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良君
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烂人烂事。即便是苏东坡这样的天之骄子，同样难以幸免。
苏东坡的一生，经历了少年成名、初出茅庐、地方任官、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再贬惠州、又贬儋州等诸多波折，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多与烂人烂事休戚相关。尽管苏东坡才华超凡，才情过人，也曾得到过诸多贵人的倾心提携，但遭遇小人的险恶暗算和陷害也还是防不胜防。贵人提携使苏东坡走上了北宋耀眼的政治舞台，小人暗算和陷害又让苏东坡几度从政治舞台的高位跌落，只是苏东坡还算经得起磨砺，在变幻莫测的仕途上屡次被贬，几经沉浮，还能登上古代文坛的巍巍高峰。
有人说，苏东坡不宜做官，主要是他才华显露，遭人嫉妒，或不圆滑，不见风使舵，不随波逐流，不然不会遭遇到那么多小人的暗算和陷害。他在发生“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时，曾和家人闲聊起自己的命运，就默认过自己“满腹不合时宜”。但是，所谓不宜做官的苏东坡，毕竟还赴任了多个地方的知州，还做了朝廷三大部门尚书这样的高官。苏东坡也不像当今某些不学无术的官员，没有学术却善官术，仕途上还能顺风顺水，左右逢源。事实上，苏东坡为官自有自己的底线，他不仅博闻强识，且“德才兼备”，他有他的做人准则和为官之道，他还有他文人骨子里爱憎分明的宝贵特质。他所拥有的这些宝贵特质，很多官员却完全没有。可这样的文人做官，往往与一些阴暗的小人格格不入，直至有可能强烈对立，乃至擦枪走火。本来，苏东坡在宋朝的文人中还算是善结交朋友的一位，从皇帝百官到贩夫走卒，他都能与其成为至交好友。可现实中，有君子就有小人，甚至某些君子有时也可蜕变成小人，何况某些小人本身还有伪装的一面，即便是睿智的苏东坡，纵有才高八斗，也难免成为小人攻击的靶子。
苏东坡遇到最隐秘的小人，当是名声也不小的沈括。此人写了一本《梦溪笔谈》，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光学、历法、医学、数学、文史、考古等多个领域。可此人的人品，并不光彩。论年龄，沈括大苏东坡六岁，早年考取进士时，还比苏东坡晚了六年，而进入崇文院，又比苏东坡要早一年。当年的崇文院由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组成，他们两人还是崇文院史馆的同事。表面上看，以好学著称的沈括平时说话还较低调，可内心尤好出人头地。而当年的苏东坡才名均已显露于世，沈括对其貌似尊重，但内心深处却早已滋生了嫉妒之念。这自然就成了两人后来在政治舞台渐渐走向对立潜在的分水岭和导火索。当年，王安石在获取宋神宗支持下实施起“变法”，沈括虽然还没有被列入主要干将，但在暗中却站在了“新法”的队列。苏东坡不与“新法”苟同，还果敢两次上书批评“新法”是欲速则不达。作为改革家、变法派领袖的王安石，却听不得反对意见，他的手下干将竟随声附和，开始了对苏东坡的暗算和诬告。
实话说，宋神宗起初还是对苏东坡比较赏识的。王安石虽说算不上小人，且和苏东坡都属欧阳修一个师傅下山的门生，但在骨子里因政见不合还是想整一整苏东坡这个初涉仕途的愣头青，于是千方百计将苏东坡赶出了京城，让苏东坡到杭州去做了通判一职。不久，沈括则以“中央督察”之名赴杭州视察水利，行前宋神宗专门叮嘱：“卿其善遇之。”也就是交待沈括到杭州去后要关爱苏东坡，可见宋神宗对苏东坡用心良苦。沈括虽说对宋神宗的叮嘱当面应承，却一到杭州就口是心非了，而苏东坡对沈括并无戒备，还视沈括为老同事和好朋友，对其盛情款待，沈括在表面上也与苏东坡谈笑风生，还问起苏东坡的新作，表达自己的“仰慕”。苏东坡对沈括没有提防之心，便将自己新近写的一些诗作交给沈括评一评。沈括却像演戏一样，在喝彩一番后，乘机请苏东坡将新作抄录一份留作纪念。结束了杭州之行，沈括便回到了京城，他像“变脸”一样连忙将苏东坡新作中的诗句解之有“反对改革”、“诽谤皇帝”之意，加以“注释”，上告给宋神宗。诸如对“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就曲解为：皇帝如飞龙在天，他苏某人却要向九泉之下寻龙，这不明摆是讽刺皇上？
沈括与苏东坡无冤无仇，却因对苏东坡有嫉妒之心而起了诽谤念头，他深知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便借机向苏东坡展开了攻势，其小人嘴脸，昭然若揭。于是乎，王安石手下的干将也逐一现出了小人的魔影，譬如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与何正臣等，都倾巢出动了起来。以至后来苏东坡在湖州任职时，他们竟对苏东坡定下了“愚弄朝廷”的罪名，将苏东坡从湖州“捉拿”到京城“乌台”，生发成“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押一百余天，幸有狱吏良心发现，将苏东坡在狱中遭罪情形呈报给了宋神宗，且有王安石、王安礼等也在关键时为之求情，才使得苏东坡走出狱中，死里逃生，但还是被贬谪到了湖北黄州。此事过去后，王安石也开始了反思：沈括父亲的墓志铭还是王安石所写，王、沈两家早年还是世交，沈括进崇文院时，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后来，王安石一度下野，沈括竟也开始了“变脸”，直到王安石再一次在朝廷复出，才彻底看清了沈括的小人之心。沈括死后，也终因名声不佳，没有人给他立碑，更没有人为他留下墓志铭。
