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19期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散论
——从兰社到《现代》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四章 现代派巅峰鼎盛期：
《新诗》月刊黄金时代（1936—1937）
1936年至1937年，是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巅峰鼎盛期。这一时期的标志，就是1936年10月创刊的《新诗》月刊。《新诗》月刊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份专门的诗歌刊物，也是现代派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它汇集了南北最优秀的现代派诗人，形成了民国新诗史上最强大的编委阵容，发表了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歌作品和诗论文章，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然而，《新诗》月刊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诗》月刊被迫停刊，现代派诗歌的鼎盛期也随之结束。从1936年10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新诗》月刊只存在了短短九个月，共出了十期。但就是这短短的九个月，却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章将详细考察《新诗》月刊的创办背景、编委阵容、运营历史、核心撰稿人和代表作品，分析其在现代派诗歌发展史上的绝对价值和历史地位。
【本章主题：现代派最高、最纯、最专业、最顶峰】
4.1 《新诗》月刊创办背景、发起人、出资、出版方
《新诗》月刊的创办，不是偶然的，而是现代派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到1936年，现代派诗歌已经经过了刘呐鸥时代的孕育、《现代》时代的成型、《水星》时代的南北合流，队伍已经壮大，理论已经成熟，影响已经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一份专门的诗歌刊物，将南北现代派诗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许多诗人的共同愿望。《新诗》月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创办背景
《新诗》月刊创办的具体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现代》杂志停刊后留下的阵地空缺。1935年，《现代》杂志因为各种原因停刊了。《现代》的停刊，使得现代派诗歌失去了它最核心的阵地。虽然在此之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刊物在发表现代派诗歌，但都没有一份刊物能够像《现代》那样，成为现代派诗歌的核心阵地。因此，创办一份新的、专门的诗歌刊物，来填补《现代》停刊后留下的阵地空缺，就成为了现代派诗人们的迫切需要。
第二，南北诗人合流的需要。经过《水星》时期的发展，北方的现代派诗人已经成长起来，形成了与南方诗人遥相呼应的局面。但是，南北诗人之间还缺乏一个统一的阵地，他们的作品还分散在各种不同的刊物上。创办一份共同的诗歌刊物，将南北诗人团结在一起，形成合力，是推动现代派诗歌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诗歌专门化发展的趋势。到1930年代中期，中国新诗已经发展了近二十年，诗歌创作和研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发展的专门化趋势日益明显。诗人们迫切需要一份专门的诗歌刊物，来发表诗歌作品、探讨诗歌理论、开展诗歌批评。《新诗》月刊的创办，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
第四，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1936年，虽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但在文化界，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各种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文化环境相对宽松。这为《新诗》月刊的创办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发起人
《新诗》月刊的主要发起人是戴望舒、卞之琳、冯至、梁宗岱、孙大雨等人。其中，戴望舒是核心发起人。
戴望舒在1935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回国后，他看到《现代》杂志走向停刊，现代派诗歌失去了核心阵地，便萌生了创办一份新的诗歌刊物的想法。他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声望和人脉，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共同发起创办《新诗》月刊。
卞之琳是北方诗人的代表，他在《水星》停刊后，也一直在寻找新的阵地。戴望舒找到他后，两人一拍即合，卞之琳成为了《新诗》月刊的重要发起人和编委。
冯至（1905—1993）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早年是浅草社和沉钟社的成员，1930年代初留学德国，受到了德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1935年回国后，他也加入了发起人的行列。冯至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新诗》月刊的阵容和档次。
梁宗岱（1903—1983）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和诗论家，早年留学法国，深受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在诗学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是现代派诗歌的重要理论家。他的加入，为《新诗》月刊的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孙大雨（1905—1997）是新月派后期的重要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他虽然出身新月派，但在诗学观念上与现代派有许多共通之处。他的加入，体现了《新诗》月刊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
除了以上几位核心发起人之外，还有许多诗人参与了《新诗》月刊的筹备工作，如罗念生、罗皑岚、陈梦家、方玮德等。可以说，《新诗》月刊的创办，是当时中国一大批优秀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出资与出版方
《新诗》月刊的出版方是上海的新诗社。新诗社是专门为出版《新诗》月刊而成立的一个出版机构，由发起人们共同出资经营。
