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力量
——于明诠先生书评一组读后
张期鹏
明诠先生在美探亲，恰好我也在这里。遗憾的是我们相距太远，一个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在大西洋东岸，不仅中间要飞五个多小时，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差，见一面不太容易。不然，故知他乡，品茗慢聊，也是一件乐事。
其间免不了信息交流，所谈无非文学艺术。这使我了解到，他在异国并没有闲下来，而是更加专心读书、思考、写字，这从他先后发来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而这几篇文章，让我细读之后无不内心怦然，竟也有了提笔为文的冲动。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这样的文字，或者简直可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读所谓的文评艺评了。
我读文评艺评，固然看重其观点，但首先关注的还是作者的态度。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寡情”的社会里，很多评论又似乎太重“人情”了，到处泛滥着情面难却、溢美夸张的“年话”；那些看似“尖锐”的文字，又像与作者有着三世之仇，满纸戾气，同样可以随手丢到垃圾桶里去。所以明诠先生的这组文章，让我心头一喜，因为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的文字的力量。我觉得我这个书法的完全外行，也有许多话要说了。
明诠先生是一位艺术观点极为鲜明的艺术家，他在谈论艺术的时候，是极有锋芒的。比如，他在很多年以前就说过的“展览体”，至今还让不少人芒刺在背。现在，他又写下了这篇题为《书法不是东西》的短文，单是标题，就够刺人眼球的。当然，他的锋芒不是为了刺人脊梁或眼球，而是要“刺”他所看到的书法的弊端。他试图通过论述让人们明白，书法作为难以解说的名词或概念，不是《兰亭序》《祭侄文稿》《多宝塔碑》《自叙帖》《寒食帖》等一件件具体“标本”，而就是书法本身，她会在一个人的心里，“从种下一颗微不足道的种子开始”，“用心性、知识、体悟、学养、经验、思考加刻苦临帖等等，去浇水施肥”，“慢慢地一天天茁壮成长”。她可能会长成“歪歪的石头”，也可能长成“千里阵云”“惊蛇入草”。她“最后长成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从你的笔头‘释放’出来”。
这似乎不好理解。明诠先生继续解析道，书法不是你花一辈子心血弄出来的那一大堆“条幅、斗方、对联、手卷、册页”，而是“你这一大堆东西物件里面散发出来的、漾溢着的令人或拍案、或点头、或看也看不懂忘也忘不了的反复回味的那种感受。有那个感受，书法就有了；没那个感受，这一大堆东西和物件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说：“王书圣一生养他的惠风和畅，颜真卿一生养他的庙堂忠烈，柳公权一生养他的心正则笔正，苏东坡一生养他的不合时宜，米芾一生养他的风樯阵马……”
读了明诠先生这些文字，蓦然发现，书法还真不是什么东西，也忽然理解了他以前所说的让我一知半解的“有意思的那点意思”。可不，书法果真就是“有意思的那点意思”。因为你我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不相同，你眼里的“那点意思”和我眼里的“那点意思”也就大不相同了。换一句话，如果我们的“那点意思”都是一样的，那肯定就不是“有意思的意思”，而是千篇一律的德州扒鸡或北京烤鸭，是与我们这个技术主义时代合拍的“流水线生产”。标准化、模式化、能够“集中统一”的“普及”的东西，一定是艺术的最大敌人。
记得明诠先生对我说过，他在大学里带学生，主要不是教他们写字，而是引导他们读书，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读各种各样不同的书。书能养人，能养出各种不同的有学识、有修养、有情趣、有想法的人。只有有了这样的人，才能“养”出“人书合一”的书法艺术。
明诠先生的文字是委婉的、轻松的、幽默的，但我从中感受到的是文字的力量。因为这委婉之中自带直率，轻松中自带沉重，幽默中自带严肃，直接指向了当今书坛的软肋。联系他在《书法史就是书法家的心灵史》中所指出的，书法从21世纪开始，不幸进入了“见技不见人的大众竞技书法时期”，就可看出他对当今书坛满怀忧虑的拳拳之心。
他的拳拳之心，在《书法：从写字到艺术——郭彤彤〈笔墨山河——从仓颉到王羲之〉阅读笔记》中也可以看到。明诠先生对郭彤彤这部书赞赏有加，因为这部书不仅厘清了书法史与古文字学的区别，论述了中国书法的真正起源，而且论述了书法作为一门独特艺术的主要贡献者，同时纠正了人们对中国书法史上两位重要人物钟繇、王羲之的模糊认识，功莫大焉。
第一个问题，中国书法的真正起源，属于纯学术问题，我们姑且不论。第二个问题却大有关注的必要，因为这与我们的“常识”似有很大距离。
谁是中国书法这一独特艺术的主要贡献者？明诠先生写道：“作者认为：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家园，就在于它是建立在支撑知识精英‘三立’人生追求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书法艺术独属于中国精英阶层，是精英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活动无关’（钟明善序言中对作者观点的概括）。对这样的结论，很多人当然是不能接受的，钟先生就不能认同。钟认为，‘这和当下时代书法艺术的推广与普及相悖’。这里需要指出，作者用了‘知识精英’的说法，其实这个概念内涵有点窄了，在古代社会，虽然知识精英、官宦士族在层级上与文人往往是合为一体的，但知识精英与官宦士族未必皆有文人修养。而书法艺术属于文人艺术，书法家圈层称其为文人圈层似乎更准确合理。”
