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军旅居札记106
我旅居在清镇，平日里对着护城河的水面写字，习惯了安静。广州的喧嚣像是上辈子的事，到贵州快半年，话也说得少了，散文写多了，人反倒变得不太会“讲”。25日下午去贵阳市白沙巷的刘统之祠，本是抱着一种散淡的心情。一个旅居的广州人，去听一场关于演说的读书会，多少有些错位。可人有时候就得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走一走，才知道哪一块地是干的，哪一块是湿的。
刘统之祠这地方，本身就有些意思。康有为题的门额还在，字是好的，可这祠堂后来做了幼儿园，如今又用来办读书会。一个纪念亡人的地方，变成了孩子们嬉闹的场所，再变成一群成年人聚在一起谈论“怎么说话”的场子。空间一层一层地叠加着用途，像一本被人反复批注过的旧书，每一笔都算数，每一笔又都不算最终答案。我走进去的时候，天井里的光斜着落下来，桂花树还没开，叶子绿得沉着。心想，这地方选得真好，谈演说，先得有一个不用扬声器也能让声音落地的空间。
戴云老师坐在前面。我之前翻过他主编的《演说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知道这本书是他牵头，带着一群人用一年的时间，把蔡顺华先生毕生的演讲精华整理出来的。蔡顺华这个名字，在贵州演讲圈子里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走了，他的声音被人从录音里、从笔记里、从学生的记忆里一点一点捞出来，变成书，变成可以被后来者翻阅的东西。这件事本身，就比任何一场演说都更有演说的意味。
戴云做主旨演讲的时候，我没有听到那种“演讲术”的腔调。没有刻意压低的嗓音，没有设计好的停顿，没有那种“我要开始感染你了”的预备动作。他讲的是“木字人生大智慧”，讲“沟通与身心健康”，讲演说跟执行力之间的关系。这些题目放在纸面上看，像是某种培训课的目录，可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松弛感。他讲了一个例子，具体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说到某处时，自己先笑了一下，那笑不是表演给谁看的，是真的觉得那件事好笑。就在那一瞬间，底下有人跟着笑了。不是被逗笑的，是被那种松弛传染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谈演说，谈的是技巧、结构、气场、控场能力，可这些东西堆在一起，未必能让一个人把话真正“说进去”。戴云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在“演”。他是在“说”。演说是两个动作，可很多人只做了前一个。演是给别人看的，说是给自己和别人之间搭桥的。蔡顺华先生那本书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意思，演讲是语言的艺术、文化的积淀、时代的呐喊、心灵的碰撞。前三样是功夫，后一样才是命门。心灵不碰撞，前面全是空转。
我坐在下面，以一个写散文的人的角度去听。散文和演说，看似两回事。一个用笔，一个用嘴。可骨子里的东西是通的。好的散文不靠辞藻堆，靠的是写的人有没有把自己放进去。好的演说也一样。戴云讲到蔡顺华先生一辈子“演讲中国，为中国而讲”，这话听起来大，可你细想，一个人把一件事做一辈子，做到别人在他走后还要替他整理文稿、编书出版、开读书会来念叨他，那他讲的东西一定不只是技巧层面的东西。他一定在某些时刻，真的把话说到过某个人心里去。那个人可能是一个学生，一个听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就那一次，话就活了。
读书会的气氛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会是那种正襟危坐的场面，结果不是。有人提问，有人接话，戴云回答的时候身子微微侧着，像是在跟邻座聊天。刘统之祠的厢房不大，人坐得挤，反而挤掉了一些客气。演讲这件事，在太大的场子里容易变成表演，在太小的场子里又容易变成自言自语。下午那个会场尺寸刚刚好，够一个人把声音放出来，也够每个人听清楚另一个人呼吸的节奏。
我后来想，为什么要把这场读书会放在一个祠堂里。祠堂是祭祀的地方，是跟已经不在的人说话的地方。刘统之先生的像供在后厅，可那天下午，真正被“祭祀”的是蔡顺华先生留下的那套关于说话的道理。戴云带着一群人，用一本书做引子，在一个旧祠堂里，把一个人的声音重新放出来。底下坐着的人，有康养产业的，有演讲研究会的，有书漾读书会的老书友。他们来听一个人讲怎么说话，可他们真正在做的，是让一个已经不能开口的人，继续通过他们的嘴开口。这件事有一种朴素的神圣感，不用点香，不用鞠躬，翻开书，开口讲，就够了。
散场的时候，天还没黑。白沙巷里有人在收晾在外面的红辣椒，簸箕的声音闷闷的。我从刘统之祠走出来，往停车的地方走，路过六一幼儿园的铁门。孩子们早就走了，院子里空着，滑梯上落了一片叶子。我想起戴云说的“木字人生”，大概是拿“木”这个字做拆解，讲人怎么扎根、怎么生长、怎么成材。具体怎么讲的，我记不全了，可那个字的意象留下来了。说话这件事，说到底跟种树差不多。根扎得深，话才站得住。根是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想明白的事。光练嘴皮子，风一吹就倒了。
回到清镇已经很晚。红枫湖那边有风过来，我把窗户关小了一点。坐在桌前想，25日下午在那个旧祠堂里听到的东西，跟我平时写散文时想的东西，其实是一件事。把话说清楚，把意思递到，不绕，不装，不浪费别人的时间。广州人讲“讲嘢”，贵州人讲“说话”，文人讲“表达”，可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有没有诚意把心里那点东西掏出来，搁在桌面上，让另一个人看见。看见了，演说就成了。没看见，再大的嗓门也是白搭。
戴云讲了60分钟，我知道。我记得他没有一次让我觉得他在“表演口才”。他让我觉得他在“用口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大概就是《演说艺术的理论与实践》那本书里，蔡顺华先生用一辈子去填的那道沟。
书漾读书会的名字取得好。书在海里漾开，一圈一圈的。一个人的声音漾到另一个人那里，再漾到更远的地方。蔡顺华先生的声音漾到了戴云那里，戴云把它编成书，漾到了下午刘统之祠的厢房里，漾到了我这个广州来的、不太会讲话的散文写作者耳朵里。我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因为这一个下午而多讲几句话，但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是有人在说话的。那个人不在广州，不在清镇，就在下午那个天井里，声音不高，可每一句都落到了地上。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