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妇女独立师》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第一卷 营
第一章 通江，四百人
第二章 鹰龙山
第三章 解散
第二卷 团
第一章 长赤重建
第二章 两个团
第三章 马蹄滩
第三卷 师
第一章 旺苍坝，两千人
第二章 嘉陵江
第三章 剑门关
第四章 喇嘛寺
第五章 夹金山
第六章 草地
第七章 腊子口
第八章 师改团
第四卷 河
第一章 会宁
第二章 渡黄河
第三章 一条山
第四章 永昌
第五章 临泽
第六章 梨园口
第五卷 散
第一章 被俘之后
第二章 王泉媛
第三章 华全双
第四章 吴富莲
第五章 何福祥
第六章 门槛
第七章 各人的路
第六卷 后来
第一章 一九五〇年
第二章 一九五五年
第三章 一九六六—一九六九
第四章 一九八〇年代
第五章 一九九〇年代—二〇〇九年
尾声
后记
附录
序
一九三三年的川北，女人的脚是裹的，命是别人的。
四五岁上，母亲把她的脚趾一个一个掰折，按进脚心，用长布条死死缠紧。缠到骨头变形，走路一寸一寸挪。脚被裹住了，人就跑不远。跑不远，命就钉死在婆家的灶台和田埂上。
川东北的童养媳，几岁上被送到婆家，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活着的权利。当地有句民谣：“有女莫当童养媳，十个就有九个死。”
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进入川北。红军来了之后，废除了买卖婚姻，解放童养媳，分田给妇女，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苏维埃政府专门设了“放足”一条——女人放脚。
放脚比缠脚还疼。缠了十几年的脚，骨头已经长定型了，布条解开，脚趾不会自己长回去。但解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婆婆拿着绳子追着媳妇捆，媳妇挣脱了就跑，跑到红军那边去。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百多个女人站在通江城的河滩上。她们中有的刚放开脚，走路还一歪一歪的；有的剪了头发，后颈露在外面；有的还穿着从婆家带出来的绣花鞋，鞋尖上的花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陶万荣走到队列前面。十七岁，绑腿打得笔直，腰里别着一把小手枪。
“从今天起，你们是红军妇女独立营的战士。”
这支队伍从这一天开始。从四百多人开始。从一双双刚刚放开、还在渗血的脚开始。
后面的事，要从这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
她们来过。她们没有全部离开。
第一卷 营
第一章 通江，四百人
一九三三年三月，通江城。
成立大会在一个学校的广场上。四百多名女战士穿着军装，头戴八角帽，佩着长短枪和大刀，接受了总部和川陕省委领导的检阅。广场不大，队伍站满了，枪不够，不少人手里是大刀和长矛。
陶万荣走到队列前面。十七岁，个子不高，脸嫩，绑腿打得紧，腰里别着一把小手枪。她站定，扫了一眼队列。目光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队列里有人低着头，有人抬着头看她，有人偷偷用手扯自己的衣角。
“从今天起，你们是红军妇女独立营的战士。”
河滩上安静了一点。
“营下面四个连。连长、指导员马上宣布。领枪，领子弹袋，领草鞋。明天早上出操。”
队列里有人小声问：“营长，枪够不够？”
陶万荣看了那个方向一眼。“不够。有枪的背枪，没枪的背刀。明天出操，都得来。”
曾广澜站在陶万荣旁边。三十岁，政委。她没讲话，眼睛从队列这头看到那头。她的目光在几个人身上停得久一些：一个脚上缠过又放开的姑娘，站的时候脚底外侧着地，人有点歪；一个头发还挽着髻的，髻上别着一根银簪子；一个怀里抱着包袱的，包袱皮上绣着花，大概是从婆家带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曾广澜看完，收回目光，没有说什么。
秦基伟是男同志，军事教员，站在队列侧面，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几个队形图。旁边有人伸头看了一眼，问：“秦教员，你画的啥？”
“明天出操你就知道了。”
发枪的时候出了乱子。枪不够。有的连每人一杆马枪，有的连只有干部有枪，战士手里是大刀和长矛。子弹袋发下来，挂在身上，远看鼓鼓囊囊，凑近了才知道里头塞的是高粱秆和纸。
一个姑娘拿到长矛，把竹竿在地上杵了一下，竹竿弹了弹，发出“嗡”的一声。她抬头看了一眼前面连队背枪的人，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
发完枪，陶万荣把自己的小手枪从腰里拔出来，在手上掂了一下，又别回去。
“我十七岁，你们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从今天起，枪比命重要。命可以丢，枪不能丢。”
队列里有人点头。
“还有，”陶万荣说，“明天早上出操，天不亮。跑不动的，走。走不动的，爬。爬到了也算。”
解散之后，四百多人分散到城里的祠堂、庙宇和民房里。城东头一间祠堂里挤了十几个人，地上铺着稻草。有人躺下去就睡着了，有人在黑暗里小声说话。
“你哪儿的？”
“通江边上的。你呢？”
“南江。走了两天。”
“你脚咋了？”
“裹过。松了几年了，没放干净。”
“疼不疼？”
“疼。走多了就不疼了。麻了。”
第二天天不亮，哨声响了。
出操。跑步。爬山。陶万荣站在坡顶上，看着四百多人的队伍从山脚往上跑。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有人跑到一半蹲在路边吐。陶万荣没有喊停。她喊的是：“跑不动就走，走不动就爬！爬到了也算！”
没有人爬。吐完了站起来，接着跑。
山坡上碎石多，踩不稳。一个缠过脚的姑娘跑着跑着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前扑倒。后面的人差点踩到她，往旁边让了一步。她爬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把草鞋正了正，接着跑。跑到山顶的时候，草鞋底磨穿了一个洞，脚底渗出来的血把稻草染成了黑红色。旁边的人问：“能走不？”她说：“能。”问：“明天还跑？”她说：“跑。”
训练三样轮着来：跑步爬山、射击瞄准、投手榴弹。枪不够，轮着练。一个人端着枪瞄，旁边的人看着。
“你瞄哪儿呢？”
“那棵树。”
“歪了。往左一点。”
“这样？”
“再左一点。”
投手榴弹的时候，铁疙瘩握在手里，胳膊甩出去。有人扔得远，有人扔得近。扔近了的，旁边的人把铁疙瘩捡回来，递过去：“再来。”
第十天，陶万荣把全营拉到河滩后面的山坡上，搞攻防训练。分两路，一路攻，一路守。陶万荣带攻的那一路，曾广澜在守的那一路。没有真枪，用的是木棍和扁担。
陶万荣把攻的那一路分成三股，从三个方向往上压。她自己带着中间那股冲到半坡上，喊了一声：“压！”
三股同时收紧。守的那一路被挤在坡顶。秦基伟后来回忆，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知道陶万荣是有名的“假小子”。那时搞攻防训练，常常是“假小子”带的那一路占了上风。
训练结束之后，陶万荣从坡上走下来，脸上全是汗，绑腿上沾着泥。她走到队列前面，说：“明天接着练。”
晚上，祠堂里点了一盏油灯，教识字。教识字的是营里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姑娘。她拿了一根树枝，在地上画。
“这个字念‘人’。一撇一捺，站住了，就是人。”
围蹲在旁边的人跟着画，一撇一捺，画歪了，又画，又歪了。
“对。就这样。”教的人又写了一个字，“这个念‘军’。红军的军。你们现在是红军了。”
蹲着的人盯着那个字看了一会儿，用手掌把地上的字抹掉，又重新画了一遍。画完了，又抹掉。但抹掉之前，已经记住了。
通江城的石板路上，从那以后每天天不亮就响起女兵的脚步声——不整齐，带着脚伤，但一天比一天稳。
第二章 鹰龙山
一九三三年三月底，独立营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在一次紧急运粮任务中旗开得胜。
傍晚。陶万荣、曾广澜带着队伍押粮草车出发。山路，急行军。天黑尽之前到了鹰龙山脚下。
陶万荣抬手：“停。歇口气。”
话没落地，侦察员跑回来了。
“营长，山那边有人。一大片。”
陶万荣蹲在石头后面，往山脚下面看。天已经黑透了，但能看见火光，一点一点的，像一片鬼火。风从山脚往上吹，带上来一股甜腻腻的臭味。
曾广澜闻了一下：“抽大烟的。”
川军田颂尧一个团的残部，从苏区腹地被撵出来，往西跑。不知道鹰龙山脚下有红军，以为脱了险，当官的喊了一声“原地休息”，当兵的把枪往地上一丢，掏出烟枪，点上火，躺了一地。
陶万荣把几个连长叫过来，蹲在地上。
“二连从东，三连从西，一连从正面。我带一连往里压。曾政委带预备队。”
“营长，”一个连长压着声音问，“打不打？”
“打。他们枪扔在地上，人躺在地上。这时候不打，等他们抽完了？”
“枪不够咋办？”
“有枪的在前，拿刀的在后。摸哨不能出声。”
一排长陈秀芝和班长何文秀摸到前面去。敌哨兵抱着枪，头一点一点的。陈秀芝和何文秀没弄出一点声响，干净利落地把哨兵解决了。陈秀芝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杆枪，什么也没说，只对陶万荣点了一下头。
包围圈收紧。
陶万荣的枪响了。
枪声一响，三个方向的大刀和长矛同时压上去。女兵们喊：“缴枪不杀！”
那些躺在地上的人来不及摸枪，大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有人抱着头求饶，有人爬起来就跑。陶万荣的第二枪是在这时候打的，她看见谁摸枪就打谁。
一个敌兵从地上弹起来，手伸向旁边的枪。陈秀芝的大刀已经劈下去了。
“别停。”陈秀芝头也不回地说。
驻扎在鹰龙山附近的兄弟部队听到枪声赶了过来。不到半个小时，战斗结束。
天亮之后清点。击毙了敌团长，俘敌副团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妇女独立营，未损一兵一卒。
被俘虏的那些兵蹲在地上，烟瘾还没过去，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淌。缴获的枪堆在一起，三百多支，比全营的人还多。
陶万荣走到枪堆前面，拿起一支步枪，拉开枪栓看了一眼。
陈秀芝走过来，看了一眼她手里的枪：“比长矛好。”
“那当然。”
“明天开始练这个。我教你。”
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表彰了妇女独立营的战绩，将所有战利品全部嘉奖给了她们。“一连娘子军缴一团白匪枪”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川陕苏区。
那天晚上，部队把粮草车重新套好，继续往前走。三百多支枪换了肩膀。女兵们背着缴获的步枪走在山路上，枪比长矛沉，压得肩膀往下塌，但没有人换回长矛。
走到天亮的时候，有人回头看了一眼鹰龙山。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但昨天夜里，四百多个女人在这里做了一件事：她们用大刀和长矛，把一支抽着鸦片的残兵从山脚撵了出去，缴了三百多支枪，自己没有死一个人。
第三章 解散
命令是十月来的。
那天早上照常出操。陶万荣站在坡顶上，看着队伍从山脚往上跑。跑到一半，通讯员从城里赶来，递给她一张纸。陶万荣看了，折起来，揣进兜里。等队伍全部跑上山顶，她只说了一句：“今天不出操了。回城。全营集合。”
河滩上，四百多人列队。陶万荣站在前面，手里没有花名册。
“上级命令。妇女独立营，撤销编制。”
队列里没有人动。
“大部分人分配到各军，后勤、医院、工厂。枪交上来，重新分配。”
沉默了一会儿，后排有人问了一句：“营长，为啥？”
陶万荣看了那个方向一眼。“开辟新区，需要人。后方也要人。命令就是命令。”
“那我们还算不算红军？”又有人问。
“算。”陶万荣说，“编制没了，人还在。”
交枪在河滩上进行。一张桌子抬过来，摆在队列前面。枪一支一支放上去，有人放得干脆，有人手在枪托上多停了一下。陈秀芝把那支从鹰龙山背回来的步枪放在桌上，枪托磕在桌面上，响了一声。她没有回头，走回队列里，站好。
负责登记的干部一个一个问名字，一个一个往本子上写。写到陈秀芝，她报了自己的名字，转身走开。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桌子。枪已经堆得比人高了，在太阳底下泛着冷光。
分到彭家岩医院的人当天下午就出发了。医院在山坳里几间民房和搭起来的棚子中间，院子里晾满了绷带和纱布，白花花的一片，风一吹，像旗子。伤病员躺在门板上、稻草铺上，有人哼，有人不哼，睁着眼睛看屋顶。
林江是前一天到的。四川阆中人，十五岁，原是独立营的战士。她站在院子里，一个老护理员走过来看了她一眼：“新来的？”
“林江。分到二连。”
“二连在后面。你跟我来。”老护理员把手里的一盆水放在地上，甩了甩手，“这里活多。洗衣服，洗绷带，给伤员搓背、喂饭。一天七八十件衣服，洗不完的。”
“枪呢？”林江问。
老护理员停了一下，回头看了她一眼。“这里没有枪。这里只有绷带和盐水。”
林江没有再问。
第二天，她见到了杨国华。杨国华躺在靠墙的铺上，腿上缠着布，布底下渗出来的东西有一股味道。林江蹲下去解开布看了一眼，愣住了。伤口化脓生了蛆，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她端着盐水碗的手顿了一下。
老护理员走过来，蹲在她旁边。“第一次见？”
林江点头。
“我教你。”老护理员从墙角找来一根小树枝，包上一层纱布，“蛆要拔干净。一根一根拔，别急。”一边说一边做，树枝裹着纱布伸进伤口，把蛆一条一条挑出来，放进旁边的碗里。
林江看着，手心里全是汗。
“你来。”老护理员把树枝递给她。
林江接过树枝，蹲下去。手在抖。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树枝伸进伤口。第一下没挑准，蛆滑了一下。老护理员在旁边说：“稳住。你抖一下，他疼一下。”
林江稳住了。一根，两根，三根。拔到后来手不抖了，只是胃里翻得厉害。拔完了，用盐水洗。杨国华疼得咬嘴唇，但没有出声。
洗完了，老护理员蹲下去，半蹲着身子，低下头，用舌尖一点一点舔去伤口上的脓。林江看着她。老护理员抬起头，嘴角还沾着一点脓水，说：“没有药了。盐水也用完了。医生说唾液能消炎。”她说完，又低下头去。
林江蹲在旁边，没有动。过了一会儿，她把袖子卷起来，说：“换我。”
老护理员看了她一眼。“你不怕？”
“怕。但你会，我也得会。”
两个人轮着，一天一次。半个月之后，杨国华的伤口慢慢收了口。他走的那天，林江在院子里洗绷带，听见有人在门口喊了一声“大姐”，她抬起头，杨国华站在门口，拄着一根棍，腿上还缠着布，但站起来了。
“我走了。”他说。
林江点了点头。“走吧。”
杨国华站了一会儿，说：“大姐，你叫啥名字？我以后回来找你。”
“林江。”
“我记住了。”他拄着棍，一步一步走出了院子。
老护理员从屋里出来，站在林江旁边，看着杨国华的背影。林江说：“他记住了我的名字。”
“嗯。”老护理员把手里的绷带搭在竹竿上，“你记住了他的伤口。”
通江城河滩上那四百多人的队列不在了。石板路上每天早上还有脚步声，但不再是从同一个营房里出来的整齐步伐。脚步声散到了各个方向：医院、工厂、后勤、运输队。独立营的番号被撤销了，但人没有被撤销。她们散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各个角落里，继续做着那支军队离不开的事。
“营”没有了。“人”还在。
第二卷 团
第一章 长赤重建
一九三四年三月，长赤。
命令是川陕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定的。红四方面军在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紧张斗争中，决定在长赤组建妇女独立团，一千余人，下辖三个营。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
河滩上站了一千多人。比通江那四百多，也比彭家岩医院那七八十件衣服多。灰扑扑的一片，从河滩这头排到那头。有人在人群里找原来连队的熟人，找了很久没找到。有人告诉她，那个人被分到了另一个军，这次没有调回来。
曾广澜站在队列前面。三十一岁，绑腿还是打得那么紧，眼睛还是从队列这头看到那头。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河滩上听得清。
“从今天起，妇女独立团重新成立。一千多人，三个营。任务和以前不一样，也和以前一样。保卫机关，保卫医院，保卫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运伤员。”
队列里有人喊：“团长，枪够不够？”
曾广澜看了那个方向一眼。“不够。鹰龙山的时候枪也不够。”
没有人再问。
张琴秋站在曾广澜旁边。她刚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调过来，当团政委。三十岁，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当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现在站在一千多个川北女人前面，当她们的政委。有人后来回忆，妇女团的战士都叫她“琴秋姐”。
