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11期
三十年代——
现代派诗歌研究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1932年5月，一份名为《现代》的大型文艺月刊在上海创刊。这份刊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派诗歌从刘呐鸥时代的孕育期，正式进入了成型期。与《无轨列车》《新文艺》那种小打小闹的私人同人刊物不同，《现代》杂志依托于实力雄厚的现代书局，拥有更加稳定的经济基础、更加专业的编辑团队和更加广泛的作者队伍。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新诗坛的格局，也为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长期以来，关于《现代》杂志的研究存在着诸多混乱和误解。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戴望舒是《现代》杂志的主编和灵魂人物，但实际上戴望舒在杂志创刊仅五个月后就赴法留学了，《现代》杂志最关键的发展阶段是在他不在国内的情况下由施蛰存等人主持的。还有许多人将《现代》杂志简单地视为一个"第三种人"的刊物，将其与左联完全对立起来，但实际上《现代》与左联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既有斗争和分歧，也有合作和渗透。本章的任务，就是基于大量原始史料，重新还原《现代》杂志的真实历史，厘清现代派正式成型阶段的来龙去脉。
【本章主题：私人小众 → 全国公共大平台，真正成气候】
谈论《现代》杂志和现代派诗歌的成型，不能不提到张静庐这个名字。在以往的研究中，张静庐往往被视为一个普通的出版商，其在现代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事实上，张静庐是现代派诗歌成型阶段的关键历史推手。没有他创办的现代书局，没有他对施蛰存等人的信任和支持，就不会有《现代》杂志，也就不会有现代派诗歌的正式成型。
张静庐（1898—1969），浙江镇海人，中国现代著名出版家。他早年从事新闻工作，曾在《商报》《新闻报》等报纸担任编辑和记者。1920年代末，他转向出版业，先后参与创办了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等出版机构。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张静庐以其敏锐的市场嗅觉、大胆的经营策略和对新文化事业的热情，成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静庐的出版理念，可以概括为"文化与商业并重"。一方面，他深知出版是一门生意，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他又对新文化事业有着真挚的热情，愿意为有价值但可能不赚钱的出版物承担风险。正是这种理念，使得他既不同于那些只追求利润的投机出版商，也不同于那些完全不顾市场的理想主义文人。他能够在文化理想和商业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他能够成功创办《现代》杂志的重要原因。
此外，张静庐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文人的尊重和信任。他不像有些出版商那样，对编辑和作者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而是充分放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他聘请施蛰存担任《现代》杂志的主编，就给予了施蛰存极大的编辑自主权，从选题到组稿，从编辑到排版，基本上都由施蛰存说了算。这种信任和放权，是《现代》杂志能够保持独立品格和高质量内容的重要保障。
（二）现代书局的创办与实力
现代书局创办于1930年，由张静庐与洪雪帆等人合资经营。书局地址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是当时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中型出版机构。与刘呐鸥的水沫书店那种小本经营的私人书店不同，现代书局有着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较为完善的经营体系。它不仅出版期刊，还出版大量的文艺书籍、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形成了多元化的出版格局。
现代书局的实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金较为充裕，能够承担大型刊物的出版费用，不必像水沫书店那样为印刷费和房租发愁；二是发行渠道较为畅通，与全国各地的书店和报摊都有业务往来，能够将刊物迅速推向全国市场；三是经营管理较为规范，有专门的财务、发行、宣传人员，能够保证刊物的稳定出版；四是社会资源较为丰富，与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都有广泛的联系，能够为刊物提供各种支持。
正是依托于现代书局的这些优势，《现代》杂志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它不再是那种小圈子里的同人刊物，而是一份面向全国读者的大型文艺月刊；它不再需要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是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内容质量的提升上。可以说，现代书局为《现代》杂志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使得现代派诗歌能够从一个小的同人群体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三）张静庐与施蛰存的合作
《现代》杂志的创办，是张静庐与施蛰存合作的结果。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的文化事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事变结束后，张静庐决定创办一份新的大型文艺月刊，以填补上海文坛的空白。他想到了施蛰存——这位曾经在水沫书店时期就展现出出色编辑才能的年轻人。于是，他亲自邀请施蛰存来担任这份新刊物的主编。
施蛰存（1905—2003），原名施德普，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他早年与刘呐鸥、戴望舒等人一起创办《无轨列车》《新文艺》，是现代派的核心成员之一。1930年水沫书店停业后，施蛰存回到江苏松江的中学教书，同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张静庐的邀请，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返上海文坛、施展编辑才能的绝佳机会。
张静庐与施蛰存的合作，可以说是出版家与编辑家的完美结合。张静庐负责提供资金、平台和各种外部支持，施蛰存则负责刊物的内容和编辑。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张静庐对施蛰存充分信任，几乎从不干涉刊物的编辑事务；施蛰存则对张静庐认真负责，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刊物的编辑工作中。正是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现代》杂志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巨大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张静庐不仅在办刊上支持施蛰存，还在生活上给予他关心和帮助。他为施蛰存提供了优厚的薪酬，让他能够安心从事编辑工作，不必为生计发愁。这种对文人的关怀和尊重，也是施蛰存能够全力以赴办好《现代》杂志的重要原因。
（四）张静庐的历史性作用
