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6年(1937年)农历七月初七日,鲁大昌派兵驻守临洮新堡,七月二十七日鲁派团长陡德海、方秉义、王鼎等人带领便衣队40余人,到达博裕与姬从周部会合,假借上级之令,协助姬从周部进行“革命”,铲除土司制度。随即姬从周、方秉义诱骗博裕的大小头目,放出囚犯,诛杀杨英,同时向土司衙门进攻。
当夜,杨积庆突闻枪声大作,急忙将幼子杨复兴推向炕角的妻子杨守贞,在猛烈一阵射击暂停后,他逃出驻地,躲避进山神林水磨附近。姬从周得知消息,领兵向山神林搜索。杨积庆误认为是自己部属在寻找自己,便出来打招呼。姬部当场将杨积庆用乱石砸死,享年48岁。
按照洛克日记中的记载:
他们把杨土司的双手反绑,将他的脚也捆绑起来,然后把他扔进满是岩石的浅水沟内,他们拉着他在岩石上拖来扯去,直到他断气为止。杨土司残忍和独断的专行的统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1935年7月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出发,从岷江顺流而下到达临潭,20日至洮河南岸,专程到博裕村拜访了卓尼土司杨积庆,一年后他公开出版了《中国西北角》一书,记载了这次专访情况,对于杨土司在军事政治方面给予的评价基本是客观的:
洮河和白龙河之间为终年积雪的叠山,树林茂盛,山势重叠,因以得名。杨土司受封于明代,世袭已十余代,至现代土司,其家族殆已完全汉化。现任土司名积庆,字子瑜,年在四十左右,受甘肃省政府委为洮岷路保安司令,其司令部及私人住宅,原皆在卓尼,有大喇嘛庙,曰卓尼寺,曾盛极一时。十七年回乱后,迁博裕,博裕在叠山山脉北麓,洮河南岸,为一优美恬静之村庄,离卓尼寺十五里。记者过洮河后,山风袭来,冷不可支,经数重碉堡,始到博裕。杨氏住宅即为司令部。司令部门前颇缺乏振作气象。其所率军队,曰“番兵”,皆为藏民,既无组织,又无训练,有事调之出,即以乌合之形势而临阵,枪械、弹药、粮食、马匹,皆为自备,故难有统一行动。杨氏自练有特务营一营,以为护卫,完全照汉军编制、装束、惟精神不振。司令部大门内翻迫击炮数门,尘土已满。相见后,杨氏以极流利之汉语相寒暄,其院内及客厅中布置,完全如中上等人家。其用以待客之酒席,完全为内地大都市之材料,烟茶亦为近代都市上用品。杨氏衣汉式便服,衣料也为跑来品之呢绒等货。记者颇惊此边陲蛮荒之中,竟有此等摩登人物也。
杨氏聪明过人,幼习汉书,汉文汉书皆甚流畅,对于藏语反所知甚少,喜摄影,据云已习照相二十余年,其摄影成绩以记者观之,恐非泛泛者能够望其项背。杨氏足未能出甘肃省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杨之政治与经济基础,至为薄弱。藏民在洮河一带者为“熟番”,对杨之赋贡,每年仅缴纳二百钱,洮州银价每元合五千文,是藏民每年对土司之赋贡,尚不到五分大洋也,此外藏民打猎所得,如虎豹之类,亦有贡纳之规定,然所得无多。杨氏所处之社会,为牧畜到初期农业时代,而其生活之消费,则已至近代工商业鼎盛时期,生产与消费相差之时代,当以千年记计,杨氏经常来往商店为上海先施公司,为上海柯达公司,货物通用邮寄,尤以其对柯达公司有二三十年的长期交易,信用卓著,即不汇款也可以请公司先行发货,且已屡试不爽,以如是之收入,则其入不敷出之差额,必异常巨大。赖以为挹注之方者,唯其自己派人直接经营土产贸易,每年伊必有大批党参运卖天津北平等地,近年来市场阻滞,此种收入逐渐动摇。政治思想方面,杨之趋向,倾于接受汉族文化,承认汉族统治,对鲁大昌之情感岁甚恶劣,而对甘肃省政府与南京国民党中央,则绝对服从,对胡宗南部接济,极买气力,唯其对藏人之统治,则才完全封建的、神权的方式,毫无近代有力的政治机构,更丝毫无民族主义之意识。但杨与记者谈一般汉人对彼之态度,辄摇头不止,凡与杨氏及其部下办理交涉之汉人,则无人不视之为野蛮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骗、恐吓、压迫等方法取藏人之财货。正谈话中,适有藏兵送报告至,杨氏看毕叹息,转以示记者视之,则其第一团团长姬某所呈报告。姬团现住白龙江南岸之杨布大庄,有某委员视察杨部大庄碉堡,姬团整队欢迎,并妥为招待。次日,某委员问姬团长索要虎豹狐狸等皮,及鹿茸麝香骡马等,姬团无以应,乃推该地不出产上述各物。某委员大怒,立命限于一日内筑成一百座碉堡。
综上所见,范长江此次访问在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卓尼迭部地区,得到杨积庆在粮草方面的鼎力支持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在临潭军阀鲁大光煽动姬部叛变策动博裕事变之前不到一年的间隙中间。简洁客观地介绍了杨积庆土司所割据的卓尼大致政治经济军事的格局和杨积庆的为人处世方式,作为地方藏族拥兵自重的土司,其实是在中央政府、地方军阀和西北回族马家军凶残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自保的可怜角色,而1935年5月至10月他倾其所有对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支持,体现他深明大义的一面,同时作为中国西北政教合一的残余土司割据势力对于所辖区域藏民的残酷统治剥削只是百年土司制度塑造的复杂人格人性的体现,他不可能超越他所存在历史时间和空间而独善其身,他要维持自己的割据统治必须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独立性必须最大化利用自己所占有的资源为自己所用,这是制度体制所塑造的复杂而多样的人格,而正是他对于红军的支持,埋下了军阀鲁大光对他的发难,一是告发他对红军的支持,而是打着改造土司制度的旗号,煽动姬部反叛制造了血腥的博裕事件。而藏族的正教合一传统,反过来又反噬了鲁大光及其反叛势力,土司制度又在其幼子杨复兴身上得以恢复,直到解放战争杨复兴继承其父和红军合作的传统宣布起义,卓尼的土司制度才在杨家后代身上主动宣布终结。