整编之后，训练比独立营时期紧了。跑步爬山、射击瞄准、投手榴弹还是三样轮着来，但多了一样：识字。团里办了识字班，墙上刷了标语，教识字的人拿树枝在地上写。有人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是在彭家岩的夜里用手指在稻草上画会的。现在开始认更多的字。有人在地上写一个字，问旁边的人：“认得吗？”旁边的人摇头。教的人就一笔一笔拆开给她看。
曾广澜抓得严。队列动作、射击、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一样一样过。秦基伟在通江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画队形图，现在那些人能看懂了。那些线条意味着从哪个方向压上去，从哪里包抄，在哪里留预备队。
训练间隙，有人坐在地上，把枪横在膝盖上，说了一句话：“独立营的时候，我觉得有杆枪就行了。现在觉得，光有枪不够。”
“那还要啥？”
“要晓得往哪里打。”那人把枪掂了一下，“不然枪跟烧火棍有啥区别。”
整编之后，张琴秋去找过一次徐向前。
她去汇报妇女独立团的工作，说着说着，说到了另一件事：“有些干部爱往妇女团转，想是找老婆哩。”
徐向前问她该怎么办。张琴秋说：“我没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向前一听就急了：“没办法？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
张琴秋不怕这位总指挥。她跟他辩了起来，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不妥。徐向前说军人与老百姓不同，从严治军，才有战斗力。张琴秋提出，士兵不准结婚，干部结婚可以加年龄限制。
徐向前没有听她的，最后一锤定音：“妇女团内一律都不准结婚，凡要求结婚的，调出妇女团。”
张琴秋从指挥部出来，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徐向前是对的。妇女团是战斗队，不是别的什么。但她也知道，这一千多人里，很多人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叫“同志”，第一次有人问她们愿不愿意。婚姻自由这四个字，对她们来说，不是一句口号，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第二章 两个团
一九三四年冬天，旺苍坝。
反“六路围攻”已经打了几个月，川陕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从通江那边迁了过来，旺苍城成了根据地的中心。城里城外，机关、医院、仓库、兵工厂，全都挤在这一片山坳里。男人在前方收紧阵地，后方的事，一件一件压到了女人肩上。
方面军总部下了一道命令：将广元县妇女独立营与长赤县妇女独立营，在旺苍坝合编为妇女独立第二团。原妇女独立团改称第一团。
第二团的干部名单是跟着命令一起下来的：团长刘伯新，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朝祥。
刘伯新是安徽六安人，童养媳出身。她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那枪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重新把枪装进去，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不敢试枪，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响。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把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第二团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伯新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有一次出操，一个战士绑腿没打好，跑着跑着绑腿散了，拖在地上。刘伯新把她叫出队列。“绑腿怎么打的？”
“报告团长，早上来不及了。”
“来不及？”刘伯新蹲下去，把自己的绑腿解开，重新缠给她看。一边缠一边说，“绑腿要打三道，第一道压住脚踝，第二道缠紧小腿，第三道收口。你只打了一道，跑两步就散。重新打。”
那战士蹲下去重新打。刘伯新站在旁边看，等她打完了，说：“再跑一圈。”
那战士跑了一圈回来，绑腿没散。刘伯新点了一下头：“入列。”
吴朝祥是另一个样子。她十二岁被卖到富人家，十四岁报名参加红军，也是苦水里泡出来的。她不怎么吼，但眼睛尖。合编那天，她从队列这头走到那头，看见谁的绑腿松了，就蹲下去替她重新缠一遍。缠完了站起来，接着走。走到一个脚上有勒痕的姑娘面前，她停了一下。
“裹过？”
“裹过。松了几年了。”
“放干净没有？”
“没。”
吴朝祥蹲下去看了一眼。“晚上用热水泡，泡完了自己掰。掰开了跑起来不摔。”
“是。”
吴朝祥继续往前走。走到队列那头，回头看了一眼整个队列，才开口讲话。
“从今天起，你们是妇女独立第二团的战士。第二团的任务和第一团不一样。第一团在前面打，我们在后面守。守机关，守医院，守仓库，运弹药，抬伤员。听起来是后方，但后方丢了，前方就打不下去。”
队列里没有人说话。
“有人问，守后方算不算打仗。”吴朝祥停了一下，“鹰龙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枪。仗还是打了。”
合编之后，两个团的分工清清楚楚。第一团是战斗团，战斗力较强，为总指挥部机动团，驻旺苍坝、张家湾、黄洋场一带，随时准备拉出去打。第二团的任务写在命令里：保卫机关，保卫红军医院，保卫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送伤员。驻百丈关、庙二湾一带，守着的是后方那些不能丢的东西。
后方听起来比前方安全。但反“六路围攻”的川北，没有一条线是安全的。第二团经常把总医院千余名伤病员从旺苍坝庙二湾转送到百里外的永宁铺兵站。没有汽车，没有骡马，担架是用竹竿和绳子编的。抬担架过河的时候，要把伤员举过头顶。上土坡的时候，前面的女战士跪在地上，用手指抠住路面往上爬。膝盖、臂肘、手指磨破了，血淌在土路上。一天一夜，一百多里。
有一次转送伤员，抬到半路，一副担架的绳子断了，伤员从担架上滑下来，摔在地上，伤口渗出血。抬担架的两个女战士蹲下去，一个扶伤员，一个用牙咬着绳子重新接。绳子太短，接不上。旁边一副担架停下来，抬那副担架的人把自己的绳子解下来递过去。
“用我的。”
“你那边怎么办？”
“我那边两个人抬一个，不用绳子。”
绳子接上了，伤员重新抬上去。队伍继续走。
两个团隔着几十里山路，做着不一样的事。但番号是连在一起的：一团，二团。合起来，就是后来那支两千多人的队伍。
第三章 马蹄滩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
妇女独立营一个连，一百零六个人，由阆中经渔溪、义兴，向正直、木门方向进发。她们的任务是开往正直，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这个连从阆中出发的时候，天刚亮。一百零六个人，排成两路纵队，走在山路上。前面的人背枪，后面的人背大刀和木棒。连长走在最前面，指导员走在最后面。没有骡马，没有担架，每人背着自己的干粮和草鞋。
走到渔溪的时候，歇了一次脚。有人蹲在路边啃干粮，有人去溪边喝水。连长看了看地图，说：“还有三十里。天黑之前赶到正直。”
没有人说话。三十里山路，不算远。天黑之前到，不算难。
走到义兴的时候，天变了。云从山那边压过来，风也大了。有人抬头看了一眼，说：“要下雨。”连长说：“走快点。下雨之前赶到。”
走到文童山下的时候，雨还没下，但路已经不好走了。马蹄滩是一条山沟，两边是陡坡，中间一条窄路，路底下是河滩。平时河滩是干的，人从河滩上走过去。但那几天下过雨，河滩上还有水，不深，但滑。
一百零六个人走进马蹄滩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她们的是什么。
土匪是事先埋伏好的。卢乾斗、张正钦、李华安三股土匪，几百号人，卡住了山沟的两头。等一百零六个人全部进了山沟，两头的枪响了。
连长听到枪声，立刻喊：“散开！往两边坡上散！”
但两边坡太陡，爬不上去。有人试着爬，爬了几步又滑下来。山沟里没有掩体，只有河滩上的石头。一百零六个人趴在石头后面，把枪架在石头上，还击。
土匪的枪不少，火力密。一百零六个人，步枪、手枪，少量手榴弹和子弹。打了一阵，子弹少了。
“省着打！一枪一个！”连长喊。
但土匪人多。趴在石头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不动了。有人中弹倒下去，旁边的人想去拉，被另一枪打中。
“往沟口冲！冲出去！”连长又喊。
一个排往沟口冲。冲了几十米，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被压回来。再冲，再倒。
子弹打光了。
连长把空枪往地上一扔，从背上抽出大刀。“用刀！”
一百零六个人，有刀的用刀，没刀的用木棒，木棒也没有的，捡起河滩上的石头。土匪从两头压上来，她们往中间退。退到河滩最窄的地方，退不动了。
打到最后，没有人投降。一百零六个人，没有一个从马蹄滩的山沟里走出来。鲜血染红了马蹄滩河。从此人们把马蹄滩称之为“红军河”。
消息传到旺苍坝，是几天之后。
那天早上出操，刘伯新站在队列前面，腰里别着那把没有子弹的驳壳枪，包谷秆做的子弹袋挂在身上。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是刚刚送来的通报。
她看了一眼队列，开口了。
“妇女独立营一个连，一百零六个人，在文童山下马蹄滩被土匪合围。子弹打光，全部牺牲。”
队列里没有人动。
“一百零六个人。”刘伯新重复了一遍，“三支步枪，刀矛。打光了，用木棒。没有一个下来。”
她说完，把纸折起来，揣进兜里。
“接着练。”
没有人问为什么。队列散开，开始出操。跑步，爬山。跑到山顶的时候，有人蹲在路边吐。吐完了站起来，接着跑。
那天训练结束之后，吴朝祥把几个连长叫到一起。
“点名的时候，念到不在了的，画个记号。”她说，“不要跳过去。念到谁，谁不在，画个圈。”
连长们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点名，念到一个名字，没有人答。念的人停了一下，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圈，接着念下一个。画了几个圈，念完了。
没有人说话。队列散了，去训练。
第三卷 师
第一章 旺苍坝，两千人
一九三五年二月，旺苍坝，王庙街。
命令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下的。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共同北上抗日，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各地撤到旺苍来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连同原来的两个妇女独立团，共两千五百多人，在旺苍县王庙街整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
张琴秋三十二岁，曾广澜三十三岁。除去她们两人，全师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
整编大会在王庙街的河滩上开。两千多人站在河滩上，比长赤那一次多了一倍还不止。灰扑扑的一片，从河滩这头排到那头，队伍排得长，站在后面的人看不清前面的人的脸。
河滩上风大，旗子被吹得猎猎响。有人站在队列里，脚上还是草鞋，绑腿断过又接上，接头的地方鼓着一个疙瘩。有人背着长矛，矛杆上缠着布条，布条上绣着一朵花，是从婆家带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有人把头发剪到耳朵上面，后颈露在外面，风一吹，冷得缩脖子。有人还留着髻，髻上别着银簪子，簪子被太阳照得发亮。
张琴秋站在台阶上。她没有拿稿子。
“从今天起，妇女独立师成立了。”
她的声音不高，但河滩上安静，每个人都听得清。
“第一团，机动团，随时拉出去打。第二团，保卫机关，保卫医院，保卫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运伤员。”
队列里有人喊：“师长，枪够不够？”
张琴秋看了那个方向一眼。“不够。和以前一样。枪不够，仗还是要打。”
没有人再问。
曾广澜站在张琴秋旁边。她没讲话，眼睛从队列这头看到那头。两千多人，比在通江那四百多人时看得慢，比在长赤那一千多人时看得更慢。她的目光在几个人身上停得久一些：一个脚上缠过又放开的姑娘，站的时候脚底外侧着地，人有点歪；一个头发剪得短、后颈露在外面的；一个背着长矛的，矛杆上缠着布条，布条上绣着一朵花。曾广澜看完，收回目光，没有说什么。
秦基伟也在。他是男同志，军事教员，站在队列侧面。从通江到长赤到旺苍坝，他一直在这支部队里。通江的时候他用树枝在地上画队形图，现在那些图变成了队列的走位，变成了攻防训练里的三面压上，变成了鹰龙山夜里的摸哨。
整编之后，番号变了。营变成了团，团变成了师。但河滩上的人没有变。她们还是从通江、南江、巴中、长赤、广元来的那些人，脚上还是草鞋，绑腿还是打得紧，子弹袋还是鼓鼓囊囊——里头塞的还是高粱秆和纸，但比通江的时候少了一些。
张琴秋从台阶上走下来。走到队列前面，停了一下。
“有人问，为什么叫师。”她说，“师比团大。番号大了，责任也大了。以前我们守后方，现在要准备过江。过了江，就是长征。”
队列里没有人说话。
“怕不怕？”
没有人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后排有人喊了一声：“不怕！”
接着有人喊：“不怕！”又有人喊：“不怕！”
声音从后排滚到前排，从河滩这头滚到那头。两千多人喊“不怕”的声音，在河滩上撞了几个来回才散。
张琴秋点了一下头。“不怕就行。明天出操。”
整编之后，训练比独立团时期更紧了。跑步爬山、射击瞄准、投手榴弹还是三样轮着来，但多了一样：认地图。秦基伟在地上画了简单的路线图，标出山头、河流、路口，讲怎么从这张图上看出从哪里进攻、从哪里撤退。有人蹲在旁边看，看不太懂。秦基伟就一笔一笔拆开讲：“这条线是路。这个圈是山头。敌人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你说往哪里打？”
“往山上打。”
“山上有敌人。再想。”
“……绕到后面？”
“对了。”秦基伟用树枝点了一下图上的一个位置，“绕到这里，从背后打。”
训练间隙，有人坐在地上，把枪横在膝盖上，说了一句话：“独立营的时候，我觉得有杆枪就行了。现在觉得，光有枪不够。”
“那还要啥？”
“要晓得往哪里打。”那人把枪掂了一下，“不然枪跟烧火棍有啥区别。”
晚上识字班照常开。教识字的人拿树枝在地上写，围蹲的人跟着画。有人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是在彭家岩的夜里用手指在稻草上画会的。现在开始认更多的字。有人在地上写一个字，问旁边的人：“认得吗？”旁边的人摇头。教的人就一笔一笔拆开给她看。
旺苍坝的河滩上，两千多人的脚步声比通江那四百多人响得多，但还是一天比一天稳。
第二章 嘉陵江
一九三五年三月，嘉陵江。
三月二十八日夜里，渡江开始。
石磨玉是苍溪县石家坝人，家里三代在江上撑船。她爹撑大船，从石家坝撑到阆中，从阆中撑到重庆，江上的风浪见了一辈子。她从小跟着爹在船上，七岁就会撑篙，十岁能掌舵，十二岁能一个人把小船从石家坝撑到塔山湾。她爹说：“这娃是江里生的，不是屋里生的。”
一九三三年，红军到了苍溪。她爹把船靠了岸，对她说：“磨玉，红军是给穷人撑腰的。你跟着红军走，比在江上撑一辈子船强。”她问：“那你呢？”她爹说：“我老了。船撑不动了。你走。”
她走了。参加了妇女独立团，被编在运输队。运输队不光运粮，也运人。江上的活，她比谁都熟。有人问她：“你在江上撑了几年船？”她说：“从会走路就在船上。你说几年？”
渡江的命令下来，石磨玉被分到塔山湾渡口。这里是主渡口之一，工兵架了浮桥，但浮桥不够用，大批部队要从这里过江，船不够，筏子也不够。她找到渡口指挥员，说：“我会撑船。给我一条船。”
指挥员看了她一眼：“你一个女娃，撑得动？”
“我七岁撑篙，十岁掌舵。你说我撑不撑得动？”
指挥员给了她一条小船。木头的，船底平，船帮矮，一船能装十来个人。她把船从岸边撑出去，桨在水里划一下，船头调过来，对着西岸。船上的战士蹲着，枪抱在怀里，谁也不说话。她也不说话。江面上黑黢黢的，只听见桨划水的声音，和远处对岸偶尔传来的枪声。
船到西岸，战士们跳下去，涉水冲上滩头。她把船撑回来，靠岸，又一批人上船。再撑过去，再回来。
来来回回，她记不清撑了多少趟。胳膊酸了，用腰顶一下桨柄，接着划。手心磨出了泡，泡破了，桨柄上黏糊糊的，她没管。
对岸的敌人发现了渡口，炮打过来。炮弹落在江面上，炸起水柱，水花溅到船上，把战士们的衣服都打湿了。有人喊：“散开！船散开！”
