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13期
三十年代——
现代派诗歌研究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二章 现代派正式成型：
张静庐现代书局时代（1932——1934）
续前
（三）论争的核心分歧
"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大论战的核心分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是论争最核心的问题。左联方面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任何文艺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文艺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这是光明正大的。而胡秋原、杜衡等人则认为，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和价值，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庸。他们并不反对文艺表现社会生活，也不反对作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们反对将文艺直接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反对任何政治力量对文艺创作的粗暴干涉。
第二，作家的创作自由。左联方面认为，在革命的时代，作家应该自觉地为革命服务，应该将创作自由与革命利益结合起来。对于那些不愿意为革命服务的作家，左联有权进行批评和斗争。而胡秋原、杜衡等人则认为，创作自由是作家的基本权利，不应该以革命的名义加以剥夺。他们认为，左联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在"干涉"文艺，是在阻碍文艺的发展。
第三，如何对待"中间作家"。左联方面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中间"的作家，所谓"第三种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革命的对象。而杜衡等人则认为，"第三种人"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是文坛上的大多数，左联不应该将他们推到对立面，而应该团结他们，争取他们。
第四，文学的价值标准。左联方面认为，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和革命意义，其次才是艺术价值。而胡秋原、杜衡等人则认为，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艺术性，在于它是否是一篇好的作品。他们担心，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革命意义，会导致文学的概念化和公式化，会降低文学的艺术水准。
这些分歧，表面上看是文艺理论上的分歧，实际上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危亡、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文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作家应该如何处理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使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四）鲁迅在论争中的态度
在这场论争中，鲁迅的态度十分值得关注。作为左联的精神领袖，鲁迅的立场和观点，对论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并没有在论争一开始就发表意见，而是在论争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于1932年12月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第三种人"论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第三种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作家都必然属于一定的阶级，都必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些声称自己是"第三种人"的作家，实际上是在回避自己的阶级立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鲁迅还指出，"第三种人"之所以会感到"苦恼"，是因为他们既不愿意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又不敢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只能在夹缝中讨生活。
然而，鲁迅的批评与左联内部一些激进的批评有所不同。鲁迅并没有将"第三种人"一棍子打死，也没有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他在批评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些作家的某种理解和同情。他说："我虽然不相信第三种人，但我相信第三种人的作者们，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鲁迅还指出，左联在对待"第三种人"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批评过于粗暴，有些做法过于宗派，这些都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作家。
鲁迅的这种态度，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深刻和复杂。他既坚持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立场，又没有陷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泥坑。他的文章，在当时起到了一种"定调"的作用，既肯定了左联批判"第三种人"的必要性，又提醒左联注意批评的方式和方法。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鲁迅在这场论争中的态度，更多的是出于对左联组织的维护，而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真实想法。鲁迅在私人信件中，曾经表达过对左联某些做法的不满，也表达过对杜衡等人的某种理解。但在公开场合，他还是选择了与左联保持一致。这种"公"与"私"之间的差异，也是鲁迅作为左联精神领袖的一种无奈。
（五）论争的结局与影响
"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从1931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33年中，前后历时一年多。最终，这场论争以左联的"胜利"而告终——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胡秋原后来逐渐淡出了文坛，杜衡也减少了在理论问题上的发言，"第三种人"作为一个概念，逐渐被人们遗忘。
然而，这场论争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第一，论争扩大了左联的影响。通过这场论争，左联的理论主张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左联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学生，通过这场论争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
第二，论争也暴露了左联的一些问题。在论争过程中，左联内部一些人表现出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唯我独革"的倾向，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反感。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中间作家"，因为这场论争而与左联产生了隔阂，甚至走向了左联的对立面。
第三，论争对《现代》杂志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论争使得《现代》杂志成为了文坛关注的焦点，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另一方面，论争也使得《现代》杂志被贴上了"第三种人"刊物的标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
第四，论争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论争使得现代派诗人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艺术立场，促进了现代派诗学的成熟；另一方面，论争也使得现代派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化"了，它的艺术价值被政治立场所遮蔽，这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是不利的。
（六）对这场论争的重新评价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这场论争时，应该有一个更加客观、更加公允的评价。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左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强调文艺为革命服务，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在那个民族危亡、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文艺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回避自己的社会责任。左联的主张，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其次，我们也应该看到，胡秋原、杜衡等人提出的"文艺自由"和"第三种人"的主张，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他们对文艺独立性的强调，对创作自由的捍卫，对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视，都是有价值的。他们对左联内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如果我们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而完全否定他们的理论贡献，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三，我们应该从这场论争中吸取教训。文学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需要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竞争。任何将文艺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文艺问题的做法，最终都会损害文艺的发展。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三十年代，也适用于今天。
