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对长征胜利的一系列想法榮绕于心 ，特吐诉如下：
一
九十年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甘肃静宁、会宁一带，几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握到了一起。握手的这些人，平均年龄大概还没有今天一个大学本科生高。他们中间许多人没能走到那张合影里——因为合影本身，也是后来补拍的。
今年被反复提起，因为它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书店重新码起旧书，媒体重新计算里程，人们重新把"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念一遍。数字念起来很轻，念到第九十年还是很轻；可它落在地上，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之间，几十万双草鞋、几万次夜行军、几万场没有名字的遭遇战。
我一直在想的是：为什么这件事到今天还让人着迷？
二
先说"迷"的那一半——长征到今天仍有一层想不通的东西。
按常理推，这支队伍应该走不出来。没有地图，没有指南，补给不足，电报密码一度以为自己安全；身后是几十万国军的追击与堵截，头顶是飞机。湘江一战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只剩下三万上下。任何一个理性的人站在湘江边上，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结束了。
可它没有结束。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此后几乎每一次都被判定"必死"，每一次都在绝处换了一条路：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蒋介石一次次断言要在江西、在湖南、在贵州、在四川、在甘肃"彻底解决"，图谋一次次落空。这种落空的密度高到让人不安——运气不能连续生效两年。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陕北亲自发起过一次大规模征文，号召红军将士写下自己走过的路，编成了《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长征文本，作者全是亲历者。可这本书编完却在档案里尘封多年，直到二〇〇二年，才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角落里被重新发现。一本书自己走了一趟长征——这个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更准确地说明：长征的"谜"，本来是被亲手写下来、又差一点丢掉的。
后来西方记者替世界把它捡了回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让外界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支队伍；一九八〇年代，索尔兹伯里七十六岁、带着心脏起搏器和氧气瓶重走长征路，遍访老红军、翻档案，写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个美国人要跑到中国，替一段中国历史追问"这怎么可能"。
三
再说"想"的那一半——谜底其实不神秘，而且谜底比"神迹"更动人。
想不通的那部分，后来被档案慢慢解开了。长征途中红军几乎不曾中伏击，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是因为中革军委二局那几个人——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几乎把对手的密码全读了过去，而对手对他们一无所知。毛泽东后来说过一句极朴素的话：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打着灯笼走夜路"。这是我最愿意反复咀嚼的七个字。它把奇迹还原成了手艺：深夜行军看起来像天命，其实是有人在油灯下把一个一个字母抠出来。所谓"以少胜多"，很多时候是"我知道你在哪，你不知道我在哪"。
另一部分谜底还原成人。有人核算过那三百六十八天行军：白日走二百三十五天，夜间走十八天，全程只歇了四十四天，平均每天七十一里。一支大军带着辎重，在最险峻的地带维持这个速度。而撑住这个速度的，有很多是十几岁的"小鬼"——血战湘江时的通讯战士严庆堤十八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陈万清十六岁，过草地当先锋的郑金煜十七岁。十七岁，今天还在为一次模拟考失眠的年纪，已经在沼泽里替全军探路。
所以我不太喜欢把长征写成一部只有"钢铁意志"的书。真正的长征里有饥饿、有严寒、有算错的路、有不该发生的败仗、有女红军难以启齿的苦难、有无数次内部争论到几乎分裂的时刻。信仰不是在无痛的条件下成立的；正因为在那么差的条件下还成立，它才叫信仰。把障碍删干净，等于把力量也删干净了。
四
至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雪山草地"这类话，我说出来有点警惕——它太容易变成一句免票的漂亮话，好像只要我加班到深夜，我就和过草地的十七岁战士处在同一坐标系里了。不能这样便宜地借用。
但有一句我想说，说得小心些：长征真正留给后人的不是答案，是一种处理"绝境"的方法论。它示范的是——当最初的计划已经证明错误时，敢不敢在半路上停下来承认错误、换掉指挥、换掉路线；在被判定必输的时候，能不能把下一个决定做对，而不是把命运交给祈祷。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开得多隆重，在于一支队伍在只剩三万人时，居然有勇气把方向盘重新讨论一遍。
这大概是"迷想"最后落下来的地方。九十年过去，草鞋、电台、地图都换了形态，可"在信息不足、代价高昂、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继续做决定"这件事，一点没变。我们今天处理一份糟糕的预算、一个失败的方案、一段走不下去的关系，用的仍是同一套肌肉。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走到陕北吴起镇，两万五千里的第一段路到此结束。当时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会宁的第二次、第三次会师，也没有人知道九十年后会有人坐在亮着的屏幕前，为这几个字琢磨"迷"和"谜"的区别。他们只是走完了自己那一段。
路不必被复制，只需要被接住。（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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