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10期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散论
——从兰社到《现代》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一章 现代派孕育史前史：
刘呐鸥私人同人时代（1928—1930）
续前
1.3 第二块阵地：水沫书店与《新文艺》
《无轨列车》被查禁后，刘呐鸥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文学事业。1929 年初，刘呐鸥将第一线书店改组为水沫书店，并于同年 9 月推出了一份新的文艺月刊 ——《新文艺》。如果说《无轨列车》是现代派的 "摇篮"，那么《新文艺》就是现代派的 "学前班"—— 它在《无轨列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凝聚了队伍，明确了方向，为后来《现代》杂志时期的全面爆发做好了充分准备。
（一）水沫书店的创办与经营
水沫书店创办于 1929 年初，地址仍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由刘呐鸥出资并担任老板，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人参与编辑和经营。与第一线书店相比，水沫书店的规模更大，经营也更加规范。它不仅出版刊物，还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出版体系。
水沫书店的出版方向非常明确，就是系统引进和传播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同时出版国内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原创作品。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水沫书店出版了数十种文学书籍，其中包括：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戴望舒的诗集《我底记忆》、杜衡的诗集《泪痕》等原创作品；以及法国象征派诗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英美现代主义理论等翻译作品。这些书籍的出版，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为水沫书店赢得了 "现代主义大本营" 的声誉。
值得一提的是，水沫书店还出版了一套 "新兴文学丛书"，系统介绍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文学思潮。这套丛书包括《艺术社会学》《新艺术论》《写实主义论》《表现主义论》等理论著作，以及一些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集。这套丛书的出版，表明刘呐鸥等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创作上的探索，而是开始自觉地进行理论建设，试图为他们的文学主张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
（二）《新文艺》的创刊与编辑方针
1929 年 9 月 15 日，《新文艺》月刊正式创刊。刊物由水沫书店发行，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人共同编辑。与《无轨列车》相比，《新文艺》的篇幅更大，内容更加丰富，作者阵容也更加广泛。
《新文艺》的编辑方针，可以用创刊号上的一段话来概括："我们愿意把这个小小的月刊，做成一个近代文艺的小小的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里，我们想尽量地把近代各国的文艺作品介绍给读者，同时也想尽量地把国内的新的作品发表出来。"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新文艺》的办刊宗旨：一是系统介绍外国近代文艺（主要是现代主义文艺），二是大力发表国内的新文艺创作（主要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创作）。
与《无轨列车》相比，《新文艺》在编辑方针上有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更加注重理论建设。《新文艺》开辟了 "理论"" 评论 " 等栏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试图从理论上阐明他们的文学主张。第二，更加注重翻译的系统性。《新文艺》不再是零散地翻译一些外国作品，而是有计划地系统介绍某个国家、某个流派的文学。例如，它曾集中介绍法国象征派诗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等。第三，更加注重作者队伍的扩大。《新文艺》不仅发表核心同人的作品，还积极发现和培养新人，后来不少现代派的重要成员，都是在《新文艺》上首次发表作品的。
（三）《新文艺》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
在诗歌创作方面，《新文艺》继续以戴望舒为核心，发表了他的一系列重要诗作。这一时期，戴望舒的诗歌艺术更加成熟，他已经逐渐摆脱了《雨巷》时期那种过于浪漫化、格律化的倾向，开始走向一种更加散文化、更加日常化的风格。他在《新文艺》上发表的《我的素描》《单恋者之春》《老之将至》等作品，已经完全具备了后来现代派诗歌的典型特征：用日常的语言、自由的节奏，来表达现代人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
除了戴望舒之外，《新文艺》还发表了施蛰存、杜衡、徐霞村、姚蓬子等人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都体现出了共同的现代主义美学追求：注重意象的暗示性、语言的日常化、情绪的内在化。可以说，到《新文艺》时期，现代派诗歌的基本风格已经初步形成了。
在理论探索方面，《新文艺》最重要的贡献，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 "纯诗" 和 "现代诗" 的理论文章。其中，戴望舒的《诗论零札》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主张，如 "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 " 等。这些主张，后来成为了现代派诗歌的核心诗学纲领。
此外，《新文艺》还翻译介绍了瓦雷里、艾略特、里尔克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理论。这些理论的引入，为中国现代派诗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帮助他们更加自觉地进行现代主义诗歌的探索。
