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
文：雁滨
1934年12月，湘江。江水被鲜血染红，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辎重丢尽，士气低落，疑问像冬夜的寒气一样渗入每一个红军战士的心里：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赢了，这一次却败得如此惨烈？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带着这些追问，1935年1月，一支疲惫却仍在行军的队伍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一场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湘江之战后，红军人数从八万六千锐减到三万余人，如果继续按博古、李德的路线走下去，红军将彻底覆灭。
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点。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在行军途中逐渐与毛泽东达成共识，认为必须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
据史料，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以便让各军团的同志都能参加，更充分地总结教训、统一认识。
会议是在极端危急的战争环境下召开的。红军虽然占领了遵义，但国民党追兵仍在四周集结，会议只能秘密而迅速地举行。与会者围坐在柏辉章公馆的长桌旁，油灯摇曳，外面是寒冷的黔北冬天，里面是一群人在为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寻找出路。
据陈云手稿等档案确认，出席者共20人：
政治局委员（6人）： 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 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其他重要人员： 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刘伯承、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列席： 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及翻译伍修权。
遵义会议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共3天。会议决定：
1. 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 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
3. 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4. 会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重新获得了正确的战略指导。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正如后来所总结的：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是十四年，从遵义会议到1949年建国又是十四年，前十四年艰难求索，后十四年沿着正确航向走向胜利。
如果任由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继续，红军很可能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全军覆没，中国革命的火种将面临熄灭的危险。没有遵义会议，就不可能有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王明只是一个回国不久、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年轻党员，因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而迅速崛起。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一跃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年仅26岁。他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随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遥控指挥国内。
博古（秦邦宪），1907年生。王明赴苏后，24岁的博古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他同样年轻、热情，但完全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不懂中国实际，不懂军事。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将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人，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受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派遣来华，最初任务与营牛兰夫妇有关。1933年，博古在即将前往中央苏区前，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请求让布劳恩同往。共产国际的正式答复是：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所谓“军事顾问”的头衔，是博古在欢迎会上先声夺人宣布的，目的是借“洋钦差”的威望来压服不同意见。
李德，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仅有建议权，无指示权）。但他凭借博古的信任，实际上成了红军的“太上皇”。
李德 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在东德逝世。
“李德”是到达瑞金后，博古为了保密而确定的中文称呼，仅为化名。
在中央苏区期间，组织上曾为他介绍肖月华结婚，后离婚。到延安后与李丽莲结婚，1939年李德奉命返回苏联时，李丽莲未能同行，两人从此分离。
李德在华， 1932年到达上海，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1939年8月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李德 错误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军事教条主义。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放弃运动战，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堡垒战，用红军简陋的武器与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拼消耗；长征初期又搞“搬家式”逃跑，致使红军在湘江遭受灭顶之灾。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客观上敌我力量悬殊；主观上则是博古、李德完全放弃了前四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方针，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导致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
1934年5月，博古等人感到根据地难以坚守，向共产国际请示是否可转移。共产国际原则上不反对，但要求尽力坚守。最终在1934年10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出突围转移的决定。
长征前， 红军已在内线苦战一年，兵力消耗巨大，根据地被压缩到极小范围，突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转移的决定极其保密，甚至没有在政治局充分讨论，也没有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
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约3个多月。
经历了突破四道封锁线的惨烈战斗，尤其是湘江战役。
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超过五万人。
博古、李德作为最高决策者，他们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他们的军事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指挥，直接导致了红军的重大伤亡。
凯丰（何克全）出席了遵义会议。会上，他是少数明确支持博古的人之一，曾对毛泽东的批评表示不服。但会议后，他逐渐认识到了错误，在后续的革命工作中继续围绕党工作。
遵义会议留给后人的，远不止一段历史。
第一，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 博古、李德并非不努力，李德甚至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愿望。但脱离实际的“努力”，比懒惰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而不顾中国的山川、农民和红军的具体处境，再崇高的理想也会把队伍带进绝境。遵义会议的本质，是让懂中国的人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危机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没有湘江的血，就不会有通道、黎平、猴场一系列会议上的争论与转向，也不会有遵义会议的彻底反思。一个组织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在顺境中积累的，而是在濒临绝境时被迫完成的自我革新。
第三，独立自主是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之前，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往往依赖共产国际的指示。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和军事路线。从那一刻起，这个党才开始真正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第四，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需要有人坚持说。 毛泽东在会前被边缘化，但他没有沉默，而是通过行军途中的反复沟通，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最终在会议上形成了扭转局面的共识。正确的意见需要表达，更需要联合。
遵义会议的三天，改变的不仅仅是一支军队的指挥权，更是一个政党对待真理的态度。它告诉后来者：承认错误不会削弱力量，掩盖错误才会。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荣誉博士学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高级指导师，心理咨询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等。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