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积庆土司其人其事
■ 陆幸生
在明代永乐年之前，自从杨积庆土司的祖先归顺了元朝皇帝之后都是使用藏族姓名，但是，后来他的祖先进京朝觐永乐皇帝，并带去了卓尼和迭部征服部族土地版图归顺朝廷后，皇帝询问是否愿意改姓汉名，卓尼土司当然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了。
给边远地区的土司头目改汉名、分封汉官是朝廷高明的统战策略，也是名利笼络的外交手段，这会使外族藏人或者其他民族的头人成为皇家的臣仆深怀归顺之意以示对朝廷的效忠，而北京朝廷可借十分动听的封号来削弱边远地区的土司头人的地方势力。这种政治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些游离体制之外的势力纳入朝廷的政治序列，外可以守卫疆土，内可以镇压内乱，但这种手段的微妙之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民国年间，地方政府贪婪成性，东部地区的军阀忙于征战争权夺利，根本顾不上蛮荒之地的行政治理策略，只能听任土司制度的继续实施。清末鄂尔泰和赵尔丰等地方督抚实施的“改土归流”新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胎死腹中。兰州的甘肃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省政府和杨土司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安无事，原因在于杨土司和当地临潭县政府的关系一直以金钱输送维持着，自然作为流官的县知事们也是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平安，尽管对于杨土司在卓尼的残暴统治人民的举报信很多，但是历任知县都和杨土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原英国大使馆的武官、探险家佩雷拉准将和好友洛克介绍杨土司说他是好人，他对西方人十分友好。虽然洛克也觉得杨土司好客，但是杨土司也有狡诈险恶的一面，因为他在杨土司府上生活了将近两年，对他认识更全面，他是从中西方差异方面来观察土司文化对于人性人格塑造的角度去全面认识杨积庆这个人，超越了政治和利益局限，因此更加准确。他亲眼见过杨土司待人的种种残暴。从一个人文主义自由学者心里而言是不能原谅他的。
杨土司是汉藏混血，洛克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30多岁。在卓尼唯有杨土司衣着整洁，他平时穿着汉式绸衣马褂，戴绸缎瓜皮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穿上藏式服装，戴上镶有狐狸皮毛的帽子，足蹬时尚的前头翘起的华美藏靴。还系着一条色彩鲜艳的腰带。洛克曾经穿着杨土司赠送的同样藏服照过像，翻印了不少，凡见过他的人手一张。他率领的探险队来到卓尼，受到杨土司的热情接待，也给杨土司单调的行政事务增添了活力。杨土司尽其所能让这位外国友人在本地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会恭恭敬敬地款待洛克，而对同时住在卓尼的传教士不屑一顾，他还帮洛克召集人马、提供卫士，把枪支卖给他，为了给他打通去藏区的路径给各部落的头人、活佛写引荐信，在洛克身无分文等待哈佛总部寄来经费的困难时期，慷慨解囊相助。就连洛克收集的植物标本，杨土司也表示感兴趣，也许这只是某种虚伪的表面讨好，也足以证明杨土司对洛克确实是优礼有加。
为欢迎洛克的光临，杨土司特别为他摆设了丰盛的晚宴，其诚挚之情确实令人感动：
杨土司努力要摆一桌中西合璧的酒筵，但是结果并不理想。饭菜吃得热闹的时候，他让人端上了已经化了的冰激凌，那味道只能令人想起廉价的牙膏。更有甚者，和冰淇淋一起上来的还有黏糊糊的鱿鱼角……那可是罐装的，接着上来的一道菜是海带和看上去脏乎乎的一堆猪肉，一只绿头苍蝇嗡嗡叫着，在餐桌上来回飞舞，在座的一个汉人竟用他的筷子夹住了这只苍蝇，然后又用同样的筷子从一只不干不净的碗中给我夹菜，我实在尝不出那道菜的味道来。上来的还有啤酒——一种日本风味的储藏啤酒——却用银制的小酒杯装着，这种小酒杯是本该用来盛白酒的。啤酒和冰激凌，还有蝠鰿鱼竟然会一道端上来供客人享用。谢天谢地杨土司招待的这一餐会终于结束了。我实在没胃口吃这些难以下咽的东西，但是出于礼貌还是硬着头皮咽下了一些。