在博裕事变中,杨土司的长子杨琨夫妇等7人遇难身亡。年仅8岁的次子杨复兴由土司夫人杨守贞和幼子杨丹珠及其下人保护下,趁夜色逃离土司府,暂避力赛。次日,鲁大昌部召集部分叛变藏军军官在博裕召开会议,会上宣布了杨土司私通红军等所谓的“八大罪状”提出铲除封建土司制度的口号,并成立卓尼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姬从周为主席,方秉义为委员。
杨积庆被杀后,长宪(乡长)赵希鼎和杨锡龄的长子杨锦华等人闻讯后,在禅定寺发出鸡毛信,北山总管杨麻州接到鸡毛信后,带领精悍藏兵200多人,分两路向卓尼开进,禅定寺僧众和附近藏民都赶来参加,藏军云集洮河两岸。
农历八月十三日凌晨,杨麻州率领藏兵数百人,攻破木耳桥,再战石媳妇,攻克博峪村,击毙姬从周。方秉义逃回岷县,维持委员会溃散,杨麻州派数十人驻守博峪村,追回杨氏财产,并亲自赴力赛,接回杨氏夫人和次子杨复兴等亲属,移居禅定寺僧纲衙门。
甘肃省政府得到杨土司手下叛变造反的消息后,心中暗喜,本来准备顺势对于卓尼进行“改土归流”派一位汉族知县来接替杨土司,掌管卓尼事务。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原来最反对杨土司残暴统治的迭部藏族人竟然联合起来,来到卓尼,示威反对甘肃省政府的决定。杨土司在他们的眼中已经够坏,但是在他们看来汉人比杨土司更坏,就拿他们所见到的鲁大昌简直就是无恶不作的土匪。由是省政府的汉族大员们知难而退,明白对付迭部地区的藏人,还得藏人自己,不如还是让杨土司年幼的儿子在寡母的保护下去治理卓尼。
1937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经甘肃省政府批准杨复兴(班玛旺秀)沿袭继任卓尼二十代土司接任其父留下的洮岷路保安司令职务。并对土司武装进行了整编。暂由其母亲杨守贞摄政,1943年9月杨复兴亲政。1947年8月,杨复兴代表卓尼46旗30多座寺庙晋见了蒋介石,11月赴南京中央陆军大学受训,1949年毕业于国民党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被授予少将军衔,返回卓尼后着手整顿军务,举办卓尼军官培训班,以现代军事装备扩充地方武装,实施守土自保,实际统治着卓尼藏区,并拥有相对独立的武装。于1949年9月杨复兴和他的参谋长杨锦华(杨锡龄长子)响应西北野战军的号召,在岷县宣布和平起义,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嘉奖。1950年至1955年一直担任卓尼藏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兼民兵司令部司令、卓尼县县长,1953年担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他的搭档杨锦华作为卓尼县首位藏族副县长,在1958年在合作化高潮中壮烈牺牲在剿匪前线,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卓尼县政府召开规模很大的追悼会,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唁电中称:“杨锦华烈士是人民的好儿子”。
1949年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写信给杨积庆遗孀杨守贞,对于杨土司当年对中央红军的支持表示感谢。
卓尼末代土司杨复兴于1950年主动提出废除卓尼土司制度,推动卓尼藏区纳入现代地方治理体系。1955年年方26岁的杨复兴被破格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12月他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复兴先后担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兼军分区副司令。1963年担任甘肃省民委副主任、中共甘南州委委员,“运动”中杨复兴遭到不公正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担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1981年当选为第五、六、七届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甘肃省政府在1996年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卓尼藏族自治县建有杨积庆烈士纪念馆,为国务院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