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抄》，我的人生
萬沐
人的世界观养成，也许先天会带来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但后天的环境及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某个群体。今天按下其它的人与事不表，如果说起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看到这篇小文的人要笑话我了。因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并非什么中外名著，而是一本叫做《革命烈士诗抄》的书籍，生于中国大陆五、六十年代的朋友大多是见过这本书的。
小时候生存环境恶劣，尽管世代读书，但家里已经没有啥藏书了。记得只有一本郭沫若的《洪波曲》、一本余冠英的《诗经选译》、还有一本《九命奇冤》，以及一些《易经》和中医方面的书，当然，《毛选》是少不了的。由于年龄小，其它的书都读不懂，于是便经常读《革命烈士诗抄》。起先倒不是对诗歌有什么兴趣，而是因为这些诗歌中的精神很符合我的想法。
说起来我热衷于读这本书的原因其实很好笑，是因为从小学时期起，已经被社会“孤立”了。由于当时和其他同学及小伙伴在一起玩，他们总是有很多怪招、损招，也常常嘲笑我“笨”，而我又觉得“笨”是家里人让我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样，我就有一种无法和别人合群的感觉，于是比较简单易懂的《革命烈士诗抄》便成了我消除孤独的少年伙伴。
尽管当时还有不少生字，但《诗抄》中人物的行状和思想，却令我觉得与他们有一种畅通无阻进行交流的感觉，也给了我人生的一丝光明感。比如，据书中介绍，瞿秋白烈士身体虽然十分羸弱，但却能写出许多优美的文字，而且临刑前从容镇定，能够优雅地死去，活出了一种令人向往的诗的境界。这对当时非常瘦小、经常遭人嘲笑的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由此觉得自己虽然力气不如人，个头不如人，但将来肯定还是会有出息的。也许不在那个年代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当时由于正值文革期间，社会审美标准偏向雄壮、粗鄙，所有知识分子在电影里的形象都是反面的。当时尽管我小学学习比较好，常常受老师表扬，然而我的性格比较内向敏感，气质偏于抑郁，人显得十分文弱，所以，自然而然与当时社会对人的评判标准格格不入，但幸运的是，自己却觉得和瞿秋白很“合得来”。尽管瞿秋白在当时也是被否定的，但由于《诗抄》书中对他的褒扬和我发自内心对他的崇拜，觉得肯定是别人在冤枉他。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想法，几年后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上高中时，我对同学讲了瞿秋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结果被同学告到老师那里，老师也想耍一下威风，便定性我思想反动，并在期末的政治思想评定中加了一笔，给我装进了操行评语档案里，令我当时感觉到人生十分灰暗渺茫，而心中也更坚定地把自己比作了瞿秋白的同类。
对《诗抄》中崇尚的另一个人，就是恽代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的一首七绝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他那种潇洒的知识分子风度和风骨令我十分景仰。当然，当时有这种感觉，但肚子里却并没有这类词。只是想，我怎么见不到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呢？而天天要和很多粗俗不堪的人在一起，真是太难受了！
还有一个很欣赏的诗人，就是殷夫。他的《别了，哥哥》，令我感到这个人好有勇气啊！有不满，就痛快地说出来，甚至不惜和自己的做高官的哥哥翻脸，而和底层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不像自己，明明对很多人和事很反感，包括对有些老师很不满意，但却不敢表露。当然，这是我小学四年级前的心态。以后随着这本诗集对我影响的发酵，我那些与烈士们契合的、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心态就无法压抑地喷发了出来。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对老师打语文分数的做法很不满，在很多同学面前，慷慨激昂地抨击了一番，自以为替大家说话，结果很快就被告黑状了。老师找我到办公室，抓住我的胳膊推来推去，想打，好像又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同学，最后是威胁一通了事。看看，这就是殷夫和其他烈士们影响我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很严重，一直到现在，形成了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坏习惯。
另外，还有陈辉烈士对我影响也很大，更让我澎湃着一种青春的激情。他的诗歌中充满着对民族和国家炽热的爱，以及抗战反法西斯必胜的坚定信念，诗中还有在冀中平原上很类似我家乡的田园风光，更令我觉得亲切----有人诗意地形容，陈辉牺牲的时候，一手拿枪，一手拿着诗集，尽管他仅仅二十四岁，但少年的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英雄和伟大诗人了，他结束生命前的光辉形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显得那么绚烂和壮丽！
后来到了中学，我对《烈士诗抄》中重庆诗人们狱中诗篇特别感兴趣，加上看了《红岩》小说，就非常神往重庆这个地方。觉得那里的人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精神风采。就连那些与烈士们对立的特务，也感到只是一种理念的对立，并非出于人性的恶劣。我向往书中所说的枣子岚垭、电台岚垭，歌乐山更是我心中的一座圣山，觉得白公馆、渣滓洞简直就是人的灵魂的净化炉。
