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
让农民的精神世界得到释放和成长，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
只有当我们提到农业农村农民，觉得这些字眼是普通的，已不再是需要更多思考的符号时，乡村振兴战略就真正落地了
如何保留乡村烟火气？仅靠乡村大舞台、民俗节等形式还不够，最根本的还是要让住在乡村的人有一种宽松的生活状态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娟
欲振兴乡村，必先了解乡村。记录乡村真实状况的文学作品，是人们了解乡村的一种途径。如今，提到乡村文学，有一位女性作家的名字是绕不开的：梁鸿。
作为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通过长期观察自己故乡的一个小村庄以及村里外出务工人员的经历，记录了时代变迁，写出了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及《梁庄十年》三部曲。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梁鸿，听她讲述基于田野调查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之道”。
乡村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瞭望》：从2010年开始，《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三部曲陆续出版，在写作过程中，你看到梁庄发生了哪些变化？梁庄这10年的经历比照其他村庄，有什么共性？
梁鸿：这十几年来，梁庄变化很大。比如交通，从原来的土路到现在的高速公路，乡村的相对地理位置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村庄昔日安静、封闭的状态被打破，村民流动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农民出外打工，命运发生了变迁，虽然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有所提高。留在村庄里的人，也获得了更好的居住环境。我觉得，乡村振兴不等于建设全新的乡村，不是连根拔起，而是在既有基础上科学规划、自然发展的过程。
梁庄是全国上百万个村庄中很普通的一个，没有大的商业力量支撑，也不具备生态、矿产资源。梁庄不能代表中国所有乡村，但可以体现出乡村变化的一种普遍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农村全貌。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文化肌理中，我们的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是相同的，发展轨迹也是相似的。因而，把梁庄写得越深越透，它的普遍性意义就越大。我逐渐意识到，梁庄其实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存在，如果我能把它作为一个真实或者虚构的意象写透，也许也是一种贡献。
《瞭望》：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乡村之于中国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梁鸿：首先一定要辩证地来看城乡融合，并不是所有城乡都能做到城中有乡、乡中有城。比如说梁庄，与城市有一定距离，不可能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只可能变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村庄。城市化是一种模式，现代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乡村不等于城市化的乡村。所以，像梁庄这样的村庄，可以走出一条既保有村庄特性，同时又有现代性，能与城市各美其美的长远之路。从文化层面来说，乡村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些基因并不是落后的、与现代化相悖的，而是具有中华民族自我特性的，因此，乡村的保护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瞭望》：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对此你有什么期待？
梁鸿：我希望在未来，乡村封闭落后、城市富足先进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能有所转变，这也是我写梁庄故事的初衷。乡村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而不应成为社会发展的“短板”或“病症”。
我觉得，只有当我们提到农业农村农民，觉得这些字眼是普通的，已不再是需要更多思考的符号时；当说出“我来自农村”这句话能被正常平等对待，甚至带着一些自豪感时，乡村振兴战略就真正落地了。我对此非常期待。
乡村建设行动要从细节做起
《瞭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改革应在哪些方面精准发力？
梁鸿：在《梁庄十年》里，我用专门的一个章节描写了观察到的近10年来梁庄的土地流转状况。梁庄的土地流转经历了从民间个人到公司承租，再到政府出面集体土地流转的过程，中间经历了很多困难。
比如，现在遇到的困难就是，政府作为中介，能不能支撑土地流转健康运转下去？如果承租土地的公司破产了，钱都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政府也有压力。
而且，每个村庄状况不一，有的有土地资源，有的有矿产资源，有的有水利资源，需要因地制宜地细化改革方案，也需要相关部门建立起不同领域专业对口的人才队伍，细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和乡村发展可持续性是关键问题。
