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12期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
——从兰社到《现代》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二章 现代派正式成型：张静庐现代书局时代（1932——1934）
续前
2.3 《现代》杂志两大奠基性核心文论
《现代》杂志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派诗歌的核心阵地，不仅在于它发表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更在于它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为现代派诗歌建立了系统的诗学基础。在这些理论文章中，有两篇最为重要，堪称现代派诗歌的两大奠基性核心文论：一篇是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另一篇是戴望舒的《诗论零札》。这两篇文章，一篇从编辑的立场阐明了《现代》杂志的诗歌取向，一篇从诗人的角度提出了现代诗的创作纲领，二者相互呼应，共同奠定了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基石。
（一）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派的编辑宣言
1933年11月，施蛰存在《现代》第四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又关于本刊的诗》一文。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极为重要，它是施蛰存作为《现代》杂志主编，对刊物诗歌取向的一次明确宣示，也是现代派诗歌的第一篇正式的"编辑宣言"。
文章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明确提出了"现代诗"的概念。施蛰存在文章中指出，《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诗，"都是现代的诗"。这里的"现代"，不仅是时间上的概念，更是美学上的概念。施蛰存所说的"现代诗"，是指那些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情绪和感受，使用了现代的语言和形式的诗歌。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旧体诗，也不同于早期的白话新诗，而是一种全新的诗歌形态。
第二，强调诗歌应该表现"现代的情绪"。施蛰存认为，现代诗的核心，不在于它使用了什么样的技巧，而在于它表现了什么样的情绪。他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现代派诗歌的本质特征——以"现代情绪"为内核，以"现代词藻"和"现代诗形"为外壳。
第三，阐述了"现代生活"的内涵。施蛰存所说的"现代生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他列举了"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等具体的现代生活场景。这些场景，都是传统诗歌中从未出现过的，它们构成了现代诗独特的表现对象。
第四，反对诗歌的"感伤主义"和"概念化"。施蛰存在文章中对当时诗坛上的两种倾向提出了批评：一种是"感伤主义"，即诗歌一味地抒发个人的哀怨和惆怅，缺乏现代感；另一种是"概念化"，即诗歌变成了政治口号的传声筒，缺乏艺术性。他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是真正的现代诗，真正的现代诗应该是"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应该既有现代的内容，又有现代的形式。
施蛰存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为《现代》杂志的诗歌栏目确立了明确的选稿标准，也为整个现代派诗歌指明了发展方向。后来的许多现代派诗人，都是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二）戴望舒《诗论零札》：现代派的创作纲领
如果说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是现代派的"编辑宣言"，那么戴望舒的《诗论零札》就是现代派的"创作纲领"。这篇文章写于1932年，发表于1933年出版的《现代》第四卷第一期上，与施蛰存的文章同期发表，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呼应。
《诗论零札》由十七条简短的札记组成，虽然每条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诗学思想。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戴望舒说："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句话精辟地阐述了诗歌创作中真实与想象的辩证关系。诗歌既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凭空幻想，而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这个观点，既反对了自然主义的"照搬现实"，也反对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为现代派诗歌的创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这是戴望舒最著名的诗学观点，也是现代派诗歌区别于新月派诗歌的核心标志。新月派主张"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强调诗歌的格律和节奏，认为诗歌的韵律来自于字的抑扬顿挫。而戴望舒则认为，诗歌的韵律不应该是外在的、形式上的，而应该是内在的、情绪上的。他说："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这个观点，将诗歌的韵律从外在的形式解放出来，赋予了诗歌更大的自由，也为现代派诗歌的散文化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戴望舒所说的"nuance"，是指微妙的差异和变化。他认为，新诗最重要的不是字句上的雕琢和修饰，而是诗情上的微妙变化。这个观点，将诗歌的重心从形式转向了内容，从外在转向了内在，强调了诗歌应该表现丰富、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
第四，"诗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戴望舒说："诗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极端，但实际上是针对新月派过分强调音乐美的倾向而发的。戴望舒认为，诗歌不应该被音乐性所束缚，不应该为了追求音节的和谐而牺牲内容的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用日常的语言、自由的节奏来表达，而不是刻意地追求格律和押韵。当然，戴望舒并不是完全否定诗歌的音乐性，他反对的只是那种外在的、强加的音乐性，而主张一种内在的、自然的音乐性。
第五，"诗不是在某个方向中发展，而是在多方面中发展"。戴望舒认为，诗歌的发展不应该只有一个方向，而应该是多方面的。这个观点，体现了戴望舒开阔的诗学视野，也为现代派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戴望舒的《诗论零札》，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学文献之一。它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派诗歌的创作主张，为现代派诗人提供了明确的创作纲领。后来的现代派诗人，无论是卞之琳、何其芳，还是徐迟、金克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诗学观点的影响。
