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土司杨积庆和红军
■ 陆幸生
【写在前面】昨天(10月22日)是纪念红军长征九十周年，特发我的新作《玉山丽水之间》有关红一军团路过甘南藏区卓尼，得到当地藏族土司杨积庆的大力支持，积极开仓无偿支持红军四十万斤军粮并派出向导对中央红军攻占天堑腊子口带路做出的贡献。杨积庆后被军阀鲁大昌杀害。解放后，杨积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是土司中的唯一。 ——作者
第十九代卓尼土司杨积庆（1889年-1937年），出生于卓尼土司家庭，为十八代土司杨作霖的侄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3岁时破例承袭土司、并兼卓尼禅定寺“护国禅师”，是为卓尼俗僧两界政治宗教的领袖。
杨积庆袭位时其领地包括卓尼、迭部、舟曲等地三万多平方公里，十万余人口，下辖16掌尕、48旗，杨土司在辖区内实施“兵马田地”制和“僧田”制。在土司衙门注册的有步、骑兵共有2000余人，分为三个支队。民国18年（1929年）冯玉祥主政西北，担任边防督办，表面上对藏区实施“改土归流”后，任命杨积庆为“洮岷路游击司令”土司衙门改为游击司令部，三个支队变身为三个藏兵团，一团团长杨锡龄，二团团长姬从周，三团团长杨英。随时听候土司（司令）调遣。
杨积庆通晓汉藏两种文字和语言，他的生意网络遍布藏汉两地，在兰州、拉萨、西宁、成都、上海均设有贸易方面的办事处，捎带着情报收集的任务，因此他消息灵通，关心时政，颇知中外之事。他精明干练，为下属所敬重。
1906年，杨积庆参与洮州厅查办江岔、占洼抢劫案的侦破工作。陕甘总督升允以其“卓著勤劳”，保奏加军功一级，并赏顶戴花翎。
1914年，白朗军向临潭进军时，他率兵拆断岷县野狐桥，白朗军以布索为桥渡河，索断，伤亡数百人。同年12月26日，陆军总长段祺瑞授予他陆海军“五等文虎勋章”，1921年他创办柳林小学，1925年4月23日接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调查团洛克一行，为调查活动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1927年3月10日，洛克与卓尼土司在卓尼禅定寺的围墙边杨树下依依惜别后，虽然他曾多次到中国西北地区和木里土司和永宁总管有着深入的交往，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和卓尼土司重逢。他在卓尼柳林镇禅定寺生活的两年多时光和杨积庆土司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是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和日记中有着绘形绘色的文字记载，这些文字恐怕对于这位个性鲜明存活在乱世中的土司旧影新颜和今后悲剧性命运以及后来的青史留名成为新中国烈士的大起大落有着更加立体全面的塑造，对于作为旧式土司的骄奢残暴狡诈和新式藏族精英的智慧以及关键时刻深明大义的抉择，都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综合各种史料对于杨土司的原貌作一全面的描绘，一窥这位清末明初，旧式土司、教宗、军阀和新式绅士、军人、官员开明的一面。
对于一个外来深受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西方自由派探险家和学者而言，洛克更多是用西方人的眼光审视卓尼土司新旧交替的两面人格。不过，洛克历来热衷于权力，因此，对他来讲，吸引力还在于那种接近权力的亲身体验。探险考察途中他更多的是和当地衙门里的当权者交往，使他能够直接了解这些人行使权力的政治手段、政客相互妥协的策略，当然还能了解到政治权力由盛而衰的过程。
如同洛克总是把卓尼、木里、永宁看作是一个半独立的王国，和他同时期的俄国流亡者顾彼得也将他所接触到丽江、大凉山果洛彝族部落看作是一个半独立的王国，而这种王国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半个中国的军阀割据地区包括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地区。以王国来描述这些地区的政治体制。中国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而不管走到哪里，对于洋人包括俄罗斯人都是优礼有加彰显中华古国礼仪之邦的特色，对于洋人优待背后却是对于本国民众的凶残，这是从上到下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皇权殖民心态从老佛爷慈禧如此，到各个独立王国的土司、佛爷、军阀也是有样学样的。