关于《新诗》月刊的出资情况，由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知道每个人的具体出资数额。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份由诗人们自己出资创办的同人刊物，没有外部资本的介入。诗人们凑钱办刊，虽然资金有限，但却保证了刊物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使得刊物能够不受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干扰，专心致志地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
《新诗》月刊的印刷和发行，由上海的杂志公司负责。杂志公司是当时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期刊发行机构，与全国各地的书店和报摊都有业务往来，能够将《新诗》月刊迅速推向全国市场。这也是《新诗》月刊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是同人出资，资金有限，《新诗》月刊的经营一直比较拮据。诗人们不仅没有稿费，有时候还要自己掏钱补贴刊物的费用。但正是这种不计报酬、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使得《新诗》月刊能够保持极高的艺术水准，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份传奇刊物。
（四）办刊宗旨
《新诗》月刊的办刊宗旨，在创刊号的卷头语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卷头语写道："我们想以微薄的力量，来做一点新诗的建设工作。我们不标榜什么主义，也不排斥任何派别。我们只希望能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由讨论和发表的园地。"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新诗》月刊的办刊宗旨：
一是"建设"而非"破坏"。《新诗》月刊的目的，不是要批判什么、否定什么，而是要建设中国的新诗。它希望通过发表优秀的诗歌作品和诗学论文，来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
二是不标榜主义，不排斥派别。《新诗》月刊虽然以现代派诗人为核心，但它并不标榜"现代主义"，也不排斥其他流派的诗歌。它希望能够团结所有真正热爱诗歌、认真创作的诗人，共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努力。这种开放、包容的办刊方针，使得《新诗》月刊能够汇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诗人，形成了民国新诗史上最强大的阵容。
三是提供自由讨论和发表的园地。《新诗》月刊希望能够为诗人们提供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让不同的诗歌观念和创作风格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展示和讨论。这种对自由的尊重，是《新诗》月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办刊宗旨指导下，《新诗》月刊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九个月，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
4.2 最强编委阵容（民国新诗顶配）
《新诗》月刊最令人瞩目的，是它拥有民国新诗史上最强大的编委阵容。这份刊物的编委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最优秀的诗人和诗论家，堪称"民国新诗顶配"。这种强大的阵容，不仅保证了刊物的高质量，也使得《新诗》月刊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本节将详细介绍《新诗》月刊的编委阵容，分析每一位编委的特点和贡献，展现这一"黄金阵容"的整体面貌。
（一）编委名单
《新诗》月刊的编委共有十人，他们是：戴望舒、卞之琳、冯至、梁宗岱、孙大雨、罗念生、罗皑岚、陈梦家、方玮德、徐迟。
这份名单，今天看来依然令人惊叹。十位编委，每一位都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有的是创作大师，有的是理论权威，有的是翻译名家，有的是批评大家。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诗歌共同体。
需要说明的是，《新诗》月刊的编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刊物存在的九个月里，编委名单有过一些微调。例如，方玮德在1935年就已经去世，他的名字出现在编委名单中，更多的是一种纪念和致敬。而徐迟则是在刊物创办后加入的，是编委中最年轻的一位。但总体来说，这份十人名单，基本代表了《新诗》月刊的核心团队。
（二）核心编委介绍
戴望舒（1905—1950）：《新诗》月刊的核心发起人和主编，现代派诗歌的领袖人物。戴望舒在《新诗》时期，诗歌艺术已经完全成熟，他的代表作《雨巷》《我用残损的手掌》等，都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新诗》月刊中，戴望舒不仅负责刊物的整体编辑工作，还发表了大量重要的诗作和译介文章，是刊物的灵魂人物。
卞之琳（1910—2000）：北方诗人的代表，"汉园三诗人"之首。卞之琳是中国现代最具智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将西方现代主义技巧与中国古典诗词传统完美融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新诗》月刊中，卞之琳主要负责北方作者的组稿工作，同时发表了《断章》《鱼化石》等一系列重要诗作。其中，《断章》一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冯至（1905—1993）：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早年是浅草社和沉钟社的成员，留学德国后受到里尔克等德国现代诗人的影响，诗风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诗》时期，冯至正在创作他后来的代表作《十四行集》，虽然这部诗集到1942年才正式出版，但其中的一些诗作已经在《新诗》上发表。冯至的加入，为《新诗》月刊带来了一种深沉、内敛、富有哲思的诗歌气质。
梁宗岱（1903—1983）：中国现代最重要的诗论家之一，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梁宗岱早年留学法国，与瓦雷里等法国象征派大师有过直接交往，对象征主义诗学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文献。在《新诗》月刊中，梁宗岱主要负责理论栏目的编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诗学论文，为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大雨（1905—1997）：新月派后期的重要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孙大雨的诗，既有新月派的格律美，又有现代派的含蓄美，是连接新月派与现代派的桥梁人物。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新诗》月刊中，孙大雨主要负责英文诗歌的译介工作，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诗作。