总之，"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是理解《现代》与左联复杂关系的关键，也是理解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整体格局的关键。只有对这场论争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派诗歌发展的历史语境，也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派诗歌的历史价值。
- 杜衡（苏汶）《现代》发文缘起
- 左联反驳文章、鲁迅杂文、瞿秋白理论、冯雪峰总结
- 核心定性：不是敌我斗争，是统一战线内部观念分歧
- 结局：分工共存、各担时代使命、并行发展
2.5 1934年末整体格局
到1934年末，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现代》杂志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文艺刊物之一，现代派诗歌也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同人群体，发展成为一个有理论、有阵地、有队伍、有影响的成熟流派。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这些变化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深刻地改变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格局。本节将对1934年末的整体格局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为下一章讲述南北合流与流派正式定名做好铺垫。
（一）《现代》杂志的现状与隐忧
1934年末的《现代》杂志，正处于它发展的巅峰时期。杂志已经出到了第五卷，每期发行量稳定在一万册以上，读者遍布全国，作者阵容涵盖了中国文坛最优秀的一批作家。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从发行量来看，《现代》都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型文艺月刊。
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也潜藏着一些隐忧：
第一，张静庐与现代书局的矛盾逐渐显现。随着《现代》杂志的成功，张静庐与现代书局其他合伙人之间在经营理念和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逐渐激化。1934年，张静庐与现代书局的合作出现了裂痕，他开始考虑离开现代书局，另起炉灶。这一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现代》杂志的未来命运。
第二，施蛰存的编辑压力日益增大。经过两年多的高强度编辑工作，施蛰存已经感到身心俱疲。他不仅要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论争，同时还要进行自己的创作和翻译。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使得他开始考虑是否还要继续担任《现代》的主编。
第三，刊物风格的固化。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现代》杂志的风格已经基本固定，这虽然是杂志成熟的标志，但也带来了创新不足的问题。一些读者开始反映，《现代》的内容越来越"老一套"，缺乏新鲜感。这种批评虽然未必完全公允，但也反映了杂志面临的创新压力。
这些隐忧，虽然在1934年末还没有完全爆发，但已经预示着《现代》杂志的黄金时期不会太长久。事实上，到1935年，《现代》杂志就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刊了。
（二）现代派诗歌队伍的壮大
1934年末，现代派诗歌的队伍已经相当壮大。除了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核心成员之外，还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诗人，如徐迟、金克木、路易士（纪弦）、吴奔星、李心若、林丁等。这些年轻诗人的加入，为现代派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得现代派的影响不断扩大。
从地域分布来看，现代派诗人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一地。北京、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都有一些受到现代派影响的年轻诗人在活动。特别是北京，以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北方诗人群体。这个北方群体，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群体遥相呼应，为后来的南北合流奠定了基础。
从创作成就来看，1934年前后，现代派诗人已经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戴望舒的《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收录了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作，标志着他诗歌艺术的成熟。卞之琳的《三秋草》于1933年出版，展现了他独特的诗风。何其芳的《预言》虽然到1945年才正式出版，但其中的许多诗作都写于这一时期。这些作品的出现，表明现代派诗歌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三）诗学理论的成熟
1934年末，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除了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和戴望舒的《诗论零札》这两篇奠基性文论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论文，如卞之琳的《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刘西渭（李健吾）的《咀华集》中的相关评论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派诗歌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得现代派的诗学体系日益完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现代派诗人对象征主义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早期那种简单的模仿，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阶段。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学习法国象征派的技巧，而是开始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中国的现实处境，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道路。这种理论上的自觉，是现代派诗歌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与左翼文坛关系的微妙变化
经过1932—1933年的"文艺自由/第三种人"大论战之后，到1934年末，现代派与左联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双方都没有再发起大规模的论争，而是各自在自己的阵地上进行探索和建设。
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左联也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逐渐从强调阶级斗争转向强调民族解放，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种策略的调整，使得左联与非左翼作家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也为后来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不过，平静之下仍然暗流涌动。左联内部的一些人，仍然对现代派持批评态度，认为现代派诗歌是"形式主义""逃避现实"的。而现代派诗人中，也有一些人对左联的做法仍然心存芥蒂。这种潜在的矛盾，在后来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又一次爆发了出来。
（五）新的阵地正在孕育
1934年末，虽然《现代》杂志仍然是现代派的核心阵地，但一些新的阵地也正在孕育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北平的《水星》月刊。
《水星》月刊创办于1934年10月，由卞之琳、巴金、沈从文、靳以等人主编，北平文华书局出版。这份刊物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却迅速成为了北方现代派诗人的核心阵地。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在《水星》上发表了大量诗作，形成了与上海《现代》遥相呼应的局面。
《水星》的创办，标志着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现代派的中心一直在上海；而《水星》的出现，则意味着北京也成为了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中心。这种南北双中心的格局，为后来的南北合流和流派正式定名，创造了条件。
除了《水星》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文学刊物，如《文学季刊》《文饭小品》等，这些刊物也都发表了不少具有现代派倾向的诗歌作品。这些新阵地的出现，表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即将到来。
（六）1934年末的历史定位
综上所述，1934年末是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个节点上，现代派诗歌已经完成了从孕育到成型的全过程，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有广泛影响的诗歌流派。《现代》杂志的成功、诗人队伍的壮大、诗学理论的成熟、新阵地的出现，都表明现代派诗歌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
然而，1934年末也是一个转折的前夜。《现代》杂志的隐忧、新阵地的崛起、政治形势的变化，都预示着现代派诗歌的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在接下来的1935年，我们将看到《现代》杂志的停刊、孙作云《论"现代派"诗》的发表、南北诗人的合流，以及"现代派"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这些事件，将把现代派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从成型走向鼎盛的阶段。
因此，1934年末的整体格局，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旧的阶段即将结束，新的阶段即将开始。现代派诗歌已经完成了它的"成人礼"，正准备迎接它的"黄金时代"。
—— 现代派有实无名、全国知名、争议巨大、已成主流新风。
（本章完，本文待续）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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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陈继业（兼）总编助理：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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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