例如这些地区的专制者，他们对于臣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他们又不能拥有从大清和民国法典拥有的法定的独立地位。每个藏王活佛、土司头人受到各级衙门的监督控制，重庆政府的驻藏大臣到民国的督军、督办们权力结构就这样按照金字塔形九层高塔层层递进到皇权军政权力顶层。在清朝统治下皇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而在民国政局失控军阀割据时期，权力纯粹取决于军阀手中的武力。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大一统的王权至上结构形式，而在王权崩坍之后，逐步形成各省自治，再由逐步坐大的军阀武力统一而采取民主共和的结构形式。
但是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就显得松散许多。如果政府力图派遣大批武装力量进驻边远地区，有可能引发民族间的武装冲突，从财力和人力方面捉襟见肘反而得不偿失，只能将这些所谓未开化的民族推出势力范围之外，推到耕地之外的荒漠地带或者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中，然后对那些愿意接受中央统治的民族，比如纳西人和甘南、维西藏人施以有效管理，其余的民族让他们自行按照各自的习惯法进行治理，只要按时在形式上纳贡就可以了。由于朝廷感兴趣的显然只是税收和畅通无阻的商路，而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对于少数民族既害怕又歧视，因此，这种类似自治的方法，最适合汉族官员对与这些地区管理。
直到20世纪，卓尼、木里和永宁、大凉山等这些封闭的山区依然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他们的头人被称为“土司”往往有上至元、明、清历朝历代皇帝给予的安抚使、诏讨司或者土知州、知府直至土千户、百户的封诰，建有平息地方叛乱军功的还有总兵、游击将军等等武将头衔。这些土司，可以随心所欲操弄手中权柄，甚至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利用地方资源和地方以及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如杨积庆这样有政治经济头脑的土司。
卓尼土司杨积庆接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科学考察团洛克一行
卓尼坐落在甘肃西南角，北边是洮州的旧城和新城，往西有安多藏区的广袤大草原，而东边和南面是四川山区境内部分没人管制的地区。卓尼土司制度建立于15世纪明朝最为辉煌的时期，明清时期的土司和中央王朝乃至民国初期的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多次响应朝廷和政府的号召参与平息叛乱受到嘉奖册封，这一点几乎和丽江的木氏土司同，因而一直没有进行过实质上的“改土归流”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自治状态，受到朝廷和政府的信任，即便民国后期也是换汤不换药走走过场，以表面的保安司令部招牌换取土司制度实质性的保留，因为这样更容易保持地方统治的稳定性。
卓尼虽然地盘不大，但是有风化的山峦和高山草坝、林谷和丰富的植被，还有洮河和白龙江流过，风景极为壮丽。杨土司不仅是目光敏锐经验丰富的政治统治者还是经营头脑灵活、消息灵通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去商业化运作手中掌握的丰富的森林资源等宝藏，而对卓尼地区不宜农业耕作的崎岖山地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领地的西部地区，也是杨土司辖区内面积最大的地区大约生活着1万多迭部人，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毫无顾忌地破坏森林资源，为卓尼的生态平衡和植被的再生造成极大的破坏。