罗念生（1904—1990）：中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罗念生早年留学美国和希腊，对古希腊文学有深入的研究。他翻译的古希腊悲剧和史诗，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新诗》月刊中，罗念生主要负责古希腊诗歌的译介，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了解西方古典诗歌的窗口。
罗皑岚（1906—1983）：现代派诗人、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罗皑岚早年参加过新月社，后来诗风转向现代主义。他的诗风格独特，既有现代派的含蓄，又有现实主义的关怀。在《新诗》月刊中，罗皑岚主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和校对工作，是刊物的重要幕后功臣。
陈梦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的诗，清新自然，富有音乐性，是新月派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加入，体现了《新诗》月刊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虽然陈梦家在风格上更接近新月派，但他与现代派诗人们有着良好的关系，也认同《新诗》月刊的办刊宗旨。
方玮德（1908—1935）：新月派青年诗人，陈梦家的表弟。方玮德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七岁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新诗》编委名单中，是诗人们对这位早夭的天才诗人的纪念。方玮德的诗，轻灵飘逸，富有想象力，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徐迟（1914—1996）：编委中最年轻的一位，现代派诗歌的后起之秀。徐迟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受到戴望舒等人的影响，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富有现代感，善于捕捉都市生活中的瞬间印象。在《新诗》时期，徐迟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他的才华已经得到了前辈诗人们的认可。后来，徐迟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三）编委阵容的特点
《新诗》月刊的编委阵容，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流派的包容性。编委中既有现代派的核心人物（戴望舒、卞之琳、徐迟等），也有新月派的重要诗人（孙大雨、陈梦家、方玮德等），还有沉钟社的诗人（冯至）。这种跨流派的组合，体现了《新诗》月刊"不标榜主义，不排斥派别"的办刊宗旨。它说明，到了1936年，各个诗歌流派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优秀的诗人们开始超越流派的分歧，共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努力。
第二，地域的广泛性。编委中既有上海的诗人（戴望舒、徐迟等），也有北平的诗人（卞之琳、何其芳等，何其芳虽然不在编委名单中，但也是重要作者），还有其他地方的诗人。这种广泛的地域分布，使得《新诗》月刊能够汇集全国各地的优秀诗人，真正成为一份全国性的诗歌刊物。
第三，知识结构的互补性。编委中既有创作型的诗人（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也有理论型的诗论家（梁宗岱），还有翻译型的学者（罗念生、孙大雨等），还有研究型的学者（陈梦家）。这种知识结构的互补性，使得《新诗》月刊能够在创作、理论、翻译、研究等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形成一个完整的诗歌生态。
第四，年龄结构的合理性。编委中既有190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诗人（梁宗岱、冯至、戴望舒等），也有1910年代出生的"中生代"诗人（卞之琳、陈梦家等），还有1910年代末出生的"新生代"诗人（徐迟）。这种老中青结合的年龄结构，既保证了刊物的艺术水准，又为刊物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四）"黄金阵容"的历史意义
《新诗》月刊的"黄金阵容"，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标志着中国新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能够聚集起这样一批优秀的诗人，说明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一支高水平的创作队伍。这支队伍，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了自觉的追求。
第二，它促进了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通过《新诗》月刊这个平台，现代派、新月派、沉钟社等不同流派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促进了中国诗歌的融合和发展。这种跨流派的交流，为后来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它为中国新诗树立了一个高水准的标杆。《新诗》月刊的编委们，以他们精湛的艺术造诣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为中国新诗树立了一个高水准的标杆。这个标杆，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它成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文化现象。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能够聚集起这样一批优秀的诗人，创办这样一份纯粹的诗歌刊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一代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不可复制，也无法超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永恒的记忆。
总之，《新诗》月刊的编委阵容，是民国新诗的"顶配"，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队伍，《新诗》月刊才能够在短短的九个月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主编：戴望舒
编委：卞之琳、梁宗岱、冯至....
