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村
作者 秦旭波
俯瞰关中大地，遍布山川平原的村落浩瀚如星辰点点，支撑着关中活脱灵气的生命底座，就是这些老旧村庄赋予了各个时代奔涌向前的强大力量，坚韧地陪伴着迭代盛世。
村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以乡土社会学的理解，村落是传统乡土社会最基础的地缘性生活共同体，以土地农耕为核心生存依托，由聚族而居或多户杂居的农户集中定居所形成，具有小农经济、乡土礼俗、基层治理为特点的社会单元。简单说，村落就是一群不同家族的人聚合居住在一个宜居地，组成一个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既自由又合作的集体。农家百姓生于斯长于斯，用情感维系着自己的社会关系，滋生在血脉里的乡情，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地总有一份“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的亲情。
早期的村庄，人们是沿河而居，或者沿塬凿洞，或者就地挖土修筑地窑。我的村庄，是在古老户县的涝河岸边，祖先移民这里，傍水而居，围栅筑庄，开荒垦地，勤于稼穑，织于经纬，置地百亩，骡马耘耕。到了明朝，地方县衙推行军政管理新策，当地先民组织起来，屯垦种田，聚居防匪，聚合建村。我的祖先顺应时势把自己的“秦家庄”，与当地居民融合建村，这就有了户县驰名的“八坊”之一，渭曲坊村。记得小时候，村有护城墙，一圈土墙的外围有深沟护城河，人们称作涝池。渭曲坊南望秦岭，北顾渭水，涝河擦身而过，这里湾流如歌，人勤地早，信善好施、崇文重教、人民淳朴、敦厚善良的风气，世代传承。古村安静淡然，恰如宋代诗人范成大写的那样，“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渭曲坊村的历史只是关中村落形成的一个缩影。
正是由于明朝推行军屯利垦政策，组织建村，在关中平原就出现了人口聚合的村庄，星罗棋布，鳞次栉比，给了八百里秦川一派富庶气象。村庄的街道一般呈东西方向，分列南北的房屋或坐南向北或坐北朝南，前者取靠山面水的风水，后者取背风向阳的物理，村庄南北方向因势利导穿插几条小巷。这样的布局，顺应大地西高东低以利于水流，适应冬季西北风夏季东南风的避风需要，加之关中四季分明的气候，这里的老村就成了人类宜居宝地。
村落是一个固定点，它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文化习俗。旧时代村庄以家族为单位聚合，方便生产耕作，便于族内人力调动，到了解放后多个族姓的人组合起来，先是成立互助组，再后来组合发展成为生产队，几个小队合成生产大队，这就是村集体，现在叫村委会。这样的村庄人多姓杂，生产劳动、生活起居、社会治安、村民教育，各方面的管理总得有个条条框框，这就有了村规民约，村民用约定俗成的规矩实行自我管理。在农村，界墙纠纷、土地争执、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事，都得有个说话的人来处理，经常是说话人把矛盾双方叫到一起，推心置腹，角色互换，大家在茶饮中握手言和。其实，这也是一种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附着于村落，源远流长，薪火相传。关中农村人热爱土地，春种秋收，重视改良土壤，施肥稼穑，兴修水里，熟稔四时，二十四节气就是农人的精读课本，毛主席的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就是对这种农人生存技能的最好概括。
对农村文化我们总有一颗敬仰之心，农村是一块国人珍重宗亲、乡情、育人、传承的文化胜地，那种敬祖追根、同族守望的门子文化，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孝道文化，崇文尚德、耕读传家的重学文化，还有许多如年节文化、祭祀文化、红白喜事文化，还有那悲情高吼的秦腔、诙谐幽默的民谣、大气磅礴的书画、传承古风的竹马社火，无不叫人感叹老村有着多么肥沃的文化土壤。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历史洪流滚滚东逝水，关中村落有的变大了，变新了，变富了，变美了，有的却变没了。村庄的命运在发展中不断地更新换代，不断发生新的裂变，任由时势变迁，村庄总是承载着国运的兴衰，支援城市，支援工业，支援未来，上世纪中叶之后，农村对城市农业对工业曾有过激情万丈的贡献，新时代乡村儿女流动在四面八方对国家以命相许，这似乎是村庄的宿命。
村庄的命运无论如何激荡，那些守护村庄的人依然那么无畏于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现代化的今天，他们除了有一份主权不归自己的薄田，甚至连容身居住的二三分庄基的地权都没有，可他们坚韧不拔地活着，为的就是守住村庄，守住村庄托举的文化。
写到这里，情之所至，笔端流淌出一首心里的歌——《我的村庄》：
南山下，渭水畔，
街长巷短，屋舍翠烟，
绿树掩映，鸟雀盘桓，
那就是我的村庄。
远走他乡，半生别离，
心中藏着一份苍凉，
老村很老，乡情很近，
那个地方还有我不舍的爹娘。
南山下，渭水畔，
我的村庄，泥土飘香，
草木吐芳，恩情悠长，
那里是我启梦的地方。
写于2026年8月
作者简介
秦旭波，笔名苇丰，籍贯西安鄠邑区人，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退休于咸阳。哲理文章与文学作品文笔不辍，更钟情于乡土文学，系咸阳市作协会员，曾任秦风文艺杂志副主编，有作品集《一蓑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