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18期
三十年代——
现代派诗歌研究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三章 南北合流与流派正式定名
（1934—1935）
1934年至1935年，是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阵营和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阵营，经过一段时间的各自发展之后，开始走向合流。与此同时，随着孙作云《论"现代派"诗》一文的发表，"现代派"这一名称正式被批评界所接受和使用，现代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终于有了自己的正式名称。
南北合流与流派定名，是现代派诗歌从成型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现代派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共同美学追求的诗人群体，但它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名称，也没有形成南北统一的格局。而到1935年，随着《水星》月刊的崛起和孙作云论文的发表，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现代派诗歌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1936年《新诗》月刊时期的全面鼎盛奠定了基础。
【本章主题：从上海一派 → 全国性诗派，正式被文坛公认】
3.1 北方阵营崛起：北平《水星》月刊
在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过程中，上海无疑是最初的中心。从《无轨列车》《新文艺》到《现代》，现代派的主要阵地都在上海，核心人物也大多活动在上海。然而，到了1934年，一个新的中心在北平崛起，这就是以《水星》月刊为核心的北方阵营。北方阵营的崛起，不仅改变了现代派诗歌的地理格局，也为现代派注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和精神气质。本节将详细考察《水星》月刊的创办背景、编辑团队、主要作者和艺术特色，分析北方阵营在现代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水星》月刊的创办背景
《水星》月刊创刊于1934年10月，由北平文华书局出版发行。刊物为三十二开本月刊，每期约一百页，定价两角。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水星》共出了两卷九期，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水星》的创办，与当时北平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930年代的北平，虽然已经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仍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这里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名高校，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和作家。与上海的商业气息和政治氛围不同，北平的文化环境更加沉静、更加学院化，也更加适合诗歌的生长。
《水星》的主要创办者是卞之琳、巴金、沈从文、靳以等人。其中，卞之琳是核心人物，他不仅是刊物的主要编辑，也是最重要的诗歌撰稿人。卞之琳（1910—2000），江苏海门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北大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受到了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的影响。后来，他又接触到了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诗风逐渐发生变化，从新月派的格律化走向了现代派的自由化。1933年，卞之琳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三秋草》，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卞之琳与上海的现代派诗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经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与施蛰存、戴望舒等人都有交往。但他的诗歌风格，与上海的现代派诗人又有所不同。他的诗更加注重智性的渗透，更加讲究技巧的精致，也更加具有学院派的气质。正是这种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使得卞之琳成为了连接南北现代派诗人的关键人物。
（二）《水星》的编辑团队与作者阵容
《水星》的编辑团队，采取的是集体编辑的方式。名义上的主编是巴金和靳以，但实际上诗歌栏目的编辑主要由卞之琳负责。沈从文则主要负责小说和散文栏目的编辑。这种分工合作的编辑方式，既发挥了每个人的专长，又保证了刊物的整体质量。
《水星》的作者阵容十分强大，汇集了当时中国文坛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小说方面，有沈从文、老舍、张天翼、萧乾等；散文方面，有何其芳、李广田、陆蠡等；诗歌方面，则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废名、林庚、曹葆华等。可以说，《水星》几乎囊括了当时北方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作家。
在诗歌方面，《水星》最重要的作者是"汉园三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这三位诗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在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因此被称为"汉园三诗人"。在《水星》时期，他们三人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卞之琳的诗机智、精致、富有哲思；何其芳的诗华美、忧郁、富有音乐性；李广田的诗朴实、深沉、富有乡土气息。三人的风格虽然不同，但都体现了现代派诗歌的基本特征——注重意象的暗示、语言的精炼和情绪的内在化。
除了"汉园三诗人"之外，废名、林庚、曹葆华等人也是《水星》的重要诗歌作者。废名（冯文炳）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的诗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禅宗思想的影响，意境幽深，语言简练，具有一种东方的智慧之美。林庚早年是新月派诗人，后来诗风发生变化，开始尝试现代主义的创作，他的诗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现代的气息。曹葆华则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翻译家和理论家，他翻译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同时也进行创作，他的诗具有较强的知性色彩。
