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面之下的千年印记：
旧市“九十九堆”抢救性考古纪实
整理/张小鸥
楔子：倒计时
发掘起因：明确是因“国家兴建‘七五’重点工程东江水电站”，九十九堆面临淹没，故于1979至1980年由湖南省博物馆进行抢救性发掘。
1986年8月，东江湖的水位线以每天数十厘米的速度上涨。这不是洪水，是人为的、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淹没。旧市人站在高处，看着江水吞没福星圩的码头，漫过被千年马蹄磨出凹痕的青石板街，最后一片屋顶沉入水底，像一头巨兽缓缓闭上了眼睛。七天。一座作了县治一千零九十三年的老城，从地图上被擦去了。
但水面之下，并非空无一物。在旧市的地底，沉睡着另一个更古老的“旧市”——一个被当地人叫作“九十九堆”的庞大古墓群。
一、水来之前：一个传说的倒计时
九十九堆的名字，来自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有人说是一位孝子将军为防母亲墓葬被盗，一夜之间筑起九十九座土堆，真坟藏于其中。也有人说这附会了汉代飞将军李广葬母的故事，尽管李广本人从未到过古兴宁，但南迁的李氏族人将先祖的传说带入了这片乡土。清光绪元年的《兴宁县志》则冷静地记下一笔：“疑冢，亦名九十九堆，在县南五里坪，传闻异辞，究不知为谁作也。”
传说归传说。真正让九十九堆进入考古视野的，是即将动工的国家“七五”重点工程——东江水电站。旧市、厚玉两公社被划入淹没区。1978年3月，湖南省博物馆与工程局设计院组成水淹区文物普查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在淹没区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古墓葬。
抢救性发掘，进入了倒计时。
二、调兵遣将：一支临时拼成的队伍
1979至1980年，湖南省博物馆组成东江文物考古队，对九十九堆展开了正式发掘。挂帅的是考古部傅举有，一位中山大学文革前的研究生，专攻秦汉史，有田野经验。他的助手是刚刚平反、重回考古岗位的吴铭生。吴铭生后来回忆，当时“心神不定，能够重操旧业，感到很高兴”。
队伍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老技工漆孝忠带着青年技工吴仕林在工地指导民工发掘；又从历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中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年轻人担任辅导员，来自安化、安乡、湘乡、湘潭、长沙、嘉禾、新晃、澧县。其中一位从澧县来的青年刘宗耀，到旧市工地不到十天，晚间突发疾病去世。“这是个好青年，当过兵，有文化，至今我们都怀念不已。”吴铭生写道。
考古队最初做的试掘，还引来了一场小小的“信任危机”。指挥部工程设计部门的人起初不相信考古队“看土质探古墓”的技术，直到亲眼看到每座墓葬都挖出了随葬品，才真正信服。也正因如此，在编造预算时，指挥部下拨了五十万元经费。吴铭生说，“这是一笔巨款，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三、封土之下：六百座墓与一万两千件器物
两年发掘，九十九堆的真面目终于显露。这里不是什么“疑冢”，而是一个延续千年的庞大墓地。共清理古墓葬六百余座：春秋墓四十七座，战国墓八十座，其余多为汉墓与唐墓，累计出土文物一万两千余件。
器物的构成，是一幅文化交融的拼图。楚式青铜剑锋利到“擦干净能照人影”，越式陶罐的纹饰带着南方民族的灵动，中原风格的玉饰与玛瑙则指向更遥远的北方礼制传统。三种文化在旧市的地下交汇、碰撞、融合。
最具学术冲击力的，是那八十座战国墓。根据陶器组合，发掘者将它们分为四个类型，年代从战国早期延续到战国末年。其中一类墓葬的形制与随葬品和长沙楚墓高度相似，族属应为楚人；但墓中同时出土了具有越文化特征的陶瓮、陶罐，以及越式碗、杯。发掘者判断，这些墓主是“被楚人征服的越人”，其中一些随葬兵器的墓主，很可能是被征用镇守南疆的楚卒。这是第一次以出土实物直接证实了文献中楚人与百越民族杂处的历史图景。
在出土的一百七十七件青铜器中，有剑三十三把。其中七把属于工艺极为特殊的“复合剑”，剑脊与剑刃用不同合金分铸而成，出自七座墓葬，年代跨越战国早期至中期。这种剑在岭南百越地区也有发现，暗示着旧市作为湘水上游“楚境之南、百越之地”的枢纽位置。
两件器物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入藏湖南省博物馆：一件春秋青铜鼎，一件东汉提梁铜壶。而更多的一般文物，则留在了资兴。五岭农耕文明博物馆的藏品构成，主体正是1978至1980年九十九堆出土的陶器、石器、瓷器、玉器、青铜器与古钱币。
四、水线之上：一座县城的两种死亡与一种重生
1986年，东江水电站关闸蓄水。旧市古城沉入湖底，一同沉没的还有九十九堆发掘后留下的墓坑与探方。但考古队在水来之前抢出来的，不只是一万两千件器物。
