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纲八目”辨
作者/龚希平
摘要：《大学》“三纲八目”说是朱熹对于《大学》一篇体系、结构与逻辑的错误归纳，这种说法的背后涵摄了整个程朱理学体系的学术思想、学术主张、学术素养与学术追求。因为《大学》一篇在“四书”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其后因为集权专制君主的推崇，程朱理学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化延续统治了一千年。同样因此之故，朱熹的《大学》“三纲八目”之说对于后世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文化与政治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道，三纲，八目，逻辑
绪论：朱熹谓《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谓后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这便是所谓《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来历。朱熹有关《大学》“三纲八目”的错误说法，误导了他身后的中国乃至世界儒学界一千年，至今仍然阴魂不散、流毒难清，是为《大学》至今不能确读，宋以后《大学》解读逻辑错乱、谬谬相因、讹讹相传之根本，而其于中国乃至东亚世界文化与政治之恶劣影响，殆罄竹而难书矣，故不可不详辨之。
一、何谓“大学”？
要辨析《大学》“三纲八目”说之非，先得清楚何谓“大学”。朱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朱熹此说，可谓开口即错。朱熹之《大学章句》首句即云：“大，旧音泰，今读如字。”既然朱熹自知“大，旧音泰”，“大学”之“大”如何会是“大人”之“大”？“大学”，又如何会是“大人之学”呢？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如此不讲逻辑！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泰”字条目曰：“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如‘大宰’俗作‘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俗作‘太王’是也。”[]是知“大学”之“大”（太），当如“太极”之“太”，“大（太）学”之意当为“最高的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当然会是天下“最高的学问”了。
有人或许会说，既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当然也就是“大人之学”了。如此说话者，同样没有明白《大学》一篇之旨。《大学》首章（按《大学章句》分章）即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大学》一篇所希望诉诸者，其不仅为“大人”与“君子”者明矣！故《大学》，其最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最高的管理哲学或最高的政治哲学。
二、何谓“大学之道”？
“大学”二字之义既明，“大学之道”之义即明焉？曰：亦未必然也。何如作此说？因自宋以后，世人皆不识“道”。
程颐曰：“《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又曰：“大学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于至善也。”程颐此二语，一是以“德”为“道”，以为“明德”即“明道”；二是因以“德”为“道”，故错认“大学之道”即“明其明德”，“明其明德”即“止于至善”。
“程朱理学”自称“道学”。以“性”为“理”，以“理”代“道”，是“程朱理学”于先秦德礼儒学之转换程式。朱熹《中庸章句》即明言：“性，即理也。”又曰：“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故朱熹解释作为“大学之道”起点的“明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因为“德者性也”，而程朱又倡“性即理”之说，《大学》之“明德”，经由朱熹之注，终于转换成了“天理”，而“大学之道”转而成了对于“天理”的体认与追寻。《大学》“三纲八目”之说乃基于此。
宋明理学乃特定时代儒释道之大杂合，其“道”与“理”，因深受释老浸染，已远非先秦儒学之旧。先秦儒学之“道”，如《中庸》“率性之谓道”，如《论语》“本立而道生”，其在整个先秦儒学概念体系里均非第一位者。而“理学”之“道”或“理”，则颇类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本体；而其获得这个“道”或“天理”的方式与途径，即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而一旦豁然贯通焉”云，清阮元(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1764～1849)曾讥之为“此似禅家顿宗‘冬寒见桶底脱’大悟之旨”。
