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的陌生人
——记一次出手，与一个漂泊五十年的人
文/袁德礼
坐在开往金山的小车上，窗外是江南深秋的田野，稻子已经收割完了，田垄光秃秃的，像一块洗旧的粗布。车在高速上奔驰，我的心思却不在路上，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回上海市第十医院心内科的那张病床上。
王自修现在怎么样了？早上吃了没有？药按时吃了没有？事情要从昨天上午说起。
九点刚过，手机响了。不是普通来电，是一条微信电话，来电显示是"九号线徐家汇站协警"。我心里一紧，地铁站协警怎么会打我电话？接起来才知道，一位从武汉来沪的病倒在地铁站里，身边没有亲人，翻遍口袋只找到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电话。那是王自修。我认识他，但从未谋面。
去年秋天，柳哲介绍我们加了微信。柳哲照顾了王自修十多年，算是他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通过柳哲，我知道了这个的故事：五十年的漂泊，无妻无子，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医保，靠着一点微薄的乞讨和偶尔的接济度日。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人，居然在颠沛流离中写了十一本国学书。十一本。我第一次听说时，半晌没说出话来。
他自称"丐儒"。这个称呼，起初我觉得刺眼，后来觉得悲壮。一个"丐"字写尽了他半生的饥寒，一个"儒"字撑住了他不倒的脊梁。
柳哲说，王自修一直想来上海看看我。我那阵子在外地开会，回他说"等回来再说"。谁能想到，他竟自己偷偷来了。
接完电话，我一路赶往徐家汇站。
地铁服务员很负责，一直陪着他。我到了之后，看到王自修蜷缩在站务室的长椅上，脸色灰白，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冷汗。他认出了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我握住他的手，那手冰凉，骨节硌人，像握着一把枯枝。"别怕，我在。"我跟他说。
我不敢耽搁，和服务员一起把他推上一号线，转四号线，二十分钟后从中山北路站出来。出站的那一刻，我直接拨了120。救护车的鸣笛声在秋日的街道上撕开一道口子。
第十医院的急诊科永远是人满为患。挂号、分诊、抽血、CT、心电图……每一项检查都要排队，每一道流程都要签字。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王自修躺在推床上，瘦小的身体几乎陷进床垫里，心里说不上来的滋味。
诊断结果出来了：脑梗。来得突然，来得凶。医生说再晚送来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
我松了一口气，又悬起一颗心。松的是人救回来了，悬的是后面的事——他身边没有亲人，救助费没人缴。我掏出手机，一笔一笔地付：医药费、检查费、护理费、伙食费……六千八百多块。数字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些。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不付，就没有人付。
他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眼神涣散地看着天花板。我坐在床边，突然想起柳哲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上，能管他死活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沟壑的脸，我心里生出几分苦痛。五十年的漂泊，五十年的孤身一人，五十年的冷眼与白眼，他都扛过来了。如今倒在地铁站里，翻遍全身，能求助的只有一张写着陌生人名字的纸条。这是怎样的一种苍凉。
晚上八点，我临走前做了一件事。把他那身脏得看不出原色的衣裤脱下来，拿到水房，一件一件洗干净，拧干，晾在病房的走廊里。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就是觉得，一个人，穿着脏衣服躺在病床上，心里会更难受。洗干净了，明天醒来，至少身上是清爽的。水房里的灯很暗，我搓着那些衣缝里的泥垢，突然鼻子一酸。
今天一早，我还是要出发去金山。中洪大院有一场为期三天的创作会议，早就安排好的，不能不去。小车上了高速，我的脑子却静不下来。
我想的是：他早上吃了没有？医院的伙食他吃得惯吗？脑梗病人要吃得清淡，他一个漂泊惯了的人，能受得了吗？
我想的是：他这五十年的每一天，是不是都像今天这样，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不知道今晚睡在哪里？我想的是：如果柳哲不在了，如果我也顾不上了，这个人，谁来管？
车窗外的高速公路笔直地伸向远方，像一条没有尽头的人生路。王自修在这条路上走了五十年，走到两鬓斑白，走到疾病缠身，走到翻遍口袋只有一张写着陌生人电话的纸条。
我忽然觉得，我们常说的"人间值得"，对那些从未被命运温柔以待的人来说，是不是太轻巧了？
王自修这一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五十载春秋，孑然一身，像一片被风吹来吹去的叶子，落在这里，飘到那里。他写过十一本国学书，我不知道那些书里写了什么，但我猜，一个在泥泞里摸爬滚打的人，写出来的文字一定带着泥土的味道和骨头里的硬气。
柳哲照顾了他十多年。十多年，不是十天，不是十个月，是三千多个日日夜夜。这份情义，重过山岳。可柳哲也是普通人，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所以前些天王自修才瞒着柳哲，自己跑来上海。他说想看看我。他说想当面道个谢。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来，差点把命丢在地铁站里。世事无常，大抵如此。