4.3 出刊期数、存续时间、完整运营史
《新诗》月刊从1936年10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九个月，共出了十期，但它的运营历史却充满了故事。在这九个月里，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将这份刊物办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本节将详细梳理《新诗》月刊的出刊情况和运营历史，还原这份传奇刊物的真实面貌。
（一）出刊期数与基本信息
《新诗》月刊于1936年10月15日在上海创刊，由新诗社出版，杂志公司发行。刊物为十六开本，每期约八十至一百页，定价二角。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共出了十期，其中第一卷六期（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第二卷四期（1937年4月至1937年7月）。原计划出满第二卷六期，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被迫停刊，因此第二卷只出了四期。
《新诗》月刊的栏目设置主要包括：创作、译介、评论、通讯等。其中，创作是刊物的主体，每期都发表大量的诗歌作品；译介栏目主要翻译介绍外国诗歌和诗学理论；评论栏目发表诗歌批评和理论文章；通讯栏目则刊登诗人们的通信和文坛消息。这种栏目设置，既保证了刊物的丰富性，又突出了诗歌这一核心主题。
（二）创刊初期（1936年10月—1936年12月）
1936年10月15日，《新诗》创刊号正式出版。创刊号一经问世，立即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创刊号汇集了戴望舒、卞之琳、冯至、梁宗岱、孙大雨等一大批著名诗人的作品，阵容之强大，令读者叹为观止。创刊号首印三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随后又加印了两千册，仍然供不应求。
创刊号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诗人们的信心。他们趁热打铁，于11月15日和12月15日分别出版了第一卷第二期和第三期。这两期延续了创刊号的高水准，发表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和诗学论文。特别是卞之琳的《断章》，就发表在第一卷第二期上，这首只有四句的小诗，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在创刊初期，《新诗》月刊的运营相对顺利。诗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戴望舒负责整体统筹和南方作者的组稿，卞之琳负责北方作者的组稿，梁宗岱负责理论栏目，孙大雨、罗念生负责译介栏目，罗皑岚负责编辑和校对。大家虽然都没有报酬，但工作热情很高，刊物的出版也很准时。
（三）发展期（1937年1月—1937年4月）
进入1937年，《新诗》月刊进入了它的发展期。1月15日，第一卷第四期出版；2月15日，第一卷第五期出版；3月15日，第一卷第六期出版。至此，第一卷圆满出齐。
在这一时期，《新诗》月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不仅读者数量不断增加，作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除了原来的编委和核心作者之外，越来越多的年轻诗人开始在《新诗》上发表作品，如何其芳、李广田、废名、林庚、金克木、路易士、吴奔星等。这些年轻诗人的加入，为《新诗》月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得现代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
1937年4月15日，第二卷第一期出版。这一期是《新诗》月刊的一个新起点，诗人们对刊物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计划在第二卷中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影响，增加栏目，丰富内容，将《新诗》办成中国第一流的诗歌刊物。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悄逼近。
（四）战争阴云下的坚持（1937年5月—1937年7月）
1937年5月和6月，《新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出版。此时，华北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他们在刊物中发表的作品，也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命运和时代危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7月15日，《新诗》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在战火中出版。这一期的刊物，已经带有明显的战争印记。诗人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戴望舒在这一期上发表的《狱中题壁》等诗作，已经预示了他后来抗战时期诗歌的方向。
第二卷第四期出版后，由于上海的局势也日益紧张，刊物的出版变得十分困难。印刷工人罢工，纸张供应紧张，发行渠道受阻。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们虽然还想坚持出版，但已经力不从心。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暂时停刊，等局势好转后再复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停，就再也没有复刊。《新诗》月刊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在战火中戛然而止。
（五）停刊后的余波
《新诗》月刊停刊后，诗人们四散飘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戴望舒留在上海后南渡香港，后来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不朽诗篇；卞之琳辗转到了延安和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继续诗歌创作和研究；冯至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十四行集》；梁宗岱回到了广西，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和翻译；徐迟则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后来转向了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新诗》月刊只存在了短短九个月，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它停刊后，许多诗人仍然在不同的阵地上继续着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就直接继承了《新诗》月刊的传统。可以说，《新诗》月刊虽然停刊了，但它的精神和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新诗》月刊仍然被视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份传奇刊物。它的十期杂志，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文献。许多研究者通过研究《新诗》月刊，来了解三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而当年那些在《新诗》上发表的诗作，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传诵。
（六）运营史上的几个特点
回顾《新诗》月刊的完整运营史，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纯粹性。《新诗》月刊是一份极其纯粹的诗歌刊物。它不刊登广告，不迎合市场，不参与政治论争，一心一意只做诗歌。这种纯粹性，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新诗》月刊能够达到如此高艺术水准的重要原因。第二，同人化。《新诗》月刊是一份典型的同人刊物。它由诗人们自己出资、自己编辑、自己发行，没有外部资本的介入，也没有政治力量的干预。这种同人化的运作方式，保证了刊物的独立性和艺术性，但也使得它的生存能力比较脆弱，一旦遇到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就难以维持。第三，短暂性。《新诗》月刊只存在了九个月，出了十期，是一份非常短命的刊物。然而，正是这种短暂性，使得它成为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它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却照亮了整个中国诗坛。第四，高峰性。《新诗》月刊代表了三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它的艺术高度，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而且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总之，《新诗》月刊的运营史，是一部充满了理想、热情、才华和遗憾的历史。它虽然短暂，却辉煌；虽然脆弱，却坚韧。它是那一代诗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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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