（三）两大文论的历史意义
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和戴望舒的《诗论零札》，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现代》第四卷第一期上，不是偶然的。它们分别从编辑和创作两个角度，为现代派诗歌奠定了理论基础，标志着现代派诗歌从自发的探索进入了自觉的建设阶段。
这两篇文论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们确立了现代派诗歌的美学身份。在这两篇文章之前，现代派诗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人们对它的称呼五花八门，有叫"象征派"的，有叫"新感觉派"的，也有叫"现代诗派"的。而这两篇文章，从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派诗歌的美学特征——以"现代情绪"为内核，以"内在韵律"为形式，以"日常语言"为载体。这就使得现代派诗歌有了一个清晰的身份标识，与其他诗歌流派明确地区分开来。
第二，它们为现代派诗歌提供了创作和批评的标准。在这两篇文章之前，现代派诗歌的创作和批评都缺乏明确的标准。什么样的诗是好的现代诗？什么样的诗不是？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而这两篇文章，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为现代派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标准和尺度。
第三，它们推动了现代派诗歌的群体认同。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得那些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现代派诗人们，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有着共同美学追求的群体。这种群体认同的形成，是现代派作为一个流派正式成型的重要标志。
总之，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和戴望舒的《诗论零札》，是现代派诗歌的两大奠基性核心文论。没有这两篇文章，现代派诗歌可能仍然停留在零散的个人探索阶段，而不会成为一个有理论、有纲领、有群体的成熟流派。因此，我们在研究现代派诗歌时，必须给予这两篇文论以足够的重视。
1. 《望舒诗论》十七条——现代派内部诗学纲领
2. 《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派公开宣言
2.4 《现代》与左联的复杂关系（本章重中之重）
《现代》杂志与左联的关系，是整个现代派诗歌研究中最为复杂、也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左"倾文学史观的影响，也由于史料的缺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大量的偏差和误解。许多著作将《现代》与左联简单地对立起来，似乎二者之间只有斗争没有合作，只有排斥没有渗透。还有一些著作则将《现代》视为"第三种人"的刊物，将其定性为"反动"或"落后"。这些简单化、标签化的认识，严重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现代》与左联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二者之间既有激烈的论争和冲突，也有微妙的合作和渗透；既有明确的立场分歧，也有广泛的人员交叉。要真正理解这种复杂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厘清左联当时的真实权力结构，然后再详细考察"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跳出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2.4.1 左联当时真实权力结构（纠正所有乱史）
要理解《现代》与左联的复杂关系，首先必须厘清左联当时的真实权力结构。长期以来，关于左联的历史叙述存在着大量的混乱和错误，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左联是一个高度统一、纪律严明的组织，鲁迅是左联的当然领袖，左联的所有行动都是在鲁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左联的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它的权力运作也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本节将基于大量原始史料，还原左联当时的真实权力结构，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乱史。
（一）左联的成立背景与组织架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地点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与鲁迅等人展开了激烈论争。后来，在中共中央的干预下，论争双方停止了争论，决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文学组织，这就是左联。
左联的组织架构，从名义上看，是一个较为民主的团体。它设有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盟员选举产生；执委会下设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左联的第一任执行委员包括鲁迅、茅盾、冯雪峰、夏衍、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冯乃超、李初梨、彭康、阳翰笙等人。其中，鲁迅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但并没有担任"主席"或"总书记"之类的职务。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左联的权力结构要复杂得多。左联从成立之初，就处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共中央通过设立在左联内部的"党团"来实现对左联的领导。左联党团是左联的最高决策机构，它的成员都是中共党员，直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后来是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负责。左联的所有重大决策，实际上都是由党团做出的，执委会和常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形式。
（二）党团的核心作用与实际领导人
左联党团是左联的实际领导核心。在左联存在的六年多时间里，党团的负责人几经变更，但党团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始终没有变。
左联成立初期，党团书记是冯乃超。冯乃超是创造社的重要成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在左联成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左联的领导岗位。
1930年下半年，冯雪峰开始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是中共党员，也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他在左联期间，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是左联实际的领导人之一。冯雪峰与鲁迅关系密切，他能够较好地将中共中央的意图与鲁迅的意见结合起来。在他担任党团书记期间，左联的工作相对平稳。