（四）《新文艺》与左翼文坛的关系
《新文艺》时期，正是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左联于 1930 年 3 月成立后，加强了对文坛的影响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艺》与左翼文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一方面，《新文艺》的核心成员中，有一些人与左翼文坛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姚蓬子后来加入了左联，成为了左翼文学的重要成员；杜衡（苏汶）后来也与左翼文坛有过复杂的纠葛。另一方面，《新文艺》所坚持的现代主义美学立场，与左翼文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立场，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左联成立后，曾对 "第三种人" 和 "自由人" 展开批判，而《新文艺》所代表的文学倾向，正是左联批判的对象之一。
不过，在《新文艺》存在的 1929 年至 1930 年间，这种分歧和冲突还没有完全公开化。双方更多的是在各自的阵地上进行探索，偶尔有一些小的摩擦，但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种激烈论战的程度。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为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
（五）《新文艺》的历史地位
《新文艺》从 1929 年 9 月创刊，到 1930 年 4 月停刊，共出了八期。虽然存在时间也不长，但它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
首先，《新文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现代派的作者队伍。通过这份刊物，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人团结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年轻诗人和作家，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同人群体。这个群体，后来成为了《现代》杂志的核心作者群。
其次，《新文艺》进一步明确了现代派的诗学方向。通过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现代派诗歌的基本特征 —— 日常化的语言、自由化的节奏、暗示性的意象、内在化的情绪 —— 已经基本确立。这为后来现代派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第三，《新文艺》通过系统的翻译和介绍，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最新成果引入中国，为中国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这种资源的积累，在后来《现代》杂志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
总之，《新文艺》是现代派诗歌从孕育走向成型的关键过渡阶段。它上承《无轨列车》的探索精神，下启《现代》杂志的全面繁荣，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运营模式、编辑团队（刘呐鸥 / 施蛰存 / 戴望舒）
诗歌栏：戴望舒象征诗成熟过程
小说栏：新感觉派并行发展
整本刊物对现代诗的孵化价值
1.4 阶段性结局：1930 年全面崩盘
1930 年，对于刘呐鸥和他所领导的这个现代主义同人群体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份。在这一年里，随着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和内部矛盾的逐渐暴露，水沫书店陷入困境，《新文艺》被迫停刊，这个曾经充满生机的私人同人时代以全面崩盘而告终。然而，这次崩盘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转折点 —— 它迫使这群年轻人重新思考自己的道路，为两年后《现代》杂志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一）政治压力的加剧
1930 年，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进步文化的镇压。3 月，左联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将左联视为眼中钉，对左翼文化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有与左翼有牵连、或者被当局认为 "有问题" 的文化机构和刊物，都面临着被查禁的危险。
水沫书店和《新文艺》虽然不是左翼刊物，但由于它们的一些作者（如姚蓬子等）与左翼有联系，也由于它们所介绍的一些外国文学理论（如艺术社会学等）被当局视为 "危险思想"，因此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0 年 4 月，《新文艺》出至第八期后，被国民党当局以 "宣传普罗文学" 的罪名查禁。与此同时，水沫书店也遭到了当局的搜查和警告，出版活动受到了严重限制。
政治压力的加剧，是导致刘呐鸥时代崩盘的直接原因。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之下，一个私人经营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小书店和小刊物，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新文艺》的停刊，标志着刘呐鸥等人试图以私人同人刊物的方式来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的努力，在政治上遭遇了重大挫折。
（二）经济上的困境
除了政治压力之外，经济上的困境也是导致水沫书店崩盘的重要原因。水沫书店是一个完全由刘呐鸥个人出资的私人书店，没有外部资本的支持，也没有稳定的盈利模式。它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大多是曲高和寡的现代主义作品，销量有限，很难实现盈利。
在创办初期，刘呐鸥还能够依靠家里的资助来维持书店的运转。但随着出版规模的扩大和开支的增加，家里的资助逐渐难以为继。特别是在《新文艺》被查禁后，书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到 1930 年下半年，水沫书店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连房租和印刷费都难以支付。