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书法和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当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艺活动”有关，但艺术创造终究还是艺术家的事情，是难以“普及和推广”的。就攥着毛笔写字而言，当然和捏着铅笔、钢笔写字一样，能够“普及与推广”；如果将其跃升到艺术的高度，作为一项专门艺术“普及与推广”，则不论是书法还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恐怕难上其难。它们中间的距离，应该就是广场舞与芭蕾舞的距离。
明诠先生对郭彤彤谈论的第三个问题表示了特别赞赏，因为据作者考证，钟繇不仅身体强壮，而且命好、心大、有格局。不过，钟繇的一生事功并不在书法上，而是“集中在政治、军事、法律三大领域”。至于写写毛笔字，“基本上没有被钟繇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之中”，他“满脑袋装着军国大事，穷一生之力奔跑在成为壮夫的大道上”。
明诠先生说，这未免太让今天的书法人尴尬了，书法史上天花板级的大神是不是有点太不敬业了呢？当然不是。他说，这一章结尾处作者发出的几句感慨，对当下书法人真是棒喝：“书法艺术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精神家园，就在于它是建立在支撑知识精英阶层‘三立’人生追求的基础之上的。‘三立’的追求与实现是成为一名书法家的基础，若是无功、无言、无德，却一心想成为书法家，任你如何刻苦练习，终究只能走上一条通往暗淡前途的路。”明诠先生说，钟繇给我们的启示太重要了，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从明诠先生的引文和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指导学生多多读书的苦心与远见。今天学习书法的人，可能没有像钟繇那样立功、立言、立德的才华和机会，但完全可以通过读书，了解前人所思所为，培养自己的美好情致。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书法不是东西，书法就是书法，是一个人综合素养的反映，是一个人综合素养反映在毛笔宣纸上的“有意思的那点意思”。
谈到王羲之时，郭彤彤告诉我们，后人喜欢发誓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其实是对王书圣的大误解。因为父亲和自己仕途的原因，王羲之的一生是郁闷、孤独的。“在权力场沉浮数十年，他的身心太累、太疲惫了。他需要山，需要水，需要五石散，需要放松，甚至需要‘放飞’，需要生命最后时段的安静与平和”，于是他“最后只在三月‘惠风和畅’的山阴道中，有‘飘若浮云，矫若游龙’的墨线遗韵充盈着、永恒着，千年未变。他用一生在日常书写中追寻、恪守的‘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中庸天然’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营筑了一个大梦境”。
明诠先生说，王羲之的才华、天赋、品级都够得上天花板级别，但他不仅不“勤奋”，还瞧不起死下功夫的“书法创作模式”。他的人生是“飘若浮云，矫若游龙”，哪里是“池水尽墨”；他是徜徉山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以笔墨营筑了一个“中庸天然”的大梦境，并于梦中沉缅不起。这同样证明了明诠先生历来的观点，书法是一个书法家综合素养的表现，是他从中发现的“有意思的那点意思”。这点“有意思的意思”，在下死功夫的“书法创作模式”中是体会不到的。杜甫诗云“汝果要学诗，工夫在诗外”，是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对钟繇、王羲之是适用的，对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适用的。
明诠先生这些独特的、鲜明亮眼的文字，沉甸甸的，压堵在我的神经网络上，让我必须通过思考才能通过这个思维通道，然后是心有所得的愉悦。真像浊酒一杯，那缕醇香是苦辣之后留在舌尖的长久记忆。
这样的文字还体现在他的《说“人书俱老”》上。他说年龄是“人书俱老”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只有经过较长时间，一个人才有可能来来回回、返来复去地不断打磨、调整、完善、升华，才能“没完没了地折腾”。没有这番“折腾”，人与书不可能“俱老”。年龄是书法学习与探索的时间载体，离开了这个载体，幻想艺术境界能在短时间“速成”，一步到“老”，大概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年龄又不是“人书俱老”的唯一决定条件，因为唐人孙过庭《书谱》中“人书俱老”前面还有个“通会之际”，那同样是“人书俱老”的关键，甚至比年龄还要重要。明诠先生写道：“所谓通会之际是指学书者历经平正、险绝的修习，将书法法度、变化与心性融会贯通，达到心手合一的艺术成熟阶段。亦即打通平正与险绝，法度与变化融为一体，便是通会之际。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法圆熟与否的问题，是与人（书法创作主体）的心性相关联的。而心性又与每个人的识见、修养、胸襟等等紧密相联，而这一切，既是天赋秉性，又与后天的学习、蒙养、历练相关。这需要一个人不断地‘向内观’，即有能力反复咀嚼、回味、品咂、思考这些学识、感受、经验等等，特别是要从中抽绎升华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有品位境界的思想观念审美追求，再不断‘物化’到笔墨里边，不断调整、淬炼、提升，最终形成个人艺术创造的理想品格。”“这些学养、识见、胸襟怀抱，当然也包括‘物化’到笔墨技法的过程与人生的磨砺历练，都是‘上不封顶’的，亦即艺无止境。”