坐在车里，我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那天地铁站的协警没有翻到我的电话，如果我没有接那个微信电话，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后果我不敢想。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那么几个瞬间，你伸不伸手，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生死之间。
我没有犹豫，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是因为我看见他躺在长椅上那个样子，心里疼。是恻隐之心，是看见一个同类在受苦时，身体里本能涌上来的那股热流。冷眼旁观，我做不到。不是因为道德，是因为不忍。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这世上所有的善意，都是对命运无常的反抗。"
王自修还在第十医院的病床上。我不知道他这场病好了之后，该去哪里。不知道他往后三餐温饱怎么着落。不知道他老来病痛之时，还能依靠谁。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一件事：此刻，此刻这个下午，他至少穿着干净的衣服，躺在干净的病床上，有医生照看，有药吃。这就够了。
至于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我只盼他早日康复，盼他这场劫难过去之后，能有一个安稳的落脚处。哪怕只是一间小屋，一张床，一日三餐有着落。五十年漂泊，他值得拥有一个不再流浪的晚年。
车快到金山了。窗外的天色暗下来，秋雨不知什么时候飘了起来，细细密密的，打在车窗上。我关上手机屏幕，闭上眼睛。心里还是想着第十医院心内科，那张病床上的人。
愿他安好。愿这人间，多几个伸手拉一把的人。
黄诚专点评：
读德礼《出手援助一丐儒》
德礼兄，你的文章我读了三遍。第一遍，跟着你的笔走，心里一紧一紧的。第二遍，停下来想，这文章好在哪儿。第三遍，合上手机屏幕，坐在灯下发了一会儿呆。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一、这篇文章的骨头是"真"
现在写散文的人多，写"好人好事"的文章更多。但大多数读起来像通讯报道，像命题作文，像在完成任务。德礼兄，你这篇不是。
你写接到电话"心中挺急，我不敢耽搁"——这是真急。你写垫付六千八百多块钱——这是真掏。你写晚上八点临走前"将他一身脏衣裤洗清爽，晾晒在走廊里"——这是真做了。你写第二天坐在去金山的小车上"心神总是飘向第十医院心内科"——这是真惦记。
每一个字都不悬空。全是脚踩在地上的东西。
散文最怕"演真诚"，德礼你没演。你甚至没怎么修饰，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语感粗粝，但恰恰是这个粗粝劲儿，让人觉得亲近。就像一个老哥跟兄弟倒苦水、说心事，语无伦次反而比字斟句酌更打动人。
二、细节是这篇文章的血肉
好文章靠什么？靠细节。大道理谁都会讲，但一个具体的画面能顶一万句抒情。
这篇里最重的几个画面：
一是王自修倒在地铁站里，翻遍口袋只有一张写着德礼名字的纸条。 这个细节，千斤重。一个人漂泊五十年，走到命悬一线，手里能抓住的只有一张纸条。纸条上的人，他没见过几面。他凭什么信你？凭柳哲这些年跟他说的话，凭他判断出"这个人靠得住"。他赌对了。
二是洗衣服。 六千八百块钱，是义举，旁人咬咬牙也做得到。但蹲下来给一个萍水相逢比自己年龄还小的人搓脏衣服，这个不是咬牙能咬出来的，是骨子里的东西。这个画面比任何"感动中国"式的颁奖词都有力量。
三是坐在去金山的小车上，惦记他早上吃了没有。 人已经送进医院了，钱也付了，按说可以安心开会了。但你惦记他吃没吃饭。这个牵挂，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真放不下。
这三个细节，撑起了整篇文章的重量。
三、为什么我读着一点都不意外
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私人的话。
我与德礼兄相识二十多年了。《西部风》创刊那会儿咱俩就通信，去年我才头一回踏进上海，参加中国龙文学奖的会。两次去上海，你把我留下来，住宿、吃饭、带我逛上海，全是你掏的钱。晚上怕我一个人住不惯，搬过来陪我睡，聊文学聊到半夜。吃饭的时候，你怕我吃不饱，筷子不停往我碗里夹菜，堆得跟小山似的。
这些事，我没跟别人说过。但我一直记着。
所以读完你写王自修的文，我一点都不意外。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二十年的神交兄弟是这样，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也是这样。洗衣服、垫医药费、惦记人家吃没吃饭——跟你在上海往我碗里夹菜，是同一种心。这不是装出来的善良，是长在你骨头里的。
四、总的说
德礼兄，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文笔多么精雕细琢，在于字里行间那份不假思索的善意。看见一个人摔倒了，就冲上去；冲上去了，就管到底。这种"我不管谁管"的担当，是当下很稀缺的品质。
袁德礼简历:
袁德礼:1954年生于上海。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40年來，先后在报刊杂志发表过上万篇各类作品。先后出版过《百位老总谈人生》《女儿袁靓》《记者写天下》《袁德礼小说散文集》等书稿，累计1800万文字。作者曾在建筑与服装公司、团市委研究室、新闻报社、城市导报洒下过几多汗水。现为德礼传媒(国企)法人。
总编：山旮旯
责编：袁德礼
总设计：黄诚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