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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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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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庆祝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建县70周年（195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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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是全国5个单列苗族自治县之一。值此70周年县庆之际，以城步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城步：人间锦绣乡》一书为主脉，山径文学社推出“城步70年”系列文章，以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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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锦绣乡
——城步人文精神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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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仁福 张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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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七载（748）春末夏初，享誉“诗家夫子”和“七绝圣手” 的王昌龄遭贬西来，跨洞庭，入沅水，过五溪（雄、樠、沅、酉、 辰），接任沅陵郡龙标县尉，同遭贬官的前任龙标县尉柴阅徙任邵阳县尉。柴阅是王昌龄旧友，两人做过交接，饯别于沅水柳岸。眼望柴阅登舟逆沅而上，王昌龄写下:“沅水通波接武冈， 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这便是著名的《送柴侍御》。据唐代官制，柴阅不仅身任 地方官，且“带职”挂名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与殿中侍御史一样， 简称“侍御”，王昌龄因而称柴阅为“柴侍御”。柴阅由龙标 县东赴邵州邵阳县，需溯沅江，入雄溪，于同为邵州管辖的武冈县治（今城步儒林镇）离岸，再走官道东行。
古代城步地处湘西南苗疆要冲，故全长240千米的雄溪， 隋唐以前便已通航140千米。都道“人生长恨水长东”，偏偏 雄溪水向西流，可想见柴阅逆水行舟而上时，自是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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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伏波将军庙
风一程，雨一程，柴阅的官船如鲤鱼上滩，行过百余千米水路，来到马鞍山山 脚的落阳湾。船工告知，出湾便是武冈县治（今城步儒林镇）。柴阅欣闻此言，出舱来到船头，仰首望山。山势逼仄，近在眼前，看不出是马鞍还是牛轭。却见水边 有一庙，踞岸而卧，柴阅张口借问，船工答曰：“伏波将军庙。”柴阅嘱移船泊岸， 未待船停稳，便登岸入庙，拜伏在伏波将军马援的塑像前。
马援是东汉开国名将，一生西定陇西，北破羌乱，南征交趾，北击乌桓，立下 赫赫战功。交趾之战多沿水路，马援降伏波涛，取得大胜，获封“伏波将军”称号， 享誉古今。至洞庭以西“五溪蛮”反叛时，马援已年过花甲，光武帝不忍再遣之， 马援声称老当益壮，愿马革裹尸而还，光武帝深受感动，再度派其南征。汉军抵达 五溪时，正值夏日炎炎，瘟疫肆虐，将士染疫，病殁无数，马援亦不能幸免，却仍 带病出战。叛兵溃败，最后马援病死军中。即便这样，马援仍遭仇家诬陷，光武帝 听信谗言夺去其封爵，不少随征将士不敢北归受戮，脱去军服散入五溪。
“五溪蛮”原为“武陵蛮”，其先祖因天灾人祸，无法生存，南下讨生，进入武陵， 扎下根来。在赋税、劳役、战争和天灾重压下，其多次揭竿抗暴，但均失利，不得 不溯沅水而上。其中，进入五条支流区域即五溪地区的，成为“五溪蛮”，屯结深林， 山伐渔猎。“武陵蛮”流落于雄溪两岸的，则成为“雄溪蛮”，与早就散居于此的 三苗后裔融为一体，难分彼此。“雄溪蛮”里夹杂着不少马援麾下将士，这些将士 因怀念旧主，在山前水畔建庙，设立伏波将军塑像，祭祀敬拜，祈求伏波将军保佑 他们无灾无难，有吃有穿。
祭拜过伏波将军，柴阅回到船上，绕出落阳湾，来到武冈县城之南。城为诸葛土城，位于雄溪北岸。离船登城，回看雄溪，溪对面是南岭余脉。南岭连绵千里， 横亘如屏，终被雄溪截断，与雪峰山尾麓的马鞍山隔水相望。城西象山似伏，正处在马鞍山山脚。城东狮山若奔，后连轿顶岩，岩下便是县衙所在。