石磨玉把船往旁边一拐，避开了落弹点。炮弹追着船打，她在江面上拐来拐去，像在石家坝撑船时躲礁石一样。
船上的战士问她：“大姐，你怕不怕？”
“怕啥？我从小在江上躲石头，比这炮打得准的石头我都躲过。”
“那是石头，这是炮。”
“炮也是石头。飞起来的石头。”
又一批人上了船。她把船撑出去，划到江心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在船边，弹片削过来。她感觉到腰上一热，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她低头看了一眼，没看清，只看见船板上有一摊红。
船上的战士喊：“大姐，你腰上！”
“没事。坐稳了。”
她把桨握紧了，接着划。船到西岸，战士们跳下去。一个战士回头看了她一眼，喊了一声：“大姐，你腰上！”她又低头看了一眼。肠子流出来了。
她没有慌。她把桨换到左手，右手把肠子往肚子里一塞，解开腰带，勒紧了，把腰带打了个死结。动作很稳，像她在江上收缆绳一样。
“走你们的。”她说，“我没事。”
战士们冲上滩头。她把船撑回来，靠岸，又一批人上船。
这一次，船上的战士看着她腰上的血，有人问：“大姐，你行不行？”
“行。坐稳了。”
她把船撑出去，桨划得比刚才慢了一些，但没有停。船到江心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趴在桨柄上喘了一口气。船上的战士说：“大姐，你歇一下。”
“不歇。到了对岸再歇。”
船到西岸，战士们跳下去，冲上滩头。她靠在桨柄上，看着他们冲上去，看着他们消失在滩头的硝烟里。然后她倒下去了。
倒在船板上。腰带还勒着，死结没有松。手还握着桨柄，手指扣得很紧。
船上还有一个战士没来得及跳下去。他跑回来扶她，喊她：“大姐！大姐！”她没有应。他把她的手从桨柄上掰开，想扶她起来，发现她的身体已经软了。他站在船上，不知道该做什么。后面又一条船靠过来，船上的人喊：“把人抬下去！船还要用！”他把石磨玉从船板上抱起来，放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他看了她一眼，然后跳上船，拿起桨，接着撑。
石磨玉牺牲之后，她的事在部队里传了一阵子。有人说：“运输队有个女娃，肠子流出来还在撑船，撑到对岸才倒下去。”听到的人有的不信，有的信了，有的不说话。
她爹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有人从部队上回去，跟他说：“你女儿死在江上了。”他问：“怎么死的？”那人说：“撑船的时候被炮弹打中了，肠子流出来，她自己塞回去，勒紧了，接着撑。撑到对岸才死的。”
她爹没有说话。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江边，抽了一夜的烟。第二天早上，他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把那条老船推进江里，跳上去，撑着走了。他没有回头。
同一天夜里，第二团在江这边抬担架。
执行运送任务的战士李秀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强登西岸，工兵迅速在江上架起了临时的竹扎便桥，这便桥就成为我们转送伤员的必经之路。由于大批战斗部队穿行及敌人炮火的轰击，桥面多处损坏，有不少窟窿，稍不留意，就有掉入急流被冲走的危险……”
第二团的任务是从旺苍坝、庙儿湾把一千二百名伤员徒步送到近百里外的苍溪县永宁铺兵站。抬担架过河时，女战士们把伤员举过头顶。上土坡时，前面的女战士跪在地上，用手指抠住路面往上爬。膝盖、臂肘、手指磨破了，血淌在土路上。一天一夜，一百多里。
担架不够，有人用竹竿和绳子自己编。绳子不够，有人把绑腿解下来接上。绑腿解了，腿就没了绑，走山路走不稳。有人摔倒了，膝盖磕在石头上，爬起来，把担架扶稳了，接着走。
有个伤员在担架上说：“大姐，你们歇一下嘛。”
抬担架的人说：“不歇。到了永宁铺再歇。”
“还有多远？”
“快了。”
其实还远。但这句话要说，说了伤员才不哼。
第三章 剑门关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剑阁。
剑阁是剑门关所在地，川军田颂尧一个旅驻防。县城被红军攻克后，敌人不甘心，援军正在赶来。第一团的任务是守城阻援。
命令下来之后，第一团做的第一件事是涂脸。乌泥端上来，兑了水，搅成稠糊糊。女兵们用手指蘸着泥往脸上抹，从额头抹到下巴。然后把头发塞进军帽里。二十岁左右的女红军，全身戎装，脚穿草鞋，腿打绑带，从远处看，俨如男兵。
有人抹到一半，泥不够了。旁边的人把自己的泥盆推过来：“用我的。”抹完了，互相看了一眼，谁也认不出谁。有人笑了一声，笑声从泥壳子后面传出来，闷闷的。
张琴秋的命令是：稳扎稳打，以逸待劳，等敌军贴近后再打。
增援的川军本来就斗志不高，还没站稳，就被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打了回去。战事胶着的时候，女红军开始在阵前喊话。对面的敌军一听声音，叫嚣起来：“原来尽是些婆娘！冲上去！哪个逮到哪个领回去！”
阵地上有人听见这句话，手指在扳机上紧了一下。旁边的人骂了一句，声音很低。
张琴秋没有理会阵前的叫嚣。她派侦察队摸出去，抓回来一个“舌头”。审出来的布防情况摊在地上，她蹲着看了很久，然后下令：退。
队伍往后撤。撤得像真守不住了。敌人跟上来了，队形散了，步子大了。有人一边撤一边嘀咕：“打了半天，撤了？”旁边的人说：“团长有安排。”那人说：“啥安排？”旁边的人说：“不晓得。跟着走就是了。”
第二天黄昏，命令传下来，只有一个字：“转。”
女兵们转身。泥壳子绷在脸上，夕阳照过来，看不清前面的路，只看见前面的人已经在跑。从撤退变成冲锋，脚步从散乱变成密集。川军没有料到。他们追得正顺手，迎面撞上一片泥糊糊的脸和刺过来的枪。
激战两昼夜。川军一个旅全军覆没。第一团俘获包括该旅旅长在内的百余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
打扫战场的时候，有人蹲在地上，脸上的泥壳子裂了好几道，汗从裂缝里淌下来。旁边的人走过来，脸上的泥也花了，露出底下一道白印子。
“没死？”
“没死。”
“把脸洗了。泥干了，痒。”
蹲下去，用手掌搓脸上的泥。搓干净之后，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还是那张脸。但刚才顶着泥壳子往前冲的那个人，好像比这张脸要硬一些。
剑阁之后，第一团继续往前。五月配合攻打伏泉山，五月中旬配合红三十军、红九军攻下千佛山、西大垭口，在土门击溃了敌人马队。此后在伏泉山、千佛山一线阻击敌人达两个月，掩护主力西进。
阻击阵地上，每天挖工事，修堑壕，等敌人上来，打回去。有人蹲在阵地上，想起石磨玉——石磨玉在江里撑船牺牲的消息已经传过来了。那人想，石磨玉在江上撑船的时候，自己正在剑门关涂脸。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月。一个在江里，一个在山上。都在打。
第四章 喇嘛寺
一九三五年六月，杂谷脑。
第二团接到命令：打喇嘛寺。寺里是刘湘的一支部队和一伙反动武装喇嘛，一百来号人，枪弹充足，墙高壁厚。平时这些人拿枪打红军外出筹粮的人，就连在庙外野地摘野菜的妇女独立师战士，也被他们开枪射杀过。
团长曾广澜从总部回来，把几个连长叫到一起。她旁边站着张琴秋，师长也来了。张琴秋说得很直接：“主力都在外围，离得远。总部机关里最大的武装力量就是我们。这仗，我们自己打。”
有人问：“师长，怎么打？”
张琴秋蹲下去，在地上画了几条线。三条线从三个方向指向一个圆圈。“庙门在这里。正面两路，佯攻，把门敲开。后面一路，我带，从后山上去，等信号。”她看了曾广澜一眼，“信号弹，曾政委打。”
曾广澜说：“我打。你们看见红的，就往下压。”
有人小声问：“后山怎么上去？”张琴秋说：“夜里摸上去，隐蔽在树林里。天亮之前要到位。”
那天夜里，第二团开始动。一部分人在庙前挖堑壕。铁锹不够，有人用刺刀，有人用手。趴在地上，用刺刀刨土。土是湿的，刨起来不算费劲，但趴着刨，腰像要断。旁边的人把刨出来的土往后传，不能堆高，不能出声。有人听见前面有人在喘气，喘得很重，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天快亮的时候，几条堑壕已经挖到了庙墙跟前。
天亮之后，正面开始佯攻。枪声响了，稀稀拉拉的，不像真打。庙墙上的枪眼里往外还击，也不密。打了一阵，庙门忽然开了，一群人从里面冲出来。
“压回去。”曾广澜的声音不高，但很稳，“别喊。用手榴弹。”
手榴弹在庙门前的空地上炸开，冲出来的人往回缩。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这次冲出来的人更多，喊声很大。
就在这时候，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从曾广澜手里升上去，在天上划了一道弧。
庙后面的山上，树林里忽然动了。一片灰军装从树影里冲出来，从高处往下压。手榴弹从山坡上砸进庙院，爆炸声连着响。张琴秋带着后山那一路，下来了。
“上！”曾广澜站起来，第一个往庙门冲。
跑到门边的时候，庙门被从里面关上，撞得门板响。几个人一起用肩膀顶，顶不开。后面有人喊：“让开！”
一个女兵抱着一根粗大的圆木跑过来。是李素芳，宣汉人，童工出身，平时话不多。李素芳抱着圆木，几个女兵帮她抬着，一起往门上撞。第一下，门板裂了。第二下，门闩断了。
门开了。
人群冲进去。庙院里烟很大，有人在救火，有人在追人。敌人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往后殿跑，有的把枪扔在地上抱着头。
“灭火！先灭火！”张琴秋的声音从院子那头传过来。
有人把枪背到身后，抓起墙角一只木桶，往火边跑。火是从仓库里烧出来的，粮食和盐巴堆在里面，火苗已经舔到了麻袋边。桶里的水泼上去，又跑回去打水。李素芳也在泼，一边泼一边骂：“狗东西，烧粮食。”
火扑灭的时候，有人袖子烧了一个洞，手背上烫了一块，没有感觉到疼。
打扫战场用了很久。枪堆在院子里，一支一支往里扔。后来有人告诉她数字：六百多支。粮食从仓库里搬出来，麻袋摞起来比人高，还有砖茶、酥油、盐巴，院子里拴着牛马羊。
四十多个女红军牺牲。
李素芳蹲在庙院墙根下面，把手背上的烫伤浸在水盆里。旁边有人走过来，在她旁边蹲下。
“多少？”
“什么多少？”
“我们的人。”
李素芳沉默了一下。“四十多个。”
那人把手从水盆里拿出来。手背上的皮皱起来，白生生的。看了一眼院子那头，张琴秋站在庙门口，正在跟王维舟说话。曾广澜在旁边，手里的信号枪还没有收起来，枪管指着地面。
“李素芳。”
“嗯。”
“你撞门的时候，怕不怕？”
李素芳想了一下。“怕。但门不开，里面的人就还在打枪。开了门，就轮到我们打了。”
那天晚上，队伍撤出喇嘛寺。粮食和盐巴被总部派来的人搬走了，几百人排成队，从庙里一直排到山下。李素芳站在路边，看着那些粮食从自己面前经过。一袋一袋，沉甸甸的。
旁边有人手里攥着一块从庙里带出来的酥油，掰了一半递给她。
“吃。”
李素芳咬了一口。酥油是咸的，有点腥，但在嘴里化开之后，满口都是油香。
“李素芳。”
“嗯。”
“你说，那些打冷枪的人，以后还敢不敢了？”
李素芳看了一眼山下，藏族老乡的房子里亮着灯，有人站在门口往这边看。她把最后一口酥油咽下去。
“不敢了。”她说，“他们看见了。”
藏族同胞后来翘起大拇指，叫她们“女菩萨兵”。
第五章 夹金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夹金山。
王泉媛站在山脚下，抬头往上看。山顶是白的，分不清是雪还是云。
她是妇女独立师的团长（此时师已缩编为团），带着队伍翻山。连长从前面传话回来：“一个跟一个，别掉队。踩前面的脚印走，别踩新雪。”
队伍往山上走。前头的人踩出来的路，后面的人跟着踩。雪很深，一脚下去，拔出来，再踩。走到半山腰的时候，胸口发闷，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肺上。张了张嘴，吸了一口气，不够。
越往上走，风越大。雪打在脸上，像细针扎。手指头冻得发僵，扣在枪托上感觉不到木头了。旁边有人蹲下去了，抱着头，不动了。后面的人绕过去，继续走。
有人伸手去拉蹲下去的人。那是个不认得的姑娘，脸冻得发青。
“起来。”
“走不动了。”
“走不动也得走。蹲在这儿，没人背你。”
“你们走嘛。我歇一下。”
那人蹲下去，把姑娘的胳膊架在自己肩膀上。“起来。我架你走一段。”
姑娘抓着她的手站起来，踉跄了一下，跟着走了。走了十几步，问：“大姐，你叫啥？”
“先别问。走。”
走到山顶的时候，风更大了。有人喊了一声：“往下走！别停在山顶上！”架着人往下走，脚底下一滑，两个人一起往下滑了几丈，撞在一块石头上才停住。爬起来，摸了一下膝盖，疼，但还能走。
“没事吧？”
“没事。”
“骨头断了没有？”
站起来走了一步。膝盖疼，但腿没断。“没断。”
“那就走。”
那个姑娘也爬起来了，拍了拍身上的雪，跟着往下走。翻过夹金山之后，队伍重新整队，那个姑娘不见了。在队列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没有人问。问了也没用。
翻越夹金山前，王泉媛来了月经。没有纸，没有布，什么都没有。她裹紧单衣，捂着肚子，拄着木棍朝山顶爬去。经血顺着腿往下淌，浸湿了裤子，她没有停下来。走到山顶的时候，风更大了。有人喊了一声：“往下走！别停在山顶上！”
她往下走。腿在抖，膝盖在抖，但她没有停。
第六章 草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草地。
第一天进草地，有人踩进一个泥沼里，泥漫到小腿。旁边的人把她拽出来，两个人都摔在草皮上。
“这地方看着是草，底下是泥。”她把鞋脱下来倒泥水，“踩上去就往下陷。”
“踩前面人踩过的地方。”
“前面人踩过的地方也陷呢？”
没有回答。两个人站起来，继续走。
草地的路，记不清走了几天。只记得脚是湿的，一直是湿的。草皮踩下去是软的，泥水从草鞋的破洞里渗进来，脚趾头泡得发白，后来不白了，变成一种灰扑扑的颜色。
粮食断了。前面的人把能吃的野菜挖光了，后面的人只能嚼草根、啃树皮、煮皮带。
有人把皮带煮了。切成小块，放进锅里，煮了很久，煮软了，捞起来嚼。嚼起来像咬自己的舌头。
有人煮皮鞋底。皮鞋底煮软了跟皮带一个味。旁边的人说：“那你多煮点。分我一块。”那人说：“行。拿你的皮带换。”另一个人说：“不换。我的皮带还得留着。”那人说：“那你说个啥。”
几个人围着火堆，嚼着各自嘴里的东西，谁也没有再说话。
陶才桢是妇女独立团里的一名普通战士。过草地时，她来了月经，血顺着腿流，浸湿了裤子。她一个人跑到水塘边，蹲下去，用发黑的污水洗裤子。水是黑的，发臭，上面漂着草屑。她蹲在那里，洗了很久。
旁边有人走过来，蹲在她旁边。“来了？”
“嗯。”
“有东西没有？”
“没有。”
那人从自己衣服上撕了一条布递给她。“先用着。”
陶才桢接过布条，在水塘里洗了洗，拧干了，攥在手里。“你呢？”
“我还有一块。够用。”
陶才桢把布条用上了。站起来的时候，她看了一眼那个水塘，黑水，草屑，什么也看不出来。
后来很多女兵都不来月经了。不是不来了，是身体不来了。过草地到第二个月，该来的时候没来，下个月也没来。没有人说这件事，没有人问。但每个人都知道，身体在把不必要的东西一样一样关掉，好把力气留给走路。
草地走了一个月，队伍减员严重。有人陷进泥沼里，旁边的人伸手去拉，自己也陷进去了。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没有声音，没有遗言，后面的人绕过去，继续走。
有一天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脚踩不到底了。泥从脚踝漫到小腿，往下陷。
“拽我！”
后面的人一把拽住背包带，往后拖。身体往前扑，趴在草皮上，两只手抓住旁边的草根。后面的人一边拖一边喊：“别动！别蹬！”
趴着不动。后面的人使劲拖，从泥里拔了出来。两个人都躺在草皮上喘气。
“谢了。”
“谢啥。”后面的人翻了个身，看着天，“你陷进去，我少个人抬担架。”
笑了一下。笑完了，站起来，把枪捡起来，背好。
“你刚才要是没拽住，我也就没了。”
“拽住了。”后面的人也站起来，把身上的泥拍了拍，“说这些干啥。走。”
第七章 腊子口
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日。
连队接到命令：腊子口。三十米宽的山口，敌人一个营堵在前面，后面还有土司骑兵咬着尾巴。这个连的任务不是冲锋，是护送五百多名伤病员过口子。
谭怀明是副连长。连长向翠华带一个排在前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一个排在伤员侧翼掩护，谭怀明带剩下的断后。
谭怀明正在系绑腿，系得很紧，系完了站起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都听着。”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伤员过完，我们走。伤员没过完，我们不走。谁跑，我毙了谁。”
没有人说话。前面是山口，担架一副接一副往里面挪。后面是马蹄声，从远处传过来，闷闷的，像雷滚在石头底下。
第一批担架过来了。抬担架的两个人一副，伤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腿上的伤用破布裹着，血渗出来。他疼得咬嘴唇，但不出声。
“疼就喊。”抬担架的人说。
“不喊。喊了你们更慌。”
“不慌。你躺着。”
第二副担架过来。第三副。第四副。抬完一副，跑回去抬下一副。峡谷里全是人，抬担架的、扶伤员的、背药箱的，挤在一条窄道上。向翠华在前面开路，时不时传回来一句话：“前面有石头，抬稳。”“左边有沟，靠右走。”