何敬平烈士写的诗，给我的震撼尤其大：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看看，多么伟大的人格，多么令人向往的伟大英雄，同时，我也非常失落，怎么自己就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以后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还是咋回事，我竟然去了重庆读研究生。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去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我沉湎在对烈士们的崇敬中，并憧憬着今后能够在这座英雄的城市，也遇到这样的同道和战友，铲除人间的不平。
当然，这是后话，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人格理想主义有多么的浓厚。
我的初中阶段已经是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经济凋敝，人民苦不堪言，而干部又穷凶极恶、作威作福。比如，我听到另外公社一个人由于活不下去，在县里召开干部大会的时候卖孩子，结果被定性为“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被公安局关了起来；在另一个公社，有两个讨饭的十二、三岁的孩子，晚上在麦草垛旁边烤火，结果麦草垛烧起来，最后被活活烧死。还有，我亲眼看到，公社书记在自行车上带着他的情妇——一个公社医院的医生，整天到各村子里吃吃喝喝。但另一边，为了应付所谓上级的检查，农民还必须在下着大雨的晚上，站在泥泞的地里兴修水利，配合当局“战天斗地”的演出，这些干部的作为真是比“周扒皮”不知要坏多少倍。
凡此种种，我感到社会非常不公平、非常黑暗，但又无能为力。所以，对烈士们诗歌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就愈加崇敬，而且在想，如果此时哪里有书中所写的华蓥山游击队，我一定去参加，也一定追随许建业、江竹筠这样的英雄，和陈然、龙光章、余祖胜、蓝蒂裕这样有正义感的诗人、战士在一起，用枪支和手榴弹扫尽人间的不平。
但令我痛心的是，周围的环境却是痛苦而麻木的。当时很多受苦受难的人，不仅不反对社会的不公，反而还要无意或者有意地为虎作伥。他们像阿Q一样的无知，像祥林嫂一样的软弱，像闰土一样的麻木，更可恨的是，这些底层的人还要刻意讨好那些黄世仁一般的坏蛋！
当然，反抗者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记得我一次在戏台下看样板戏《红灯记》，有的人总是想挤着靠近戏台，维持秩序的民兵便拿着树条乱打，有个人骂了一声，结果给抓住了。听说当天晚上被关到了公社大院里，整整被打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被放走。此后听到的人，噤若寒蝉，都为自己平日里识时务而庆幸。
我当时真是太苦闷了，面对黑暗，我的身边不仅没有和我有一样想法的人，而且自己还被那些想吃人血馒头的老师们盯上了。据说，有几个老师在饭堂吃饭的时候，议论我自视甚高、非常骄傲、不满社会主义现实，我一个少年似乎成了一个危险的右派反革命。当然，对我指指点点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们觉得我没有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威。有人便以我不愿意在作文里歌颂当时的大好形势为由，公开批评我思想落后消极，而且一个卑鄙的老师还要拿我的《周记》（当时每周一次，类似于作文的中学写作作业，内容自己定）做文章。一个秋天的某周，我在周记里写了一篇自由诗，记了月光之下我看到的田园山水的美妙，表达了我对离开地球、走进月宫的向往。结果老师当着全班同学，不仅对我讽刺挖苦，还让我去干了一天搬煤炭的活，以洗刷我“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我在夸张，我实实在在的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在中国的皇权和共产专制文化里，只要环境许可的话，人人都会拼命扩张自己的权力。老师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但由于当时人性的扭曲，有的人也极度膨胀，把自己定位为统治几十个学生的大领导，极尽威风之能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丑陋的文化，才形成了中国长久的人人互害的机制，也导致了反抗者的前赴后继，革命此起彼伏。
中学阶段处在这种环境里，我既不能思想上沉浸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幸福感中，行动上又不愿意乖巧讨好班主任老师。苦闷至极，便去找几个肯定我的语文老师，想谈点对社会的不同看法，但他们立即就显得很害怕。尽管这已经是“四人帮”倒台以后的事，但政治气氛依然是很肃杀的。在中学里，我依然也是很孤独的，被很多人认为思想落后，所以，我只能和《诗抄》对话。那时，我常常拿叶挺将军的那首诗鼓励自己：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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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越是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越是对烈士们诗歌里的精神充满了向往，尤其神往他们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抗社会不公的时代。但越是读烈士们的诗作，对社会不满的情绪也就越强烈。恰好当时一个同学有五十年代的一本语文书，我在上面看到了杜甫的一句诗：“酣饮视八极，俗物都茫茫”，觉得很能代表我的感觉，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释然。心想，既然杜甫那样一个人、那样一个时代，周围都尽是小人混账，那自己处在这样一群人当中，也就没有啥委屈的了。自然，我当时是没有资格“酣饮”的，只有靠“泼墨”来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