苏东坡遇到的小人，显然不只是沈括。尤其是在“乌台诗案”发生前后，几乎有一群小人暴露了品性的低劣，开始了对苏东坡的围攻。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耳闻目睹哥哥的处境时，愤然说道：“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当年，苏东坡确是才华过人，无疑引起了同代一些所谓御用“文人”的嫉恨。
在这群十恶不赦的小人中，对苏东坡攻击最凶的是御史中丞李定。李定别有用心地收罗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他特别盯上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信口开河说苏东坡的贫寒出身是“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恶言苏东坡“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及“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云云。苏东坡本与李定无冤无仇，却受到李定疯狂攻击，足见李定的小人之心恶毒之极。好在到了“元祐更化”时代，苏东坡受到重用，适逢朝廷开始对新党人物追责，曾一手炮制“乌台诗案”的关键人物李定受到处罚，但苏东坡认为对其处罚太轻，拒绝起草关于李定的处治状，便请求朝廷给予李定更加严厉的流放两千里之外的处罚，李定后来被贬至安徽滁州，最终死在了当地。苏东坡曾在自己写的《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中记述：“吕惠卿、李定·······之流，········某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意即新党之流，罪恶多多，并直指王安石实是祸首，他们无疑是人民公贼、国家蠹虫。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4月，苏东坡调任湖州（今浙江湖州吴兴）知州。上任不久，即当年7月28日，因为区区一份《湖州谢上表》，其中有几句“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知时，难以追陪新进，或能牧养小民”的话引起了新党的不满。新党代表性人物、监察御使舒亶就联合朝廷的何正臣、李定等人，专门写信向皇帝告状，称苏东坡在湖州上任时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其实，当年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被皇帝早已看过，并没有发现什么所谓“讥切”，可这些小人却依然苦口婆心将苏东坡的信进行曲解，称苏东坡反皇帝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竟以“无不”这样的字眼描述“忠义之士”对苏东坡的“愤惋”，进而使宋神宗对苏东坡恼羞成怒。紧接着，御史台里的官员们开始在苏东坡以往的诗词里寻章摘句起来，他们试图搜罗苏东坡嘲讽新法的“证据”。果然，在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潜心钻研后，他们寻到了苏东坡诗词里的一些“证据”，他的大量诗文，都成了控告他诽谤朝廷的所谓证据。此时正值新党得势，王安石主张的变法如火如荼，以致在当年8月18日，苏东坡被火急火燎捉拿归案，押解到了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关押在御史台。
在“乌台”监狱，苏东坡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被迫交代自己的“问题”。御史台的小人们带着阴险的恶意，给苏东坡罗织起一个个罪名。尤其是朝廷御史何正臣、监察御史舒亶等交章力诋，指责苏东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犯有该杀之罪；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上疏，弹劾苏东坡“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他们声称，此事影响巨大，必须严刑峻法，才能服众。审讯期间，不仅苏东坡本人遭到恐吓和威逼，就连所有与他有过诗文往来的人，都被传唤查问，一时人人自危。即便王安石的六弟王安礼时任直舍人院，曾向御史中丞李定问起苏东坡狱中情形，这个李定还立即警告道：苏东坡（时年称“苏轼”）与金陵丞相论事不合，您最好不要出面营救，否则将会被列为朋党。
此外，当年的朝廷宰相王珪虽非变法派，也非反对派，却对前台李定、舒亶等人陷害苏东坡扮演了“敲边鼓”的角色。他们之所以在朝廷沆瀣一气还能站住脚跟，主要是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而苏东坡在当年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名气大，声望高，尤其在欧阳修辞世后，苏东坡逐渐成为了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又聚集了“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学者，若是打压扳倒了苏东坡，就几乎是打压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本来，朝廷李定等一群小人陷害和暗算苏东坡，意欲将其置入死地，可在那样的关键时刻，苏东坡有幸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积极救助：反对派中的退休宰相张方平、革新派中的退休大臣王安石先后给宋神宗写信呼吁对苏东坡赦免，在职在位的中立派、宰相吴充当面吁请宋神宗对苏东坡给予宽恕，连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当面吁请赦免苏东坡·这样的世间奇才。