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少波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陈少波，男，土家族，1969年6月出生，贵州沿河人。
陈少波曾任贵州省办公厅秘书五处处长、一处处长，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
2016年3月，陈少波出任贵州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
2022年5月，他转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24年1月21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少波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朱启钤为清光绪年间举人，在光绪和宣统年间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后任蒙古事务局督办、津浦路督办等职。
1912年，连任陆徵祥、赵秉钧、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
1913年至1916年又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内务总长。期间因参与袁世凯复辟，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受到通缉，逃匿天津租界。
1918年由北洋政府特赦，当选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
1919年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1930年利用中英庚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
1964年病逝，终年92岁。
在京都市政督办任期内，朱启钤的不少举措影响深远：
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以及将社稷坛改造为北平第一座对民众开放的公园——中山公园。
1931年发起故宫角楼修缮工程。
1941年与林是镇合力促成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测绘。
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存素堂丝绣录》《蠖园文存》《芋香录诗》等。
王添彩去世那天，村里人都说，她这一辈子，活得太辛苦，也太“省”了。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老人倒在家里，被发现时人已经凉透，身边没有家人守着，只有一地散落的药瓶和她常年穿着的那件打着补丁的旧棉袄。葬礼是村里人凑着帮忙操办的，大家一边张罗，一边叹气：这么抠的人，连生病看个像样的医生都舍不得。
真正让所有人震惊的，是整理遗物的时候。有人把她床板掀开，先是看到一层旧被子，再掀开，是一个又一个编织袋、塑料袋，里头整整齐齐堆着一沓一沓现金。6个人围在一堆钱旁边，足足数了3个小时，最后得出一个数字——97万。
“她自己舍不得买件新衣服，舍不得多打一个肉菜，结果家里趴着这么多钱？”那天末了，数钱数到手发抖的村干部忍不住骂出声来，“这都是命。”
这桩事后来被媒体报道，标题多半写得很醒目：江西孤寡老太不舍得看病病死家中，身后留下97万存款。许多人看了，第一反应是心酸，第二反应就是困惑：她究竟是怎么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只能从头说起。
王添彩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是一段战争与动荡交织的年代。江西不少地方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受过战火波及，很多家庭都是靠一点地、一点粮，勉强把孩子拉扯大。她家里一共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配置，很容易就走上一条熟悉的老路——重男轻女。
村里老人后来回忆：那时候，有好吃的、稍微精细一点的东西，往往是先端到儿子面前的。女儿们不是没人心疼，而是家里所有人都觉得，“男孩是要传宗接代的，将来要挑大梁的，身体得养好”。王添彩的弟弟，自然就成了全家的心头肉。
她和两个姐姐的童年记忆，是无休止的活计和层层叠叠的旧衣服。姐姐穿旧的，她再穿；别人家不要的棉衣、鞋子，稍微改一改，洗干净，就是她一整个冬天的装备。那时候讲究什么“爱好”“兴趣”“自我”？对她们来说，能吃饱一顿，是当天最大的幸运。
长年累月的物资匮乏，把一种观念牢牢刻在她心里：东西来之不易，花出去就没了；能省一口是一口，浪费就是罪过。那并不是课本上教的“优良传统”，而是她用肚子饿、衣服破、脚上打补丁的现实换来的本能。
成年之后，她嫁给了同村或者附近村的一个男人——也是出身普通农家，家境说不上好，但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差不多。媒妁之言，一来二去，门当户对，婚事就成了。
婚后，她的生活并没有一下子变得宽裕，却比童年时期多了一点温暖：丈夫踏实肯干，不嗜赌不酗酒，最关键的是，在那个“男孩值钱”的年代，他没有把“必须生个儿子”挂在嘴边。