于是，在学校规定的作文、周记之外，我又给自己用纸订了一个厚厚的本子，另外写文章。文章风格是类似于时事评论的杂文，在这个本子上写了我看到的社会不公，并由此发出感慨和批评。不过批评的力度并不大，主要是希望干部们改正。记得我就写过前面提到的两个孩子冬天被烧死的事。还有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范的歌颂，以及其他古代官员为民请命高风亮节的赞扬等等，大概十几篇文章。
现在想起来，尽管我当时只有十五六岁，但由于我当时还是浏览了不少课外书，对社会弊病还是能说出一些道道来。
但不幸的是，我写的东西被我父亲发现了。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正在睡觉，我父亲把我突然喊醒，拿着我写评论的本子，眼睛里充满着愤怒，他问我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想进监狱了是不是？虽然已经是一九七八年，但由于我的家庭成分不好，一家人仍生活在如履薄冰之中。
当时，我祖父和祖母也显得很紧张，祖父说的一句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打败了，你一个岁娃娃（小娃娃）还想干啥？”我的祖母尽管不识字，但人生风风雨雨已经经历了大半辈子，又给我讲了她见到的读书人因随便说话而被杀的悲惨故事。总之，一家人非常焦虑，似乎我已经严重失足，面临着灭顶之灾，苦苦给我开了大半夜的批判会和思想帮助会。我父亲特别强调的一句话是：你要是进了监狱，一家人就完了。
我是一个从小就很孝顺的孩子，当时在外面有任何好吃的东西，自己舍不得吃，都要拿回去给我祖父和弟弟吃，对家庭充满了责任感。加上，当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身边有的人已经考上了大学，我当然也想做点有出息的事出来，而且心中还想着未来干一番大事出来，进监狱可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当晚我通过大人们这一番棒喝，知道了自己还是做不了烈士们那样的事业，也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环境。尽管我经常把李少石的诗“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增日月光。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写在书的扉页上鼓励自己，但却没有想到这么“东风不与万郎便！”
当晚，我父亲烧掉了我写文章的那个大本子，我感觉到非常心痛，当时自以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瞬间变成了一堆灰烬。想想贺锦章烈士的家书和历史上的其他的仁人志士，如林觉民、邹容等，皆能视死如归。而我为了几篇文字，却把一家人吓成这样，自己也打了退堂鼓，感到和烈士们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尤其，我当时还想到了古代烈士文天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行为，更是觉得惭愧难当。
在我写评论的本子被烧了以后，总觉得自己面对社会黑暗，太没有担当了，思想一度很纠结。但是，由于当时我已自学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其中一句“将以有为也”，也给了当时收敛自己，准备未来迎接高考，找到了一个下台阶的思想理由，这样，愧疚感才少了一些。
文天祥对我的影响，起因于我中学受《革命烈士诗抄》熏陶的同时，一个姓樊的同学初一送给了我一本《宋诗一百首》，其中文天祥的《正气歌》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我们当时住校，二三十个同学住一个通铺，有一次我坐在自己的铺位上看《正气歌》时，被感动得眼泪直流，同学问我哭什么？我只推说眼睛不舒服。
现在想来，可能我从小就有一种英雄崇拜情结，也有一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悲悯意识，以及对社会公正的追求。所以无论烈士们的诗，还是文天祥的诗，以及其他古今仁人志士的诗歌，都能激起我很大的心灵共鸣，尤其我在《正气歌》的注解中了解到了那么多的慷慨悲歌的末路英雄，更是令当时读中学的我，产生一种“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崇拜感，同时也更增添了“前不见古人”的苦闷和失落。
由于《革命烈士诗抄》的引导，我从中学起也开始了学写诗。曾经模仿过蔡和森的《少年行》，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还有李兆麟的《露营之歌》。虽然想写出一些豪情来，但终究感到缺乏他们那样的气势，而且有时候还有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幼稚。（笑）
循着从小学起《革命烈士诗抄》给我带来这一束理想之光，在中学阶段我也读了一些其它的革命小说。比如，《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迎春花》、《青春之歌》，当然也包括《红岩》。尽管这些作品很多被定为“毒草”，但我却觉得这些“毒草”清香四溢，和《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伟大灵魂，完全是浑然一体的。这些英雄为了社会正义、公平，牺牲自己的精神，时时打动着我。尽管今天看来很多英雄人物都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但少年时代的阅读却极大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至于其它的中外名著，比如《红楼梦》之流的书，对我来说似乎太高深，而且当了解大体内容后，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兴趣。《水浒》，只听我父亲读过一些片段，当时对那个开黑店的孙二娘和粗鄙不堪的李逵非常反感，但不知道为什么报纸上却要肯定这些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社会运动，四处都是这方面的文章。