1932年，冯雪峰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左联党团书记由阳翰笙接任。阳翰笙是中共党员，也是创造社的成员。他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间较长，从1932年一直到1935年左联解散。在这期间，左联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由阳翰笙做出的。
除了党团书记之外，左联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如夏衍、田汉、周扬等。夏衍主要负责电影和戏剧方面的工作，田汉主要负责戏剧和音乐方面的工作，周扬则在1933年之后逐渐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后来成为了左联的实际负责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左联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共党员手中，非中共党员即使声望再高，也不能进入核心决策层。鲁迅虽然是左联的旗帜和精神领袖，但他并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左联党团的成员，因此他实际上并不掌握左联的决策权。许多关于左联的重大决策，往往是党团做出后，再征求鲁迅的意见；如果鲁迅同意，就以鲁迅的名义发表；如果鲁迅不同意，党团往往会想方设法说服鲁迅，或者干脆绕开鲁迅自行其是。
（三）鲁迅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鲁迅在左联中的地位，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长期以来，鲁迅被描绘为左联的"领袖"和"统帅"，左联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鲁迅的领导。但实际上，鲁迅在左联中的地位要微妙和复杂得多。
首先，鲁迅是左联的精神领袖和旗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鲁迅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声望和影响力，无人能及。左联之所以能够在成立后迅速扩大影响，与鲁迅的加入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要成立左联，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团结和争取鲁迅，利用鲁迅的声望来推动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左联从成立之初，就将鲁迅置于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将他视为左联的旗帜和象征。
其次，鲁迅并不是左联的实际决策者。如前所述，左联的实际决策权掌握在党团手中，鲁迅作为非党员，并不参与核心决策。许多左联的重要文件和声明，虽然署着鲁迅的名字，但实际上是由党团起草，然后经鲁迅同意后发表的。鲁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同意"或"不同意"，而不是"决策"或"指挥"。
第三，鲁迅与左联党团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鲁迅虽然支持左联的革命立场，但他对左联内部的一些做法，特别是那些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做法，是不满意的。他曾经多次在私人信件中表达对左联某些领导人的不满。例如，他对周扬等人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意识"就颇有微词。这些矛盾和分歧，在1935年左联解散时达到了顶点。
第四，鲁迅在左联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鲁迅不是实际决策者，但他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的态度就对论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既批评了"第三种人"的某些观点，又反对左联内部一些人那种"唯我独革"的极端做法，他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论争的激烈程度。
总之，鲁迅在左联中的地位，是"精神领袖"而非"实际领袖"，是"旗帜"而非"统帅"。我们既不能忽视鲁迅在左联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将左联的一切都归功于鲁迅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左联的内部运作，也才能准确地理解《现代》与左联的复杂关系。
（四）左联内部的派系与分歧
左联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和分歧。这些派系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左联的决策和行动，也影响了左联与《现代》等非左翼刊物的关系。
左联内部的派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派：
一是创造社派。以冯乃超、阳翰笙、李初梨、彭康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是留日学生，深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早倡导者。这一派在左联成立初期势力较大，后来虽然有些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是太阳社派。以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洪灵菲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是大革命时期的活跃分子。太阳社派在左联成立初期也有一定势力，但后来蒋光慈去世，洪灵菲牺牲，这一派的势力逐渐衰落。
三是鲁迅派。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为代表。这一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派系，而是指那些与鲁迅关系密切、在思想上比较接近鲁迅的人。他们在文艺观念上比较开放，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主张团结更多的作家。
四是后期崛起的"少壮派"。以周扬、夏衍、田汉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是在左联成立后才逐渐崭露头角的年轻党员，思想比较激进，组织观念较强。这一派在1933年之后逐渐掌握了左联的实际领导权，成为了左联内部最有势力的一派。
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在对待《现代》和"第三种人"的问题上，左联内部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来说，鲁迅派和创造社派的态度相对温和一些，主张在批评的同时也要注意团结；而少壮派的态度则比较激进，主张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内部的分歧，使得左联在处理与《现代》的关系时，往往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一面。
错误三：左联对非左翼作家一律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实际上，左联的策略是灵活的、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左联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有时是斗争，有时是团结，有时是又斗争又团结。将左联简单地描绘为"唯我独革""排斥异己"，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错误四：左联与《现代》杂志是完全对立的。实际上，左联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二者之间既有激烈的论争，也有广泛的合作。许多左联盟员都在《现代》上发表过作品，《现代》的一些编辑和作者也与左联有着密切的联系。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是对历史的简化和歪曲。