《瞭望》：如今，乡村建设行动已在多地启动。对此，你有哪些建议和思考？
梁鸿：乡村建设行动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就是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就是要加强农村的公共服务，同时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要切实结合乡村实际，减少形式化的东西。比如，在村庄里设置垃圾桶，就需要调研清楚，垃圾桶是否运转得好，是否真的能实现垃圾分类，是否能做到在乡村里同步推进相关的环保教育，等等。
再如，我曾调研过乡村图书馆建设，不少乡村都建起了很漂亮的图书馆，书也买了很多，硬件做得很好，但软性配置上仍然欠缺。
因此，乡村建设行动也一定要从细节做起。仍以图书馆为例，要让图书馆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知识流动的乡村精神文化空间，把硬件真正落实到软性的人的全面发展上。
在乡村规划编制方面，要思考如何保留乡村烟火气。仅靠乡村大舞台、民俗节等形式唤起乡情和烟火气是不够的，还要让住在乡村的人有一种宽松的生活状态。
例如，即使父母外出打工，留在家乡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教育，不用挤破头去城里上学；让回乡的年轻人能找到自己的事业，拥有发展的空间……这样，我们的乡村自然而然就会有烟火气。
让村民与村庄共成长
《瞭望》：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的嬗变。让文明、文化能真正入脑入心地塑造农村的“精气神”，你有什么建议？
梁鸿：一个人的精气神与社会大环境有很大关系。塑造乡村的“精气神”，关键在于有没有给足村民宽松的生存、成长空间，为他们提供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看似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千百年来，说农民活得好，主要还是指生存意义上的好，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成长空间，无法满足村民自我价值的实现，就还达不到真正好的人生状态。我在书中写了一位叫“栓子”的年轻人，他非常强烈地想证明自己，但不知道该怎么证明，他曾在异乡打工，但也很难实现身份感和尊严感。回到梁庄后，栓子在意的不是有没有挣钱的机会，而是能不能实现自我的抱负，只要乡村给他空间、给他机会，他就能为乡村创造一种新的可能。后来，栓子当了村支书，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机会。
其实，生活在农村的人，短缺的并不都是物质。有的村民经济状况不错，但你跟他聊天时会发现，钱不一定能换来开心。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说明，如果一个人“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那么，精气神就没法得到提升。
所以，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发展乡村的物质基础，更要想办法帮助农民不断成长，让他们能有机会学习新技能，提升文化修养，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和物质上的贫困后，能真正摆脱精神上的困顿。
例如，可以把乡村图书馆打造成村民共享的公共精神文化空间，设计一些名家交流活动和课程等，邀请乡贤回乡交流，让村民的精神世界得到释放和成长，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当这种精神成长的空间培育起来后，你就会发现农民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能干、更有创造力。
《瞭望》：从你的观察来看，这10多年来农村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梁鸿：据我观察，这几年我国农村环境问题发生了很大改善。就梁庄而言，河流变清了。除了政策不断加力之外，还要提高村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塑造主人翁意识，防止出现治理好又反复污染的问题。
这就需要在教育上下功夫。例如，可以在学校加上一门“在地地理”的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能了解家乡风物的来龙去脉，热爱家乡的植物、河流、山川……这不仅是知识教育，更是对孩子们的家乡情感教育。这样，孩子们长大后自然会形成主人翁意识，对生态环境形成民间自发、自下而上的监督，从而真正将制度规定细化落地，补齐农村的生态治理短板。
《瞭望》：结合你的观察感悟，乡村治理如何能更好地吸纳群众智慧，形成“善治”“会理”的乡村治理机制？
梁鸿：在乡村干部选拔中，可以给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更多机会。例如，梁庄就选出一位年轻的村支书，年轻干部没有传统乡村的人情包袱、思路活、能力强、有冲劲，给村庄带来新气象、新改变和新的发展机会。
在吸纳群众智慧方面，考虑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村民主人翁意识，让村民主动谋发展，激发出他们建设家乡的劲头来。例如，发现了乡村污染问题后，河道边的村民能有意识地自发组织起来排查污染源，发出监督的声音。
另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更多参与治理的空间，认真对待村民提出的合理意见、反映的发展问题，畅通村民参与村务决策、反映诉求的渠道，让村务治理充分汲取民意、集中民智，体现出村民对村务治理、对乡村发展的参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