杨氏土司也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通过贸易通商赚到的钱，培植私家军队保证家族和地方平安和发展当地教育、工商、文化事业办了不少有利民生的好事。唯其在民国初期响应民国政府号召参与声讨马家军马仲英部在对于穆斯林军队的战斗中屠戮了不少回民群众，为自己的辖区带来的战火兵燹，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1926年的9月，洛克正在卓尼的迭部地区考察，他在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写的文章中提到了杨土司残暴的统治方式，对于迭部藏人的迫害。说起迭部人他介绍到：
“6个迭部人全被扣上铁链，他们的脖颈也被链子拴到了一起。他们来自迭部南部，个头高，体格瘦削，肤色黝黑，看上去很像匈牙利的吉普赛人。当我问他们是不是因偷窃被抓时，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可不是呢’，经过一番打听，我才知道，他们落入现在窘境原来还间接和我有关，几个月前，我把美国农业部寄来的一些植物和瓜果种子送给了杨土司，由于迭部的气候比卓尼要暖和一些，杨土司就把这些种子分给了迭部地区的农人，让他们去栽种，他们本该利用这些种子，好好种瓜，等瓜果长熟之时，送到杨土司府上来，可是这些可怜的迭部农人从来没有种过瓜果，不懂得如何照看，结果瓜果全部烂在了藤上，杨土司大发雷霆，派人把这些农人抓了起来，扣上铁链，带他们到土司衙门来亲自向杨土司认罪。”
迭部在藏语里面就是“大拇指”的意思。迭部地名的传说也解释了地名的来源：很久以前，这里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石山，阻隔着内外的交通。连山神到此也被挡住了去路，他伸出拇指一摁，石山顿开缺口有了通道。洛克写道：
“靠山边栖息着一座寺庙叫拉桑寺，在它下面就是迭部人的村庄，房子挨着房子，还有小麦和青稞的梯田，在所有这些的后面，就是巨大的石灰岩山，郁郁葱葱的云杉和冷杉满峡谷的坡地。”
当地有一种外墙利用卵石、块石和土坯砌筑的形同碉堡的房屋，这种房屋叫做碉房，在云南、四川边界十分常见。迭部按地理分布为上迭和下迭，地处白龙江上游秦岭及岷山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古代为羌戎之地，至后周武成二年，逐诸羌，始置五香郡，不久又置迭州，唐初改称合川郡，后陷于吐蕃。南宋时，上迭归洮州，下迭归吐蕃管辖。根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七·土司列传》明确记载：
洮州卫卓尼族番人。明永乐二年，率叠番、达拉等族投诚。十六年，授土官指挥佥事。正德间，玄孙旺秀调京引见，赐姓名杨洪。传至杨朝樑，于顺治十八年归附，仍给劄管理土务，为外委土司。康熙十四年，吴三桂乱，助饷，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二次。二十年，朝樑子威袭。四十五年，威子汝松袭。汝松子冲霄，仍袭指挥佥事。五十一年，黑番为乱，助剿有功。前山十八族、后山十九族黑番，俱给令管辖。曾孙宗业袭职。撒拉回变，以功赏三品顶戴花翎。四十九年，盐茶回变，两剿石峰堡，赏大缎二疋。嘉庆十九年，宗业弟宗基袭，兼摄禅定寺僧纲。宗基子元，道光二十四年袭。同治中，奉总督左宗棠檄，剿循属撒匪，收复洮州新旧二城，历奖至头品顶戴、志勇巴图鲁。光绪六年，子作霖袭职，亦以军功得头品顶戴，领兵部号纸，兼摄护国禅师。日益夸大，小弱者割地以鬻，遂并有众土司地。作霖曾孙积庆，光绪二十八年袭。杨氏世居卓泥堡，地最大，南至阶文，西至四川松潘界，土司中最强者，自以为杨业之裔。明正德赐姓之事，则已茫如矣。
根据《明实录》等史籍记载，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授卓尼番族头人些地（江梯）领世袭指挥佥使兼武德将军。实授洮州卫土千户，于其地成立番族土千户所，这就是卓尼最初设立的地方政权机构机构——土司衙门。土司衙门的长官集政治、军事、民政、司法各项权利于一身，实行世袭集权专制。其名义上虽隶属陕西都司巩昌府洮州卫军民指挥司，实际上直接由朝廷驾驭，实行“封土自治”。
也就是说，卓尼杨土司的先祖些地于明代永乐年间携地率迭部达拉等地部族献地投降朝廷，明成祖赐姓名“杨洪”后，历代土司均以“杨”姓命名，同时保留藏族本姓，在大节上忠实于朝廷，勤政于职守，在保境安民，平息叛乱方面战功卓著，除一直世袭指挥佥使外，还曾经被清政府被授予“忠勇巴鲁图”的荣誉封号。在左宗棠担任甘肃总督时因平息匪乱，曾先后两次赏戴头品顶戴的殊荣。屡次受到明清两代朝廷的嘉奖，这是在其它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土司中是十分罕见的。