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可能是“遗憾”；可在他们家里，这两个女儿就是全部的盼头。王添彩对女儿们格外疼爱，甚至可以说是拼了命地想让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小时候好一点——不说顿顿有肉，至少不能再让孩子饿肚子。
但是，再怎么努力，生活的底子摆在那里。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远远谈不上完善。乡卫生院条件简陋，医生水平有限，很多家庭依旧依赖“老经验”：头痛发热先扛一扛，拉肚子先吃点止泻药，真撑不住再说。
悲剧就这样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她的大女儿喊肚子疼。
一开始，谁都没往严重里想。农村人哪家没个头疼脑热？再加上那种年代，大家普遍对疾病的认识有限，手头又不宽裕，总想着先自己处理一下。王添彩按照以往的惯例，去镇上小卖部或者卫生所买了点止泻药，给女儿喝上。

大女儿最初或许还忍着痛，甚至可能被父母哄着：“吃了药就好了，睡一觉就不疼了。”可接下来，情况开始失控——持续的腹痛、虚脱、倒地。那是在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私家车的年代，去一趟镇医院要走路或坐拖拉机，家里还要掂量路费、挂号费。
究竟是因为她判断失误，还是那时候信息闭塞、救治不及，已经无法完全还原。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女儿没能等到及时的医疗，倒在父母手边，永远地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句话落在她身上，是第一次。
夫妻俩的生活就像被掏空了一块。对很多经历过类似打击的父母来说，常见的心理反应是：要么精神彻底垮掉，要么把全部的爱和焦虑都投放到剩下的孩子身上。
他们做了后一种选择——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小女儿身上，不敢再有半点懈怠。曾经因为省钱、因为观念落后、因为条件限制导致的遗憾，她和丈夫内心一直有一笔账，他们不想再欠第二个孩子。
现实却没有给他们留情面。小女儿后来同样被病痛击中，而且病来得更凶、更复杂，不是简单一包止泻药可以解决的那种。
那时候，新农合、医保才刚刚在全国一些地方起步，农村医疗报销制度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推进并不均衡。对很多农民家庭来说，家里突然有人被查出重病，往往等同于“灭顶之灾”：治疗费用高到吓人，借钱治病，不一定能救得回来；不治，看着孩子日渐消瘦，良心过不去。
多方打听、东拼西凑、不断奔波，他们还是没挡住病魔。小女儿离开时，王添彩几乎被掏空。
两个孩子先后离世，对她和丈夫来说，像是整个人生被撕开一个大口子。有人劝他们再生一个，但一方面，年龄已经不小；另一方面，那种心理阴影不是说散就散的。再加上经济压力，他们最终没有再要孩子，默默接受这个“二人世界”的余生设定。
从那以后，她身上的节俭，变了味道。
以前，她省，是为了让孩子多吃一口好一点的东西；后来，她省，是因为心里那种“花出去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的恐惧”更严重了。她看着那些交过的医药费、买过的药、来回的车费，看到的不是钱换来的希望，而是一次次徒劳的付出，最后换来的仍旧是白事。
这在心理学上其实很好理解——重大创伤之后，有的人会对“花钱解决问题”彻底失去信任。她固然知道看病重要，可潜意识里，那一条路已经在她心中被打上了一个标签：危险、花钱多、不一定有用。
日子还得继续。丈夫是她唯一的依靠，两个人在一次次打击之后，反而更加紧紧抱在一起。生活质量谈不上高，甚至可以说十分清贫——饭桌上最常见的，是稀粥、咸菜，再加上一点自家菜园里的青菜，偶尔逢年过节，才舍得杀只鸡、买点肉。
但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就已经是现实能给他们的最大安稳。
直到那场意外。
她的丈夫在工地打工时出了事故。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民工外出谋生，走上工地、厂房、建筑现场，这在江西各地的村庄里并不稀奇。那是许多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在乡下种地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个季度。

工地安全意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晚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护栏不牢、设备老旧、工人缺乏训练，这些问题累加在一起，总有人倒霉。她丈夫就是那其中之一。
事故细节不详，但从后来的报道可以推断：事故负有责任的施工方，赔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这种赔偿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往往是一家人从未见过的大数目。有的人拿到手后，会用这笔钱还债、盖房、给孩子未来做铺垫；而对于失去伴侣、无儿无女的她来说，这笔钱几乎成为她余生的全部安全感。
有人劝她改嫁。在那个年代，寡妇再嫁在观念上已经没那么“丢人”，尤其是丈夫早逝、家中无子时，一些亲戚甚至会积极撮合，觉得女人不能一辈子一个人熬下去。不过她不愿意。一来对亡夫有感情，二来两个孩子的阴影还在，她不想再把自己扔进一段陌生的关系里。