宋明理学窃居中国官方哲学地位长达千年之久，于其弊害，因相沿成习之故，或熟视无睹，以之为当然；更甚者，犹以为学术之进步，是亦屡有见之也。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先生在2015年11月2日的《人民政协报》撰文《继续讲好“八德”的故事》，其中就有“‘道’无言无形，却承载一切，只能用思维意识去感知它；‘德’则用来昭示‘道’，有德的人顺应道，按照自然、社会、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的文字；同样是孔子研究院，在该院网站“新闻动态”栏目，2017年3月24日载有宋振中《杨朝明：孔子施教与书院精神》一文，其中有文字曰：“有了正确的道，才具有良好的德；有了正确的价值体系，才有良好的行为方式。”这些说法中的“道”字，显然有着居首位的本体论意义，而有违先秦儒学“本立而道生”“率性之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精神，而透露出宋明理学释道儒杂合之阴影。
另如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其在《河北儒学》2016年第01期《论儒学的创新》一文中说：“宋代儒家开放包容、解放思想，冲决‘家法’、‘佛法’的网罗，知己知彼地出入佛道几十年，而‘尽究其说’。在对儒学深刻反思和对佛道之学尽精微地研究后，把三教‘兼容并蓄’落实到了‘天理’上，…开创了儒学的新生命、新学说、新学风、新体系，这是以儒学为宗、道统为旨、释道为材的儒学智能创新实践，把中华文化价值系统推向高峰。”
孔子研究院的问题是颠倒了先秦儒学“德”与“道”本来之关系，而张立文先生则是“天真”地将宋明理学曲解先秦儒学当“创新”。然而，不管是“颠倒”还是“天真”，他们都不可能从学术的角度客观把握先秦文本《大学》一篇中“大学之道”的本来意义。
“大学之道”，其“道”何义？先秦儒学文本中的“道”，其实都是只有平实的意义，那便是“道路”“路径”或“方法”。《大学》开篇，多次重复“本末”“终始”“先后”等概念，其实这便是“大学之道”希望告诉我们的“大学”的“路径”“道路”与“方法”。《大学》与“大学之道”，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一点都不玄妙，根本没有宋明理学家们所渲染的那样高深与复杂。
三、“三纲”不是“纲”，“八目”亦非“目”
“大学之道”只是一条区分“本末”“先后”“终始”的“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在“明明德”，经由“亲民”而达至“止于至善”的“明明德于天下”的目标。这便是被宋明理学谬指为所谓“三纲”的先秦“大学之道”在“路径”意蕴上的本来面目。
如何达至“止于至善”的“明明德于天下”的“大学”目标？《大学》指明的路径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便是被宋明理学谬指为“八目”的先秦“大学之道”的实践路径。由《大学》文本可知，所谓“八目”，无非也是一条贯串“内圣外王”的“本末”“先后”“终始”的“路径”。其起点在“格物”，其终点在“明明德于天下”的“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法门，“格致诚正”的“修身”过程就是“明明德”的过程；而“齐家”“治国”则是“亲民”过程；“明明德于天下”的“平天下”，则是“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所谓“三纲”，无非是“大学之道”这条总路径的三个阶段；而所谓“八目”则是针对“大学之道”三个阶段性目标提出的相应解决之道。
对于所谓“三纲”，程颐与朱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程颐没有所谓“三纲”的概念，他在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笔者按：程颐作‘新民’），在止于至善”时说：“《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又说：“大学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于至善也。”也就是说，在程颐那里，“明明德”就是“止于至善”，如此何来“三纲”？而朱熹的说法则颇不一样，他说：“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根据朱熹的说法，有的也只是“明明德”与“新民”这两个“节目”，同样也是没有什么所谓“三纲”的。所谓“节目”，也是朱熹的说法，他在《朱子语类》中便曾说：“明德，新民，便是节目；止于至善，便是规模之大。”[]朱熹首提所谓“三纲”概念，但是他自己的解释都无法支持其“三纲”说！且如较真，“明德”“新民”既是“节目”，又何可称之曰“纲”？“节目”不也是“目”吗？
“八目”的说法就更站不住脚。所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之间，《大学》文本明明就是用“先”与“后”来联结的。如“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以及“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等。“八目”，显然不过只是一个前后衔接的因果之链，又何能以“目”言之者？世间有能够“生”出“目”的“目”吗？如果有，那必定非妖即怪，就像宋明理学的非释非道亦非儒！问题是程朱理学，直到如今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将其当成《红楼梦》中那个“宝哥哥”护身的“通灵宝玉”，只要你敢说程朱不好，比说他们家祖宗不好更让他们生气，非得跟你拼命动刀子不可。当然还有一个怪现象，你可以说孔子不好，孟子不好，但你不能说程朱不好，不能说南怀瑾不好。由此亦可见出，这一千年来，中国的学人与学术的状况。
