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有岸 尊严不折
作者:周 平
我见过身边许多人从青丝走到白发,终老后把肉体还给火,把名字还给风,留下的一抔灰烬,最终也埋入尘土化作肥。一直以来,我总认为“生命尊严”是写在书本里的庄重词汇,直到年近耄耋,陪着几位亲友走过最后的岁月,才懂得这四个字从来不是高悬的口号,而是藏在病痛时不肯弯曲的脊梁里,藏在告别时不肯狼狈的从容里。
年轻时,表兄晨耕披露,晚作经霜,晚年被肺疾缠了3年,最后半年连呼吸都十分困难。儿女们守在医院病床前,让医生给他插满管子维持体征,表兄却拼着全力摆着手,要出院回家。他躺在老屋临窗的竹椅上,身上盖着洗得发白的被子,枕边放着他用了一辈子的一根竹制烟杆(虽然早已抽不动一口烟)。他不让儿孙们围着他哭哭啼啼,只让孙子把书桌搬到窗边,边学习边陪他一回。临走前的一个下午,他抬手指了指窗外,说自己死后,骨灰就撒在前面的农田里,来年能看见麦子、玉米的好收成,能听见孙子的读书声。
这使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生命的尊严从来不是靠医疗仪器勉强拽住的生命长度,而是一个人哪怕被病痛啃噬得骨瘦如柴,依然能自己决定告别的方式,保留住最后一点不被狼狈裹挟的体面。
平时,多数人会避讳谈“走”这件事,仿佛一说这个字,就会把不祥引到家里来。我的老同学就没有这个刻板的偏见。
老同学曾任市文化局副局长,晚年患了小脑萎缩症,开始时走路摇晃,站立不稳,后来完全丧失行走能力,瘫痪在床,连吃饭吞咽都有困难,只是脑子还算清醒。一天,他把一家人叫到床前,没有说半句沉重的遗言,只叮嘱晚辈:人总是要走的,我去世后,丧事要简办,亲戚好友一概免礼,把我一生写的诗词装订成小册,来吊唁的每人送一本,就算我最后留给大家的念想。
老同学临终前的举动,让我明白,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它完整的最后一环。我们总把死亡当成需要回避的“失败”,但它本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就像草木荣枯一样,人从出生走向衰老、走向终点,是最朴素的生命闭环。回避它,反而会让我们错过对活着的真正珍视。提前坦然谈论身后事,是把最后的体面留给自己,也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我在基层笔耕了一辈子,见过太多被命运按下暂停键的人:两腿先天残疾,依靠两手在地上爬行的女孩子小苏,不消极、不悲观,上完小学后,在家里边继续自学文化,边开始文学创作,百万字的小说和散文相继刊发于相关报刊;被慢性病痛折磨了十多年的李老师,以顽强的毅力,趴在病床上给孩子写完了最后十多篇乡土教材;因车祸致残,不能再外出敲白铁的陈师傅,脑子急转弯,寻找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硬是拄着拐杖,承包村里河塘养殖鱼虾网销。
他们没有被苦难折磨得怨天尤人,也没有把自己活成需要旁人同情的标本。他们在残缺与病痛里,依然稳稳地攥住了生命的主动权,用自己的方式把日子过出了光亮。这份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守,这份在泥泞里依然抬头看见月亮的释然,就是最朴实、最厚重的生命尊严。
这些人就如沟河边的芦苇,不会刻意回避冬天的到来,秋风起时,它们安安静静地把芦花飘向远方,把芦杆回馈农民,把根仍留在温热的泥土里,等到来年春风送暖,又齐刷刷冒出新的绿芽。
我们这代人,从苦日子里一步步走过来,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到了晚年,才慢慢活得通透:生命的尊严从来不是要求我们活成无病无灾、长生不老的完人,而是哪怕走到病痛缠身、衰老迟暮的最后关头,依然能守住自己的体面,按照自己的心愿,风光地与世界告别;能在有限的岁月里,把生命里的每一丝微光,悉数献给家国,把掌心里的每一份暖意,全都温暖他人。
要消解对终局的无端恐惧,要怀着敬畏与温柔之心,去看待整个生命历程——生得踏实,走得从容,这便是我们能给自己,也给世界的,最郑重的交代。
作者简介:周平,原江苏省启东市广播电视台记者,高师学历,高级编辑。启东市、南通市作协会员,启东市银发通讯协会会员。有数百篇新闻、通讯、散文、诗歌等见诸于相关报刊、电台,出版有散文、诗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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