洛克在他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洛克尽情享受着杨土司的非常礼遇。同时也耳闻目睹了他那帝王似的骄奢淫逸和残暴无情的治家理政模式，深刻体会到土司制度的落后和反人性的黑暗，而对杨土司日益反感与日俱增。杨土司仅仅是名义上的世袭大喇嘛，并没有受过戒，也从没有研究和信仰过所谓的佛理，反而是骨子里世袭的帝王学权术，对其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那就是统治基础的稳固性和家族利益天然维护者。因此，他需要领地内秩序的稳固性和个人权威的不可侵犯性，他手中掌控着一支2000人的骑兵军队，在民国时期改编成三个骑兵团。他无需像其他喇嘛和禅师那般去遵循佛门的清规戒律，相反他像一切权势熏天者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有四房太太和很多类似奴婢的姨太太，他对身边的女人非常凶残。
洛克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太太、奴婢和女佣经常挨打，受尽他的折磨。奴婢一旦在府内被折磨致死，他就对外人解释说，某某奴婢逃走了。”洛克却深知其中的底细，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杨积庆的三妻四妾一共为他生养了三个儿子，老大杨琨、老二杨复兴、老三杨丹珠。长子自然是土司位置的第一顺序接班人，却最不争气，从小就染上了大烟瘾。杨土司自己也吸大烟，但能够克制。可他的大公子才十几岁就有很重的烟瘾，烟瘾上来连茶杯都端不稳。杨土司对这个儿子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外声明，谁要是再把大烟土卖给儿子，一旦逮住就要处以鞭挞。有一次杨琨实在烟瘾难耐，就叫一个6岁的孩子去买大烟。被杨土司发现后，这个小男孩被剥光衣服，像耶稣受难那样被绑在田野中的十字架上受到鞭打。不是洛克求情，这个男孩很可能就在冬天的田野中被冻死。杨土司衙门中的一帮佣人和跑腿的，他们监督所有人的言行，彼此也相互监督，借着杨土司的名头狐假虎威，到处敛财，人们鄙视他们称他们为藏区的“私人秘密警察”。同时，他们也是奴隶制土司制度下的牺牲品，因为土司衙门中有不少缺耳朵的人，这些人本身也是受害者。
杨土司与洛克合影
手下人也觉得杨土司人品并不好，虽然卓尼的老百姓表面上对他毕恭毕敬，但心底里并不喜欢他。尤其是辖区内野蛮彪悍的迭部人，受到的欺压更多。不过在大多数老百姓的眼中，土司毕竟代表着一种地方保护势力，可以抵制汉人或者回人的欺压和侵入。但是百姓们并不明白几百年来汉人政府从皇帝到军阀都是借助于这种落后的土司制度对这些边远地区进行统治的，而杨土司只是汉人政府的代理人而已。结果，汉人会找各种借口敲诈杨土司，使他不断遭到各种骚扰，土司即将这些骚扰转嫁辖区的老百姓头上，进行更加严厉盘剥压榨。
洛克在日记中写道：
迭部河谷一些部落向兰州省政府提交了状纸，控告杨土司的罪行。之后，省政府派人来调查，杨土司知道后，出了不少银两，来买通省政府派员，让他们向上级递了一份有利于自己的报告。此外，直接管辖杨土司地盘的洮州地方官也想趁机捞上一把，于是杨土司也给这位地方官3000美金，掩人耳目。这件调查杨土司的事件就这么由杨土司私下里和兰州派来的特派员和洮州地方官合谋轻易了结。然而，不巧的是这位洮州地方官得到杨土司的3000美金后，就被调离，省府派来一位新官员接任。杨土司对于自己支付出去的巨额贿款心有不甘，就琢磨着招募志愿者，带着属下的士兵，赶往洮州，不让这位失去了地位和权力的旧长官离开，非让他退出那笔贿金。这样杨土司的手下，就带着几名士兵一起去了洮州，就在知县住宅附近扎下帐篷，就地驻扎等候。这住房是杨土司的，但是在知县离职之后，杨土司还是让他继续住着。终有一天知县出门对杨土司派来的人说，他得离开洮州了，杨土司的手下人说：‘不，不，你不能就这样走人，你先得退回杨大人给的钱才能走’，知县的侍卫拔出左轮手枪，把卓尼来的这帮人吓住了，知县才能带着他的3000美金溜走了。