（三）《水星》诗歌的艺术特色
与上海《现代》上的诗歌相比，《水星》上的诗歌具有一些鲜明的北方特色：
第一，更加注重智性与感性的融合。上海的现代派诗歌，如戴望舒的诗，更多地侧重于情感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虽然也有智性的因素，但总体上是感性大于智性。而《水星》上的诗歌，特别是卞之琳的诗，则更加注重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追求"知性的提升"。卞之琳的诗中常常包含着对人生、对宇宙的哲理性思考，但这种思考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的意象和场景来呈现的，做到了理趣与情趣的统一。
第二，更加讲究技巧的精致和语言的锤炼。由于北方的诗人群体大多具有高校背景，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因此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更加讲究技巧的精致和语言的锤炼。卞之琳的诗，在语言的精炼和技巧的圆熟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的诗常常使用"非个人化"的手法，将自己的情感隐藏在客观的场景和意象背后，使得诗歌具有一种冷静、克制的美。
第三，更加注重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转化。北方的诗人们，特别是废名、卞之琳等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厚的修养。他们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手法和语言，将其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现代主义诗歌。这种对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北方现代派诗歌对中国新诗的重要贡献。
第四，更加具有学院派的气质。与上海现代派诗歌中那种都市的、感官的、略带颓废的气质不同，《水星》上的诗歌更加具有学院派的气质——沉静、内敛、优雅、精致。它们不追求强烈的感官刺激，而是追求一种深沉的、耐人寻味的美。这种学院派气质，使得北方现代派诗歌在艺术上更加纯粹，也更加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水星》与《现代》的呼应与互动
《水星》虽然是一份北平的刊物，但它与上海的《现代》杂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呼应和互动。
首先，在作者队伍上，两份刊物有很大的重叠。许多诗人既在《现代》上发表作品，也在《水星》上发表作品。例如，戴望舒就曾经在《水星》上发表过诗作，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也在《现代》上发表过作品。这种作者队伍的重叠，使得南北诗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其次，在美学追求上，两份刊物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倡导现代主义的诗歌美学，都反对新月派的格律化和左翼诗歌的政治化，都主张用现代的语言和形式来表现现代人的情绪。这种共同的美学追求，是南北合流的基础。
第三，在理论建设上，两份刊物也相互呼应。《现代》上发表了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的诗学论文，《水星》上也发表了一些关于诗歌理论的文章和译介。这些理论文章，共同推动了现代派诗学的发展和完善。
当然，《水星》与《现代》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现代》的内容更加多元化，除了诗歌之外，还有大量的小说、散文和评论；而《水星》则更加偏重于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和散文。再如，《现代》的作者队伍更加广泛，既有现代派的作家，也有其他流派的作家；而《水星》的作者队伍则相对集中，主要是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青年作家。但这些差异，并不影响它们在大方向上的一致。
（五）北方阵营崛起的历史意义
《水星》月刊的创办和北方阵营的崛起，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打破了上海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南北双中心的局面。在此之前，现代派的中心一直在上海。北方阵营的崛起，使得北平也成为了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中心。这种南北双中心的格局，不仅扩大了现代派的影响，也为现代派诗歌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面貌。
第二，它为现代派诗歌注入了新的艺术元素和精神气质。北方诗人们那种注重智性、讲究技巧、继承古典传统的创作风格，与上海诗人的风格形成了有益的互补。南北风格的融合，使得现代派诗歌的艺术内涵更加丰富，也使得现代派诗歌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
第三，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通过《水星》这个阵地，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废名、林庚等一批年轻诗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了现代派诗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它为南北合流和流派正式定名准备了条件。北方阵营的崛起，使得南北诗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密切。到1935年，随着孙作云《论"现代派"诗》的发表，南北诗人终于被纳入到同一个流派名称之下，现代派作为一个统一的诗歌流派，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
总之，《水星》月刊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九个月，但它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它是北方现代派诗歌的摇篮，也是南北合流的重要推手。没有《水星》时期的积累，就不会有后来《新诗》月刊时期的全面鼎盛。
- 创办人、主编：卞之琳
- 核心撰稿：何其芳、李广田、废名、林庚
- 北方现代派风格：学院、智性、冲淡、书卷气
- 南北双格局形成（上海都市感伤 / 北平智性沉思）
3.2 历史性节点：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
