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身前身后事
作者：王佐臣
历史常爱开一种近乎残酷的玩笑：它把最响亮的名声，往往留给那些生前受尽冷遇、困顿甚至屈辱之人。后人捧着众星留下的战绩与诗文，想象其春风得意，却不知这些流芳百世者，活着时正被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毫无悬念拒之门外，受尽凌辱和贫穷。
先看看从前的文人领域，领略一下其命运反转的来龙去脉也！杜甫在世时不过是一个漂泊的小官、一个声名不显的写诗之人，大半生陷于战乱饥寒，幼子饿死，自己最终病逝于湘江孤舟。他几乎穷尽了人间的失意，却把整个时代的苦难写进了作品。直到他死后三四十年，在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不断推崇下，宋代以后才被尊为“诗圣”。也就是说，你我所看到的杜甫，是后世用漫长的时间重新认领出来的。
陈子昂亦是同样如此。他带着满腹经纶来到长安，却长期报国无门，最后被一个县令捏造罪名投入狱中，就此含冤而死，可怜才年仅四十二岁。可那首《登幽州台歌》，短短二十二字，却让他的孤独与不屈跨越千年，成为无数怀才不遇者的共同声音。
曹雪芹更是典型中的典型例子。这位文豪晚年居北京西郊，“举家食粥酒常赊”，仅靠卖字画和朋友接济度日，去世时连安葬费都是朋友们凑的。此君在活着时没有看到《红楼梦》流传天下，更想不到后世竟然会因此形成一门争执不断的“红学”。一个人的物质生命消逝后，他的精神与文字，仍然在继续创造着这个世界众多新的见解。
再看将军与志士。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时，官方定论是“罪臣”；直到宋孝宗即位后才正式平反，追谥“武穆”。关羽镇守荆州时刚愎自用，最终败走麦城；可后来历代王朝不断加封，从侯爵到帝君，最终成了忠义的精神符号。他们的身后之名，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一生的成败，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度，令人惊悚万分。
孔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处处碰壁，曾在陈蔡之间绝粮，郑国人甚至嘲笑他“累累若丧家之犬”。他活着时只是一个四处吃闭门羹的教书先生，死后三百多年才一步步被抬上神坛。历史就是这样，常常要等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离开后，才肯交出真正的评价。
历史上有许多将军文人，身前身后之所以截然相反，原因并不复杂。活着时，人受制于权势、贫富、机遇和偏见；作品和精神却不受这些限制。同时，每个时代也需要自己的精神符号——需要岳飞来代表忠诚，需要关羽来代表信义，需要杜甫来记录苍生，需要屈原来象征理想主义。于是，后人不断擦拭这些名字，直到它们发出光芒，让历史为当下服务，激烈人心，报效祖国。
所以，身后的荣名，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历史对个人的迟来承认，另一层是后人把自己的价值寄托在他们身上。后辈之人赞颂岳飞，也是在呼唤勇气；今天的莘莘学子读杜甫，也是在确认良知；我们年年在纪念屈原，也是在守护理想，重塑爱国主义的精神。因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图腾。
我作为一个现代的散文作家与诗人。虽未星光璀璨，但也从没寄人篱下，自然今后不存在那种惊天动地剧情反转的可能。这些话，也许说得有点太早了，可能还带些武断成份的存在，但细细一想，七十多岁的老汉，来日无多，只要继续管好自己的这张嘴，手中笔，不招惹是非，情况不出例外，基本上就是如此了！
平凡并非虚无，默默无闻也未必就是失败。一个人只要人品端正，心底善良，敢歌颂爱、热情赞美人间壮丽山河、忠诚于自己的家国，在我看来，这种写作本身，便是神圣的行为，就是亲身参与了现代文明的最基础、最珍贵的工作，活得就无愧于炎黄子孙身份，就对得起那陪伴自身的清风明月。
至于我的诗文，能否屹立于未来，传递心声，应该由后人来决定。因为答案并不取决于对作者身前的评判，而取决于他所留下的文字，有没有后人的需要，有没有真实、良善和深情，还有打动人心的地方。李白、杜甫、曹雪芹当年何尝拥有广大的现世成功？可他们的作品因为承载了人类共同的情感，最终活了下来。
时间是千秋功过的最大的筛选者。它从不问一个人活着时多么热闹，只问那些留下来的文字，以及事业可否感动后人，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这才知道自己诗文，在生命结束后，继续传递心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好随它去罢！写自己看真实的世界，记录过往之生活，我已心满意足，再无其它奢望了！
人，其实不必操劳身后之事，只要活着时心糸山河与家国，只要为人正派、笔端真诚，所写诗文就已经开始超越短暂的一生。也许未来无人记起自己的姓名，但某一句曾写过的关于爱与山河的真心话，仍可能在某个陌生读者的心里醒来——那便是作者死后仍在呼吸的明证。
流芳百世，从来不是坟墓前的喧嚣，而是精神在时间长河中的一次次回声。为什么有的人活着，如同死了一般，有的人明明死了，却长期活在人们心间。在我看来，是人性里的精神图腾之需要，是历史发展之规律。我就是我哟！一个有优点也有缺陷的爱舞文弄墨之人，一个既高尚又极为平凡的爱写作的小小老百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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