出使英俄时，面对帝国主义企图割裂中国领土的威胁，凭借精湛的舆地学造诣据理力争，从地理沿革角度严正驳斥“西藏属印度”的谬论，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侄孙邹代藩积极投身维新运动，与周震鳞共同编撰《血泪书》,以犀利笔锋抨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后毅然加入同盟会，参与策划宝庆起义，起义成功后出任宝庆军政分府都督，成为革命浪潮中的中坚力量；至邹兴矩一代，家族继续在武昌编著发行地图，更以舆地学教授青年学子，勉其勤学爱国,将家国情怀融入学术传承。
谭人凤（今隆回人）和周叔川（今新邵人)等人，早年跟随宝庆毛板船往返于宝庆、长沙、武汉等地。他们深入采煤运煤的工人群体,秘密发展洪门会党成员；继而又在船商和水手中播撒革命火种，逐步将湖南境内分散的会党组织整合起来，为后来的反清排满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些穿梭于江河之间的革命者，用船桨冲破了革命的迷雾，用信念凝聚了反抗的力量。
辛亥革命爆发后，新邵人石醉六（一名石陶钧，蔡锷将军同学及亲家）协助黄兴镇守武汉，率领革命军在汉口与清军展开殊死鏖战。当时敌军凭借优势兵力疯狂反扑，战场局势万分危急，石醉六屹立于汉口至汉阳的浮桥上指挥作战，激战中竟被拥挤的人潮和炮火冲击波“挤入水中”，幸得部下奋力施救才得以脱险。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恰是革命军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也让后人得以想见当年作战的惨烈与艰辛。
蔡锷将军筹备起兵讨袁时，也利用了武汉的宝庆商帮力量，近年发现他于1913年5月给其弟蔡鍊的电文：“汉口鹦鹉洲宝帮松太木厂蔡松垣览：木款务于新历五月十五以前悉数交沪天顺祥赵焕廷汇滇。前途催款甚急，万勿稍适。切盼电复。（滇江印）”天顺祥是当时著名票号，从电文分析，蔡锷应该是让其弟在鹦鹉洲的宝庆竹木帮、湖南竹木帮中筹措革命款项，然后通过票号系统转由上海汇往他主政的云南，借以迷惑政敌的视线。由此可证，由西南而起、摧毁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不仅有蔡锷将军所部邵阳健儿的抵死奋战的军事牺牲，同样有湖南湖北的宝庆商人在经济上的踊跃支持。
而这份家国大义，并未随着护国硝烟散去，反而在岁月的淬炼中越发深沉，从精英阶层的运筹帷幄，悄然浸润至汉口宝庆码头的普通民众心间。抗战爆发后，他们为民族存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惨重代价。1938年7月19日，日本战机27架对汉口宝庆码头狂轰滥炸，“被敌机投弹，二百余户悉数被炸成灰烬，遥见焦土枯枝，烟雾弥漫中，遍布烧死之尸体，近睹尸体，多已烧成焦黄，惨象实无法形容。此中有数户均系全家遭难。大火至下午二时仍在燃烧，死伤平民约二百余人”。至武汉沦陷时，汉口宝庆码头已完全被战火夷平，但码头民众始终不愿屈服于日寇铁蹄，纷纷扶老携幼逃回邵阳、新化老家，直到抗战胜利光复后才陆续返回重建家园。
在整个抗战期间，宝庆帮的商人坚守民族气节，坚决拒绝为日军运送煤炭等军需物资，哪怕面临店铺被查封、货物被掠夺的威胁也毫不动摇；民船船工们则争相协助民族企业内迁，将机器设备、物资粮草通过长江水路内迁至湖南、重庆等地，为保存民族工业火种立下汗马功劳；更有毛板船商人在日军逼近时，毅然将自家船舶凿沉于航道之中，以堵塞日本军舰的进攻路线，用“毁家纾难”的壮举践行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这些深藏于草莽的宝庆儿女，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家国大义，为抗日救亡事业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拥有如此精神图谱的宝庆人——勇毅、坚韧、团结、智谋、不屈、互助、爱国——又如何担不得一个令人肃然起敬，又暗含几分忌惮的“宝古佬”之名？这称谓，早已超越了原始的贬损，升华为对一个群体独特精神气质与生存智慧的高度概括，凝结成在严酷环境下赢得生存空间与尊严的象征。
当我们的目光掠过广义“宝庆码头”所涵盖的壮阔区域，那些由商帮足迹串联起的江湖版图已在眼前铺展成形。接下来，不妨让视线缓缓收束——我们将驻足于宝庆人在武汉三镇核心地带：汉口宝庆码头与其身后的宝庆街巷，感受几百年来伴随着襄河不曾停歇的滔滔水声，深居在码头与街巷中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哀愁与喜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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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宝庆码头遭日机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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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毅鹏主编《宝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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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龙毅鹏（1968－ ），男，苗族，湖南绥宁人。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宝庆码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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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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