在清末的时候，杨积庆土司已经十分骄傲地自命是宋代抗金名将杨老令公的后裔，对于藏族祖先归化朝廷的往事，已经刻意模糊淡化甚至有意避而不谈了，平时土司都是着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汉族绅士，只有在藏历新年时才难得穿上藏袍毡帽去祭祖，以示不忘先祖初心。而在土司衙门的统治方式上是一直沿用着土司奴隶主式残暴的独裁专制模式。这一点在洛克著作中有着十分形象的揭露。
其实，早在明成化年间杨土司势力已经扩展到卓尼、临潭、迭部全境。然而，佛教势力竟然撞不开苯教禁锢的大门。清康熙十四年之后，卓尼第九代土司杨朝梁派兵攻克迭部十七部落，为了从意识形态归化迭部藏人，开始强行推行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但是成果有限，苯教的势力十分强大，依然顽固盘踞着迭部藏人的头脑，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对抗着卓尼土司的统治。直到二十年后，在康熙三十五年第十代土司杨威大兴藏传佛教黄教在迭部境内建立了几十座寺庙才使黄教占了主导地位，但是苯教依然留存，只是在强行的意识形态灌输加上残暴的武力和司法管制下，杨家的政教合一威权统治才得以延续。
杨氏土司世袭历时500多年，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废除土司制度，共传承二十代。卓尼、临潭、迭部藏区笃信藏传格鲁教（黄教），境内寺庙几十座，几乎全覆盖，围绕的权力中心就是获得清朝皇帝乾隆敕封的卓尼土司兼禅定寺“护国大禅师”杨土司的权力指挥棒加上禅杖运行的政教合一统治模式，在皇权庇佑下，一直运行自如。
禅定寺名冠藏区，是境内历史最悠久的统治中心。1928年该寺被马仲英的宁海军烧毁，1931年，在杨积庆主持下，耗时6年重建，而杨土司的权力稳如泰山，他的土司衙门只是改换了民国军政府门庭，被授予“洮岷路游击司令”头衔继续执掌大权。他的长袍马褂换成了民国新式戎装礼服和军装，加上国军少将军衔，剃去山羊胡子，反而更显年轻英俊，精神面貌完全焕然一新。杨积庆土司生于大动荡大变局之年，却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始终和走马灯似变换的西北军政当局维持表面友好合作的形式。
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前后堵击下，杨积庆拒绝执行国民党当局配合围剿进行堵截的命令，并开仓放粮40余万斤。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这虽然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却给他的小儿子末代土司杨复兴在解放战争中和中国西北解放军的密切合作打下了基础，以至于其本人以封建土司的身份得到甘肃省政府授予的“革命烈士”的殊荣。
1935年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南藏区，杨积庆一面组织民兵虚张声势，喊着要打红军，以掩人耳目；一面派出密使以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名义迎接红军，指明从腊子口进行出击，去突破有地方军阀改编国民党新编十八师驻岷县的鲁大昌部防线，并密令他的亲信部下卓尼车巴沟旗旗长杨景华（藏军骑兵一团团长杨锦麟的长子）派藏兵在华尔干山驻防，执行“守土自保”政策；一方面按照土司“在红军经过迭部时不要对抗，对已经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峡木桥迅速派人进行修复，保证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更要严防藏民从山林中向红军放冷枪。要设法暗中同红军联系，迭部几个仓的粮食，不必转运、窖藏，让红军取食，一切行动必须高度保密，必须严禁群众向外走漏消息”的密令。
卓尼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根据史料记载：