所以他才诚恳地提醒人们：“书法这门艺术很独特，皮厚，慢熟，像马拉松，比拼的是有否足够的耐力，是自己和自己一辈子的较劲。”因为“其他艺术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诗俱老’‘人歌俱老’‘人戏俱老’‘人舞俱老’等等说法，连‘人画俱老’‘人印俱老’也似乎没有，而独有‘人书俱老’”。
记得明诠先生对我说过，一个人六十岁之前，不能妄称自己是个书法家；甚至一个人不论活到多大年纪，都不能妄称自己是个书法家。因为只要生命不息，他就还在“没完没了地折腾”之中，就还走在学书的路上，他永远都是一个“学书者”。在这样一个这“家”那“家”帽子满天飞的时代，明诠先生的提醒应该会让不少人心头一凉，但他的确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个常识。只不过我们处在一个反常识的、罔顾事实的时代里，反而觉得有些突兀甚至尖锐了。
回首漫长的中国书法史，哪有那么多“书法家”。别忘了，在中国古代，毛笔还是人们最主要的书写工具，凡要识字的人，最先接触的就是它。试想，在一个“毛笔”环境里养育出来的书法家都寥寥无几，今天的“书法家”又怎么可能批量生产呢？书法，究竟还是一种“知识精英”“文人圈层”的艺术，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想，这并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热爱、欣赏、学习书法，倒是有助于我们欣赏、书写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写好“中国字”。
明诠先生谈论书法是这样，有着沉甸甸的文化学术含量。论人，也没有那些轻飘飘的客套。比如他写的《致敬书坛“四〇后”——刘正成先生“蜀都杖履”书展随感》，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知人论世的学术随笔，我读后深有所思、所感、所得。
明诠先生说，中国近一百多年的书法发展史，1925、1926年代前后，书法创作的高度是沈曾植、吴昌硕、康有为等；李叔同、齐白石、黄宾虹、于右任、沈尹默、胡小石他们，代表的是20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王蘧常、高二适、萧娴、游寿等，则代表了20世纪末即八九十年代的书法创作高度。他从这个意义上来定位“四〇后”刘正成先生的书法艺术，并结合他对“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理解，加上对“四〇后”书法家幼时学习环境、后来生活环境的细致分析，就得出了让人信服的结结实实的结论。
明诠先生说：“逐一打量一下当代书坛‘四〇后’这代书家，学术研究方面不论‘考据派’还是‘思辨派’，书法创作方面不论所谓‘传统派’还是所谓‘创新派’，以及书法教育领域真正的扛鼎人物，是不是仍然非他们莫属呢？”“还有更多‘四〇后’学者、书家、篆刻家、教授分布在各省市、各高校，皆成‘一方重镇’，不仅影响当地书坛，还广泛辐射全国。”“毋庸置疑，年届八旬的刘正成先生正是‘四〇后’书家中最突出也是最优秀的代表者之一。”
针对一些人对刘正成先生的无底线批评，明诠先生还显示了他为人敦厚的一面：“人非圣贤，艺术家也不可能是完人。无论学术研究还是他们各自的创作，当然不可能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商榷甚至是批评的。但他们都是八旬老人了，批评之前是否应该先端正一下态度，先把三分尊重放在前面。话说得客气一点，有分寸一点，也不会影响批评的全面深刻嘛。罗丹有言，批评是什么？批评是爱，是批评者给予被批评者的爱。看到网上许多喷子对老先生们的展览或创作探索（不仅仅是针对刘正成先生此展），开口就是污言秽语，也时而看到有些评论文字明嘲暗讽夹枪带棒极不厚道，很为这些人缺乏起码的教养而脸红。”
艺术批评，无原则的吹捧应该摒弃，无底线的诋毁同样应该摒弃。有分量、有力量的文字，还是需要真知灼见，需要支撑其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可靠的材料与符合逻辑的细致入微的分析。
这是明诠先生这组书法评论告诉我的，我很感谢明诠先生。
2026年10月12—13日写，18日再改。
作者简介： 张期鹏，1967年2月生，山东莱芜人。文化学者、散文家、藏书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啊，莱芜……》《淡淡的背影》《做个真正的读书人》《垂杨风影》《美游日记》等，文艺评论集《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高莽书影录》《墨彩济南》等，合著有作家评传、年谱《张炜评传》《张炜研究资料长编》《李心田年谱》《赵德发文学年谱初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