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雨巷文学社
网刊第4223期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散论
——从兰社到《现代》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五章 时代转折：
抗战爆发与现代美学的沉潜延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随着战争的爆发，《新诗》月刊被迫停刊，现代派诗人们四散飘零，现代派诗歌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似乎就此消亡了。长期以来，许多文学史著作都认为，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就已经"终结"或"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抗战诗歌和解放区诗歌。
然而，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并没有消亡，而是进入了一个沉潜延续的阶段。虽然现代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不复存在了，但现代主义的美学精神却一直在中国诗歌中延续着。诗人们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他们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探索。他们的创作，虽然在题材和风格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骨子里仍然继承了现代派的美学传统。本章将详细考察抗战爆发后现代美学的沉潜与延续，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现代派消亡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章彻底纠正百年错史】
5.1 表层现象：阵地全失、同人四散、流派组织形态中断
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面临的第一个冲击，就是阵地的丧失和同人的离散。从表层现象来看，现代派确实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核心刊物停刊，主要阵地丧失，诗人们四散飘零，流派的组织形态彻底中断。这些表层现象，也是导致许多人认为现代派已经"消亡"的直接原因。本节将首先梳理这些表层现象，展现抗战爆发后现代派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一）阵地全失：核心刊物的停刊
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的核心刊物相继停刊，这是现代派遭受的最直接的打击。
首先是《新诗》月刊的停刊。如前所述，《新诗》月刊于1937年7月出版了第二卷第四期后，就因为战争的爆发而被迫停刊。《新诗》是现代派诗歌在鼎盛期的核心阵地，它的停刊，标志着现代派诗歌黄金时代的结束。
在此之前，《现代》杂志已经于1935年停刊，《水星》月刊也于1935年停刊。到抗战爆发时，现代派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稳定的核心阵地。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刊物在发表现代派诗歌，但都没有一份刊物能够像《现代》《水星》《新诗》那样，成为现代派的核心阵地。
抗战爆发后，上海、北平等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大批刊物被迫停刊或内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代派诗人想要再创办一份新的核心刊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阵地的丧失，使得现代派诗歌失去了凝聚队伍、扩大影响的平台，这对现代派的发展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二）同人四散：诗人们的流离失所
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人们被迫离开原来的生活和工作地点，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他们四散飘零，各奔东西，曾经紧密的同人群体彻底解体。
戴望舒留在了上海"孤岛"时期。他没有离开上海，而是继续留在那里，从事抗日文化活动。1938年，他应邀前往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在香港期间，他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文化活动。1941年香港沦陷后，戴望舒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写下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不朽诗篇。
施蛰存，1937年9月离开上海，赴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先到香港与戴望舒相聚、短暂居留，之后返回上海；同年10月再度离沪，前往福建，先在永安的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教书；1941年-1944年底到长汀厦门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1945年3月，离开长汀，去福建三元，任教于迁到三元的江苏学院，直到抗战结束。
卞之琳则辗转于各地。抗战爆发后，他先到了成都，后来又到了延安，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0年，他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昆明期间，他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和研究，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诗人。卞之琳的经历，在现代派诗人中是比较特殊的，他是少数几个到过延安的现代派诗人。
冯至也到了昆明。抗战爆发后，冯至先是到了上海，后来又辗转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昆明期间，冯至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十四行集》，这部诗集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冯至在西南联大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九叶派"诗人。何其芳到了延安。
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先是到了成都，后来于1938年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在延安期间，何其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逐渐放弃了现代派的美学追求，转向了为革命服务的文学道路。后来，他成为了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
李广田也到了西南联大。抗战爆发后，李广田辗转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昆明期间，他继续进行散文和诗歌创作，同时也从事文学研究。与何其芳不同，李广田虽然也关注现实，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派的美学追求，而是在现代派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元素。
徐迟则辗转于香港、重庆等地。抗战爆发后，徐迟先是到了香港，后来又到了重庆，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在这期间，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现代派诗歌逐渐转向了报告文学。后来，他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其他现代派诗人，也都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梁宗岱回到了广西，孙大雨辗转于各地大学任教，废名回到了湖北老家，林庚到了厦门大学，金克木到了湖南，路易士则到了台湾。曾经聚集在上海和北平的现代派诗人群体，就这样四散飘零，各奔东西了。
（三）流派组织形态的中断
随着阵地的丧失和同人的离散，现代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文学流派，其组织形态彻底中断了。在此之前，现代派虽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但它有核心的刊物、稳定的作者群、共同的美学追求和相对固定的活动圈子。诗人们通过刊物和聚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文学共同体。而抗战爆发后，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没有了核心刊物，诗人们失去了共同的发表阵地；没有了固定的活动圈子，诗人们失去了定期交流的机会；分散在各地的诗人们，虽然偶尔还有通信联系，但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经常聚会、讨论诗歌了。现代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流派，实际上已经解体了。这种组织形态的中断，对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使得现代派诗歌失去了群体的力量，诗人们只能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其次，它使得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难以扩大，在战争的环境下，分散的个人创作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第三，它使得现代派诗歌的传承出现了断裂，年轻诗人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核心刊物和同人群体，系统地学习和继承现代派的传统。
