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贿赂犯罪的实务图景中，有一类人长期处于一个容易被误读的位置：他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权力可以出售；他们也不是典型的行贿发起者，未必从权钱交易中获得终局性利益。他们只是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递了一句话”“转了一笔钱”“带了一次路”。案发之后，办案机关最先看到的，往往是资金从谁的账户流出、由谁经手交付，于是“行贿共犯”的指控便随之而来。
但资金的物理经手，不等于刑法意义上的共同故意。《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要求共同犯罪以“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为要件，行贿罪的成立更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主观核心。经手贿赂款的行为究竟应当评价为行贿共犯、介绍贿赂罪，还是根本不构成犯罪，取决于一个远比“谁碰了钱”更为精细的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款项的贿赂性质，是否与行贿方或受贿方形成了方向明确的共同犯罪故意。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第十七条，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新的规范坐标，也使原本模糊的实务分歧获得了可操作的界分框架。
一、规范起点：介绍贿赂与共犯“原则上可区分”
《解释（二）》第十七条第一款将“介绍贿赂”界定为“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这一界定重申了介绍贿赂罪的居间性本质：介绍贿赂人虽然客观上促成了贿赂的实现，但其行为止于沟通与撮合，并未实质介入行贿或受贿犯意的形成、贿赂的实行以及犯罪利益的分配。第十七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只有“实施介绍贿赂行为，又与请托人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行贿或者受贿行为，同时构成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犯罪或者受贿犯罪共犯的”，才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一规范结构的逻辑前提值得特别注意：从一重处断以“同时构成”为前提，而“同时构成”本身即意味着介绍贿赂与行贿共犯在构成要件上是可以分离的。换言之，司法解释的态度并非将经手贿赂款者一律推定为共犯，而是要求先审查其行为是否已经超越了居间撮合的边界，是否在主观上与某一方形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单纯的居间介绍行为，即使客观上对贿赂的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只应在介绍贿赂罪的框架内评价，不应被“升格”为行贿共犯。
二、真正的分水岭：共同故意的内容与方向
经手贿赂款案件的辩护核心，不在于否认“钱经过了行为人的手”这一客观事实，而在于穿透这一事实，追问共同故意的内容与方向。实务中至少存在三种性质迥异的情形。
第一种，行为人与行贿方形成共同的行贿故意。行为人明知请托事项的存在，明知款项用于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仍以帮助行贿的意思参与输送，即便其本人并不从请托事项中直接获利，也不影响行贿共犯的成立。此时，行为人与行贿方在“送出财物以换取不正当利益”这一目标上形成了意思联络，其经手行为是行贿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
第二种，行为人与受贿方形成共同的受贿故意。行为人接受国家工作人员的授意或与其通谋，帮助收受、保管、转交贿赂款，其故意指向的是“收受财物并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这一受贿侧的利益。此时，行为人的帮助对象是受贿方，评价路径应当是受贿罪共犯，而非行贿共犯。
第三种，行为人既未偏向行贿方，也未偏向受贿方，仅处于独立的居间地位。其行为限于在双方之间传递信息、撮合条件，所获利益属于独立的中介报酬，与行贿方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受贿方收受的贿赂在目标和利益上均不具有同一性。这正是介绍贿赂罪的典型射程。
上述区分的实践意义在于，它把辩护的着力点从“钱经过了谁”转移到“行为人站在哪一边、与谁形成了何种内容的意思联络”。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朱某案即为适例：朱某在任某与孙某之间撮合、沟通并代为传递贿赂款，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而非行贿罪的共犯，二审维持了这一认定。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若行为人教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并事前通谋分赃，则其行为已经超出居间撮合的范围，应评价为受贿罪共犯。
三、证明的路径：共同故意不能靠“经手”推定
共同故意是主观要件，但证明它的素材始终在客观世界。在经手贿赂款案件中，指控方如果仅仅证明资金流经行为人之手，并不足以完成对共同故意的证明。辩护审查应当沿着以下线索展开。
其一，款项性质与请托事项的明知时点。行为人是否在转交之前即已知道款项的贿赂性质，是否有证据证明其知悉具体的请托事项，是区分“帮助行贿”与“被动经手”的第一道关口。事后得知款项性质，不能回溯性地证明事前存在共同故意。
其二，意思联络的形成过程与方向。聊天记录、通话记录、邮件以及言词证据中，行为人是与行贿方商议“送多少、送给谁、怎么办”，还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商议“收多少、怎么收、如何安排”，抑或仅仅是向双方传递信息而不介入任何一端的决策。方向不同，罪名归属即不同。
其三，行为的分工位置与获利性质。行为越接近行贿的实行环节——选择输送对象、协商比例、制作虚假材料、安排交付——越可能印证行贿共犯的故意；仅从事一般性的引荐、传话、约见，则更符合介绍贿赂的居间特征。在获利方面，独立的中介报酬与行贿方所追求的不正当利益、受贿方所收受的贿赂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前者不能当然地被视为共同犯罪的分赃。
其四，是否存在“两边都不通谋”的情形。如果行为人与行贿方没有共同送钱的意思联络，与受贿方也没有共同收钱的意思联络，仅仅在双方已有行贿受贿意图的前提下从事撮合传递，那么其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介绍贿赂，而非任何一方的共犯。不能因为行为人同时接触了双方，就笼统地推定其与双方均构成共同犯罪。
四、从宽条款的独立价值不应被罪名之争遮蔽
在经手贿赂款案件中，罪名定性固然是辩护的首要战场，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特殊从宽条款，具有独立于定性之争的实务价值。该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调查突破、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从宽事由不要求行为人自动投案，其适用关键在于“被追诉前”的时间节点和“如实交代”的完整程度。
对于经手人而言，即便在定性上无法完全排除共犯的成立，在被追诉前主动、完整地交代经手转交的客观事实，积极配合查明受贿侧的事实，仍然可以援引该条款争取从轻、减轻乃至免除处罚。定性辩护与量刑辩护并非替代关系：前者致力于将行为置于正确的罪名框架之下，后者则致力于在既定框架内穷尽一切法定从宽空间。二者并行，才是完整的辩护逻辑。
结语
经手他人贿赂款的行为，处在行贿、受贿与介绍贿赂三者的交汇地带，其刑法评价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由“资金经手”这一事实单独决定的问题。共同故意的有无、内容与方向，才是罪名归属的真正枢轴。对于那些仅处于居间地位、未与任何一方形成共同犯罪意思联络的经手人，刑法不应当以其“碰过钱”为由将其推入共犯的境地。辩护的意义，正在于把“经手”还原为“经手”，把“共同故意”的证明责任重新放回它应当在的位置。
作者简介：高攀，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央广网律师智库专家，荣获LegalOne2025年度中国区争议解决实力之星。共青团中国政法大学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会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第九届“盈科杯”研究生辩论赛评审嘉宾，中关村街道办事处聘为中关村街道公益法律服务讲师团成员。近两年，就新闻热点事件，围绕犯罪构成要件，从刑事辩护的角度，提出辩护观点，先后累计发表专业理论文章600余篇，涵盖职务犯罪、经济犯罪、金融犯罪、毒品犯罪、暴力犯罪、电信网络计算机犯罪、涉黑涉恶犯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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