于是她选择一条看似更“牢靠”的路——把钱紧紧攥在自己手里，让钱来给自己安全感。
她成了村里人口中那种“极度节省”的人：
衣服穿的都是十几年前的老款，破了就补，补了再穿；
冬天舍不得多烧炭，多半靠层层叠叠的旧棉衣御寒；
屋子里没有什么家电，连电视机都可能没有，或者是多年前别人淘汰下来的；
吃的更不用说，多年如一日的稀粥配咸菜，偶尔加一点青菜，几乎不碰肉。
她敢于和自己较劲，敢于对自己“狠”。哪怕手里有钱，她也坚持上山捡柴火，下地种菜，甚至去镇上捡废品卖。这种勤俭节约，放在讲“传统美德”的语境下，似乎可以写进教科书；但放到她的人生里，就开始变得有点扭曲了。
因为，节俭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让人活得更像苟延残喘。
后来的事，村里人说起来，都带着一丝愧疚——他们看着她越过越“寒酸”，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真要劝她去医院，她总有理由推托：“小毛小病，吃点药就好了”“去医院要花很多钱，还要排队，我很烦那个”。
在不少农村地区，老年人有一个共同习惯：生病不想麻烦人、不想花钱、不想住院。一方面，他们确实辛苦了一辈子，习惯扛；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医疗的体系、流程、花费缺乏清晰认知，更多依靠过去的经验。
王添彩正是如此。
她晚年的饮食几乎谈不上营养：长年以粥、咸菜为主，偶尔有菜，也是自家地里施点农家肥种出来的青菜。蛋白质摄入不足、微量元素缺乏、油脂摄入极少，这种饮食模式对年轻人尚且不健康，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更是埋下风险。
营养不良首先表现的是体重下降、抵抗力降低，随后各种隐性疾病一一现形——心血管问题、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引发的感染等。这些对她来说并不是直观的“病”，只是“今天有点头晕”“最近总觉得乏力”，她用惯有的方式应对：忍着，扛着，再坚持一下；实在不行，就去小店买几片便宜的药。
直到有一天，她倒在自己家里。
具体是哪种疾病夺走了她的生命，报道并没有给出确切诊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一场不能挽回的突然死亡。如果早一点在长期营养不良的基础上进行检查、治疗，哪怕不能完全治愈，至少有机会延长她的生命、改善她的生活质量。
然而，面对医院，她选择了退后一步。不是因为她不知道看病的重要，而是她一辈子在“钱”这件事上绷得太紧，以至于哪怕要拿钱去换命，她也下不去这个手。

2018年，她在这样一种看似“无声”的状态下离开人世。没有子女守在床边，也没有人在她倒下的第一时间打120，最终是邻居察觉她“几天没出门”，才发现已经为时已晚。
她的丧事，是村干部和邻里合力操办的。按当地风俗，孤寡老人离世，如果是五保户或建档立卡的困难户，村里、乡里都会出面负责基本的后事安排：棺材、墓地、简单的仪式，尽量做到“死者有其所，生者不落人口实”。
等到办丧事的人开始收拾屋子、整理遗物的时候，故事迎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转折——床下的那堆钱。
塑料袋、旧蛇皮袋、甚至洗得发白的布袋，包得严严实实，连着灰尘一起被抬了出来。有人当场随手打开一个袋子，里面是一摞摞已经有些泛黄的人民币，有旧版的，也有新版的，说明这些钱不是一笔一次性放进去的，而是她多年存下来的积蓄，有赔偿款，有打工所得，有各类补贴和救助。
村干部一看这阵仗，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几千块，也不是一两万。于是叫来几个人，一起坐在堂屋里，开始一沓一沓地清点。有人负责拆开，有人负责按面值分类，有人拿着纸笔记录。
3个小时过去，数字终于定格：97万元。
对城里人来说，这可能是一套小户型房子的首付；对一个一辈子在农村土地里翻滚、在工地打工、在废品堆里翻找的孤寡老人的一生来说，这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她要是愿意拿点钱去看病，怎么也不会走得这么早！”有人一边叹气一边替她不值。
这笔钱属于谁、如何处置的问题，后来按照当地的法律程序和民政制度来处理——因为她生前是五保户，且无子女继承，资产处理中要综合考虑她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是否有继承权，以及她是否曾立下遗嘱、签过相关协议。但不管程序如何严谨，这笔钱都无法再给她本人带来哪怕一丁点福气了。
至于这97万是怎么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当地人和媒体的推测比较一致：大致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是丈夫工地事故的赔偿款。这类赔偿在不同时间、不同项目上数额差异很大，但对一个农家来说，几十万并不少见。她没有用这笔钱去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而是尽可能存起来，有的可能是放在银行，有的则干脆变成现金藏在家里。
第二，是她和丈夫这些年来打工、种地攒下来的积蓄。改革开放之后，外出务工潮一波接一波，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一对夫妻只要勤快、舍得吃苦，尽管工资并不高，但十几年下来，扣除日常开销，攒个十几万、二十万并非完全不可能——前提是，他们真的对自己很“抠”。