（四）社会文化环境的剧变
除了阵地丧失和同人离散之外，社会文化环境的剧变，也是现代派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的最高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空前地强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应该为抗战服务，应该成为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的武器。那些与抗战无关的、纯粹追求艺术美的文学，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逃避现实"的。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对现代派诗歌是非常不利的。现代派诗歌本来就以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为宗旨，强调诗歌的审美价值，而不是社会功能。在和平年代，这种追求还能够被理解和接受；但在战争年代，这种追求就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许多人批评现代派诗歌是"象牙塔里的文学"，是"为艺术而艺术"，是"逃避现实"。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现代派诗歌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此外，战争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战争年代，读者更需要的是能够鼓舞士气、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那些含蓄、朦胧、需要细细品味的现代派诗歌。读者群体的变化，也使得现代派诗歌失去了原来的读者基础。
（五）表层现象的总体评估
综上所述，抗战爆发后，从表层现象来看，现代派确实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阵地全失，同人四散，流派组织形态中断，社会文化环境剧变。这些现象，使得现代派诗歌从鼎盛期的高峰跌落下来，进入了一个低潮期。然而，这些表层现象并不意味着现代派诗歌的"消亡"。一个文学流派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的组织形态和外部阵地，更在于它的美学精神和艺术传统是否得到了延续。事实上，抗战爆发后，现代派的美学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分散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延续着。诗人们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他们仍然在各自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着现代派的美学传统。因此，我们不能被这些表层现象所迷惑，简单地得出"现代派消亡"的结论。我们需要透过表层现象，看到更深层次的本质。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深入分析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的真实本质，阐明它不是消亡，而是现代美学的整体低潮和暂时隐退。
5.2 真实本质：不是消亡，
是现代美学整体低潮、暂时隐退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存在一种"现代派消亡论"，认为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就已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抗战诗歌和解放区诗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国诗歌，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并没有消亡，而是进入了一个整体低潮、暂时隐退的阶段。现代主义的美学精神，仍然以各种方式在中国诗歌中延续着。本节将深入分析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的真实本质，纠正"现代派消亡论"的错误认识。
（一）"消亡论"的错误根源
"现代派消亡论"之所以长期流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以组织形态的解体代替了美学精神的延续。"消亡论"者往往将现代派视为一个有组织的文学社团，认为一旦这个社团解体了，现代派也就消亡了。但实际上，现代派从来就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学社团，而是一个以共同美学追求为纽带的松散的诗人群体。判断一个文学流派是否消亡，关键不在于它的组织形态是否存在，而在于它的美学精神和艺术传统是否得到了延续。抗战爆发后，现代派的组织形态虽然解体了，但它的美学精神却一直在延续。因此，不能以组织形态的解体来断定现代派的消亡。
第二，以核心阵地的丧失代替了创作实践的延续。"消亡论"者往往将核心刊物的停刊视为现代派消亡的标志。但实际上，刊物只是发表作品的阵地之一，没有了核心刊物，诗人们仍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作品，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创作。抗战时期，现代派诗人们虽然没有了自己的核心刊物，但他们仍然在各种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继续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探索。因此，不能以核心阵地的丧失来断定现代派的消亡。
第三，以社会影响的减弱代替了艺术生命的延续。"消亡论"者往往以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来判断一个流派是否消亡。抗战时期，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现代派诗歌的社会影响力确实有所减弱，不再像鼎盛期那样引人注目。但社会影响力的减弱，并不等于艺术生命的终结。一个流派的艺术生命，主要体现在它的创作实践和美学传承上，而不是体现在一时的社会影响力上。抗战时期，现代派诗歌虽然社会影响力减弱了，但它的艺术生命仍然在延续。
第四，受"左"倾文学史观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左翼文学的正统地位，而对非左翼的文学流派采取贬低和否定的态度。在这种文学史观的影响下，现代派诗歌往往被贴上"形式主义""逃避现实"的标签，其在抗战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也被刻意忽略了。这也是"消亡论"长期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真实本质：整体低潮与暂时隐退
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的真实本质，不是消亡，而是整体低潮和暂时隐退。
所谓"整体低潮"，是指现代派诗歌在抗战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条件的限制，整体上处于一个发展的低潮期。与鼎盛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现代派诗歌，在阵地建设、队伍凝聚、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回落。诗人们分散在各地，难以形成合力；没有了核心刊物，难以扩大影响；在战争的环境下，许多诗人不得不为生计奔波，难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现代派诗歌的整体低潮。
所谓"暂时隐退"，是指现代派诗歌在抗战时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分散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展着。它不再像鼎盛期那样，以一个统一的流派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而是化整为零，分散在各个地方、各个刊物、各个诗人的创作中。它的美学精神，渗透在许多诗人的创作里，即使那些已经转向了现实主义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中也仍然保留着现代派的某些印记。