总之，只有厘清了左联当时的真实权力结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与左联的复杂关系，也才能真正理解"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 鲁迅：精神领袖、文坛旗帜、不抓日常行政
- 冯雪峰：1932—1933实际最高负责人、论战主导者
- 周扬：后期掌权、本次论战未主事
- 田汉：剧联系统、不主导文学理论论争
2.4.2 第三次文坛大论战：“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始末
1932年至1933年间，中国文坛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争，这就是著名的"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这场论争，是继1922年"问题与主义"之争、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文坛大论战。它不仅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也是理解《现代》杂志与左联复杂关系的关键所在。本节将详细梳理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分析论争双方的核心观点，并探讨论争的历史意义和教训。
（一）论争的起因：胡秋原与"文艺自由"论
这场论争的导火索，是胡秋原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文艺自由"的文章。
胡秋原（1910—2004），湖北黄陂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一位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理论家和评论家。1931年底，胡秋原创办了《文化评论》旬刊，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秋原对当时中国文坛上的两种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种是国民党当局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胡秋原称之为"贵族的文艺"和"法西斯的文艺"；另一种是左联倡导的"无产阶级文艺"，胡秋原称之为"党派的文艺"和"阿狗文艺"。他认为，这两种文艺都是将文艺当作政治的工具，都扼杀了文艺的自由。因此，他提出了"文艺自由"的主张，认为文艺应该脱离政治的束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
胡秋原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左联的强烈反应。左联的理论家们纷纷撰文，对胡秋原进行批判。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自由"，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其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的批判文章主要发表在《文艺新闻》《北斗》等刊物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冯雪峰的《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瞿秋白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等。
面对左联的批判，胡秋原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在《文化评论》上发表文章进行反驳。他在1932年4月发表的《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强调文艺的独立性，反对任何政治力量对文艺的干预。这样，论争就逐渐升级了。
（二）论争的升级：杜衡与"第三种人"论
如果说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还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个人主张，那么杜衡提出的"第三种人"论，则将论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使得《现代》杂志直接卷入了论争。
1932年10月，杜衡（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杜衡并没有完全站在胡秋原一边，也没有完全认同左联的观点，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第三种人"。
杜衡认为，当时中国的作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的作家"，他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二类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在这两类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类作家，即"第三种人"。这些"第三种人"，既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服务，也不愿意为无产阶级服务，他们只想"老老实实"地写文章，追求艺术上的进步。杜衡认为，这些"第三种人"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的大多数，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既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又受到无产阶级的排斥。他呼吁左联不要对这些"第三种人"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而应该团结他们，给他们以创作的自由。
杜衡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文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左联方面认为，杜衡的"第三种人"论，是对胡秋原"文艺自由"论的呼应和支持，其本质是反对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批判。于是，左联的理论家们纷纷撰文，对杜衡和"第三种人"论进行批判。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瞿秋白的《"第三种人"的出路》、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周扬的《到底谁不要真理？》等。
面对左联的批判，杜衡也没有示弱。他继续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先后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现代》杂志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作者的文章，对杜衡表示支持或同情。这样，论争就全面展开了，《现代》杂志也因此成为了"第三种人"的主要阵地。
（本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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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