九十九堆证明了一件事：在“县治”这个行政身份之前，旧市早已是文明交流的节点。楚人的剑、越人的罐、中原的玉，在同一片墓地中彼此相邻。旧市作为县城的一千零九十三年，不过是这片土地更长历史中的一个章节。
吴铭生写下那些回忆文字时，已经是八十八岁的老人。他记得深夜难眠时想起的旧市往事，记得那个到工地不到十天就去世的年轻人，记得那笔“意外”的五十万元经费。考古报告《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发表于1983年的《考古学报》，成为此后研究楚越关系绕不开的一篇文献。
水面之下，旧市的街巷与墓坑一同归于寂静。水面之上，那些被抢在湖水之前取出的器物，替一片沉没的土地继续说话。
当然还有那些未来得迁动的普通老百姓的祖坟，以及每年清明时节，老辈带着晚辈划船"水祭"的对先祖的怀念！
依据来源说明：
本文所据核心材料为：
1.吴铭生《资兴旧市考古往事》（湖南省政府省直窗口转载，2016年）；
2.《旧市沉浮：一座千年县城的水下归藏与纸上重生》（2026年）；
3.《揭秘资兴“九十九堆”》（湖南商务厅网站，2008年）；
4.学术文献中关于旧市战国墓复合剑的讨论（山西博物院编《青铜复合剑新探》所引《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5.移民与淹没背景参考东江水库工程相关记载。
6.传说与方志记载：文章引述了光绪元年《兴宁县志》的记载：“疑冢，亦名九十九堆，在县南五里坪，传闻异辞，究不知为谁作也”，并列举了“梅花落地”“金泡”等民间解释。
7.传说与方志部分据光绪《兴宁县志》及地方文史叙述。
后记：
1.墓葬结构与族属的关键证据：文章对80座战国墓进行了详细分类。其中最具价值的是第四类型墓（38座），它们虽然具有楚墓的形制，但同时出土了大量越式陶器。作者据此判断，墓主“应为被楚人征服的越人”，其中随葬兵器者，可能是“被征用镇守南疆的士卒”。这直接印证了楚越杂处的历史。
2.与广西百越文化的对比：文章将旧市越人墓与广西平乐银山岭的越墓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在墓底腰坑、实用器随葬、扁茎短剑形制、陶器纹饰（米字纹、方格纹等） 上高度相似，认为这“表明两地具有同一民族（西瓯）文化的特征”。
3.楚势力南下的时间推断：文章指出，旧市出土的典型楚式陶器是战国早期的绳纹圜底壶，没有更早的陶鬲，据此推断楚势力到达资兴的时间约在“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之前，下限不晚于公元前401年。
4.如果从资兴正式建立县级行政机构算起，其历史通常被认为是1800多年。这一说法普遍以东汉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为开端，当时朝廷从郴县分出土地设置了汉宁县，县治位于今天的旧市乡一带。这是资兴作为独立行政区划的明确起点。
此后，其名称和归属虽历经变迁（如晋宁、资兴、兴宁等），但县级建制基本延续，直至1984年撤县设市。
如果着眼于这片土地上有人类生存繁衍的痕迹，那么资兴的历史远比其建置史更为悠久，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先秦时期：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资兴地区就已有人类活动。在旧市等地发掘的墓葬群中，包含了47座春秋墓和80座战国墓，出土文物也证实了当时楚文化与百越文化在此交融的状况。新石器时代：更进一步，在资兴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包含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何印纹陶遗存。这意味着，远在建立县制的一两千年前，就已有先民在此生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4000至5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
5.“旧市”名字的由来
“旧市”这个地名本身，就是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见证。它正是因为曾为“旧县”治所而得名，后来才演变为“旧市”。当地文献也明确记载“旧市是资兴县故治”。
6.治所位置与千年沿革
旧市作为县治的历史，始于东汉永和元年（公元136年），当时在此设置汉宁县，治所就设在凤凰山前（今旧市乡）。此后县名虽历经变更（汉宁、阳安、晋宁、资兴等），但治所一直稳定在旧市，直到南宋时期。
这一局面终结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因资兴江长期水患，祸及城池，县治才从旧市迁往了管子壕（即今天的兴宁镇）。从公元136年到1229年，旧市作为县治的历史长达1093年。
编辑/语墨东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