1935年9月16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从迭部旺藏旗出发后，过白龙江进入然尕沟村，来到崔古仓（红军称为“谷卡”）进行了战前补给。杨积庆暗中巧妙安排，红军顺利打开了储藏着二十九万公斤历年储藏的粮仓，这对于行军途中饱受饥寒缺粮之苦的红军，无疑就是雪中送炭。红军迅速开仓分粮，凡在仓库里领粮的部队，都把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和所拿粮食数量一一清清楚楚写在粮仓门板上，还留下了少量银元。红军前卫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正在构筑工事的敌人和伏兵，扫清了通往腊子口方向的障碍，就在后续红军撤离黑拉、吾乎两村过程中，一小撮土匪从山下攻下来，与十余名红军战士展开肉搏战，红军战士因为敌我悬殊，地形不熟，最后被迫退到悬崖绝壁边缘，壮烈跳崖捐躯。为了怀念烈士英灵，迭部藏民称之为“红军崖”。当天下午四时，红军前卫接近迭部东北部的腊子河峡谷的腊子口，东西两侧峭壁对峙，中为一条长三十米，宽八米的隘口，两侧石壁之下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通过河上小木桥和东侧悬崖下栈道相连，别无他路可走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为了阻击红军北上，鲁大昌奉蒋介石和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之命，早在岷县、腊子口、西固一带修筑工事，重兵把守。9月17日，红军前卫团由由黑土通过黄土梁的丛林，直插腊子口，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亲临前线观察指挥。以红六连杨信相连长为首的十二名突击队员，主攻腊子河桥头堡，一举突破敌军防线，为大部队总攻开辟道路随后接连发起五次进攻未果。17日凌晨派遣12名苗族战士攀爬悬崖绝壁绕到敌人工事后方，抛出手榴弹将敌人工事炸毁，一二连随时赶到策应，敌人第二道防线被攻破，鲁大昌部全线溃败，我军顺利通过腊子口，翻越拉达山直指岷县旋窝、大草滩。筋疲力尽的逃敌正准备做饭，又被我军包围全歼。红军乘胜开进哈达铺。红一方面军经过哈达铺整编后，面貌焕然一新。接着通过渭水封锁线，越过六盘山。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8月20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十二师长征经过迭部地区，到达与卓尼毗邻的临潭新城，杨积庆连夜秘密派使者赶到新城红军总部，呈送书信，馈送了两匹马和七只羊，表示亲善和慰问，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临潭反动势力拼凑的“商团”和马步芳第一骑兵师马得胜团进攻红军的时候，曾经派人给杨司令传信，命其出兵助战，袭击红军，而杨土司以种种理由为借口，一再拖延，始终未出动一兵一卒，没有和红军发生过一次枪战。红军突破腊子口鲁大昌部的封锁线，继续北上。恼羞成怒的鲁大昌疯狂进行“清乡”，在迭部的腊子口、桑坝、洛达等红军路过和战斗过的地区地进行大肆搜捕、屠杀掉队的红军战士。
杨土司和迭部地区的开明人士及土官头人没有对流落的红军采取任何迫害措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仅流落在迭部地区的红军战士还剩四十多人，他们的侥幸生存是和杨土司的暗中保护和藏民的收留照顾分不开的。
红军长征先后两次经过甘南藏区。鲁大昌把腊子口战役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卸到未出动藏兵的杨土司身上，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向蒋介石告状，说杨土司曾经“开仓应粮，私通红军”。1936年底，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派副官班鑫来卓尼查办此案。杨土司用送礼等办法，堵住了班副官的嘴，后因朱绍良调往南京，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腊子口之战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关键一战，与杨积庆土司在粮草上的接济和在战略上暗中襄助是分不开的。但是，同时也为鲁大昌推卸失去腊子口的责任，在向蒋介石告密杨积庆通共事件失败后，埋下了在“博裕事件”中残酷谋杀杨土司及其7名家人的导火索。 (未完待续)
甘肃省民政厅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的批复文件和攻占腊子口关隘的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
卓尼杨土司革命纪念馆(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