1935年，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青年批评家孙作云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诗歌流派的特征、渊源和代表人物，并正式使用了"现代派"这一名称。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现代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终于得到了批评界的正式命名和认可。从此以后，"现代派"这个名称被广泛使用，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固定的流派概念。本节将详细考察孙作云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核心内容和历史意义，分析"现代派"定名的历史过程。
（一）孙作云其人其文
孙作云（1912—1978），辽宁复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民俗学家和楚辞研究专家。1930年代初，孙作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师从闻一多、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在清华期间，他对中国现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派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1935年5月，孙作云在《清华周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上发表了《论"现代派"诗》一文。这篇文章是他在大学期间的研究成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现代派诗歌的专论。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现代派"这一名称也由此开始流传开来。
需要指出的是，孙作云并不是第一个使用"现代派"这个词的人。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偶尔使用过"现代派"这个说法。但是，那些使用都是零散的、偶然的，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正式的流派名称来使用。而孙作云的文章，则第一次将"现代派"作为一个正式的流派名称，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界定和论述。因此，我们说，"现代派"的正式定名，始于孙作云的这篇论文。
（二）《论"现代派"诗》的核心内容
孙作云的《论"现代派"诗》一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却相当丰富和系统。文章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界定了"现代派"的概念和范围。孙作云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中国的新诗，在经过了胡适之、康白情的启蒙时代，冰心、宗白华的小诗时代，徐志摩、闻一多的格律运动之后，现在已经入于一个新时代——现代派的时代。"他将现代派视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认为它是在继承和超越前面几个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孙作云还明确指出，现代派的主要阵地是《现代》杂志，主要代表人物是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何其芳等人。
第二，分析了现代派诗歌的艺术特征。孙作云将现代派诗歌的艺术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讲究用典"，即诗歌中常常使用各种典故和暗示，追求含蓄和朦胧；二是"讲究意象的隐喻"，即通过意象的隐喻来表达复杂的情绪和思想；三是"讲究音节的和谐"，虽然现代派诗歌不讲究严格的格律，但仍然注重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四是"讲究情绪的内在化"，即诗歌不直接抒发情感，而是将情感隐藏在意象和场景之中。这些概括，虽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但已经抓住了现代派诗歌的主要特征。
第三，梳理了现代派诗歌的渊源。孙作云认为，现代派诗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等人的作品；二是中国晚唐五代的诗词，特别是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作品。他指出，现代派诗人一方面吸收了法国象征派的技巧和手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中那种含蓄、朦胧、注重暗示的传统，二者结合，形成了现代派诗歌独特的面貌。这个分析，是相当有见地的，后来的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
第四，评价了现代派诗歌的成就和不足。孙作云对现代派诗歌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艺术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但他也指出了现代派诗歌的一些不足，比如有些诗歌过于晦涩难懂，有些诗歌内容比较狭窄，有些诗人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等。这种既肯定又批评的态度，体现了孙作云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客观和公正。
第五，展望了现代派诗歌的未来。孙作云在文章的结尾指出，现代派诗歌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希望现代派诗人们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展望，后来被证明是有远见的——在孙作云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年，《新诗》月刊创刊，现代派诗歌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三）孙作云论文的学术价值
孙作云的《论"现代派"诗》，虽然是一篇学生时代的习作，但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第一篇系统论述现代派诗歌的专论。在孙作云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关于现代派诗歌的评论和介绍，但都是零散的、片段的，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孙作云的文章，第一次从概念、特征、渊源、代表人物、成就不足等多个方面，对现代派诗歌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对后来的现代派诗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它正式确立了"现代派"这一流派名称。如前所述，在孙作云之前，"现代派"这个词虽然已经有人使用，但并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流派名称。孙作云的文章，第一次将"现代派"作为一个正式的流派名称来使用，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界定。从此以后，"现代派"这个名称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固定的概念。仅此一点，孙作云的这篇文章就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三，它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孙作云在文章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如现代派是中国新诗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现代派诗歌有法国象征派和中国晚唐诗词两个渊源、现代派诗歌注重意象的隐喻和情绪的内在化等，都是相当有见地的。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而且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后来的许多研究，都是在孙作云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