综上所述，张静庐在现代派诗歌成型过程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为现代派提供了一个稳定、强大的出版平台。现代书局的实力和资源，是刘呐鸥的私人书店无法比拟的。正是依托于这个平台，现代派才能够从一个小的同人群体发展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
第二，他发现并重用了施蛰存这位天才编辑。施蛰存的编辑才能，是《现代》杂志成功的关键。而张静庐的慧眼识才和充分放权，则是施蛰存能够施展才能的前提。没有张静庐的信任和支持，施蛰存的编辑才能可能就会被埋没。
第三，他为现代派争取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大背景下，张静庐以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灵活的经营策略，为《现代》杂志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他既不与国民党当局正面冲突，也不放弃刊物的独立品格，在夹缝中为现代派的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四，他推动了现代派从"同人刊物"向"公共刊物"的转变。《现代》杂志不再是那种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同人刊物，而是一份面向全国读者的公共刊物。这种转变，极大地扩大了现代派的影响，也使得现代派诗歌能够被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接受。
总之，张静庐是现代派诗歌成型阶段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他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一位诗人或理论家。我们在研究现代派诗歌的历史时，必须给予张静庐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不能因为他是出版商就忽视他的贡献。
- 战后文坛空白、战略布局创办《现代》
- 完全放权施蛰存、不干预文艺立场、提供全国发行渠道
- 区别刘呐鸥私人小阵地：商业大平台、公开文坛、合法发声
2.2 《现代》杂志完整人事与运营分两阶段
《现代》杂志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5年停刊，共出了六卷三十四期。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杂志的人事和运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1932年10月戴望舒赴法留学。这个变化，将《现代》杂志的发展清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两个阶段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大多数人过分强调戴望舒的作用，将《现代》杂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而忽略了戴望舒赴法后施蛰存等人的贡献。事实上，《现代》杂志最关键、最有价值的发展阶段，恰恰是在戴望舒赴法之后。本节将对这两个阶段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阶段一：1932.5—1932.10 戴望舒在沪操盘期
《现代》杂志的创刊号于1932年5月1日出版。从创刊到1932年10月戴望舒赴法留学，这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是《现代》杂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戴望舒确实在杂志的创办和初期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的角色也需要被准确地定位，不能被无限夸大。
（一）戴望舒在创刊阶段的作用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他是现代派诗歌的核心代表人物，被誉为"现代派的领袖"。在《现代》杂志的创办过程中，戴望舒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了杂志的策划和筹备。早在张静庐邀请施蛰存办刊之前，戴望舒就与施蛰存一起讨论过创办一份新的文艺刊物的想法。张静庐提出创办《现代》杂志后，戴望舒积极参与了刊物的定位、栏目设置、作者邀约等筹备工作。他利用自己在文坛的人脉，为刊物联系了不少重要的作者。
二是负责诗歌栏目的编辑。在《现代》杂志创刊初期，戴望舒主要负责诗歌栏目的编辑工作。他凭借自己对诗歌的深刻理解和在诗人中的广泛影响力，为刊物组到了不少高质量的诗歌稿件。创刊号上的诗歌栏目，就集中了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何其芳等一批重要诗人的作品，阵容相当强大。
三是作为核心作者为刊物撰稿。戴望舒不仅是编辑，也是《现代》杂志最重要的诗歌作者之一。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印象》《独自的时候》《秋天》等一系列重要诗作，这些作品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也为《现代》杂志赢得了声誉。
（二）施蛰存的核心地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在戴望舒在沪的这五个月里，《现代》杂志的核心人物也始终是施蛰存，而不是戴望舒。施蛰存是杂志的主编，全面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从选题策划、稿件组织、编辑加工到排版校对，事无巨细，都由他主持。戴望舒虽然参与了编辑工作，但主要是协助施蛰存，负责诗歌这一块的内容，并没有掌握刊物的整体编辑权。
关于这一点，施蛰存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现代》杂志是我主编的，戴望舒只是帮我看看诗歌稿子。"这句话虽然说得很平实，但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由于戴望舒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声望，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现代》杂志的主编，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此外，从刊物的内容来看，《现代》杂志也绝不仅仅是一份诗歌刊物。它的内容涵盖了小说、散文、评论、翻译等多个方面，其中小说和评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内容的组织和编辑，主要都是施蛰存的功劳。戴望舒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诗歌领域，不能代表刊物的整体面貌。
（三）第一阶段的基本面貌
在1932年5月至10月这五个月里，《现代》杂志共出了三期（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这三期杂志已经初步展现出了《现代》的基本风格和特色：
一是作者阵容强大。创刊号就汇集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巴金、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何其芳等一大批中国文坛的一流作家。这种"全明星"式的作者阵容，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极为罕见的，也充分显示了施蛰存的组稿能力和《现代》杂志的号召力。
二是内容丰富多彩。《现代》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创作，也有翻译；既有诗歌、小说，也有散文、评论；既有国内作家的作品，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这种多元化的内容格局，使得《现代》杂志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也使得它不同于那些风格单一的同人刊物。