这种整体低潮和暂时隐退，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不可能永远处于鼎盛状态。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流派进入低潮和隐退期，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在于，它的美学精神和艺术传统是否能够保存下来，并在合适的时机重新焕发生机。现代派诗歌在抗战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
（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延续
抗战时期，现代派诗人们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停止诗歌创作。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诗歌创作和探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戴望舒在香港期间，创作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待》等一系列重要诗作。这些诗作，虽然在题材上更加关注民族命运和现实斗争，但在艺术上仍然继承了现代派的传统——注重意象的营造、语言的精炼和情绪的内在化。特别是《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通过"残损的手掌"这一意象表达出来，既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
冯至在昆明期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十四行集》。这部诗集共有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写于1941年。在这部诗集中，冯至将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表达了对生命、死亡、时间、永恒等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这部诗集，不仅是冯至个人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收获。它的出现，证明了即使在战争年代，现代派诗歌仍然能够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准。
卞之琳在昆明期间，也继续进行诗歌创作。他写了《慰劳信集》等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更加关注现实，但在艺术上仍然保持了现代派的精致和智性。此外，卞之琳还在西南联大任教，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诗人，为现代派诗歌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广田在昆明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他的诗歌，在现代派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元素，形成了一种朴实、深沉、富有乡土气息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地之子》，表达了对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是现代派诗歌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除了这些核心诗人之外，其他现代派诗人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创作。梁宗岱在广西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和翻译；废名在湖北写了一批具有禅宗意味的诗歌；林庚在厦门继续进行诗歌形式的探索；金克木在湖南写了一批富有知性色彩的诗作。这些创作，虽然分散在各地，但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现代派诗歌的整体图景。
（四）现代美学精神的渗透
抗战时期，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现代派诗人自身的创作中，还体现在现代美学精神对其他诗歌流派的渗透和影响中。
首先，现代派的美学精神影响了一大批年轻诗人。在西南联大，在燕京大学，在其他一些高校，许多年轻学生受到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年轻诗人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四十年代"九叶派"的核心成员，如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他们在学生时代就读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人的诗，模仿现代派的风格进行创作。后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要，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没有抗战时期现代派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影响，就不会有四十年代"九叶派"的崛起。
其次，现代派的美学技巧也被许多其他流派的诗人所吸收和借鉴。即使是那些主张为抗战服务的诗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技巧，如意象的营造、暗示的运用、语言的精炼等。这些技巧的吸收和借鉴，丰富了抗战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也使得现代派的美学精神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的血脉之中。
第三，现代派的诗学理论也在抗战时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梁宗岱、李广田、袁可嘉等人，在抗战时期发表了一系列诗学论文，继续探讨现代诗歌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袁可嘉在四十年代提出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就是在继承现代派诗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的传承和发展，为现代派诗歌在战后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五）低潮与隐退的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现代派诗歌的整体低潮和暂时隐退，虽然在表面上看是一种挫折，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它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种低潮和隐退，使得现代派诗人有机会更加深入地思考诗歌与时代、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在鼎盛期，现代派诗人更多地关注艺术本身的问题；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不得不面对时代的挑战，思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历史责任。这种思考，使得他们的诗歌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加深厚的现实内容和历史厚度。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冯至的《十四行集》，都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其次，这种低潮和隐退，也为现代派诗歌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在战争年代，现代派诗人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诗歌，而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着探索和积累。同时，他们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诗人，为现代派诗歌的传承和发展准备了人才。这些积累，在战后开花结果，促成了四十年代"九叶派"的崛起。
第三，这种低潮和隐退，也证明了现代派美学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即使面临着那么多的困难和挑战，现代派的美学精神也没有消亡，而是以各种方式延续着。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说明现代派诗歌所追求的那些美学价值——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不会因为一时的外部环境变化而消失。
总之，抗战爆发后，现代派诗歌的真实本质，不是消亡，而是整体低潮和暂时隐退。它的阵地虽然丧失了，但它的创作仍在继续；它的组织虽然解体了，但它的精神仍在传承；它的影响虽然减弱了，但它的生命仍在延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现代派诗歌发展的完整脉络，也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深厚和坚韧。
（第五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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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