刘桂兰在侧翼，带着二排的人散在乱石堆后面，枪口朝外。
马蹄声近了。一百多骑兵从峡谷拐角后面涌出来，马刀在太阳底下闪成一片。谭怀明把枪举过头顶。
“一排，放！”
第一排枪打出去，几匹马栽倒了。抬担架的人把担架换了个肩膀，继续往前走。不能停下来。后面在打，前面还有担架要过。
第二批枪打出去。然后听见了马刀砍在石头上的声音，就在后面不远。
“走。”抬担架的人把担架往上颠了一下，抬稳了，“我们的担架没过完。”
伤员在担架上说：“大姐，放我下来嘛。我自己爬。”
“你爬得比担架慢。”
“那你们跑嘛。”
没有理他。迈着步往前走，一步也不停。后面的喊杀声、马叫声、刀碰刀的声音混在一起，听不清谭怀明在喊什么，只听见有人在喊“打”，有人在喊“走”，然后是一声很长的马嘶。
又一副担架抬过来。这副担架上的伤员年纪大一些，是个排长，肚子上缠着布，血已经把布浸透了。他睁着眼睛。
“大姐，后面打成那样，你们不回去？”
“回去干啥？回去谁抬你们？”
排长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那个排，上来的没几个了。”
把担架抬稳了。“你躺好。出去了再说。”
排长闭上了眼睛。
第三批枪打出去之后，后面安静了一小会儿。然后听见了谭怀明的声音，比之前哑了，但还在喊：“左边！左边上来了！压回去！”
没有回头。抬着担架往前走，脚底下的碎石踩得咯吱响。
“你回头看一眼嘛。”
“不看。”
“为啥？”
“看了就走不动了。”
最后一副担架拐进隘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谭怀明站在一块石头上面，额头上的血淌到下巴，手里的枪还在打。她旁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但没有一个人往后退。谭怀明把枪换了个手，从腰里摸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扔了出去。烟腾起来，她蹲下去，又站起来，手里换了一把刀。
“过了！”喊了一声。
谭怀明听见了。她转过头，看了一眼。然后她把刀举起来，对着剩下的人喊了一个字：“走。”
两个人往隘口里跑。马蹄声还在后面响，但隘口窄，马队挤不进来，追到入口就慢了下来。跑进去之后又回头看了一眼。谭怀明还站在那块石头旁边，靠着石壁，枪拄在地上，身边的人已经不多了。
后来才知道，谭怀明活了下来。但那一排人，七十多个，没有站起来。五百多名伤病员，全部通过了腊子口。
出了隘口，蹲在路边，喘气。旁边的人把鞋脱下来，倒出一鞋壳的碎石。
“你刚才真的没回头？”
“回了一次。最后一次。”
“看见啥了？”
“看见谭副连长站在石头上。额头上全是血。”
“她活下来没有？”
“活下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的。”
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人，手里还攥着枪，在旁边蹲下。“你说，我们算不算打了胜仗？”
想了一下。“伤员都过来了。”
“那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看了她一眼。“死那么多人，就是为了让伤员都过来。”
那人没有说话。低下头，把枪放在膝盖上，擦了一下枪管上的土。擦完了，站起来，走了。
第八章 师改团
一九三六年四月，炉霍。
整编的命令下来的时候，部队正在休整。传话的人说，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独立团。减员太严重了，凑不满一个师。
从一九三五年三月过嘉陵江，到一九三六年四月，一年多。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减员的原因写在行军的路上，不写在战报里。雪山上的风、草地里的泥、经期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的绞痛、闭经、浮肿、被冷枪打死的掉队者。
从两千五百多人，缩到一个团。番号改了，人凑不满。
“师”这个字还在嘴上，“团”这个字已经进了命令。
那天晚上，有人坐在火堆旁边擦枪。擦完了，把枪横在膝盖上，看着火堆。
“你说，等仗打完了，你想干啥？”
旁边的人想了一下。“回去找我妈。不知道还在不在。”
“你家哪儿的？”
“巴中的。你呢？”
“通江边上的。我也不知道我妈还在不在。”
把枪抱在怀里。“你说，我们走了这么远，死了这么多人，到底为啥？”
“为了后头的人不用再走这么远。”
“后头的人是谁？”
“不知道。后头的人就是后头的人。”
那人把这句话想了一下。“你说得对。后头的人就是后头的人。”
她把枪横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走？”
“走。”
没有人说什么。第二天早上照常出操，照常训练。只是点名的时候，画圈的名字比上一次多了。
队列短了，但还在走。
第四卷 河
第一章 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宁。
队伍是傍晚到的。何秀英走在队列里，脚上的草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脚趾头从前面顶出来。她旁边是李秀芳，脸上灰扑扑的，头发长出来一寸多，支棱着，像田里没收干净的麦茬。绑腿断过又接上，接头的地方鼓着一个疙瘩。
“到了。”李秀芳说。
何秀英抬头看了一眼。会宁城的城墙是土夯的，不高，城门洞开，里面外面全是人。穿灰军装的，穿便衣的，扛着枪的，拄着棍的，从不同的方向往同一个门里走。城墙上插着旗子，不是一面，是很多面，被风吹得往一个方向倒。城门上有人往下撒传单，纸片被风卷起来，在半空里翻。
前面有人喊了一声，何秀英没听清喊的是什么。然后队伍就乱了。没有人下令，没有人吹哨，队列自己散了。有人把背包从肩上甩下来，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往城门里跑。
“走，进去看看。”李秀芳拽了她一把。
两个人进了城。街两边全是人。有个女兵被几个人抬起来往天上抛，抛一下，接住，又抛一下。那个女兵在半空里喊：“撂高我只怕摔下，我都哭了！”旁边的人笑，笑完了又哭。
李秀芳站在街中间，看着那些人，忽然说了一句：“我们活着到了。”
何秀英看了她一眼。李秀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草鞋底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她笑了一下，把脚趾头缩回去。“活着到了。”
会师的热闹没有持续几天。
何秀英是在第四天还是第五天听到整编命令的，她记不清了。传话的人说，全体女同志集中，检查身体，体质合格的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
“检查身体？”李秀芳从铺上坐起来，“怎么检查？”
“不知道。去了就知道了。”
检查是在一间民房里进行的。何秀英进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有人脱了上衣让穿白褂子的人看，有人张开嘴。轮到何秀英，白褂子让她走两步，蹲下去，站起来，又捏了捏她的小腿和胳膊。
“腿上有伤？”
“磨的。”
“能不能跑？”
“能。”
白褂子在纸上画了一个勾。
何秀英从民房里出来，李秀芳已经在外面等了。“过了？”
“过了。你呢？”
“过了。”李秀芳把胳膊抬起来，握了一下拳头，“我说我背煤出身，胳膊有劲，他就画勾了。”
何秀英被编进了妇女抗日先锋团。她后来知道，全团一千三百多人，三个营，九个连。和她一起从草地走过来的女兵，有的编进来了，有的没有。没有编进来的人去了哪里，何秀英不知道。她只看见队列比在长赤的时候短了，比在旺苍坝的时候更短。两千多人走到会宁，剩下了一千三百多。
整编大会上，何秀英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见王泉媛。
王泉媛站在队列前面，二十四岁，个子不高，绑腿扎得紧，头发剪得短，贴着头皮。脸晒得黑，颧骨上有风沙磨出来的糙皮。她旁边站着吴富莲，政委，二十五岁，大眼睛，方脸盘，比王泉媛高一些，站得很直。曾广澜也在，何秀英认得她，从通江捏她脚背的那时候就认得。曾广澜现在是副团长兼特派员。还有一个何秀英不认得的年轻女人站在旁边，后来有人告诉她，那是彭玉茹，参谋长。政治处主任是个看起来比何秀英还小的人，叫华全双，四川巴中人，十七岁。
王泉媛开口了。
“从今天起，你们是妇女抗日先锋团。”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每个字都像用刀刻在木头上，“先锋，就是走在最前面的意思。”
队列里没有人说话。
“我们是女的。但上了战场，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女的就不打你。”王泉媛停了一下，“我们走在最前面，不是去送死。是去告诉后面的人，这条路能走。”
李秀芳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何秀英，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何秀英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这个团长说话也硬”。
整编之后的队伍，和以前不一样了。
衣服换了。能换的都换了，补丁摞补丁的军装收起来，换上稍微齐整一些的。何秀英分到一套灰军装，袖子长了一点，她挽了两道。李秀芳分到的裤子短了一截，脚踝露在外面，她说“正好，走路凉快”。
枪也换了。何秀英领到一支马枪，比她之前用的那支短，枪托上的木头是新的，还没被手汗浸黑。子弹袋里装了五发子弹。她把子弹一颗一颗推进弹仓，推一下，数一下。推到第五颗，拉上枪栓。李秀芳在旁边也数，数完了说：“五发。”
“五发。”
“够不够？”
“不够也得够。”
任务也变了。以前在运输队抬担架，在后方保卫医院。现在命令上写的是：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何秀英不知道宁夏战役计划是什么。她只知道要过黄河。又一条河。
李秀芳问一个干部：“宁夏在哪儿？”
那干部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北边。过了黄河往北。”
“那边有敌人没有？”
“有。”
李秀芳把枪抱在怀里，想了一下。“有就有。反正过了江，过了河，也不差这一条。”
渡河的命令是十月下旬下来的。
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何秀英和李秀芳坐在营房外面。会宁的十月比川北冷得多，风从城墙外面灌进来，带着沙土。李秀芳把枪横在膝盖上，擦枪栓，擦了很久。
“何秀英。”
“嗯。”
“你说，这回过了河，还能不能回来？”
何秀英看着城墙的方向。城墙上有人在换岗，脚步声在夜色里响了两下，停了。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李秀芳把枪栓拉上，又拉开，“但我跟你说一件事。”
“说。”
“我背煤的时候，从煤窑里出来，脸上除了眼白全是黑的。那时候我想，我这辈子就是黑的了。后来到了独立营，有了枪，脸涂黑了还能洗掉。现在要过河了。过了河，脸可能又得涂黑。但我不怕了。”
何秀英没有说话。她把自己的枪也拿过来，擦了一遍。枪管是凉的，擦完了握在手里，慢慢有了温度。
“李秀芳。”
“嗯？”
“过了河，你走前面，我走后面。”
“你枪打得比我准，你走前面。”
“你手榴弹扔得比我远。”
李秀芳想了一下。“那还是你走前面。你打远了，我扔近了，正好接上。”
何秀英把枪背好，站起来。“行。说好了。”
李秀芳也站起来，把枪背好。“说好了。”
两个人走回营房。街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搬东西。会宁的夜风里混着各种声音，何秀英听着，觉得和以前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以前是走，现在是等。等过了河，就要打了。
第二章 渡黄河
渡河的命令是傍晚传下来的。
何秀英正在检查子弹袋。李秀芳从连部跑回来，把枪往铺上一扔。
“渡河。靖远。虎豹口。”李秀芳喘了一口气，“今晚就走。”
“怎么过？”
“船不够。羊皮筏子也不够。能蹚的地方蹚，不能蹚的地方，拽着走。”
何秀英没有说话。她想起嘉陵江的竹扎便桥，桥上的窟窿，李秀芳在前面喊“看见窟窿就跨，别停”。她看了一眼李秀芳。
“这回没有桥。”
“我知道。”李秀芳把枪捡起来，背好，“没有桥就蹚水。你怕水？”
“不怕。”
“那就走。”
到虎豹口的时候，是半夜。
何秀英站在河岸上，看不见对岸。黄河的声音比嘉陵江大，闷闷的，像从地底下滚上来的。河面比她想的宽得多，黑沉沉的一片，风把水汽吹到脸上，冷得刺人。
前面的人已经开始下水了。没有人脱衣服，枪举过头顶，人走进河里，水淹到腰，淹到胸口，淹到下巴。何秀英看见前面的绑腿在水里晃，晃着晃着就看不见了，只剩下举在水面上的枪管和手臂。
“到你了。”李秀芳在后面推了她一把。
何秀英走进水里。冷。水像刀子一样割在腿上、腰上、胸口上。脚底下是滚动的石头，踩不稳，每一步都在滑。她把枪举高，手指扣在枪托上，扣得发白。前面的人拽着更前面的人，一个拽一个，像一串拴在一起的石头，往对岸挪。
何秀英踩到一块石头，脚下一滑，整个人往旁边歪。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她的领子，把她拽直了。
“走稳。”李秀芳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喘着粗气，“别往两边看。”
何秀英把步子踩实了，往前走。水从胸口退到腰，从腰退到腿，最后踩上了泥。她上了岸，站在西岸的河滩上，风一吹，湿透的军装贴在身上，牙齿开始磕碰。回头看河面，还有人在水里走，黑黢黢的影子，举着枪，一个接一个。
李秀芳从水里走上来，站在她旁边，甩了甩袖子上的水。“过了。”
“过了。”
何秀英蹲在河滩上，把鞋脱下来，倒出里面的水和石头。旁边有人在喊：“别停！往前走！到前面集合！”她把鞋穿上，站起来，跟着人群往前走。湿衣服贴在身上，风一吹，冷得她缩了一下脖子。但她没有停。
过了河，队伍没有停。
何秀英后来才知道，渡河的不止她们。红三十军、九军、五军、总部机关、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两万一千八百多人，从靖远虎豹口过了黄河，组成了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一千三百多人，是总部直属的一支部队，跟着总部走，走在队伍的中间。
“中间”在河西走廊很快就不存在了。
过河第二天，队伍往北走的时候，前面传下来命令：停止前进，就地警戒。何秀英蹲在路边，把枪架在土坎上，往前看。前面是一片戈壁，灰扑扑的，看不到边。
“敌人？”李秀芳凑过来。
“不知道。前面停了，让等。”
等了半个钟头，命令又传下来：继续走。何秀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刚走了几步，后面响起一阵马蹄声，密集的，不是自己人。
“散开！”连长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散开！路边！枪上膛！”
何秀英往路边跑，趴在一个土坎后面。马蹄声越来越近，她看见一队骑兵从侧面的戈壁滩上冲过来，灰黄色的马，灰黄色的人。她拉枪栓，推子弹，枪托抵在肩膀上。
“打！”
何秀英扣了扳机。前面的马倒了，人摔下来。她又打了一枪。骑兵没有冲过来，在射程外面兜了个圈子，掉头跑了。
何秀英趴在土坎后面，手指还扣在扳机上。
“跑了？”李秀芳在旁边问。
“跑了。”
“这是啥意思？过来看一眼就跑？”
何秀英把枪收回来，站起来。“不知道。但肯定还会来。”
李秀芳也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那就等着。”
第三章 一条山
马家军的骑兵来得快。今天在这个堡寨，明天在那个庄子，马蹄声说来就来。
何秀英第一次真正跟马家军交手，是在一条山。
红三十军占了堡寨，用民房和断垣残壁做掩体。妇女团跟着总部机关，在一条山南面的小围寨里。围寨不大，墙是土夯的，马家军的炮打过来，墙就塌一块。何秀英趴在断墙后面，把枪架在土块上。李秀芳在她旁边，手榴弹摆在脚边，一颗一颗排好。
“等近了再打。”何秀英说。
“知道。你打远的，我扔近的。说好了的。”
骑兵冲上来的时候，何秀英开了第一枪。马倒了，人摔下来。第二枪，又倒了一匹。李秀芳的手榴弹扔出去，在冲上来的马队中间炸开，烟和土腾起来，马匹往两边乱窜。但敌人太多，前面的倒了，后面的又上来。
打到一半的时候，何秀英听见旁边有人在喊。她扭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断墙下面，二营营长何福祥正蹲在一个女兵旁边。那女兵的肚子上缠着布，血已经浸透了。何秀英看见何福祥帮她包扎，但那女兵忽然自己坐了起来，把流出来的肠子往腰里一塞，缠紧，又端起了枪。何秀英看着她打了一枪，又打了一枪，然后靠着墙，不动了。脸上是笑的。
何秀英转回头，继续打。她不知道那个女兵叫什么名字。她只知道，那个人死之前，还在开枪。
“何秀英！”李秀芳在旁边喊了一声，“左边上来了！”
何秀英调转枪口，往左边打。骑兵退了，又从右边上来。她们打到天黑，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