三是风格兼容并包。《现代》杂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兼容并包的风格。它既发表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也发表现实主义的作品；既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也发表非左翼作家的作品。这种兼容并包的风格，使得《现代》杂志能够在复杂的文坛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也为后来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四）戴望舒赴法的原因与影响
1932年10月，戴望舒乘船赴法国留学。他赴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人感情上的挫折。戴望舒与施绛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他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来缓解感情上的痛苦。二是对法国文学的向往。戴望舒一直对法国象征派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能够亲自到法国去，深入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三是经济上的考虑。当时施绛年的家人要求戴望舒出国留学，以获得更好的前途，这也是他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戴望舒的赴法，对《现代》杂志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诗歌栏目的编辑工作需要有人接替。施蛰存在戴望舒走后，不得不亲自承担起诗歌栏目的编辑工作，同时还邀请了杜衡等人协助。虽然戴望舒不在国内了，但《现代》杂志的诗歌栏目并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在施蛰存的主持下，继续保持着高质量的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戴望舒的赴法，标志着《现代》杂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施蛰存全面掌握了刊物的编辑权，能够更加自由地贯彻自己的编辑理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现代》杂志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现代派诗歌也真正走向了成熟和繁荣。因此，戴望舒的赴法，不是《现代》杂志的损失，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 初期编辑团队、首发诗学文章、创刊基调
- 戴望舒本土最后一批代表作发表
阶段二：1932.10 戴望舒赴法之后（最关键、最容易被忽略）
1932年10月戴望舒赴法之后，《现代》杂志进入了它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从1932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35年杂志停刊，历时两年多，是《现代》杂志最关键、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然而，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阶段，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略。大多数研究都将目光聚焦在戴望舒身上，似乎戴望舒一走，《现代》杂志就失去了灵魂。但事实恰恰相反——戴望舒走后，在施蛰存的全面主持下，《现代》杂志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现代派诗歌才真正走向了成熟和繁荣。
（一）施蛰存的全面主持
戴望舒赴法后，施蛰存成为了《现代》杂志唯一的核心和灵魂。他全面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从选题策划、稿件组织、编辑加工到栏目设置、风格定位，都由他一人主导。在施蛰存的主持下，《现代》杂志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格。
施蛰存的编辑理念，可以概括为"广收并蓄，独树一帜"。所谓"广收并蓄"，就是不拘一格，广泛吸纳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只要是好作品，都可以在《现代》上发表。所谓"独树一帜"，就是在广收并蓄的基础上，形成《现代》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和推动。施蛰存深知，在当时的中国文坛，纯粹的现代主义刊物很难生存，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寓主张于兼容"的策略：在表面上保持兼容并包的姿态，实际上则有意识地多发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来潜移默化地推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这种编辑策略，体现了施蛰存作为一个编辑家的智慧和手腕。它既避免了刊物因风格过于单一而失去读者，又避免了刊物因完全没有立场而失去特色。正是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现代》杂志既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又成为了现代派诗歌的核心阵地。
（二）杜衡的加入与"第三种人"论争
戴望舒赴法后，施蛰存邀请了杜衡（苏汶）加入《现代》杂志的编辑团队，主要负责评论栏目的编辑。杜衡的加入，对《现代》杂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衡（1907—1964），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浙江杭县人。他是刘呐鸥时代的老人，曾经参与《无轨列车》《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与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相比，杜衡更加关注文艺理论和论争，是一个典型的"理论型"人物。他加入《现代》后，将评论栏目办成了一个文艺论争的阵地，引发了著名的"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
1932年7月，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发表《阿狗文艺论》，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和左翼的无产阶级文艺都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文艺自由"的主张。1932年底，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提出了"第三种人"的概念，认为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无产阶级的作家"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人"——即那些不愿意依附任何政治派别、只想老老实实写文章的作家。杜衡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发了左翼文坛的强烈反击，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大论战就此展开。