柴阅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掐指计算，诸葛南征建成脚下土城，距马援马革裹尸于五溪地区已过去一百七十余年；而柴阅西来的唐天宝年间，离诸葛建城不觉又是五百余年，前后约七百年。
离开诸葛城，柴阅入住驿馆，又赴县衙拜访过县令和县尉，隔日继续登程，走官道东赴任地邵阳，一年后病逝于任上。
柴阅毕竟只是匆匆过客，身后的苗瑶山民仍在这茫茫大苗山中生存繁衍，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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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歌写过往
位于楚南极边的大苗山，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峰高蛮烟重，沟深瘴雨稠，自 然环境恶劣异常。田薄且窄，土瘠而贫，出产有限，民众生计维艰。
贫苦生活体现在苗族、瑶族同胞的日常中。城步油茶如今是调口味的美食，从前则另有效用：一是茶叶与姜辣葱蒜合煮出来的汤汁可驱寒除湿；二是阴米、苞谷、 黄豆随茶汤入喉，可忍一时之饥。苗族、瑶族同胞的过往留存在口口相传的山歌里， 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诸如“家中贫寒莫宽怀，冤枉投到世间来。人家有钱买 花戴，妹我无钱望花开”“雨打枝头花落红，人世最难是贫穷。穿金戴银逢笑脸， 戴破穿烂狗也凶”。
山歌是在山里唱的歌，需长声长气的长调才听得见。这长调像低回的山风，似 呜咽的流泉，如忧惧的鹿鸣，丝丝缕缕，缠缠绵绵，闻之令人伤感。苗族、瑶族同 胞的贫穷和悲苦，来自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来自历代统治阶级的压榨和管制。 那些悲惨记忆，抹也抹不去。无论退守大苗山的三苗后裔，还是溯五溪而上的“武 陵蛮”子孙，其祖先都生活于宜耕宜种宜居的中原大地，在千百年的资源争夺中败 走蛮荒边地，生命记忆深处的悲苦和忧患刻骨铭心，因而形成了苗族、瑶族同胞既 倔强又多情忧郁的性格特征。
大苗山山高路远，朝廷鞭长莫及。在大山腹地设县，一方面可使该地区与沅江 流域的文明进程和先进生产方式无缝接轨，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推动具有“滩河”特 征的资江流域的开发。然大山文明毕竟不是河滩文明，大山文明相比河滩文明，自然和人文环境恶劣，农耕落后，交通不便，文化凋敝，两者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以 治汉思维来治苗，难免捉襟见肘。大山条件恶劣，又要受朝廷严厉管制和官吏多重 压榨，苗民生存不易，活命艰难，只好寄情于山歌，纾解心中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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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韧与抗争
湘桂交界的黄墙山上，紫烟缭绕、白瀑悬挂。近瀑山崖隐藏着一处深不可测的 岩洞，洞口仅簸箕大，人称“簸箕洞”。有长藤垂吊于洞内，可攀藤出入，又名“吊丝洞”。当地民谣曰：“吊丝洞，白瀑崖，千军万马动地哀。还我良田还我土，百年奇怨一洞埋！”民谣已传唱五百余年，自有其特殊的来历。
明弘治十四年（1501），时属武冈州的城步五峒四十八寨苗族人，因不堪明廷 赋役盘剥，且田土多为武冈岷王府所占，聚众起义。苗族汉子李再万自称“天王”， 登高而呼，招拢湖南大地茶园、横水、扶城、边溪等四十八寨及广西泥田、小江、 万山等三十余寨近四万苗瑶民众，攻城略地，进逼武冈州，震动朝野。义军据险抵抗，终敌不过朝廷正规军，尤其是抵挡不住从京城调来的神机营火炮、火枪的攻击，只 能步步败退至茶园寨大本营。时值严冬，大雪纷飞，为保存所剩的万余名义军，李再万决定突围，向大山中转移。官军穷追不舍，至湘桂之间的黄墙山，为大雪所阻，便依山扎营，驻军围堵。俟雪止冻解，朝廷官军搜山，山中竟寂无一人，官军甚感诧异。后侦知黄墙山间有吊丝洞，四面悬崖，万名义军已攀长藤入洞藏匿。官军探至洞口，不敢贸然入洞，遂砍断长藤，上万义军终被困死洞中，以李再万为首的苗瑶起义彻底失败。
这是城步县域内影响最为深远的苗瑶起义，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早在楚为秦所灭之初，楚民向西南大山逃避，城步因此迁入大量苗族、瑶族民众，开始了漫长的反征服、反压迫的斗争。史载东汉元嘉元年（151），“武陵蛮” 反叛，苗族先民亦屯结深山，有保都梁县山中者，号曰“武冈”。唐广德元年（763）， 夏永在武冈起义，后被朝廷分化瓦解，接受招安。唐末国势转衰，藩镇拥兵自重， 割据沅湘的马殷征伐“五溪蛮”，各首领纷纷献土归附，惟徽州（今绥宁、城步）、 诚州（今靖州）苗族先民首领潘金盛、杨承磊不服，偷袭其设治于邵州后方的重镇 武冈。马殷急调衡山兵救援，义军退守飞山峒。后吕师周率军击败义军，进剿飞山峒， 潘、杨殉难，义军遭到屠杀。杨再思为保民族生存而与马殷修好，结为姻亲，被封 为诚州刺史。