天黑之后，枪声停了。何秀英靠着断墙坐下来，手在抖。李秀芳坐在她旁边，把剩下的手榴弹收拢，数了一下。
“还剩三颗。”
“留着。明天用。”
李秀芳把手榴弹别在腰里，掏出半块干饼，掰了一半递给何秀英。何秀英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不下去。
“何秀英。”
“嗯。”
“你说，那个女兵，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她肠子流出来，还塞回去接着打。”
何秀英没有说话。她把干饼咽下去，喝了一口水。
“李秀芳。”
“嗯。”
“咱们要是也打到那一步，你怎么办？”
李秀芳想了一下。“塞回去。接着打。”
“好。”
一条山打退了敌人。妇女团缴获了三十匹骆驼。骆驼被牵回来的时候，李秀芳跑过去看，伸手摸骆驼的脖子。
“这玩意儿比马高。”李秀芳说。
“比马慢。”何秀英说。
“但能驮东西。能驮伤员。”李秀芳拍了拍骆驼的背，“比我们俩的肩膀强。”
骆驼后来真的驮了伤员。何秀英看见骆驼背上绑着担架，重伤员躺在上面，骆驼一步一步走，比人抬稳当。李秀芳站在路边，看着骆驼走过去，说了一句：“三十匹。能驮三十个。”她没有说剩下的怎么办。
古浪土门的事，是何秀英后来听说的。
三营被马家军的“黑马队”截住了。一营、二营已经过了封锁线，三营在后面，被骑兵切断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用大刀，大刀卷了刃，用石头。三营一百多人，用命给部队蹚开了一条路。
有一个女排长，腿被打断了，自己要求留下来掩护。她抱着机枪，拖着断腿，趴在围墙后面，等马家军上来的时候猛扫，打得敌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子弹打完了，她把机枪砸坏，被俘了。后来敌人用马刀割了她的舌头，剜了她的奶头，豁开肚子，塞进了石头。
何秀英听完这些，没有说话。李秀芳坐在旁边，手里攥着一块石头，攥了很久。
“三营的？”李秀芳问。
“嗯。”
“我认得一个，三营的，以前在运输队背过粮。”
何秀英没有问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问也没有用。
第四章 永昌
永昌、山丹的城墙，是冬天补的。
妇女团跟着总部进了永昌城，任务写在命令上还是那几样：保卫机关，转运伤员，运送弹药。但永昌的城墙被马家军的炮打塌了好几次。白天打塌，晚上补。何秀英和李秀芳都去补过城墙。
土块从下面往上递，人搭人梯，一个踩一个的肩膀。土块码上去，浇水。戈壁滩的冬天冷，水渗进土里，一夜冻成冰。冻住的墙比干土硬。
“这墙能挡住炮弹？”李秀芳问。
“挡不住。”
“那补它干啥？”
“补了，明天还能挡子弹。”
李秀芳没有再问。她把下一块土块递上去。
有一天夜里补墙，何秀英的手碰到水，冷得她缩了一下。旁边一个女兵把自己的手套摘下来递给她：“戴上。”何秀英看了一眼那女兵的手，手套只有一只。她说：“你呢？”那女兵说：“我还有一只手。”何秀英接过来戴上了。第二天早上，那个女兵的手冻裂了，裂口里渗着血。何秀英把手套还给她，她没有接：“你戴着。你们要打仗。”
何秀英把手套收下了。
十二月底，妇女团从永昌撤出来的时候，何秀英发现队列又短了。
她和李秀芳走在一起，前面后面都是灰军装，但比会宁的时候少了很多。有人说，妇女团已经不足一千人了，要分散到各军去。王泉媛和彭玉茹带一营跟总部，华全双带二营跟九军，曾广澜和吴富莲带三营跟五军。何秀英和李秀芳被分在了一营，跟着总部。
李秀芳把背包带紧了紧。“分开了。”
“嗯。”
“三营那些人，以后还见得着不？”
何秀英看了一眼远处，三营的人正在往另一个方向走。队列不长，灰扑扑的，很快就拐进了山沟里，看不见了。
“不知道。”何秀英说。
李秀芳把枪换了个肩膀，没有再问。两个人跟着一营的队伍，往临泽的方向走。风从戈壁滩上刮过来，带着沙土，打在脸上。
“李秀芳。”
“嗯？”
“骆驼还在不在？”
“在。总部那边。”
“那伤员还有人驮。”
李秀芳看了她一眼。“对。还有人驮。”
第五章 临泽
一九三七年一月，临泽城。
城墙是土夯的，不高，但厚。妇女团一营跟着总部直属队进城的时候，何秀英看见城墙上每隔几步就站着一个人，抱着枪，脸朝外。李秀芳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你看。”
何秀英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城墙根下堆着一堆一堆的砖头、石块、木料，还有砸碎的瓦片。没有人解释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她知道了：弹药不够，砖石就是弹药。
城里的气氛和外面不一样。街上很安静，铺子关着门，偶尔有人从门缝里往外看一眼，又缩回去。何秀英看见几个穿白褂子的人在匆匆忙忙地走，抬着门板，门板上躺着人。伤员。
“我们守城。”李秀芳把枪从肩上卸下来，靠在墙根，“守到总部走。”
何秀英点了点头。她不知道“守到总部走”是多久。没有人告诉她。
守城的第一天，秦基伟把所有人叫到一起。
何秀英之前听过这个名字。但她没有见过本人。现在秦基伟站在临泽城的院子里，瘦，脸色不好，手指头上缠着布。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听清了。
“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
就这一句。没有第二句。
然后他把所有人编了队。警卫连、妇女团、机关干部、勤杂人员，不分战士干部，统一编成班、排、连。何秀英和李秀芳被编进了城墙东北段的一个排里。排长是个男的，警卫连的，脸上有一道旧疤。他看了何秀英和李秀芳一眼，没有问她们会不会打枪，只说了一句：“墙塌了，就堵。人上来了，就砸。”
何秀英把枪靠在城墙垛口上，蹲下来，把脚边的石头拢了拢，码成一堆。
李秀芳在她旁边蹲下来，也码了一堆石头。“何秀英。”
“嗯。”
“你说，这城墙能撑几天？”
“不知道。撑到总部走。”
“总部啥时候走？”
“不知道。”
李秀芳把一块石头在手里掂了掂。“那就撑到知道的时候。”
马家军的炮是第二天拂晓来的。
何秀英蹲在城墙后面，先是听见远处一声闷响，然后整个城墙抖了一下。砖头和土块从头顶落下来，砸在她的钢盔上，叮当响。烟雾和尘土腾起来，什么都看不见。她旁边有人咳嗽，有人骂了一句。
炮停了之后，她听见外面有人在喊，然后就是梯子磕在城墙上的声音。
“上来了！”排长的声音从左边传过来。
何秀英站起来，把枪架在垛口上，往下看了一眼。城墙下面全是人，灰黄色的，抬着梯子往墙上靠。她开了一枪，没看清打没打中。旁边李秀芳已经把手榴弹扔下去了，炸烟腾起来，梯子歪了一下，又立住了。
“石头！”排长喊。
何秀英扔了枪，抱起脚边的石头，举过头顶，往下砸。石头砸在梯子上，梯子晃了一下。她又抱起一块，砸下去。李秀芳也在砸，一边砸一边骂，骂的是什么听不清，声音被喊杀声和爆炸声盖住了。
那天打退了三次。城墙上有缺口，但不深。天黑之后，何秀英靠着墙坐下来，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胳膊一直在举石头，停不下来。李秀芳坐在她旁边，手上全是土和血，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何秀英。”
“嗯。”
“你脸上有泥。”
何秀英抬手抹了一下。泥是湿的，带着一股土腥味。她想起剑门关，想起张琴秋下令涂脸的那个晚上。那时候涂泥是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来。现在涂泥，是因为没有水洗脸。
城墙被轰塌的那天下午，何秀英正在东北段上。
炮声和之前不一样，更密，更近。然后是一声闷响，比所有炮声都重，脚下的城墙猛地一震，半截胸墙塌了下去。砖头、土块、人，一起往下滑。何秀英抓住了旁边一根木桩，没有滑下去。她听见有人在喊“缺口”，然后就是梯子磕上来的声音。
排长从左边跑过来，脸上全是土，一只眼睛睁不开。“堵！堵住！”
砖头、石块、木料，有什么扔什么。何秀英抱着半截砖墙的碎块往缺口跑，缺口不大，但够一个人爬上来。她把砖块扔进去，李秀芳跟着扔。但砖块不够，缺口堵不上。敌人已经爬上来了，第一个头从缺口里探出来。
何秀英看见一个女兵冲上去。头上缠着绷带，胖胖的，何秀英不认得她的名字。她抱起一块大石头，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砸下去。那个刚把头探进来的敌人不见了。
更多的敌人往上涌。李秀芳把枪一扔，从绑腿里抽出刺刀，往前捅。何秀英也把刺刀抽出来，两个人并排站在缺口边上，捅一个，推下去，再捅一个。有人在后面递砖头，递石头。打了不知道多久，敌人的势头弱了，退下去了。
何秀英蹲在缺口边上，刺刀上沾着血，手在抖。李秀芳靠在她背上，喘着气。
“堵上。”排长走过来，脸上多了一道口子，“今晚必须堵上。”
那天夜里，何秀英知道了什么叫冻墙。
砖头和石块垒上去，没有泥，没有石灰。有人提来一桶水，泼在砖石上。戈壁滩的冬天，水渗进去，很快就冻住了。一层砖，一层水，冻一层，再垒一层。
何秀英跟着传砖，李秀芳跟着泼水。手碰到水，冷得像被咬了一口。但没有人停。天亮之前，缺口堵上了，冻得硬邦邦的，用枪托敲都敲不动。
何秀英靠着新冻好的墙坐下来，把冻僵的手塞进衣服里。李秀芳坐在旁边，嘴里含着一块冰，是刚才从水桶边上掰下来的。
“李秀芳。”
“嗯。”李秀芳含着冰，声音含含糊糊的。
“你说，这墙能撑多久？”
李秀芳把冰咽下去，想了一下。“撑到总部走。”
“总部什么时候走？”
“不知道。”李秀芳把枪抱在怀里，靠着冰墙，闭上了眼睛，“撑到走的时候。”
突围的命令是夜里来的。
何秀英被李秀芳推醒的时候，还以为敌人又上来了。但李秀芳说的是“走”，不是“打”。城墙上有人在跑，有人在拆帐篷，有人在抬伤员。排长从前面跑过来，声音压得很低：“东门。跟着前面的人，别出声。能跑就跑。”
何秀英把枪背上，跟着人群往东门走。东门已经开了，外面是黑的，看不见路。她跑出去的时候，听见后面有马蹄声，从两边响起来。
“抓住女共产，一人给一个做老婆！”
何秀英跑。脚上的鞋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只，她没有停下来捡。碎石扎在脚底板上，她感觉不到疼。李秀芳跑在她旁边，两个人的肩膀撞在一起，又分开。前面有人在喊，后面有人在追。她看见有人倒下去，有人被马撞倒，有人被踩过去。她没有回头看。跑。跑到人少的地方。跑到听不见马蹄声的地方。
天亮的时候，何秀英发现自己蹲在一条干沟里。沟里还有几个人，她不认得。李秀芳不在旁边。
她的脚上全是血，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上还挂着半截草鞋。她坐在沟里，喘着气，手在抖。
“李秀芳！”她喊了一声。
没有人应。
“李秀芳！”
沟里那几个人看了她一眼，没有人说话。何秀英站起来，往沟外面走了几步，又蹲下来。她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后来有人从沟那头走过来，是二排的一个女兵，脸上全是土，认了半天才认出她。
“何秀英？你是一排的？”
“嗯。你看见李秀芳没有？”
“没有。突围的时候跑散了。”
何秀英没有再问。她蹲回沟里，把光着的那只脚缩进衣服下面，抱着枪，闭上了眼睛。
后来她才知道，临泽守城，妇女团一部跟着总部直属队突围出来了，一部分没有。李秀芳没有从临泽城里出来。何秀英不知道她是在城墙上没下来，还是在突围的路上倒下去的。她只知道，从这一天起，她旁边那个位置空了。
第六章 梨园口
何秀英是跟着一营残部走到梨园口的。
从临泽突围出来之后，她跟着几十个人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天。路上又收拢了一些失散的人，凑起来不到一个连。李秀芳不在里面。何秀英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有看见。
到梨园口的时候，是三月十二日凌晨。天还没亮，山口里已经站满了人。何秀英认出了几个面孔，都是一营的。王泉媛站在前面，正跟几个干部说话。吴富莲在旁边，曾广澜也在。华全双蹲在一块石头旁边，正在系绑腿，十七岁的脸绷得紧紧的。
何秀英走过去，找了个石头坐下来。旁边一个女兵递给她一块干饼，她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不下去。
“李秀芳呢？”那女兵问。
“没出来。”
那女兵沉默了一下。“我那个排，就剩我一个了。”
何秀英把干饼掰了一半递回去。那女兵接过去，揣进怀里，没有吃。
天亮之前，命令传下来了。
全团集合。何秀英站在队列里，看见王泉媛站在前面。团长二十四岁，绑腿扎得紧，腰里别着手枪。
“剪头发。一律男装。改用二八六团番号。”
队列里静了一下。然后剪刀开始传。
何秀英接过剪刀的时候，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从会宁整编之后就没有剪过，长出来一寸多长，支棱着，像干了的草。她抓住一把，剪了下去。头发落在肩膀上，落在脚边的石头缝里。旁边有人在剪，咔嚓咔嚓响，没有人说话。剪刀从一个人手里传到下一个人手里。
轮到何秀英后面那个女兵的时候，那女兵拿着剪刀，手在抖。
“剪。”何秀英说。
“我留了两年。”
“剪了还能长。不剪，敌人认出来，连长的机会都没有。”
那女兵抓住自己的头发，一剪子下去。剪完了，摸了一下光头，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没有掉下来。
子弹和手榴弹发下来了。每人五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何秀英把子弹一颗一颗推进弹仓，推一下，数一下。推到第五颗，拉上枪栓。旁边有人在数，数完了把枪栓拉上，拍了一下枪托。
王泉媛的命令从上面传下来，一层传一层，传到何秀英这里的时候，原话是：“等敌人近了再打。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天亮了。敌人来了。
先是炮。炮弹落在山头上，石头崩起来，土块砸在背上。何秀英趴在石头后面，把脸埋在土里，等炮停。她旁边有人在咳，有人骂了一句，声音很低，很快被下一发炮弹盖住了。
炮停了。何秀英抬起头，从石头缝里往外看了一眼。山下有马队，在运动，灰黄色的一片。然后是小股步兵，沿着山坡往上爬。
五十米。三十米。她能看见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的脸，黑黄的，戴着一顶皮帽子。
“打。”
何秀英扣了扳机。第一枪，前面那个人倒下去了。第二枪，又一个。旁边的人也在打，枪声稀稀拉拉的，但每一枪都有人倒下去。何秀英又打了一枪，然后听见枪栓空响了一声。五发子弹，打完了。
她没有时间想。石头就在手边，她抱起来，举过头顶，往下砸。旁边的人也在砸，有人骂着，有人不吭声。敌人退下去了，丢下几十具尸体。
然后又上来了。这一次更多。
打退第几次冲锋的时候，何秀英记不清了。她只记得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早就没了，身边的人在搬石头。石头也不够了。有人开始用枪托，有人从绑腿里抽出剪刀。
何秀英的胳膊上被弹片划了一道，血从袖子里渗出来。她看了一眼，没有管。旁边那个剪头发时手抖的女兵，脸上全是土，嘴唇干裂了，还在搬石头。
“你叫啥？”何秀英问。
“王秀兰。”
“还能搬动不？”
“能。”
“那就搬。”
又打退了一次。然后她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是喊杀声，是唱歌。
声音从山头另一侧传过来的，断断续续的，有人在喘，有人在咳，但调子还在。何秀英听了一下，听出来了。是《国际歌》。她没有听清词，只听见调子，从山头那边飘过来。
她扭头往那边看了一眼。山头的边上，几个人站在一起，手挽着手，背对着悬崖。她认出了其中一个——华全双，十七岁的政治处主任，个子不高，绑腿松了，脸上全是土。她们在唱。
然后是一声炮弹的尖啸。何秀英看见华全双的身体被气浪掀起来，往悬崖下面坠。她挂在半山腰的一根树枝上，晃了一下，不动了。
何秀英想往那边跑，但敌人已经冲到跟前了。她转过身，刺刀往前一送，捅在一个人的胸口上。拔出来，又捅。她不知道华全双后来是被绑腿带拉上来的。那一刻她只看见一个人掉下去了，挂在树枝上，像一个被风吹破的口袋。
往山上撤的时候，何秀英已经找不到任何她认得的人了。
她喊了一声“王秀兰”，没有人应。周围全是人，灰军装的，灰黄色的，混在一起。她往山上跑，脚底下的石头在滚。有人在后面追，马蹄声在石头路上磕出火星。她跑进了一条沟，沟里有人，有男有女，有伤的有没伤的。她蹲下去，喘气，手里还攥着刺刀，刀刃上沾着血，已经干了。
她往沟外面看了一眼。山坡上有人在跑，有人在倒下去。她看见一个女兵被马刀砍中了肩膀，倒下去的时候手还攥着石头。她没有看见王秀兰。
一连连长吴国秀和四十多个女战士没有从阵地上下来。何秀英后来才知道这个数字。五百多人战死，全团只剩不足三百人，被打散了。妇女抗日先锋团，在梨园口，打完了最后一仗。
何秀英是后来被搜山的马家军找到的。
她从沟里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枪了，刺刀不知道丢在哪里，手上全是血。她走了很久，走到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然后被几个人围住了。她看了一眼那些人的脸，灰黄的，戴着皮帽子。
她没有跑。跑不动了。
被押着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梨园口的方向。山头在身后，越来越远。风还在吹，吹过那些石头，那些草，那些没有名字的人。