第四，它体现了一种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在三十年代那种政治斗争激烈、文艺论争不断的环境中，孙作云能够以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现代派诗歌，既不因为它的非左翼立场而否定它，也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过分美化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使得他的文章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四）"现代派"定名的历史过程
"现代派"这一名称的最终确立，并不是孙作云一篇文章就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在孙作云文章发表之前，人们对这一诗人群体的称呼是五花八门的。有人叫他们"象征派"，因为他们受到了法国象征派的影响；有人叫他们"新感觉派"，因为他们与新感觉派小说有密切的关系；有人叫他们"现代诗派"，因为他们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作品；还有人干脆叫他们"戴望舒派"，因为戴望舒是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这些称呼，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诗人群体的特征，但都不够准确和全面。
孙作云的文章发表后，"现代派"这个名称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但是，在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名称。有些人仍然习惯使用"象征派"或"现代诗派"的说法；还有些人认为"现代派"这个名称太宽泛，不能准确概括这一诗人群体的特征。因此，在1935年到1936年间，"现代派"这个名称还处于一个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
到了1936年，随着《新诗》月刊的创刊，现代派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新诗》月刊汇集了南北最优秀的现代派诗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派"这个名称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逐渐成为了这一诗人群体的正式名称。许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开始使用"现代派"来指称这一诗歌流派。到了1930年代末，"现代派"作为一个正式的流派名称，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因此，我们可以说，孙作云的《论"现代派"诗》是"现代派"定名的起点，而《新诗》月刊的鼎盛则是"现代派"定名的完成。从1935年到1936年，短短两年时间，"现代派"从一个批评家的个人命名，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流派概念，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诗歌流派的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
（五）流派定名的历史意义
"现代派"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标志着现代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正式成熟。一个文学流派的成熟，不仅需要有共同的美学追求、稳定的作者队伍和核心的发表阵地，还需要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名称。"现代派"名称的确立，意味着这一流派已经具备了所有成熟的条件，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
第二，它促进了南北诗人的合流。在此之前，上海的诗人和北平的诗人虽然有共同的美学追求，但在地域上是分开的，在名称上也不统一。"现代派"这一统一名称的确立，使得南北诗人被纳入到同一个流派之中，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认同和团结。这种南北合流，为后来《新诗》月刊时期的全面鼎盛奠定了基础。
第三，它推动了现代派诗歌的传播和接受。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之后，现代派诗歌更容易被读者和批评家所认识和理解。各种文学史著作和诗歌选本，都开始以"现代派"为名来介绍和选录这一时期的诗歌，这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派诗歌的传播和接受。
第四，它为后来的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现代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中。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现代派"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一概念本身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总之，1935年孙作云《论"现代派"诗》的发表，是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节点。它不仅为这一诗歌流派正式命名，也标志着现代派诗歌从成型走向了成熟。从此以后，现代派诗歌以一种更加自觉、更加统一的姿态，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官方定名、第一次系统归纳流派特征
标志：现代派正式进入中国新诗正史、获得文坛公认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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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