第三，是她作为五保户、困难群体所获得的政府补助、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五保户制度在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逐步建立完善，对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或赡养人无能力的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近年来，不少地方还会在节假日发放生活物资，社会组织、志愿者也会不定期探访送温暖。
别的五保老人，会拿着补助去买点肉、换件厚衣服，或者小赌小乐改善一下生活；她却极力压低自己的开支，把能省下的每一块钱，最终都变成了床底下那堆沉甸甸的纸币。
她死后的这笔钱，被发现、被报道、被议论。村里议论的是她“太苦”“太省”；网友议论的是“钱和命哪个更重要”；媒体延伸讨论的是“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传统观念对老一辈的影响”。
但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这个故事最刺眼的地方，始终是那句：她舍不得花钱看病，最后抱着97万离开了人世。

这并不是个案。近几年，类似新闻屡见不鲜：
有老人辛辛苦苦一辈子，把所有钱给子女买房买车，自己却舍不得住院；
有农村夫妻为给子女攒“彩礼钱”，在自己重病时迟疑不决，最终病情恶化；
也有城市里退休工人明明有存款，却对“去大医院”避之不及，总认为那是“花不起”的地方。
王添彩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被放大、被看见的样本。她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时代烙在许多人身上的影子——那种深到骨子里的“不能乱花钱”“要给后人留点东西”的观念，比任何外界劝说都来得更强硬、更固执。
从结果来看，她最终既没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也没能亲手把这笔钱交给下一代。她用一辈子的克制攒下来的97万，最终是在一场葬礼之后，作为一个“新闻点”进入了大众视线。
这件事留下的社会震荡，是多层面的。
对村里人来说，这是一记当头棒喝。很多年轻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以为“老人不愿意花钱是天性”的那种想法，可能其实是畸形的。于是，有人开始更主动地带家里的老人去体检、看病，有人开始跟父母认真地聊养老计划；村干部也更加重视独居老人、五保户的健康状况，定期上门巡查。
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民政系统来说，这也是一次提醒——光有经济保障、补贴发放不够，还要在观念上做工作。如何让老年人真正理解“看病花的是该花的钱”，如何让他们愿意使用医保、愿意去医院，而不是把钱存成一摞摞看起来“安全”的现金，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课题。
在更大的层面，王添彩的故事也让人重新思考“勤俭节约”这四个字。
勤俭本该是美德，是让生活更有余地、让家庭更有底气的一种生活态度。但当节俭被推到极端，当人的生命、健康、尊严被一再让位给“不能花钱”，这就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被时代和苦难逼出来的、难以自我纠正的束缚。
她的那97万，最讽刺的地方不在于“数目多大”，而在于——这些钱本来完全可以在她活着的时候，换来一个更体面、更有尊严、更踏实的晚年：
可以修缮房子，避免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可以补充营养，让她不必天天喝白粥啃咸菜；
可以在她出现身体问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去镇医院、省城医院看一看，求个心安；
甚至可以请人帮忙照顾，减轻她一个人的生活负担。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最终发生的，是一个孤寡老人倒在自己的老屋里，几天后才被人发觉；紧接着，是一群人围坐在堂屋数钱，数着数着，酸楚比数字还多。
这件事如果硬要总结道理，大可以堆砌很多宏大词汇：养老体系、传统观念、制度保障、家庭功能缺位……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最实在的启示可能只有两句：
第一，勤俭节约没错，但人的命、人的健康比钱重要得多。该花的钱，尤其是看病的钱，不要省。
第二，不要把一切希望都压在“攒钱给未来”上，而忽略了当下正在流逝的生活本身。
王添彩这一辈子，把苦日子的教训刻得太深，又没有机会被好好地告知：“你可以为自己活一点。”于是，她用极致的节俭给后人上了一课——不是关于如何存下97万，而是关于，如果一个人一直舍不得为自己花钱，最终可能连花钱的机会都失去了。
她走后，那座老屋还在，床板下再没有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村里人偶尔提起她，大多会叹一句：“要是她那时候愿意去医院就好了。”
可人生哪有那么多“要是”。
对后来的人来说，能做的，大概就是别再让这样的故事一遍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