北宋嘉祐元年（1056），城步苗民起义受镇压，九十团峒被毁。元祐年间，苗 民再度举起义旗，宋廷出兵镇压遭致惨败。苏辙等朝臣审时度势，力主放弃在苗区 设置州县的政策，以给苗民松绑，缓和民族矛盾。武冈县治遂移出巫水北岸，撤往 资水流域的都梁，首次使用“城步”一词，于原治设立城步寨。宋廷对苗区实行羁 縻制度，怀柔远人、恩威并施、因俗而治，保留酋长和首领统治制度，使该地区的 民族自治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明朝建立后，为巩固中央集权、管控西南边疆，朝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 卫所屯田制度，严格管控人口流动，严禁民间百姓私自外出经商。明朝中期，随着朱姓宗室大肆繁衍，各地藩王、豪强四处搜刮民财，强取豪夺，当地苗族同胞生计维艰，湖广、广西、贵州毗连地区（今湘桂黔三省边境）爆发了由蒙能、李天保领导的苗族大起义。义军以城步横岭峒和广西蒙顾峒为根据地，攻下新宁、绥宁、新化、靖州、会同等州县后，不断向外扩展势力，影响范围西至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东达衡州（今衡阳），北抵沅州（今芷江），南及广西东北部（今广西北部）。由于义军声势浩大，明廷边疆防务告急，遣大军前去镇压，蒙能战死。此后义军与明 军鏖战五年，李天保被俘，押往北京处斩，起义失败。
李天保起义被镇压后，明廷并未放松对苗区的管控，五溪各族人民被迫不断反抗斗争。直至弘治年间，苗酋李再万聚众数万，最后败给明军，仅剩万余名残兵隐匿于吊丝洞中，饥寒而亡。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原有六万左右人口，至此仅留老弱万人。 面对千里苗疆，明廷深感鞭长莫及，遂于弘治十七年（1504）实行“改土归流”， 析武冈、绥宁部分地界，设置城步县。
明廷改土官为流官，废除少数民族地区原有酋长首领统治的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驻流官直管，全面推行户口清查、土地丈量和赋税核定，将苗区每一个人、每 一寸土地、每一粒粮食都纳入明王朝的管控之下。这种制度客观上实现了民族融合， 促进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佃农人数激增，丁徭负担沉重，苗族、瑶族等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
清乾隆年间，粟贤宇、杨清保在城步横岭峒和莫宜峒发动起义，与广西龙胜的侗族人吴金银、苗族人张老金等人所领义军互相呼应，震动清廷。于是清廷派兵进剿， 两万余名苗民被斩杀，义军家属和无辜苗民被强迁至长沙、宝庆、辰州、沅州等府县， 城步人口锐减，经济文化遭受重创。
自秦汉至清末两千余年时间里，城步境内共爆发过影响深远的重大起义十余次， 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苗族人都是隐忍求生、安守故土。在漫长的平和岁月里，无论官民，还是汉苗，都能相安无事，给苗区发展经济和文化留下了宝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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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间锦绣乡
宋建炎四年（1130）春夏之交，有两乘竹制肩舆由力夫抬着，行进在邵州至武 冈的驿道上，这是多年前柴阅曾走过的驿道。只不过当年柴阅由西往东，赴任邵阳县尉；此刻坐在肩舆上的两位则由东往西，前往武冈境内的紫阳山。两位是一对中 年夫妻，夫叫陈与义，妻为周氏（祖籍紫阳）。
陈与义生逢靖康之变，金人攻破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徽、钦二帝，赵构南逃， 建立南宋朝廷，是为高宗。陈与义遂携妻周氏及家人南奔。
抵达武冈紫阳山后，紫阳周家祖宅仍在，但直系后人已搬往武冈县城，只有旁系族人看守。族人问明陈与义和周氏的身份，热情接待，安排他们入住祖宅，参观 宅旁周仪读过书的石屋及宅前的横江渡。陈与义有感于妻家家风，作诗以记之。周家的直系后人也专程从武冈城里赶到紫阳，迎接夫妻俩前往做客。夫妻俩祭奠过周家祖茔，又坐上肩舆，向西而行。
当是时也，在巫水北岸历经长达四百五十个春秋的武冈（含武攸）县治，已迁往资水支流赧水旁的都梁。都梁水平地阔，街宽巷深，比位于城步寨的故县治气派得多。陈与义夫妇来到城里周家后，一住数月，游遍城内城外佳丽地。又朝故县治城步寨方向西行，履及枫门岭（又名枫木界）。枫门岭后属城步县，满山遍岭都是参天古枫，秋霜打过的枫叶片片泛红，林间寒鸦如墨，盘旋归巢。岭下人家鸡犬相闻，主人邀客入户，端茶递果款待。陈与义倍感亲切，作《枫门落照》曰:“丹枫如染带烟光，幻出人间锦绣乡。一段西山看不尽，归鸦数点送斜阳。”
此刻东南正硝烟弥漫，陈与义来到西南如梦如幻的锦绣苗乡，看不尽丹枫如画、 炊烟似诗，真想做只太平鸦，送走斜阳，归栖枫巢，享受山高水长的宁静。若是没有靖康之变，陈与义做一辈子太平官，未必能成为名垂青史的大诗人；若非国难当头， 南方苗乡也无缘收留大诗人，更不会进入其美妙诗篇里。
陈与义匆匆来去，除四行诗句，似乎什么也没留下，然于边地苗乡而言，大诗人转瞬一瞥，便意味着中原文明的灵光显现，灼然照进苗民拙朴纯良的精神领地。