这场论争，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论争之一，也是《现代》杂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使得《现代》杂志从一个普通的文艺刊物，变成了整个文坛关注的焦点；也使得现代派与左联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一种最激烈、最公开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关于这场论争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2.4节专门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杜衡的加入和这场论争的发生，都是在戴望舒赴法之后。如果戴望舒没有走，以他的性格和兴趣，很可能不会引发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论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戴望舒的离开，反而为《现代》杂志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维度。
（三）诗歌栏目的持续繁荣
戴望舒走后，很多人担心《现代》杂志的诗歌栏目会因此衰落。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施蛰存的主持下，《现代》杂志的诗歌栏目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荣。
首先，施蛰存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编辑。他对诗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敏锐的鉴赏力，能够识别和发现好的诗歌作品。他亲自负责诗歌栏目的编辑工作，精心筛选每一首稿件，保证了诗歌栏目的高质量。
其次，施蛰存积极发现和培养新人。在戴望舒时代，《现代》的诗歌作者主要是一些已经成名的诗人。而施蛰存主持后，更加注重发现和培养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在《现代》上发表了大量年轻诗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现代派的重要成员，如徐迟、金克木、路易士（纪弦）、吴奔星等。这些新人的加入，为现代派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得现代派的队伍不断壮大。
第三，施蛰存通过诗歌栏目，有意识地推动现代派诗学的建设。他不仅发表诗歌作品，还发表了大量的诗论和译介文章，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探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这些理论文章，与诗歌作品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现代派诗学的成熟和完善。
据统计，在《现代》杂志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共发表了数百首诗歌作品，涉及数十位诗人。其中，戴望舒赴法后发表的诗歌，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他在沪时期。这充分说明，戴望舒的离开并没有影响《现代》诗歌栏目的繁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它的发展。
（四）杂志影响力的扩大
戴望舒赴法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现代》杂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在发行量方面，《现代》杂志的销量稳步上升。创刊号印了三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又加印了两千册。到1933年，《现代》的每期发行量已经稳定在一万册以上，最高时达到了一万五千册。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文艺刊物中是相当可观的，甚至超过了一些老牌的大型刊物。
在读者群体方面，《现代》杂志的读者遍布全国，不仅有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许多中小城市的文学爱好者。《现代》杂志的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这充分说明了它的广泛影响力。
在文坛地位方面，《现代》杂志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坛的一个重镇。许多重要的作家都以在《现代》上发表作品为荣，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都与《现代》有关。可以说，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现代》杂志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五）为什么这个阶段最容易被忽略
既然戴望舒赴法后的阶段是《现代》杂志最关键、最重要的阶段，为什么长期以来它被学界所忽略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诗人中心主义"的偏见。很多研究现代派的学者，本身就是诗歌研究者，他们习惯于从诗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将戴望舒这位最重要的诗人视为现代派的当然领袖。在他们看来，戴望舒在哪里，现代派的中心就在哪里；戴望舒离开了，现代派的中心也就转移了。这种"诗人中心主义"的偏见，使得他们忽略了编辑家和出版家在流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对施蛰存的低估。长期以来，施蛰存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他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小说家和翻译家，而他作为编辑家的贡献则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事实上，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编辑家之一，他对《现代》杂志的贡献，绝不亚于戴望舒对现代派诗歌的贡献。
三是史料的局限。戴望舒留下了大量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这些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施蛰存虽然也有一些回忆文章，但相对较少，特别是关于《现代》杂志编辑工作的详细记录并不多。这种史料上的不对称，也导致了研究者更容易关注戴望舒，而忽略施蛰存。
总之，戴望舒赴法后的阶段，是《现代》杂志最关键、最容易被忽略的阶段。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阶段的重要性，给予施蛰存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杂志和现代派诗歌的发展历史。
- 实际操盘人：施蛰存、杜衡（苏汶）
- 留守撰稿梯队：卞之琳、金克木、徐迟、李白凤
- 持续输出现代诗群体系
- 持续发表诗论、回答读者质疑、建构流派美学
（本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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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