要之，“大学之道”的“道”，是“路径”的意思，是个“本末”“先后”“终始”的“线性”概念；而“纲”与“目”，本是捕鱼之网的“结构”性概念。“纲”是握在手里的“纲”绳，而“目”则是用力甩出用来网住鱼而散开的“目”状网体。“大学之道”，作为一个“线性”的“路径”，如何能用器物“结构”的“纲目”来进行描述呢？可见宋明理学之不经！
四、“三纲八目”不过是程朱“即物穷理”说的漂亮外皮
朱熹曾经明言：“某所成《章句或问》之书，…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这里看，则许多说自是闲了。…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又说：“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他还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又说：“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本。”又，“《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又，“‘穷理’二字不若格物之为切，便就事物上穷格。”又，“格物，不说穷理，却言格物。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又，“格物，所以穷理。”要之，朱熹说《大学》“三纲八目”，无非是要说他的“即物穷理”。为此朱熹还“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为《大学》作“补传”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之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也。
《大学》一篇的关键确实在“格物”，但“格物”却并非如程朱所言是什么“即物穷理”，而是要“格除”物欲、阻拒私欲之意，对此笔者曾撰《<大学>“格致”新诠》一文专门予以讨论，读者可参2016年10月的《孔子学刊》（第七辑）。
《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又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通篇无不在说一个“仁”字。而作为《大学》基础的“格物”，其关键则在一个“礼”字矣！
对于如何“格除”物欲、阻拒私欲？《大学》的答案仍在“克己复礼”。因为“克己复礼”就是“仁”。
以“理”代“礼”是程朱之用心，中国文化与政治从此彻底转向而急速奔向一片深不可测之渊薮，是为程朱而后中国千余年历史所证明者，奈何千年来亿万学者之不惊惧而觉醒哉？！
五、“三纲八目”说对后世学术的不良影响
“三纲八目”说是朱熹为了附会他那套“天理人欲”的道理而对《大学》一篇原有结构与逻辑的野蛮拆解。为了自圆其说，朱熹不惟不惜打乱整篇《大学》原有的章节顺序与结构体系，重构其章节；而且随意篡改经文，改变句读，曲解经旨；更有甚者，他甚至亲自操刀上阵，代替《大学》的先秦作者补齐他认为“脱简”遗佚了的“格物致知”一整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朱熹重构以后的《大学》一篇，不惟形式极不伦类，甚至连篇旨，也已去先秦《大学》原旨远矣。
《礼记·大学》篇，虽有汉儒篡改痕迹，但经整体分析，可以认定其大致结构当与先秦原本《大学》相当。结合最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简帛，原本《大学》的本来面目并非难以恢复。经笔者恢复和重新释读的原本《大学》，其篇旨粲然、文脉通畅，逻辑关系十分清楚明白。朱熹的《大学章句》连同他那“三纲八目”的胡编是时候该彻底清理以扔入历史垃圾堆了！
总结起来，朱熹的《大学》“三纲八目”说对于后世学术至少会有如下不良之影响：
1、读坏学人脑袋。“学术”之本在“学人”，“学人”脑袋坏了，还可能会有好“学术”吗？《大学》，按照朱熹的说法是“初学入德之门”[]，并说他自己“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朱熹第一句话是说《大学》一篇的重要，可以不论。但他的第二句话，却不得不论了。他朱熹“平生精力尽在此书”，但他的《大学章句》却是如此不忍卒读！如果朱熹是认真的，那他的智商确实不敢恭维；如果朱熹是在忽悠，那对于他的《大学章句》就更得小心了。这一千年来，只要是读书人，不读朱熹《大学章句》的不多，尤其是科举时代里的读书人，但这一千年，是中国衰落得最快的一千年。为什么衰落？读书人读朱熹读坏了脑袋是根本。为什么说他们读坏了脑袋？《大学章句》如此之烂都不辨，不是脑袋坏了是什么？
2、败坏学术空气。中国经学领域伪学术满天飞的祖宗就是程朱理学，而朱熹的《大学》“三纲八目”之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朱熹不明训诂，不讲考据，不顾逻辑，偷换概念，这反映出的可能还只是他的学术能力问题；但他篡改经文，随意句读，道听途说，夹带私货，这便涉及到他的学术品格了；至于像陆九渊、王阳明所公然宣称的“六经注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后世的学术空疏与狂妄，则除了“无耻”二字，吾不知当何以名之者矣！程朱理学，其在二人生前，皆被当时的朝廷定为“伪学”，其间虽有“党争”因素在，但他二人的所谓“学术”，其在本质上的虚伪性，则应仍为主要原因。并且，从历史的角度看，程颐、朱熹的“理学”以及他们二人参与的北宋与南宋朝廷党争，则是导致两宋灭亡的重要与直接的原因之一。而他们对于后世学术空气的毒化与污染，则是中华民族长期积贫积弱、数度亡国，并且数度几近亡种的主要文化原因。而今日中国经学领域之虚伪学术泛滥成灾，其与所谓“新儒学”家们对于程朱理学之推崇则是有着深刻关联者。