由此可见，杨土司是精明势利的。他对于金钱的输出都是对于权力的某种贿买，而谋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他对于汉人统治者屈从本质上也是某种长远的政治投资，有着自己长远利益的精明考量。他手中握有2000藏族骑兵。每当甘肃省府或者洮州知县需要，他可以随时派出，帮助镇压四川土匪的叛乱，或者去掳掠回民和汉人交战。随着省际政治形势的日益复杂化，杨土司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尤其在左派军阀冯玉祥在甘肃执政期间，国民革命军挥舞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吆喝着口号，公然侵入了杨土司的领地，要求他升起民国的红旗，杨土司千方百计回避升旗这种仪式，因为升旗等同于占领，这使他深感受辱，比被洮州知县讹诈的3000美元还使他如丧考妣。因为，这意味着“改土归流”祖宗基业的沦落。不久，冯玉祥就撤销了他“洮岷路游击司令”的头衔，没收了他的领地，只委派了一个“部落特派员”空衔给他。好在习惯势力支撑着土司的身份，并不影响他的统治特权在卓尼和迭部的行使，他的私家军队还是听候他的调遣。当他发誓和洋人洛克结下永世不变的友谊时，也有他自己精明的打算，当他在政治上落魄时，曾写信给洛克寻求帮助，但是洛克对于西南政局的影响力几乎微乎其微，无能为力。洛克在日记中写道：“我早就预料，这等厄运迟早会降临到这个可怜的土司身上。
最后迫使杨土司倒台的既不是西北的汉人统治者，也非回民复仇者，其根本原因是1936年甘肃军阀鲁大昌阴谋策动了卓尼藏军的兵变——博裕事件，残酷杀害了杨积庆土司一家七口。
鲁大昌1889年出生于甘肃临夏，早年丧母，做过货郎、脚夫，光绪末年投身军旅，1922年升任甘军营长，1929年被蒋介石委任为“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军司令”，1930年由川边调到甘南卓尼住在禾多寺，割据岷县等14县，被杨土司尊为上宾，准备辅助他收编土匪搞起一支武装，作为自己的策应力量，被手下藏族骑兵团长杨锡龄劝阻，杨土司遂以赠送枪支和大洋将他礼送出卓尼，从此两人结下仇恨。
1931年鲁大昌获新编十四师番号，正式形成割据。1936年9月，奉命驻守腊子口，被中央红军一举击溃，而杨土司的三个藏族骑兵团不仅坐视不救，还资助红军30万吨粮草，突破腊子口，顺利度过难关。使得鲁大能对杨土司更加衔恨在心。在状告不成之后，企图挑唆杨积庆三个藏兵团的关系，策动兵变，篡夺对于卓尼藏区的统治权。
民国18年（1929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曾经搞过形式上的“改土归流”，委任杨积庆为洮岷路游击司令，将他手下的三个藏民骑兵支队改编为三个团：一团团长杨锡龄，二团团长姬从周，三团团长杨英。杨英凭着土司对他的信任，骄横跋扈引起公愤。民国25年（1936年），姬从周奉土司杨积庆之命给胡宗南运送盐粮，得到胡宗南赏识，胡宗南委认他为“前方剿匪司令”，所谓匪，无非就是共产党的红军，杨土司一贯和红军友善，且也不愿意自己的部下搅合到国共两党的争斗之中，故不同意姬从周的任职，引发姬团长的强烈不满。姬从周一贯以作战勇敢著称，引发杨英的嫉妒，和相互间的摩擦。以至于发展到要“清君侧”，阴谋火并的地步，这就埋下博裕事件的祸根。
民国21年（1932年），甘肃省在临洮召开军事会议。杨锡龄公开揭露鲁大昌在岷县私种大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的种种劣迹，自然引发鲁大昌的深刻仇恨，进而牵动杀机。在杨锡龄返回卓尼的路上，被鲁大昌派人枪杀于洮沙（今临洮北）。鲁大昌在杀害杨积庆心腹爱将之后，加紧了对杨积庆的陷害活动，向蒋介石告状：杨土司的首要罪行就是红军过迭部时，私通红军资助粮草，存在严重资匪行为；其次是杨积庆通过“安息日”购买武器，允许在其辖区建立教堂，告其私售国土，勾结洋人，换取武器，拥兵自重，对抗中央；其三是替杨积庆出家的摩尔当活佛去内蒙借佛事活动为名，暗中勾结日军，有汉奸之嫌。其时，土司秘书方秉义因犯有过失，遭到杨积庆拘禁，方秉义越狱逃往岷县，受到鲁大昌的庇护，将他送到保送兰州警察培训班受训，成为鲁大昌豢养的打手。民国26年（1937年）方秉义在兰州联络临潭士绅陡剑平、李识英等人收集杨积庆“劣迹”，鲁大昌新任新编十四师师长借着去庐山培训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告御状，将腊子口之败的责任全部推在杨积庆私通红军身上。老蒋责成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朱绍良调查，调查人员和当地官员在杨土司的巨额贿赂面前，竭力对杨土司的所谓“罪行”进行掩饰。不久，朱绍良调职，此事不了了之。鲁大昌见阴谋未能得逞，直接亲自上阵，挑唆卓尼保安司令部内部联手策动内部叛乱，酿成针对土司杨积庆的谋杀恶性事件——博峪事件。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科学考察团在甘南卓尼迭部地区考察得到杨土司热情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