何秀英把头转回来。前面是路。她不认得这条路，也不知道这条路会把她带到哪里去。但她在心里记了一件事：李秀芳最后说的那句话，是“你打远的，我扔近的”。她不知道李秀芳还在不在。她只知道，在梨园口那个山头上，她们说好了的。
被俘之后的事，何秀英后来很少讲。她只对一个人说过一句话，在很多年以后，对来寻访的人说的：
“梨园口那个山头上，风很大。头发剪了，冷。”
第五卷 散
第一章 被俘之后
梨园口打散之后，被俘的人被押着往西走。
王泉媛被押到武威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马家军把女红军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点着几盏油灯，灯影晃来晃去。几十个被俘的女兵蹲在地上，头发剪得长短不齐，脸上全是土，身上的灰军装破得露了棉花。
军官们从她们面前走过，一个一个看。有人被拉起来，推到一边站着。有人被看了一眼，又蹲回去。王泉媛蹲在人群里，低着头。
一个叫马进昌的团长走到她面前，站住了。他看了她一会儿，回头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这个我要了。”
王泉媛被带到马进昌家里。一间土房，一张炕，一扇窗户。马进昌让人给她换衣服，她不换。让她吃饭，她不吃。马进昌说：“你到了这儿，就得听我的。”王泉媛看着他，没有说话。马进昌打了她一巴掌。她挨着，打完了还是不换、不吃。
吴富莲负伤被俘，被绑在马背上押走。她在马上醒过来，发现自己被绑着，几次试图翻身坠马，但没有力气。到了武威，敌人弄清楚她是妇女先锋团政委，先来软的。审讯室里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茶碗。一个军官坐在桌子后面，让人给她搬了一把椅子。
“坐。”
吴富莲坐下了。
“你是吴富莲？妇女先锋团政委？”
“是。”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
“二十五。”那军官重复了一遍，“二十五岁，当到政委，不容易。你要是肯合作，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个事做。不用受苦。”
吴富莲看着他。“贵军的眼睛不准，把奶奶看歪了。”
那军官愣了一下，脸色变了。“你一个俘虏，嘴还这么硬？”
“我嘴硬不硬，看对谁。”
“你们红军已经败了。西路军完了。你硬撑着，有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已料到了的。”
敌人把她关进监狱。阴暗潮湿，没有窗户，没有床铺，只有柴草铺在地上。
华全双在石窝山跳崖后被炮弹掀下悬崖，挂在树枝上。战友用绑腿带把她拉上来的时候，她三处负伤，昏了过去。拉她的人说：“别往下看。往上走。”她往上走，走了几步，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的时候，她躺在一个山洞里，旁边守着两个战友。那两个人后来也散了，剩下她一个人。她在祁连山里打游击，打了两个月。说是打游击，其实就是躲。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找吃的。有时候找到一点草根，有时候什么都找不到。她身上三处伤，有两处在化脓，走路一瘸一拐的。
两个月之后，她被搜山的人找到了，押到了敌补充营营长刘云库那里。
何福祥被俘后关押。后来在押解途中，她和另外两个女红军被叫去挑水做饭。三个人蹲在河边，四下无人。一个说：“跑。”另一个说：“往哪跑？”何福祥说：“往东。东边有组织。”三个人把水桶扔在河边，钻进了山沟。
张琴秋被俘后化名“苟秀英”，自称是给队伍做饭的伙夫。审讯的人看她说话带南方口音，不像四川人，但她说自己在四川待了多年，口音串了。审不出结果，马家军把她送到皮毛厂做苦工。皮毛厂里做的是熟皮子、分拣羊毛的活。她每天蹲在羊毛堆里，手上全是羊膻味和染料。她和别的被俘女兵挤在一间土房里，吃的是稀糊糊，睡的是稻草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但她自己知道——她不能在这里待下去，待久了，早晚会被人认出来。
第二章 王泉媛
王泉媛跑了不止一次。
第一次是夜里。她摸到院墙边上，还没翻过去，就被看门的发现了。看门的喊了一声，几个人跑过来，把她从墙头上拽下来。马进昌拿马鞭抽她，抽完了关进一间小屋，门上加了一把锁。
小屋很小，只能躺下一个人。窗户被木板钉死了，门从外面锁着。王泉媛躺在稻草上，脚踝上拴着铁链，铁链磨破了皮，血凝在链环上，黑紫色的。她用手摸了一下衣领——断针还在。她把针捏在指间，对着门缝里漏进来的一线月光看了一眼。针尖很细，亮亮的。
第二次，她趁白天院子里人少，从后墙翻了出去。跑了不到半里路，被巡逻的骑兵撞见，又抓了回来。这次马进昌打得更狠，打完了把她关进一间更小的屋子，窗户钉死了。
第三次，她撬开了窗户上的钉子，半夜爬出去。跑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躲进一个村子。马进昌的人追到村子里，挨家挨户搜，把她搜了出来。回去之后，马进昌把她绑在院子里的柱子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打。
她后来对来寻访的人说：“没死，没被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
打完了，关完了，她还是跑。
最后一次是一九三九年三月。马进昌外出修路，家里只剩下几个看门的。有人帮她。帮她的人是马进昌家里的一个佣人，也有说法是马进昌的老婆。史料说法不一。但事实是：有人给了她机会，有人没有喊人，有人让她从后窗翻了出去。
王泉媛找到一起被俘的女战士王秀英。两个人商量好了，女扮男装，把头发塞进帽子里，把脸抹黑。王秀英先翻窗出去，王泉媛跟在后面。翻出去的时候，王泉媛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土房。她不知道那个帮她的人叫什么名字，以后也不会知道。
两个人翻窗跑了，一口气跑了九十多里路，直奔兰州。
第三章 华全双
华全双被押到青海互助县大柳村之后，刘云库把她关在一间土房里。
土房比王泉媛那间大一些，但一样有铁链。刘云库的老婆每天来送饭，一碗糊糊搁在门槛上，不说话，放下就走。华全双注意到她弯腰的时候，目光会飞快地扫一眼自己脚踝上的铁链，扫完又低下头，像什么都没看见。
有一回，刘云库出门了，说要走三天。那天下午送饭的换了人，是刘云库的老婆。她端着碗走进土房，蹲下来搁在门槛上，没走。
华全双抬起头看她。那女人蹲在那里，挨得很近，近到华全双能闻见她身上的灶灰味。她开口了，声音压得比风还低：
“第三个扣……我夹松了。”
华全双没动，眼睛盯着她。
“明天夜里，东墙根那棵老槐树底下，有一把旧剪刀。铰开链子，从后院茅房的豁口翻出去，顺着水沟往北跑。”
华全双盯着她，低声问：“你为什么帮我？”
那女人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搓了搓袖口上的灰。过了很久才开口，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我也是被抢来的。前年。他死了，我走不掉了。你能走，你就走。”
她站起来，端起空碗，看了华全双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华全双看懂了——那里面有光，只是暗了许多。
那女人转身走了。背影瘦瘦的，像一根被风吹歪的芦苇。
第二天夜里，月光很淡。华全双等月亮偏西，从炕上爬下来，光着脚踩在泥地上，贴着墙根摸到了东墙根那棵老槐树。树根底下的土是松的，她用手往下挖了两寸，摸到了——一把旧剪刀，刃上覆着暗红色的锈。她攥住剪刀，手心出了汗，剪刀柄滑了一下，她攥紧，站起来，回到屋里。
她蹲在土屋的阴影里，把剪刀塞进铁链第三个扣的缝隙。手在抖，她用另一只手摁住了。用力一铰。“咔”的一声，卡扣弹开了。铁链从脚踝上滑下去，落在地上，她用脚垫了一下，没出大动静。
她蹲在原地没动，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外面只有风声。她把剪刀用布包好，出门，回到老槐树底下，把剪刀埋回原处。怕那女人被人发现。然后她贴着墙根往后院走，找到了茅房的豁口，侧着身子挤了过去。豁口外面是野地，枯草齐膝，风灌过来，她打了一个寒战。
她等了几秒，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黑漆漆的，只有院墙的轮廓。她忽然想起那个女人的背影，瘦瘦的，像一根被风吹歪的芦苇。她没有说“谢谢”。她不知道那女人叫什么，以后也不会知道。但她记得那句话——“你能走，你就走。”
她转身，钻进了草丛里。
路上被野狗追咬，丢了衣服和干粮，靠讨饭度日。出青海边境时遇到一个马家军的逃兵，假意相帮带她过了黄河，快到兰州时露出凶相，逼她嫁人。华全双死也不从，被卖给黄河边一个姓关的拉纤人当佣人。
她在姓关的家里一边当佣人，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听说兰州有“八办”，就逃出来找。姓关的追到，两人在街上厮打，被警察关进了监狱。
第四章 吴富莲
武威的监狱阴暗潮湿，没有窗户，没有床铺，只有柴草铺在地上。
吴富莲在长征途中就患上了肺结核，狱中的环境让病情日益加重。她不断咳嗽，咳出血来。吃的是没有一粒盐的黑面烂菜，身体浮肿，走路都困难。
敌人又提审她。一个敌人提着酒瓶走过来，说被捕的红军都已经投降了，你再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吴富莲怒目以对。敌人又说：“好好一个大美人，不在家嫁人生孩子，偏偏要受这份罪。”又说：“你若投降，立刻放你，给你很多钱，还可以担任职务。”
吴富莲一句话也不说。
敌人恼羞成怒，又是一阵毒打。她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革命者，牺牲是早已料到了的。”
敌人给了她一天期限。
那天夜里，牢房里很安静。同押的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没有人说话。吴富莲从衣襟里摸出了一根针。是一根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她一直藏着，没有人知道。
她把针捏在指间，对着昏暗的灯影看了一眼。针尖很细，亮亮的。
旁边的人看见了她手里的针，问了一句：“政委，你拿针做什么？”
吴富莲没有回答。她看了那人一眼，说：“你多大了？”
“十六。”
“十六。”吴富莲伸手拍了拍她的胳膊，“你吃。你还要走远路。”
那天晚上，她把针吞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看守发现她不动了。推她，没有反应。她已经死了。
吴富莲死的时候，二十五岁。福建上杭人，一九一二年生。大眼睛，方脸盘，目光坚定而刚毅。原红一方面军政治战士，后调红四方面军，任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梨园口之后负伤被俘，押至武威。敌人先以官位利禄诱惑，她不为所动；又用马刀对着她胁迫投降，她仍不屈服。最后绝食反抗，吞针牺牲。
她没有留下遗言。没有留下最后一句话。史料只记了四个字：“吞针牺牲。”
同押的那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后来逃了出来，找到了“八办”。有人问她吴富莲最后说了什么，她想了很久，说：“她让我吃。让我走远路。”
再问别的，她说：“没有了。她后来就不怎么说话了。”
第五章 何福祥
何福祥和两个女红军在河边商量好之后，白天藏山沟、钻山洞，晚上沿小路走，依照北斗判断方向往东。
遇到村庄，敲开老乡的门讨吃的。南方口音一开口就露馅，她们就装哑巴，用手比划。
有一次敲开一户人家的门，里面的人问：“哪里来的？”
她们不说话，指指嘴，摇摇头。
那人看了她们一会儿，给了三个馍。她们接了馍，鞠了个躬，走了。
走到武威附近，三个人走散了。何福祥一个人在一个车马店帮人洗衣裳、喂牲口。她不敢说自己是红军，装哑巴。有人问她话，她就摇头、比划。日子久了，周围的人都以为她是个哑巴。
后来她在武威安了家，嫁了一个当地人。日子过得很苦，但她从来不提以前的事。邻居只知道她是个“哑巴媳妇”，干活麻利，话不多。
但她有一件事，做了几十年。
她住的土房，墙是夯的，有一道墙缝。从安家的那年起，她每天往墙缝里塞钱。一分，两分，有时候是一毛。钱不多，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她塞钱的时候不说话，塞完了，把墙缝用泥巴抹一下，不让人看出来。
有人问她：“你往墙里塞什么？”
她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没什么”。
其实她塞的是党费。她不知道组织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党员。但她记得自己入党的时候宣过誓。她记得自己是红军。组织不要她，她还是党员。她不能交党费给组织，就把党费塞进墙缝里。一天一天，一分一分，塞了几十年。
第六章 门槛
兰州“八办”的门，不是对每个人都打开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建立。办事处设在南滩街五十四号，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牌子不大，进进出出的人不少。西路军失败之后，被俘和失散的人员流落河西、青海、甘肃一带，有人逃出来了，有人被放出来了，有人自己找上门来了。办事处要收容他们，要甄别他们，要安排他们。
但收容有一条线：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
这条线不是“八办”自己定的，是延安那边下来的。西路军失败之后，大批人员失散，敌我难分。有人是真红军，有人是被俘后变节了的，有人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战争年代，不能不查。查的办法就是看时间：回来得早的，一年以内逃出来的，直接收留，安排工作或送延安。一年到两年的，要审查，查历史，查被俘期间的表现，查有没有给敌人做过事，查清楚了再安排。超过三年的，原则上不收了。为什么不收？因为被俘时间太长，查不清。查不清，就不能留在内部。
王泉媛到兰州的时候，是一九三九年春天。
她站在“八办”门口，身上穿着男人的衣服，头发短得像刚剃过，脸上的皮晒得又黑又糙，脚上的鞋跑烂了，露出脚趾。门口的人让她进去了，问了情况，做了登记。
然后有人告诉她那条线。
王泉媛算了一下。梨园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现在是一九三九年三月，整整两年。但她从被俘到逃出来，中间被马进昌关着、跑了几次、抓回去打、再跑，前后过了两年。按年头算，已经算第三年了。
“超过三年了。”办事处的同志说。
王泉媛看着他。“我是王泉媛。妇女先锋团团长。我回来了。”
办事处的同志沉默了一下。他认识这个名字。妇女先锋团团长，梨园口打阻击的那个。但规定就是规定。他从抽屉里拿出五块银元，放在桌上。“给你做路费。你回老家去吧。”
王泉媛看着那五块银元。她没有伸手。
“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她说完了这句话，把五块银元拿起来，攥在手心里，转身走出了门。
门外面是兰州的街。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眯了一下眼睛。身上穿着男人的衣服，头发短得像刚剃过，脚上的鞋跑烂了，露出脚趾。五块银元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她没有哭。哭要费力气。力气要留着走路。
华全双到兰州附近时，被姓关的追到，两人在街上厮打，被警察关进了监狱。她在狱中认识了共产党员林健。林健出狱时，把高金城夫人牟玉光的地址留给了她。一九三八年冬出狱后，她按地址找到牟玉光。牟玉光把她送到了“八办”。“八办”负责人伍修权告诉她，他们去了三次函，警察才放人。一九三九年二月，华全双到了延安。
曾广澜带着三岁的女儿从祁连山走出来，到了兰州“八办”。办事处的人问了她情况，翻了一下材料，说：“你先回原籍。组织关系暂时转不过去。”曾广澜问：“那我回去，算什么？”那人沉默了一下，说：“先安顿下来。以后有机会，再说。”她带着女儿，拿着组织给的路费，从兰州往江西走。走了一个多月，回到了吉安老家。
吴富莲没有到兰州。她死在武威的监狱里。
第七章 各人的路
王泉媛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方向往南走。
五块银元花得很慢。买馍，买草鞋，实在走不动了在路边的车马店歇一晚。大多数时候靠脚。路上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说“逃荒的”。没有人追问。
走到四川境内的时候，她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镇上有人问她姓什么，她说姓王。问她男人呢，她说死了。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不晓得。