3、破坏学术标准。任何学科，都应有其学术之标准，经学领域同样概莫能外。但在中国经学领域，从来就不曾有过标准。汉人郑玄，一生遍注群经，发明了许多有益的注经解经方法，可视作为经学标准的建立作出了最初尝试。当然，从实际效果来看，郑玄的尝试显然是不成功或是不完善的。但程朱的理学，非但未朝由郑玄所开创的正确道路向前推进，反而在经学历史上大开倒车，严肃的学术标准反被程朱彻底抛弃与破坏。清代朴学家群体高扬汉儒重训诂考据之旗帜，在经学领域取得了可喜成就，但他们却一直被窃居官学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压制而只能埋首故纸堆中，而难以在文化与政治领域真正有所作为，这不能不说也是先秦儒学复兴历史中的憾事一桩，经学学术之标准，当然也最终未能建立于清代。程朱理学及其《大学》“三纲八目”之说，其“学术”的质量如此低劣，而其“学术”的地位却如此“崇高”，这在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经学的“学术”标准。
4、坏乱学术良知。如果没有学术标准，必然没有学术良知，这已经被两汉以及宋明以来，中国学界两千余年学术生态所证明。为何会如此？如果没有学术标准，学界最为看重的将不再是学术的质量，而是所谓“师法”或“家法”，因为与“师法”或“家法”对应的是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之利益。中国学界最为知名的一句话，就是“师承”某某。如果你是某“名师”的弟子，你再烂的文章也好发，再次的著作也好出版，再平庸的能力也好找工作。否则，即使你的文章见解卓越，你的著作学术超群，你的能力出类拔萃，你的文章著作也可能被埋没，你的能力也可能根本就找不到用武之地。不是学界完全没有学术见地，而是在利益面前，人们的学术良知会被彻底泯灭。中国从来不缺一流的头脑，但中国始终没有让一流头脑崭露头角的土壤，其中重要原因就在学术良知的坏乱。当然，所谓“名师”，他的“名”里到底含有多少学术的分量，那便是另外的问题了。
5、损坏学术声誉。学术空气既坏，学术标准既毁，学术良知既没，当然连带的就是学术声誉的损坏了。自程朱以后的一千余年来，除清代朴学家群体外，中国经学领域是谈不上有什么学术存在的。学术都没了，学术声誉从何而来？
6、毁坏中国文化。以上结果，最终损害的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害没了，中国的气运也就结束了，于是就有了蒙元灭宋、满清灭明，就有了清末的“西学东渐”，和“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就有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就有了日本侵略中国等等，中国险些再次亡国，并且可能连种都不存！今天中国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又迎来了新的发展之机。但我们今日复兴的如果还是程朱理学，则这场文化复兴的结果将会是什么，确实不好预料。
六、“三纲八目”说，在今日学界仍大有市场
就在2017年3月28日，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先生，在其“春秋讲坛”主讲了题为《<大学>与“大学之道”》的学术讲座。根据该院网站披露的资料，杨朝明先生在这个讲座上，认为“大学之道”的“三纲领是目的，而八条目是方法”，“并引用王阳明‘四句教’，指出格物就是探究事物客观属性的过程，‘格者，正也’，旨在为善去恶”，“‘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即‘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精深广博的学问”，他还“将‘大学之道’与《论语》、《孟子》、《中庸》、《孔子家语》等儒家经典以及道家的思想融会贯通”云。
由以上文字不难看出，这家由国务院唯一授权登记的国家级儒学研究机构的最高学术负责人杨朝明先生是全盘接受了朱熹《大学》“三纲八目”说以及“格物致知”的“即物穷理”说的。程朱理学是释道儒杂合，而杨朝明先生追求的同样是儒家经典与道家思想的“融会贯通”。这样，本文前述的“‘道’无言无形，却承载一切，只能用思维意识去感知它；‘德’则用来昭示‘道’，有德的人顺应道，按照自然、社会、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以及“有了正确的道，才具有良好的德；有了正确的价值体系，才有良好的行为方式”等，这些出自孔子研究院的文字便不难理解了。
不同学派之间会有不同的概念体系，即使相似概念之间，其内涵与外延都可能不一样，甚至会有根本的差异。就像“道”与“德”。在儒家的概念体系里，是“德”生出了“道”（“率性之谓道”“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在道家的概念体系里，则是“道”生出了“德”（“德”者“得”也，“得”之于“道”也）。并且在儒家语汇里，“道”是“路径”“方法”；而在道家语汇里，“道”是“万物之母”，有着本体的意义。儒家之“道”与道家之“道”，是内涵与外延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而在“道”与“德”的关系问题上，两家则势同水火，这又如何可能“融会贯通”得了呢？