高高的山，长长的水，山水阻隔注定了苗区的闭塞。闭塞可让当时的苗族同胞 偏安一隅，然苗区并非世外桃源，可一时避秦，不可永远拒汉。毕竟水再长，不可能倒流，只能往低处奔流，通江达海。山再高，没法拔地而起，只能向山外延伸， 连接汉区。正是西有雄河奔沅入湖，东有古道出山抵邵，南部还有山径下桂北，苗族聚居区才未能形成长期封闭、自外于中央王朝的独立格局。昔日蜀汉军队曾筑诸葛土城于雄溪北岸；萧铣打马西进，置武攸（武冈）县治于诸葛城头。正是东西陆水两路的延伸，苗区才从没真正脱离山外政权的管辖，只是管控力度时紧时松罢了。
也正是水陆相连，苗区受制于山外军政的同时，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于是乎， 柴阅从水上来，手携诗家夫子王昌龄的绝唱；陈与义从陆上来，以其江西诗宗的妙 笔，录下锦绣苗乡的诗情画意。这种文化输入不是军事血腥攻入和政治强行植入， 是无形的，是润物细无声、长久而深刻的，不知不觉融进苗族同胞的血脉，塑造着 民族基因和人文性格，千年不辍。
当然，文化输入不是单纯的，往往与军事和政治的进入交织在一起。诸葛亮和萧铣带来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也带来了汉文化。明王朝为稳固中央集权，刀兵所至之处，每一寸田土、每一粒粮食、每一个人都得登记在册，上交税赋，以供养朝廷、军队和皇室宗亲。又值五峒苗族人反抗岷王霸田占土，明廷强势介入，抑岷王，灭土司，设置城步县，改派流官治疆。城步改土归流的历程，是苗族与汉族之间历经反复冲突与交融，最后走向民族融合的艰难历程。
这个历程是残酷的、痛苦的，但正是这种痛苦，给苗区带来了汉区的政治模式和生产方式，也传入了高雅的儒家文化。出任地方的流官个个饱读诗书，身为苗族聚居区的父母官，他们不仅丈田量产、征税收粮，还会办学兴教，使儒风吹进锦绣苗乡。明代中期，城步改土归流后不久，官府在当地修孔圣庙，开办县学，由教谕和训导主管，设置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程，培养苗、瑶子弟。正因如此， 城步虽山高路远，经济不怎么发达，但风声雨声里，总有琅琅读书声悦耳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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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生唯有读书好
河清海晏日，修文偃武时。元皇庆二年（1313），国家承平日久，于雄溪两岸的读书人而言，这一年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序属仲春，赤水峒杉坊乡绅杨再成站在自家楼前，面对一川如烟草色，耳听楼里子弟琅琅读书声，脑海中冒出宋人的读书诗：“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杨再成心下寻思：“读书之乐乐于春来草长，人生有书读，夫复何求？ 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若让巫水两岸苗家子弟皆能享受读书之乐，岂不功德无量！”他当即给好友杨景清、张茂卿及普和寺长老江正顺等人去函，愿出资办学，振兴儒学。 几位好友积极响应，约定具体时间，于雄溪北岸的武冈故县治见面，商议兴学事宜。
这天，杨再成赶到故县治，杨、张、江三位已如约恭候在雄溪岸边的诸葛城头。 几位面对滔滔西去的春水，畅所欲言，交流办学设想，最后决定创设书院，延聘饱 读诗书的儒生，教授苗汉聪慧子弟经史之学。至于建院经费，杨再成已预估出基本 数字，可尽快到位。他还打算析出自家田产，归于书院名下，收成可用作老师的薪 酬和学生的课本、食宿等支出。杨景清等三位颇受感动，也愿捐资，以玉成其事。 又沿诸葛土城物色地皮，觉得脚下地面平整，视野开阔，前有雄溪横陈，两旁象山拱卫、狮山拥护，可谓得水藏风，正是建设书院的风水宝地。且地属武冈故县治公产， 用于办学名正言顺，官民无不赞同，事情很快便敲定下来。
杨再成出资析产，杨景清、张茂卿、江正顺等耆宿乡绅一起助力，颇有规模的 院舍很快建成，书院正式对外聘师招生。武冈学录赵长翁闻声从都梁赶来视察，感叹书院既成，儒风将盛行苗乡，苗汉子弟必学有大成，才为国器，名重儒林，故命名为儒林书院。众皆鼓掌赞成，且磨墨铺纸，请赵长翁题名。赵长翁提笔写下“儒林书院”四字，杨再成托人做成匾牌，挂在学院门额上，又撰写《儒林书院记》， 由石匠刻在石碑上，立于学院前坪。
儒林书院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较早设立的书院之一，开偏远僻地儒学之先河。 然因明王朝对苗区的管控，引起苗族、瑶族民众起义，儒林书院毁于战火。后城步 改土归流，析武冈和绥宁地建县，苗乡重获安宁。万历二十三年（1595），知县元宗孔重新修建书院于隘头山脚下。至明清更替，战火重燃，殃及池鱼，儒林书院未 能幸免，再度遭废。所幸儒林书院做出了榜样，此后城步办学成风，除官府县学外，书院和私塾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以书院为例，就有明正德元年（1506）建于县城西南的秋书院，明嘉靖元年（1522）设于黔峰山紫云宫的潜龙书院，清乾隆七 年（1742）修于城东的白云书院，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筑于西岩寺旁的凤山书 院。其中尤以白云书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白云书院由时任知县的张方佳倡导， 将城东白云洞旁的寺庙改建为书院，划田37亩为院产，以保障书院的运转。书院设有书斋、讲堂、方亭10余间，四周砌着围墙，院内种植柳树、桃树、松树和柏树，象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书院聘请名师，培养生员（秀才），进士出身的知县戴洪恩亲自入院传道授业解惑，举人胡德萼、段立敏、文运升等人先后担任过主讲。道光十四年（1834）戴洪恩将白云书院更名为青云书院，期望在学秀才“学有所成，共登青云”。光绪二十八年（1902）书院改为小学堂，办学规模扩大，受教人数显著增加。