她在镇上帮人洗衣裳、带孩子、做零活。后来嫁了一个姓李的庄稼人。再后来，生了孩子。孩子问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她说“种地的”。孩子问她脚怎么是畸形的，她说“小时候裹过”。
她从来不提梨园口，不提妇女先锋团，不提兰州那扇门。五块银元花完了，她还在走。走完了剩下的路，她停了下来，再也没有走。
那些年，她在江西泰和，种地，喂鸡，带孩子。
华全双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了延安。到延安那天，她站在窑洞门口，身上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旧棉袄，头发长出来一寸多长，脸上的皮晒得又黑又糙。有人问她叫什么，她说：“华全双。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处主任。”问她多大了，她说：“十九。”那人愣了一下。她又说了一遍：“十九。一九二〇年生，四川巴中人。”
那人没有再问，给她安排了住处。她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一顿热饭。吃完之后，她坐在窑洞门口，看着外面的天。
后来有人问她石窝山的事，她只说一句：“绑腿带救了我。那根绑腿带是战友的，不是我的。”
再问别的，她就不说了。
何福祥逃出来之后，在武威附近装成哑巴，帮人洗衣裳、喂牲口。后来嫁了一个当地人。她住的土房有一道墙缝，从安家的那年起，她每天往墙缝里塞钱。一分，两分，有时候是一毛。塞完了，用泥巴把墙缝抹一下，不让人看出来。
有人问她：“你往墙里塞什么？”
她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没什么”。
其实她塞的是党费。她不知道组织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党员。但她记得自己宣过誓。她记得自己是红军。组织不要她，她还是党员。她不能交党费给组织，就把党费塞进墙缝里。一天一天，一分一分，塞了几十年。
张琴秋被押到南京“反省院”之后，审她的人说：“张琴秋，你不用装了。你的身份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写悔过书，声明脱离共产党，我们可以放你出去。不写，就在这里待着。”
张琴秋说：“我不写。”
审讯的人换了几个，说辞不一样，意思都一样。她不写。不写，就不放。她就在反省院里待着，等着。
一九三七年秋，周恩来在南京和国民党谈判。谈判桌上的一项内容，是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点名要了几个人，张琴秋是其中之一。
蒋介石那边的人查了一下，回话说：张琴秋在反省院，化名苟秀英，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她不承认，你们关她做什么？”周恩来问。
那边没有话说了。
谈判桌上磨了几天，最后国民党同意放人。张琴秋从反省院里被带出来的时候，瘦得脱了形，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来接她的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她看到灰军装的时候，站住了。
“我是张琴秋。”她说。
“知道。周副主席让我们来接你。”
她跟着那人走出了反省院的大门。门外面是南京的街，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眯了一下眼睛。
一九三七年十月，张琴秋到了延安。从西宁到南京到延安，走了大半年。到了延安之后，她被安排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调到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
有人问她被俘之后那几个月是怎么过的，她说得很少。她只说过一句：“在皮毛厂的时候，每天闻着羊膻味，觉得自己不像个人。后来到了延安，穿上军装，才觉得自己又像个人了。”
曾广澜带着女儿回到江西吉安，在乡下住了下来。没有组织关系，没有工作，她带着女儿种地、喂鸡、帮人做零活。女儿问她：“妈妈，我们为什么回来了？”她说：“回来种地。”女儿问她：“爸爸呢？”她说：“爸爸牺牲了。”女儿问她：“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她说：“种地的。”
她不提祁连山，不提妇女先锋团，不提兰州那扇门。
陶万荣到延安后，被安排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再后来跟着部队转战各地。建国后，她改名为苏风。有人问她为什么改名，她说：“陶万荣是打仗时候的名字。仗打完了，换个名字过日子。”
她被安排到大连工作，历任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工作认真，话不多，同事只知道她是个老红军，不知道她十七岁就当过营长。
有人问她以前打仗的事，她摆摆手：“没什么好说的。打完了就完了。”
兰州“八办”的门槛，有人跨过去了，有人没有跨过去。跨过去的人到了延安。没有跨过去的人，沿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走回了她们出发的地方。五块银元花完了，路还没有走完。
第六卷 后来
第一章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〇年，甘肃北部。
解放军剿匪部队端掉了一处土匪窝点。清查人口的时候，战士们在后院墙根底下发现了一群妇女。几十个人，蹲在地上，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头上包着布，有的脚上没鞋。脸上是风霜，手上是茧，看不出年纪，有的像四十，有的像六十。
一个战士走过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没有人说话。蹲在前面的一个妇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别怕。我们是解放军。你们是哪里人？”
那个妇女又看了他一眼，忽然哭了起来。她一哭，后面的人也跟着哭。几十个人蹲在墙根底下，哭成一片。战士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哭了一会儿，那个妇女抹了一把脸，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们是红军女兵。”
战士没听清：“什么？”
“红军。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她指了指身后蹲着的人，“她们都是。”
“你们……在这儿多久了？”
“十几年了。”那个妇女说，“我们等了十几年了。”
那个带头的妇女叫何芝芳。四川人，一九三六年随妇女先锋团西渡黄河的时候，十三岁。梨园口打散之后，她被马家军抓住，押到武威，关了一个多月。后来被“分配”给一个马家军的兵，她死活不从，被打了一顿，关进柴房。柴房的墙是土夯的，她抠了一个洞，钻出去跑了。
跑出去之后，她一路讨饭，走到甘肃北部，在一个叫干沟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有几户人家，都是种地的，看她可怜，让她在村边的破窑洞里住下来。她不说自己是红军，说自己是“逃荒的”。村里人问她叫什么，她说“何家的”。问她男人呢，她说死了。问她有没有孩子，她说不晓得。
她在干沟住了下来，帮人种地、放羊、带孩子。后来嫁了一个姓马的庄稼人，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但她从来不提以前的事。孩子问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她说“种地的”。孩子问她脚怎么是畸形的，她说“小时候裹过”。
但她记得自己是红军。
有一年过年，村里人聚在一起吃饭，有人问她：“何家的，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她喝了一口酒，说：“打过仗。”别人笑了，说：“你一个女人，打什么仗？”她没有再说话，低头吃菜。
她把那身灰军装叠好，放在柜子最底下。军装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但她舍不得扔。有时候半夜醒来，她摸黑打开柜子，摸一下那身军装，摸完了，关上柜子，回去睡觉。
清查的战士把她们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何芝芳站在旁边，看着战士写字。她认得几个字，是在妇女团的时候学的。她看见战士在本子上写“何芝芳”，说：“写错了。是‘芝’，不是‘志’。”
战士抬头看了她一眼，改了过来。
“你识字？”
“认得几个。在部队学的。”
“哪个部队的？”
“妇女独立团。后来改成妇女先锋团。”何芝芳说，“我十三岁参军。在梨园口搬石头。石头搬不动，用手抠。”
战士没有再问，把本子合上。“你们的情况，我们向上级反映。”
何芝芳点了一下头。她回头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那些人，说：“她们跟我一样。都是红军。有的比我还早。”
后来，这些人有的回了四川，有的留在了甘肃。何芝芳留在了干沟，继续种地、放羊、带孩子。有人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找组织？”她说：“找过了。找不到。现在找到了，组织上给我记了名字，就行了。”
她后来拿到了一张证明，上面写着：何芝芳，女，四川人，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一九三六年随西路军西渡黄河，一九三七年梨园口战斗后失散。证明上盖着红章。
她把那张证明折好，放进柜子里，和那身烂得不成样子的灰军装放在一起。有时候半夜醒来，她打开柜子，摸一下那张证明，再摸一下那身军装，关上柜子，回去睡觉。
第二章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北京。
授衔的名单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名单很长，很多名字她都认得：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当年在她手下当过军长、师长的，一个个成了上将、中将。她的名字不在上面。
不是漏了。一九五五年授衔有一条原则：已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参与授衔。她从军队转到了纺织工业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军装脱了，换成了中山装。枪早就不在腰里了，抽屉里有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
那天她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秘书进来送报纸，把报纸放在桌上，说：“张副部长，授衔名单出来了。”她点了一下头，说：“放那儿吧。”秘书出去了。她把报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折好，放在桌子角上。然后她继续看文件。
中午吃饭的时候，食堂里有人在议论授衔的事。有人说某某某当了上将，有人说某某某当了中将。张琴秋坐在角落里，低头吃饭。有人走过来，在她对面坐下。
“张副部长，你当年在四方面军的时候，职务比很多上将都高吧？”
张琴秋抬头看了那人一眼。“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可惜了。要是留在部队，起码是个中将。”
张琴秋把筷子放下。“没什么可惜的。在哪儿都是干革命。”
那人没有再问。张琴秋把饭吃完，端着碗走了。
她在纺织工业部做的事情，和打仗不一样。看文件，开会，下工厂，解决棉布供应、纺织机械、工人住房的问题。部下叫她“张副部长”，没有人叫她“张师长”。她也不提。偶尔有人从部队来看她，说起某某战役、某某部队，她听着，点头，很少接话。
有一次，一个老战友来看她，说：“琴秋，你当年在川陕的时候，那可是威风得很。妇女独立师师长，手下两千多人。”
张琴秋笑了一下。“两千多人，后来剩了多少？不到三百。”
老战友沉默了一会儿。“是啊。死了太多人了。”
“所以啊，”张琴秋说，“授不授衔，有什么要紧。活着的人，替死了的人多做点事就行了。”
林江被授予少校军衔。授衔那天，她穿着军装，站在队列里，胸前别着勋章。有人问她：“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她说：“当兵的。”再问，她就不说了。
她不说彭家岩，不说杨国华，不说那些蛆和脓。她只说过一句话：“没有药的时候，人就是药。”
第三章 一九六六—一九六九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
张琴秋被定为“反党分子”。批斗会上，有人按着她的头，让她弯腰。她弯着腰，不说话。有人喊：“你认不认罪？”她不说话。又喊：“你承不承认你是反党分子？”她抬起头，说：“我不是。”
批斗的人打了她。她挨着，打完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凌晨，她从楼上坠落，时年六十四岁。死因在后来的平反文件里被表述为“受残酷迫害，以死抗争”。
一九七九年，张琴秋被平反昭雪。追悼会上，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
曾广澜也被揪出来了。有人说她是“叛徒”，理由是她被俘过，从兰州“八办”被遣返回原籍。她被拉去批斗，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叛徒曾广澜”。有人按着她的头，让她弯腰。她弯着腰，不说话。有人喊：“你认不认罪？”她不说话。又喊：“你承不承认你是叛徒？”她抬起头，说：“我不是叛徒。”
批斗的人打了她。她挨着，打完了还是那句话：“我不是叛徒。”
有一次批斗会结束之后，女儿蔡萍迹跑过去扶她。她看了女儿一眼，说：“别哭。我不是叛徒。”
女儿说：“妈，你别说了。他们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曾广澜看着她，说：“你记住，你爸爸是蔡树藩。他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你妈妈是曾广澜。妇女先锋团副团长。我们不是叛徒。”
女儿哭了。曾广澜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胳膊。“别哭。我背着你去过祁连山。你那时候三岁，不记得了。”
女儿问她：“祁连山是什么地方？”
她说：“一个很大的山。我们走了二十多天。走出来了。”
再问别的，她就不说了。
一九六九年，她在迫害中去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
一九七九年之后，曾广澜被平反昭雪。她的名字被写进了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名单里。名单上写着：曾广澜，江西吉安人，妇女先锋团副团长兼特派员。
她背着女儿走过祁连山的事，写进了回忆录里。回忆录里有一句话，是她女儿后来提供的：“妈妈背着我走的时候，我听见她一直在说话。说的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她一直在说，没有停过。”
第四章 一九八〇年代
一九八五年，甘肃武威。
县里来了两个人，找到何福祥的家。土房，墙是夯的，有一道墙缝。何福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有人来，站起来。
“你是不是何福祥？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二营营长？”
她没有说话。她已经装了几十年哑巴，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何福祥同志，组织上在落实政策。你的党籍，可以恢复。”
她看着来人，嘴唇动了动。
“你这些年，有没有交过党费？”
她站起来，走到那面墙跟前，用手抠墙缝。泥巴干了，硬了，她抠了半天，抠开一个口子。里面是钱。一分、两分、一毛，塞得满满的。她把钱一把一把掏出来，放在桌上。有的已经发霉了，有的粘在一起，她一张一张分开，抹平。
“这是……党费。”她说。声音很哑，几十年没怎么说话了。
桌上那堆钱，数了半天，一共二百多元。
来的人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她站在桌子旁边，说：“我塞了几十年。不知道组织在哪里。但我记得我是党员。组织不要我，我还是党员。党费不能断。”
一九八五年，何福祥恢复党籍。那天她从县里回来，坐在院子里，晒了一下午太阳。邻居问她：“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她笑了一下，说：“今天太阳好。”