两宋生出了儒释道杂合的程朱理学这个贻害千年的虚伪学术怪胎，中国为此数度亡国且多次几乎亡种。因此之故，孔子研究院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儒家经典与道家思想“融会贯通”的尝试，窃以为必须得慎之又慎才行。并且纯从学术或技术的角度来说，要将两个学派的思想“融会贯通”，我们的学人必须得两个学派的思想完全“通”达了，才能谈彼此间的“融会”，才能谈彼此间的“贯通”，两个学派之间的思想本身能否融会、能否贯通且放一边。道家学派的思想，因为我没做透彻的研究，所以不敢断定学界的状况。但儒家学派的情况，我是做了近二十年严格研究的。我的结论是：自汉代以来到今天的这个两千多年时间里，真的完全读通读懂了一篇《大学》的还没有，《中庸》、《论语》、《孟子》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连一部《孝经》，一篇《学记》都不曾完全被人读通读懂过，更遑论“五经”了。作为一个儒家学派的学者，自己的儒家经典都没读通读懂，又怎么可能去实现得了与道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呢？《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如果将“知”道家思想与“知”儒家思想称作“知常”，那么既不知道家思想又不知儒家思想便叫“不知常”了。既“不知常”，还要追求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融会贯通”，那不是“妄作”吗？程朱之后的一千年，中国“凶”事连连，恐怕与程朱当年的文化“妄作”是脱离不了干系的。真心希望杨朝明院长和他的孔子研究院慎提“融会贯通”，先埋头做好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研究，这样于己于人于国于天下，都已经可算是莫大的功德了。
今日中国的国力已经超越日本而直追美国，而中国文化很早就被西方有识之士所看好。许多汉学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付出心力。像美国汉学家安乐哲、郝大维二先生，近些年便撰写了大量质量上乘的介绍儒家思想的哲学著作。而国内学术的浮躁、低水准和没有方向，同样影响了国外汉学家的学术水准。就在2017年3月20日，“上海儒学”微信公众号上登出安乐哲、郝大维撰《<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一文。原文为英文，由彭国翔翻译，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三期。其中就有如下一段话：“《中庸》第1章将‘和’定义为一个人的情感达到恰如其分的尺度，这种恰如其分的情感使得一个人能够保持平衡，并在世界中‘达道’。”安乐哲、郝大维的这段话应当是对《中庸》首章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及“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诠释，他们的理解显然仍未脱出宋明理学释道儒杂合的窠臼。尤其在“达道”一词的使用上，更是透着宋明理学释道儒杂合的“气韵”。《中庸》文本中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说“和”是天下通行的大路，“达”是形容词，意为“通”，“道”取“道路”之义。但在安乐哲与郝大维的理解中，“达”变成了动词的“达到”或“通达”，而“道”则成了与宋儒“理”字相通的那个本体了。浏览安乐哲与郝大维先生的著作与文章，其对“道”的论述与理解，无不有着相同的色彩与印迹，折射着国内学界现实的学术水准与状态。中国文化正在、且必然广泛地走向世界，但如果这个走向世界的，仍是原来那个为害中国乃至东亚世界一千年的宋明理学，那么，可以预言的是，以这种虚伪学术为内涵的所谓“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则皆未必是福！
结语：“三纲八目”说不只是朱熹对于《大学》体系结构的一个不妥当的、或是错误的解说或归纳，它背后所反映和涵盖的，其实是整个宋明理学虚妄的学理体系、学术气氛、学术素养与追求。充分认识宋明理学学理体系之虚妄、学术气氛之恶劣、学术素养之浮躁、学术追求之反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其当世及其身后学术与国家社会之危害，是本文作者所冀望引起学界之深切警醒者。
【作者简介】
龚希平，男，1963年5月出生于湖南益阳，工商管理硕士，汉族，注册会计师。2008年起全职转入国学经典训读写作，著有《<论语>审读》《<大学>审读》《<中庸>审读及文论》《<孟子>审读》《<孝经>审读》《<学记>审读》《<老子>审读》《<孙子>审读》《<周易>审读》《<孔子家语>审读》《<诗经>审读》《龚氏<大享经>审读》等近400万言，全面解决了以上经典二千多年来历代经师遗留在其中几乎所有解读错误。曾受邀参加2013年10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新儒学大会、2016年11月河北省第三届儒学论坛等学术会议等十多次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曾在《孔子学刊》《衡水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编辑/语墨东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