至于外国小说，是我上大学后才比较系统读了的东西。总之，这些中外名著对我人生观的养成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现在人生已经过了大半段，虽然已经失去了年轻时候的壮怀激烈，但心中一直却保留着明显的是非心和正义感。平生尽管是碌碌无为，但自认为对社会正义和公共事业还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回首往事，总觉得自己一直和社会某些方面格格不入，想来也都是《革命烈士诗抄》给我带来的影响。加上，读研究生时，学的又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以至到清末的暴露小说，其中都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对社会正义的呼求，以及对反抗精神的肯定。凡此种种，更加固了我的思想人格定型。又由于后来工作转向了国际政治的教学和研究，西方的政治理论学说也给了我一定的影响。
《革命烈士诗抄》和其它方面书籍的影响，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不时通过行动表现了出来，并贯穿了我的人生。因此，在政府任职的时候，总是想办法替底层老百姓说几句话。尽管我在区、市级单位都做过干部，但仅属一般职员，面对邪恶，无法独立地去伸张正义，深深觉得自己的无能为力。当时去基层调研后，回来在会上汇报不公不义的事多了，领导也明显不爱听，有时还会嘲笑我太幼稚。最后，干脆指桑骂槐地说，有的人很喜欢戈尔巴乔夫那一套。显然，组织上把我看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
后来，我干脆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离开衙门去做了猴子王。原本以为大学是一片净土，自己的思想也许可以影响一批人，其实现在才知道自己当时是多么的一厢情愿，不仅没有做成陶彭泽独善其身，反而进入了更深的沼泽之中。
在高校，我从事的是内容比较政治敏感的教学科目，曾试图揭示出一些社会现象的本质，也自以为要讲出课本以外的东西，才算有点见解。但其实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很犯忌的，不仅学校党政部门对此严加监控，而且学生中也遍布眼线，随时会报告他们认定的老师的自由化言论。到现在才明白，现在中国大学里文科其实基本都是政治课，如果想谈个人见解，无异于是和当局对着干，是在找死！
随着后来学习的深入，和阅历的加深，我愈发感觉到《革命烈士诗抄》中所体现的精神的可贵，和烈士人格的稀缺，也感到了自己性格的懦弱和能力的有限。
出国后，舆论环境宽松了，虽然为了生活，要四处奔忙，但其实主要过着一种传播自己理念的讲课、写作的日子。谈时事、写政论是日常的工作内容，电台、电视台、网络一直是我的工作平台。虽然在海外，但仍有不少困扰、不少障碍。
比如，尽管是一个呼唤社会正义、替弱势群体尤其是祖国弱势群体说话的人，属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但却由于涉及到对权力利益集团的批评，便常常被那些学舌官府的鹦鹉们指为“右派”。虽然在西方世界，“右派”是一个中性词，但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则有一些不太好的暗示。那些追名逐利的鹦鹉派肆意操纵舆论，把他们这伙与国内权贵勾结、为既得利益者说话的人美化为爱国者。而将为底层老百姓说话，批评权力专横腐败的人污名化为替美帝说话，说成“右派”，即反华分子。不仅我个人受到不少污蔑和扭曲定性，而且这种扭曲在海外华人社区还大行其道，几乎造成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样一种颠倒的状态。不过，我已经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轻易愤怒了，而是处之淡然。因为，我这个与《革命烈士诗抄》中那些烈士同声同气同志向、共同追求中国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右派”，对民族、对同胞、对先贤何愧之有？
现在看来，也许烈士们追求的制度目标，和我上大学后信奉的政治理念完全相反，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诗歌中透露出来的理想主义人格恒久的敬重，其实，他们这种人格，骨子里也非常符合我信奉的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理念，他们的追求本质上也是对儒家“天下为公”理念的追求。尽管后来中国建立的极权制度令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当年烈士们奋斗的初衷，如果他们还活着，肯定会和我一样愤怒，也可能会重新拿起枪杆子带领大家闹革命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被烈士诗人何雪松称为“你是中华儿女革命典型”的江竹筠独子的最终去向，也许让我们可以琢磨到烈士的政治初心。
回首人生，我受《革命烈士诗抄》这书影响太大了，它奠定了我人生的一个基本价值体系，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政治态度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但歌生民病”、 “不为权贵唱赞歌，但为百姓说人话”。从童年到现在，一直钻在那种诗的境界了出不来。可能有人觉得我迂腐、食古不化、唐吉坷德------是耶？非耶？任人评说吧！我却为我起码没有在社会上随波逐流，而深深感谢这本《革命烈士诗抄》！
我写这篇散文，也许会让人认为我的政治理念错乱，有的人会借机攻击我的民主、自由理念最早来源于共产主义理想，有的人则会嘲笑我根本就和烈士们不搭边。其实，真正对社会有良知的人，无论思想方法、政治立场有多大差异，但，在灵魂的最深处的正义肯定是相通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左”“右”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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