唐末五代，中华大地战乱频仍，世风日下，书声难再，儒家道统式微。幸宋明 各路大儒横空出世，上承两汉儒学，创立濂学、洛学和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 学风遍播大江南北，也畅然拂进大苗山，私塾、书院、县学、义学等办学形式相继出现。
明正德元年（1506），城步置县仅两年，便设立了官方性质的县学，承担科举选拔职能。县学初建于县城东，后迁至城内孔圣庙。义学以清代为盛，知县张方佳 大力支持书院教育的同时，在扶城、横岭、莫宜、蓬峒、拦牛各峒倡设义学，贫苦子弟可免费入读，老师报酬由县衙支付，这为大苗山地区培养了大量人才。县志载城步出过进士2名，分别是宋代的杨正修，官至邵州都统，授银青光禄大夫，以及明代的杨逢时，官至四川布政使，为主政一省的长官。另明代考取举人4名，清代8名，秀才人数更多。据载，城步也涌现出不少学者和诗人，如明代城步人杨和，嘉靖初由岁贡授梧州通判，后调浔州，擢知剑州，著有《竹溪遗集》；清代杨时宪，是康熙年间《城步县志》的编纂者；萧燧，康熙年间著有《棂星门记》；彭璇，乾隆年间中举，官至善化县教谕，著有《兰园诗草》；蒋文英，著有《退翁诗赋草》；梁杭， 著有《浮石亭记》；彭璇之子彭宗綮，为乾隆年间拔贡，官至永明县教谕，著有《兰草》；陈伯卣，著有《大学心解》1卷、《论语宗旨》10卷；彭仪凤，著有《何璘 遗爱碑记》；彭柱澜，出身廪贡生，博览群书，崇效程朱理学，著有《言志堂诗草》 《鲁仲连陆贾论》《秦汉以来二千年儒林流别论》等著述；杨兆鳣，官至詹事府詹事，参与编修过《四库全书》，著有《诗经讲义》《四书讲义》《竹溪诗文集》；清末段辉楚，出身附生，少患耳疾，时人戏称“段聋子”，家境贫苦，好学不倦，不因 贫而屈，著有《困学斋文集》《困学斋诗集》，其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名重一时。
比之人烟稠密、商贸发达和文教鼎盛的两江一带，城步人口稀少，经济落后， 战乱不断，却还能人才辈出，实属珍贵。更为可喜的是儒学振兴，播下了读书的种子， 自宋明以来，大苗山学风越来越浓，民风越来越纯正，苗民气质越来越儒雅。教育普及和文化推广，如春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于潜移默化间塑造人的精神品质，其影响深远而长久。
道家尚清气，佛家尚和气，儒家尚正气，加上大苗山生存环境恶劣所带来的韧劲和硬气，苗家人气质独特，既清和，又正直，内心始终有坚守。在破除旧文化思潮冲击的年代，不少苗家人堂屋里的天地君（国）亲师排位仍旧保留着，民众对天地、家国、先祖和师道仍心存敬畏。苗家人尊师重教，对老师和医生恭恭敬敬。有一位知识分子因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潮影响，被遣至偏远苗区改造，走村入寨后，发现苗族人家门上的对联和墙壁上的标语口号均为繁体毛笔书写，那字写得方正漂亮， 跟字帖一般，一问才知出自村寨里的秀才之手。且非一村一寨如此，各个苗村瑶寨都有这样的土秀才，学历不高，毛笔字却写得颇有功底。汉字是中华文化之根、文明之魂，大苗山文脉不绝、精魂不失，正是得益于尊师重教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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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族融合和民族进步
清乾隆年间，粟贤宇、杨清保在大南山长安坪发动起义，贵州总督兼领巡抚张广泗统兵进剿，城步五峒人口骤减。清廷继而将管理今湘、桂、黔三地交界区域的理瑶同知府迁出宝庆城，移驻长安坪，筑城建营，人称“宝庆二府”。其职责为管理九峒，兼防湖南通道、靖州，广西义宁、兴安、三江，贵州黎平等地的少数民族。长安营常驻旗兵，重点监管湘、桂边境的九峒苗族、瑶族民众，以防其谋反。长安 营城建完备，于东、西、南三面造怀德、雄粤、威定三个城门，城北建藩楚楼作为 城门。城内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理瑶府和游击、千总、守备、把总等各署，军械、火药、军粮、横岭、巡检等各司齐备。又筑两桥跨过护城河，直达点将台、校场坪、 跑马场等练武操兵的场地。城外四周高冈上设有武安堡，征派骑兵或汉卒世代屯驻， 以保卫长安营。长安营存续一百七十余年，于清末被裁撤，最后一任游击将军关常兴及其部属落籍此地。