在这种情形下，苏东坡在被关押一百三十天后于1079年的12月28日终于走出了牢狱，但还是以“诽谤朝政、妖言惑众”之罪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其间为苏东坡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救兄所为受到牵连，也遭贬官，另有被牵扯本案的两位大臣被罚铜三十斤，六位大臣被罚铜二十斤，连“苏门四学士”等相关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当然，苏东坡仕途一波三折的命运，虽与他遇到的烂人烂事休戚相关，也与“改朝换代”时的人事变迁密不可分。宋神宗死后，哲宗继立为帝，但即位以来，有高太后垂帘听政，执政大臣凡事得奏请太后决议，并不以年幼的哲宗意见为主。而到了元祐八年，也就是1093年，高太后驾崩，宋哲宗正式亲政。哲宗本性心胸狭隘，性情暴躁，原本对祖母以往严加管教和包揽朝政不满，便在亲政后迁怒于元祐旧党人物，开始下令恢复与新党人物相近的几位宦官的职务。这就预示着旧党人物将受到清算。苏东坡自知将再一次受到新党人物排挤打击。果然不久，一场政治风暴翩翩而至，苏东坡又被一贬再贬，第一道诰命取消了他的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撤销了他的定州知州职务，以左朝奉郎身份任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正六品上。没过多久，朝廷御史虞策向哲宗进言认为苏东坡“罪罚未当”，便有第二道诰命下达，降苏东坡以左承议郎身份任英州知州，正六品下。正当苏东坡在赶赴贬所途中，新党人物还不放过他，御史刘拯继续向哲宗进言，称“轼于先帝，不臣甚矣”，于是又有了第三道诰命随之而来：“诏苏轼合叙复日不得与叙。”意即仍任英州知州，但不再有调级升迁之机。苏东坡刚抵安徽当涂之时，朝廷的第四道诰命又来了：撤销左承议郎身份，由英州知州降至宁远军（治所在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尽管苏东坡遭遇一贬再贬的磨难，但他在结束了由北到南长达六个月的路途奔波劳顿抵达岭南惠州后，始终保持着达观的态度。他在惠州说是居住了三年左右，其实是飘无定所，他在惠州随缘委命，苦中寻趣，安之若素。惠州市井寥落，每日只屠羊一只，苏东坡囊中羞涩，只找屠夫买点人家不要的羊脊骨，拿回去用水煮熟，再浸在米酒中，撒点薄盐，烤到微焦，慢慢啃食。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不无自嘲地写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惠州荔枝丰盈，苏东坡清贫乐道，竟写出《惠州一绝》，自嗨“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还在惠州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正是苏东坡在惠州写出了这些苦中寻乐的恬淡光景，传到了时任朝廷宰相章惇的耳中，心胸狭隘的章惇竟在一气之下又下令将苏东坡贬到了更远的海南儋州。
苏东坡晚年在回眸自己一生漂泊、坎坷与成就时，曾用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归结自己的人生功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足见他对自己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节点的铭心刻骨。正是他人生的跌宕起伏，经历了仕途低谷，便走向了精神旷达。苏东坡有过辉煌的历程，年少进士及第，后来曾在十七个月內，竟从汝州团练副使的八品官职高升至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但他也像“过山车”一样，在1094年至1100年短短的五六年內，由一个三品高官降落成九品芝麻官，其间降了七个品级、十四个官阶。
烂人烂事，不足畏矣！苏东坡一生遇到的一串串烂人烂事，使其命运大起大落，也使其在人世间成为千古美谈。如果苏东坡没有遇到这些烂人烂事，也许我们今天不会回眸苏东坡的人生。
作者简介
庞良君
先后在《湖北日报》《芳草》《长江文艺》《杂文报》《长江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等全国1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1000余首、散文500余篇，随笔、报告文学、文学评论300余篇。作品先后入选《世界华语新诗选》《中国诗歌精选300篇》《中国散文精选300篇》《中国散文大系》《湖北新诗百年诗选》等国家出版社20余种出版作品专集。先后荣获《诗歌月刊》优秀作品奖、《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等10余种省级以上奖项。散文《闲坐九曲亭》被选入湖北省中小学教辅《新中考导航》（2026年语文版）阅读范例文章。已结集出版诗集《母亲河》、散文集《山外山札记》等6部。
创作歌词《亮剑蔚蓝》，被海军部队选定制作海军鄂州舰舰歌（著名歌唱家吕继宏演唱）。创作歌曲《老年岁月乐无涯》，被确定为湖北鄂州老年大学校歌。创作歌曲《峒山老家》已于2026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1频道、3频道播出。《空港花湖》《我们在鄂州喜相逢》等，在各级媒体、文艺舞台和民间活动中广为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