经济上的困境，使得刘呐鸥不得不考虑收缩业务，甚至关闭书店。1930 年底，水沫书店正式停业，这个曾经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出版机构，就这样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
（三）内部的分化与矛盾
除了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之外，同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和矛盾，也是导致崩盘的重要原因。随着左联的成立和左翼文学运动的高涨，刘呐鸥群体内部的一些成员开始在政治立场和文学观念上发生分化。
其中，最明显的分化发生在姚蓬子身上。姚蓬子在 1930 年加入了左联，成为了左翼文学的积极参与者。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使得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后来，姚蓬子甚至在左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对 "第三种人" 进行批判，这其中就隐含着对昔日同人的批评。
此外，戴望舒与刘呐鸥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戴望舒虽然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刘呐鸥的影响和帮助，但他在性格和文学观念上与刘呐鸥有较大差异。1930 年，戴望舒因为个人感情问题和经济压力，情绪十分低落，与刘呐鸥等人的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后来，戴望舒于 1932 年赴法留学，与这个群体暂时拉开了距离。
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削弱了同人群体的凝聚力，使得他们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这也是导致刘呐鸥时代迅速崩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四）刘呐鸥的转向与群体的离散
水沫书店停业后，刘呐鸥本人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向。他逐渐放弃了出版事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电影和小说创作中。1930 年代初，他参与了一些电影的制作，成为了中国早期电影界的活跃人物。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也更加走向极端，发展出了一种更加颓废、更加感官化的风格。后来，在抗战期间，刘呐鸥依附于日伪政权，最终于 1940 年被刺杀，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随着刘呐鸥的转向和水沫书店的关闭，这个曾经紧密的同人群体也开始离散。施蛰存回到江苏松江的中学教书，同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戴望舒则在上海过着贫困的生活，酝酿着赴法留学的计划；杜衡则开始更多地参与文艺论争，后来成为了 "第三种人" 论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这种离散并不是永久的。这群年轻人虽然暂时各奔东西，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共同的文学追求并没有中断。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正是这种分散中的坚持，为两年后《现代》杂志的创办准备了条件。
（五）崩盘的历史意义
1930 年的全面崩盘，看起来是刘呐鸥时代的失败，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它实际上是现代派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曲折。
首先，这次崩盘证明了在当时的中国，纯粹依靠私人资金和同人热情来维持一个现代主义文学阵地，是难以长久的。现代主义文学要想在中国扎根和发展，必须寻找更加稳定、更加有力的出版平台和运营模式。这一教训，为后来张静庐与现代书局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其次，这次崩盘使得这群年轻人更加成熟。在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之后，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环境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也对自己的文学道路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种成熟，在后来《现代》杂志时期的办刊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三，这次崩盘虽然结束了刘呐鸥的私人同人时代，但并没有中断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反，它为现代派从一个小的同人群体发展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准备了条件。1932 年《现代》杂志的创刊，正是在刘呐鸥时代所积累的人才、资源和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次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崛起。
总之，1930 年的崩盘，是现代派诗歌从孕育期走向成型期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一个旧的阶段，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只有理解了这次崩盘的前因后果，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后来《现代》杂志为什么能够以那样一种姿态出现，也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派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一章 结束，第二章待续）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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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