关常兴是满族人，来自遥远的北方。被清廷和时代抛弃的关将军，为何没北归故园，却悄然留在长安营，把遗骨埋进这方土地？也许不仅仅是时势所然，还有他对这方山水的不舍，对这方人情的依恋，他已在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当地水乳交融。清廷官兵奉旨驻扎边疆，职责是管控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彼 此原本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岂料时间竟将这种关系悄悄改写，官兵们渐渐融入当 地，其意味颇为深远。人是有血有肉的情感动物，政治高压和军事管制使双方之间剑拔弩张，但终究会被时间稀释和消解。这便是民族融合，融合得悄无声息，无迹可寻。自古苗区溪河无舟楫，山岭无道路，属远离中原文明的化外之地，亦与岭北 的巴蜀文明和岭南的南越文明隔绝，故历来独立世外，不知汉之广袤。城步地理位 置险峻，人文环境封闭，山民世世代代刀耕火种，依山而居，面山而劳。因自给自 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形成勤劳、倔强而又相对狭隘的文化心理，为抵御自然环境的险恶，抗拒外部文明的渗透，确保既有的生存空间免受挤压，山民自觉聚族而居、 自成一体。然原始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生存很难得到保障，唯有扩大空间，争取更 多资源，因此族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强人出面协调，土司制度应运而生。中原政权鞭长莫及，巴蜀和南越文明为山水所阻，山民就这样自得其乐，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故步自封只能永远封闭落后下去， 只有不同文明突破阻隔，才能实现融合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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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是历史趋势，只有经历碰撞、冲突，才可能消除隔阂，相互理解，渐渐走到一起。自秦汉至明清，各种冲突，诸如汉苗冲突、土（土司）流（流官）冲突、官民冲突，此起彼伏。尤其明清以来，百里苗乡瑶寨，万水千山之间，苗瑶首领宁 为鸡头，不做凤尾，不愿接受朝廷约束，悍然举旗，擂响震天战鼓，掠过那挥不去 的刀光剑影，烽火燃向今湘桂黔三省边区。然而终究逃不过亘古不变的文明史铁律， 落后文明总会被先进文明所感化渗透，毕竟封闭日久，劣势明显，自有其向上的愿 望和诉求。统治阶级也会因势利导，调整对少数民族的治理策略，化干戈为玉帛， 化冲突为融合，让民族大团结的繁花盛开。
民族融合是个漫长过程，非百千年所能形成。在此历史背景下，城步常年动荡， 族群纷争不断，民众饱受动荡之苦。但历史是多维度、多层面的，若仅有兵戈、征服和弱肉强食，民族也好，国家也罢，早已灭亡，不复存在。于城步而言，民族融合才是其真正的主旋律。隋唐置武冈县治于儒林镇是融合，明代改土归流是融合， 民国党政文教的介入也是融合。真正的民族大融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春风化雨，当地各族同胞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这种大融合是全方位的，党政军共同参与，促进民族自治，还派送教师、医生、生产技术人员，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促进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政治管理、经济往来、语言互通、服饰借鉴、 生活方式交融等多种途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是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既有中原文化对边疆民族的影响，也有边疆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丰富。外来汉族民众进入城步后，也会入乡随俗，被苗区生存生活习惯同化，与苗民结亲联姻，像苗民一样吃油茶、穿苗服、说苗语、唱山歌、跳傩舞。苗民纯真、正直、善良、慈悲、勇毅等品格也会影响汉族同胞，以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安营官兵尤其末任游击将军关常兴及其部属落籍当地，就是“苗化”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有大量援建城步的汉族同胞留下来结婚成家，在此落地生根。毕竟人性向真、向善、向美，千百年来为山格水性塑造而成的苗家人，其忠勇慧智的品质至真、至善、至美，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能获得其他民族同胞的认可。
民族大融合促进民族大发展。党的民族政策如阳光般普照苗区，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建家园，真正实现民族进步。民族进步是全方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苗族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后，城步人民挣脱狭窄山场和贫瘠田地的束缚，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凭聪明才智和不服输、肯吃苦的劲头，摆摊开店，跑车拉货，打工建厂，纷纷发家致富，开上小车，修起洋房， 住进城里小区的高楼，共享经济发展红利，真正体现出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的优越性。县域经济也如鲤鱼跳龙门，不断跃上新台阶。
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民族大发展是靠人来实现的。为建设大苗山，党和国家给城步输送了大量人才，出台了各项民族政策，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充分体现了民族人才政策的优势。
民族进步不仅需要人才输入和培养，更要将人才输出。许多城步籍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共同建设大苗山。随着全社会包括民族地区的不断进步，当地人民的观念也在更新，意识到不仅要输入人才、培养人才，更应该输出少数民族人才。改革开放以来，走出苗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城步籍人才越来越多。城步外出创业经商者不少，遍布五湖四海，甚至远至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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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品水性塑造人文气质
穿行于城步县城街头巷尾，偶尔仰首东望，远处苍穹下有一山挺立，那便是巫山（黔峰山），即巫水（雄溪）的发源地。城步人视黔峰山为母亲山，视山上流下来的巫水为母亲河，感恩这方山水源源不断地提供生命的源泉，念兹在兹。
三千年前，楚地先民南下，过长江，涉洞庭，入武陵，成为“武陵蛮”。“武陵蛮” 溯沅水而上，散入五溪，其入最东之雄溪（巫水）者，则为“雄溪蛮”。巫山巍巍， 巫水长长，苗民屯结深山，耕山糊口，逐水而居，捕鱼为食。正所谓山伐渔猎，一 方山水养一方人。
城步为楚越相交之域，雪峰山脉与越城岭山脉在此会合。境内至高点二宝顶海 拔2021米，身处其上，可见山崇岭峻、沟壑纵横。816条大小溪河呈树枝状分布， 总长4063千米，分属于巫、渠、资、浔四水。巫水自东向西，左萦右绕，流经县城儒林镇，滔滔西去。都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巫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初看有悖于中国版图上大多数大江大河的流向，越流越蛮荒，实则是在择善而从。它先后于落阳湾至沉江渡、岩门至匡塘口，两度切割雪峰山脉，过绥宁，下会同，注入沅江， 北上入洞庭湖，连接长江，一路融通洪江、常德、武汉、南京等商贸重镇，最后投入大海的怀抱。
山为阳，水为阴，阴阳相对又互补而为太极。巫山至尊而不语，巫水至柔而不争， 山载千树而无怨，水利万物而无悔。滨河有福地，流水无尽期。城步山民水族，得 气阴阳间，放怀天地外。见山心静，见水心宽，融入山水，可生存繁衍，安放灵魂。 失意坎坷时，寄情于山水间，吐纳悲喜；得意顺畅日，乐山乐水，在山水自然里找 寻精神净土，清洁和升华灵魂。苗家女人看山，山如男人壮实的肩膀，足以成为一生依靠，故岁月从容；苗家男人看水，水似女人绵延不绝的乳汁，足以哺育儿女。 而城步人的性格和人文气质全由这方山水赋予，既坚如大山、沉静仁厚、执着血性、 敢打敢拼，又韧如曲水、智慧通达、百折不挠、永不言弃。这种山品水性造就的人文气质，首先体现在苗族人尚武方面。尚武尚的是不服输、宁折不弯，不向命运低头。《湖南通志》《宝庆府志》有载，城步苗民最硬气，头可断，身可死，其志不可夺， 历来起义不断，愿以我血荐轩辕。苗族人走出大苗山，征战南北，将星闪耀，诸如宋代抗金名将杨再兴，元末东征苗帅杨完者，明代开国元勋蓝玉、沐英等，都是从城步走出去的名将。
其中家喻户晓的是龚继昌，即父老乡亲所说的“龚大人”。龚继昌生于1831年， 城步四都（今金紫乡）人。龚家祖辈崇文，笃信诗书传家远，忠厚继世长，数 晴耕雨读，积善成德，享誉乡里。龚继昌自幼体格健壮，生性豪爽，入塾开蒙后，读过几册书，十岁时开始习武。武壮人胆，龚继昌武艺在身，加之身体越长越魁伟，浑身都是力量，行坐带风，天不怕地不怕，连鬼神都不放在眼里。
1856 年，龚继昌在武冈县城投入新宁刘长佑麾下，后随席宝田转战多地，凭战功升任游击加参将衔。其间曾回县招兵买马，带领家乡子弟于险境中博取功业。 1864 年，太平军于天京陷落，洪秀全死，其子洪天贵福出逃，为龚继昌生擒，龚继昌因功赏戴花翎加提督衔，家人受诰封。之后，龚继昌又因镇压起义有功，加授贵州镇远府总镇，赏云骑尉世袭。龚继昌率部回湘，沿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修建了自绥宁关峡经枫木界至城步西岩的石板道，捐资在巫水渡口架设石墩风雨桥，并在其名和号中各取一字，将桥定名为“荣昌桥”。此桥至今仍是城步地标性建筑。他还捐修文庙，尊孔重教，振兴家乡儒学。城步饥荒之时，龚继昌派兵从辰沅运米回乡，赈济灾民。
民国二十三年（1934）深秋，在当初龚继昌往返湘桂挑盐的山道上，走来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那是红军长征的先遣部队，其政委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他率领队伍翻过越城岭，爬上八十里大南山。面对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坡草沟，他眼睛发亮，感叹壮美的高山草原，表示革命胜利后，一定来此建农庄，办牧场。一晃到20世纪50年代，彼时王震将军已是共和国农垦部部长，他仍没忘记当年过南山时的那声感叹，号召开发大南山。1956年，来自长沙和邵阳地区的900多名青年由队长石崇斌率领，肩挑铺盖，背驮锅碗瓢盆，沿着龚继昌和王震走过的山道，徒步登上南山，组建青年集体农庄，开垦沉睡了千万年的原生荒地，播下玉米和蓖麻种子。施肥、锄草、间苗，从春忙到秋，没想到作物成活率极低，最后竟全部死光了。800多人 相继离去，剩下108人自称“一百零八将”，继续垦荒造田，引水播种水稻。眼见禾苗抽穗扬花，一夜秋霜降落，穗萎花谢，希望再度成为泡影。农庄办不下去，便又改建园艺场，当即派人出山采集内蒙古萝卜、吉林甜菜、天津鸭梨、烟台苹果、 西藏青稞等作物的种子，带回南山试种。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甜菜比车前草还细小，苹果形同河卵石，又小又硬，啃咬不动。仅萝卜和梨子有些收成，但因不通公路，运不出去，吃又吃不完，只好倒掉。后又改园艺场为林场，栽下3万亩杉树，却未能成林。另购进十几吨马尾松种子，用直升机撒在23万亩草坡上，一场冬雪过去，出土的松苗多数被冻死，仅低海拔背风处留下6亩稀稀拉拉的杉林。
面对满坡满沟疯长的野草，南山人想到，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于是琢磨着要不要喂牛养羊。1973年，南山派人北上京城，走进王震将军家，汇报南山人艰苦创业的壮举和兴办牧场的设想。王震将军非常赞同，表态大力支持。197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奶牛农场调配123头奶牛，运往南山，又派畜牧专家上山指导培育奶牛，种植牧草。南山人从拓荒者变成牧牛人，牧场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大量种草养畜。1979年建成南山乳品厂，用南山牛奶就地炼成奶粉对外销售。至20世纪末，牧场饲养奶牛近万头，南山牌奶粉产量不断攀升。
不久，以南山牧场为主体成立的湖南亚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主板成功上市，奶粉产量大幅提高，营销成为公司的重要工作。当时销售区域仅限于邵阳市， 随着产能不断提升，开拓全省乃至全国市场已势在必行。一大批营销人员走出邵阳，进军省会长沙。销售大军多为“南山二代”，即“一百零八将”的子女，生在城步，长在南山，那屡错屡试、屡败屡战的不服输的基因在血脉里奔涌。“南山二代”销售员穿行于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一家家一户户去敲门，请人免费试喝南山牛奶， 或赶往人多的车站码头和广场，钻入缺氧的充气膜囊，宣传南山奶粉。靠着这种新颖的销售手段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南山奶粉逐渐打开省内外市场，销量连年翻番。
然而，随着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行业风暴的来临，南山奶粉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南山人迅速应对危机，一边督促乳品厂提升生产质量，一边启动“南山奶粉绿色中国行”活动，坚守品质、勇于创新，最终赢得市场认可。南山奶粉再度崛起，销量连年翻番，年销售额高达20亿元，年创利税2亿余元，一跃进入全国奶业前三名。
随着全球奶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城步“南山二代”舍山弃寨，勇闯天涯，利用市场营销网络和奶粉生产技术，发挥聪明才智，自我蜕变，实现了另一种意义的成功。当然这得益于时代机遇，使他们有机会拥抱工商文明，投身市场经济浪潮。城步苗民祖祖辈辈被绑缚于山角角、水边边，囿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改革开放以来，城步人走出大苗山，以勇毅坚韧的山之品格，机敏睿智的水之气质，走天下，闯市场， 敢于试错，不怕失败，仿佛南山四十八溪的水，哗啦哗啦淌出四十八坪，与源出黔峰山的雄溪汇流，寻寻觅觅，百萦千迂，下沅水，过洞庭，入长江，奔流到海不停息。
柴侍御从唐诗中走来，陈与义从宋词中走来，龚继昌从晚清炮火里走来，关常兴从帝制尾声里走来，王震将军从长征路上走来，他们皆走出时间，走入历史深处。时间和历史是有记忆的，所以他们又都留了下来，留在城步蜿蜒曲折的山脉里、奔腾不息的水脉里、温情的文脉里。
挥毫皆锦绣，落纸如烟霞。一地也好，一国也罢，一个时代亦如此，既要有锦绣河山，还得有锦绣文章。锦绣河山是固态的、静止的，一经锦绣文章记录，便化为动态，流传久远。城步人不仅有山一样的坚毅勇武，无惧环境恶劣，无畏强权欺压， 还有着水一样的智慧和灵动，他们在夹缝里可求生存，时代留下一根木头，便制成桨叶，划着文化的舟楫，驶出大苗山，驶向天宽地阔的山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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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城步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城步：人间锦绣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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