后来有人问她：“你装哑巴装了几十年，怎么忍得住？”
她说：“忍不住也得忍。忍不住说了，人就没了。”
再问别的，她就不说了。她只说了一句：“我那些党费，组织上收了。收了就好。”
一九八二年夏天，王泉媛六十九岁。
为落实红军身份，她去了北京。她要找康克清，请她为自己的革命经历作证。到北京后，康克清见了她，听了她的情况，说：“材料我来看。你先住下。”
消息传到了王首道那里。王首道那时七十六岁，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他听说王泉媛还活着，人在北京，让人带话给康克清：“我想见她。”
康克清把王泉媛叫到家里，对她说：“王首道在北京。他病着。他想见你。”
王泉媛没有说话。
“他后来成了家，你知道吧？”
“知道。”
“知道就好。”康克清说，“我安排你们见一面。”
王泉媛回到住处，从包里拿出一个蓝布包袱。包袱里是一双千层底黑布鞋。鞋是她纳的，从一九三五年草地上断针之后，断断续续纳了几十年。一九六二年康克清接见她之后，她有了稳定的生活，把鞋纳完了。鞋底厚实，针脚密密的，正中间纳着那半截断针。
她带着包袱，去了医院。
王首道坐在椅子上，看见她进来，站了一下，没站起来。他比王泉媛记忆里瘦了很多，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两个人上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河口。那一次分别之后，他们再没见过。四十七年。
王泉媛走过去，把手里的包袱放在桌上，打开。千层底黑布鞋，摆在桌面上。
“遵义那晚上说的。我说过要给你做一双。晚了四十七年。”
王首道伸手把鞋拿起来，抱在胸前。他的手在抖。
“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
“这是爱的承诺，情的兑现。”
王首道低下头，看着怀里的鞋，老泪纵横。他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啊……”
王泉媛没有接这句话。她在他对面坐下来。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这些年怎么过的？”王首道问。
“种地。喂鸡。带孩子。四十三年。”
“受苦了。”
“你也一样。”
又沉默了一会儿。王泉媛问：“身体怎么样？”
“不好。老了。”
“我也老了。六十九了。”
“我七十六了。”
康克清在门口探了一下头，看见两个人坐着说话，没有进来。
第五章 一九九〇年代—二〇〇九年
一九九四年秋天，王泉媛八十一岁，又到北京。王首道八十八岁，病重住院。她带了养女去，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双新的千层底布鞋，做了两个月才做成。王首道的脚已经浮肿，穿不上了。他把鞋放在被子上，用手摸着鞋面。然后他说：“我们照张相吧。”
那是他们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
一九九六年九月，王首道去世，九十岁。王泉媛在江西泰和的家里看电视新闻，新闻里播的是王首道逝世的消息。她坐在沙发上，说了一句：“首道，我在家乡为你送行，安息吧。”那年她八十三岁。
一九八九年，王泉媛恢复党籍，七十六岁。距离她在兰州“八办”门口说出“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过去了整整五十年。
一九九五年，陶万荣在大连病逝，七十九岁。她走之前，有人问她：“你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是什么？”她想了一下，说：“最难忘的，是通江城的河滩。那天我站在队列前面，说‘从今天起，你们是红军妇女独立营的战士’。那时候我才十七岁，台下四百多人，我腿有点抖。”
“后来呢？”
“后来就不抖了。”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后来见的人多了，见的事多了，就不抖了。”
二〇〇六年，华全双在北京去世，八十六岁。
二〇〇九年四月五日，王泉媛去世，九十六岁。她走的时候，护工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布包。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张党费证，一本翻旧的《党员须知》，一张合影，还有半截断针。针已经锈了，但针尖还在。
尾声
一九八〇年代，甘肃武威。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站在城北的一片空地上。空地旁边是几排旧土房，墙皮剥落，有的已经塌了。她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道弯弯曲曲的线，是一个老人凭记忆画给她的。
“就这儿。”老人说，“以前关过女红军。后来拆了，盖了房子。再后来房子也塌了。”
她站在空地上看了一会儿。地上长着草，草里有碎砖头。她蹲下去捡了一块，攥在手里。砖头是碎的，边缘磨圆了，不知道是墙上的还是地上的。
她叫蔡萍迹，曾广澜的女儿。她妈当年带着她，在祁连山里走了二十多天，后来被关在武威，再后来被遣返回江西。“文革”中她妈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平反。平反之后，她开始跑母亲走过的地方。祁连山、武威、兰州、吉安。她跑了好几年，把母亲走过的路走了一遍。
她把那块碎砖头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了。
一九九〇年代，江西泰和。
一个记者找到了王泉媛的家。老太太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有人来，问：“找谁？”
“找王泉媛奶奶。”
“我就是。”
记者坐下来，问了她一些问题。问她长征的事，问她梨园口的事，问她被俘之后的事。她一一回答了，说得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记者问她：“你恨不恨？”
她看了记者一眼。“恨谁？”
“恨那些……对你不好的人。”
她想了一会儿。“不恨。”她说，“恨要费力气。力气要留着走路。”
记者走的时候，她送到门口。记者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站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喂鸡的瓢。太阳照在她身上，影子拖得很长。
二〇〇九年四月，江西泰和。
王泉媛去世的那天晚上，护工小张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布包。打开来看，里面是一张党费证，一本翻旧的《党员须知》，一张合影，还有半截断针。针已经锈了，但针尖还在。
小张把东西交给县里来的人。那人看了看，说：“这些留着吧。放到纪念馆去。”
东西被拿走了。小张站在空了的房间里，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搪瓷杯，里面插着一把野花。花已经蔫了。她把花换了水，放回窗台上。
二〇一〇年代，甘肃梨园口。
一个年轻人站在山坡上，手里拿着一本翻旧了的书。他是来旅游的，路过这里，听说山上有个纪念碑，就上来看看。
纪念碑不大，水泥的，上面刻着字：“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烈士永垂不朽”。碑前有几束干枯的花，不知道是谁放的。
他站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准备走。转身的时候，看见碑后面的山坡上蹲着一个人。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蹲在地上，用手摸着地上的石头。
他走过去，问：“大娘，你找什么呢？”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不找什么。看看。”
“你以前来过这儿？”
“来过。”
“什么时候？”
“一九三七年。”
年轻人愣了一下。他看了看老太太的脸，又看了看她蹲着的地方。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石头和草。
“你是……红军？”
老太太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是。妇女先锋团的。”
“那你……”
“我走了。”老太太打断了他，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小伙子，你刚才拍照的那个碑，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
年轻人翻了一下照片。“我没看清。我看看。”
“不用看了。”老太太摆摆手，“有也不全。好多人没上去。”
她往山下走。年轻人站在山坡上，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风把她的白头发吹起来，她伸手拢了一下，继续走。
二〇二〇年代，某地。
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西路军。讲到妇女先锋团的时候，底下的学生有的在听，有的在打瞌睡。
老师停下来，问：“你们知道妇女先锋团最后剩下多少人吗？”
没有人回答。
“不知道。”老师说，“因为没有人统计过。死了的，被俘的，失散的，逃出来的，后来找到组织的，没找到组织的。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有人记得她们。”
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数字：“一千三百”。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宁整编时的人数。”她又写了一个数字，“不到三百。这是一九三七年三月，梨园口打完之后，剩下的人。”
她把粉笔放下，看着底下的学生。“这两个数字之间，是一千多条命。有名字的，没名字的。留下来的，没留下来的。”
教室里安静了。打瞌睡的学生也醒了。
“今天这节课，不讲战役，不讲战略。讲人。”老师说，“讲那些被忘记的人。”
后记
这本书写完了。
写它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么写，才算对得起她们？
她们是真实的人。张琴秋、王泉媛、吴富莲、曾广澜、华全双、陶万荣、何福祥、石磨玉、林江、吴国秀、何芝芳——这些名字，有的在史料里留下了几行字，有的只留下一个名字，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她们做过的事，史料记了一部分。她们想了什么，史料几乎没有记。我没有替她们编。史料没有的，小说里也没有。空白的地方，就让它空着。
这本书里所有的大事——成立的时间、番号的变化、战斗的地点、牺牲的人数、关键人物的结局——都是真的。书里的对话，凡是加了引号的，大部分是史料原话，少数是基于史料情境的合理还原。没有虚构一个“女主角”去替代真实的人，没有把真实人物的经历移植到虚构人物身上。王泉媛的五块大洋就是王泉媛的，吴富莲的吞针就是吴富莲的，张琴秋的“扔到河里去”就是张琴秋的。
这本书最想写清楚的，是那些“空白”。史料沉默的地方，小说也沉默。吴富莲吞针之前想了什么，不知道。张琴秋坠楼之前想了什么，不知道。王泉媛在兰州“八办”门口站了多久，不知道。不知道就不写。空白本身，就是那段历史最诚实的部分。
她们来过。她们没有全部离开。
附录
一、大事年表
一九三三年
· 三月：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400余人，营长陶万荣（17岁），政委曾广澜，军事教员秦基伟，直接领导张琴秋。
· 三月底：鹰龙山遭遇田颂尧部残部，俘敌数百，缴枪三百余支，无一人伤亡。
· 十月：独立营解散，人员分散至各军后勤、医院。
一九三四年
· 三月：妇女独立团在长赤重建，1000余人，曾广澜任团长，后张琴秋接任。
· 三月十六日：一个连106人在马蹄滩被土匪合围，全部牺牲，当地河后称“红军河”。
· 冬：广元、长赤妇女独立营在旺苍坝合编为第二团，原团改称第一团。
一九三五年
· 二月：妇女独立师在旺苍王庙街成立，2500余人（另有2000余人之说），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
· 三月：强渡嘉陵江。石磨玉在苍溪塔山湾渡口撑船牺牲，年19岁。
· 四月：剑门关守城阻援，涂黑脸、剪发，张琴秋佯退后回马枪击溃川军一个旅。
· 六月：喇嘛寺攻坚战，第二团独立完成，缴枪600余支、粮食10万斤以上，牺牲40余人。
· 八月九日：腊子口，谭怀明率断后排掩护500余名伤员，70余人牺牲。
· 八月二十日：配合攻克洮州城。
一九三六年
· 四月：炉霍缩编，师改团。
· 十月：会宁会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1300余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副团长兼特派员曾广澜，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17岁）。西渡黄河。
一九三七年
· 一月：临泽守城，突围。秦基伟指挥，“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
· 三月十二日：梨园口阻击战。吴国秀及40余人牺牲，全团600余人战死。
· 三月十四日：石窝山。华全双手挽手唱《国际歌》，被炮弹掀下悬崖挂在树上，战友用绑腿带救下。王泉媛、吴富莲等30余人被俘。
· 此后：吴富莲在武威狱中吞针牺牲，年25岁。王泉媛被俘后逃出，到兰州“八办”被拒，五块大洋送出门，乞讨回江西。华全双1939年2月到延安。曾广澜带女儿躲进祁连山二十余天，到兰州被遣返原籍。何福祥装哑巴几十年，往墙缝塞党费二百余元。
一九四九年之后
· 一九五〇年：甘肃剿匪，何芝芳等几十名被俘女红军被发现，说“我们是红军女兵”。
· 一九五五年：林江被授予少校军衔。张琴秋转入地方工作，未授衔。
· 一九六八年：张琴秋受迫害坠楼身亡，1979年平反。
· 一九六九年：曾广澜受迫害去世，1979年后平反。
· 一九八二年：王泉媛与王首道在北京重逢，时隔47年。
· 一九八五年：何福祥恢复党籍。
· 一九八九年：王泉媛恢复党籍。
· 一九九四年：王泉媛再赴北京，送鞋，与王首道最后一次合影。
· 一九九五年：陶万荣去世，享年79岁。
· 二〇〇六年：华全双去世。
· 二〇〇九年：王泉媛去世，享年96岁。
二、主要人物表
姓名 生卒 职务 结局
张琴秋 1904—1968 妇女独立师师长 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未授衔，“文革”中坠楼身亡，1979年平反
王泉媛 1913—2009 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 被俘后逃出，兰州“八办”被拒，回江西，1989年恢复党籍，2009年去世
吴富莲 1912—1937 妇女抗日先锋团政委 被俘，绝食，吞针牺牲，年25岁
曾广澜 1903—1969 妇女独立营政委、妇女独立团首任团长、妇女先锋团副团长兼特派员 带女儿躲进祁连山二十余天，到兰州被遣返，“文革”中迫害致死
华全双 1920—2006 妇女先锋团政治处主任（17岁） 石窝山跳崖被救，被俘后逃出，1939年到延安，建国后在机关工作
陶万荣（苏风） 1916—1995 妇女独立营首任营长（17岁） 石窝山被打散，1937年8月到延安，后改名苏风，大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1995年去世，享年79岁
何福祥 生卒年不详 妇女团二营营长 被俘后逃出，装哑巴几十年，往墙缝塞党费二百余元，1985年恢复党籍
石磨玉 1918—1935 妇女独立团运输队战士 嘉陵江撑船牺牲，年19岁
林江 1918— 彭家岩医院二连班长 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吴国秀 生年不详—1937 妇女先锋团一连连长 梨园口阵地上牺牲
何芝芳 1923— 妇女先锋团战士（13岁） 被俘后逃出，流落甘肃，1950年被发现
谭怀明 生卒年不详 妇女独立团副连长 腊子口断后，额头被砍伤，活了下来
三、建制沿革
时间 番号 主官
1933年3月 妇女独立营 营长陶万荣，政委曾广澜
1933年10月 （解散） —
1934年3月 妇女独立团 团长曾广澜，后张琴秋
1934年冬 第一团 / 第二团 第二团团长刘伯新，政委曾广澜
1935年2月 妇女独立师 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
1936年4月 师改团 —
1936年10月 妇女抗日先锋团 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
1937年3月 （损失殆尽） —
四、史料分级说明
本书采用“硬史实、软史实、空白不写”三级标注：
硬史实：成立时间、番号沿革、职务任命、战役地点、牺牲人数、关键人物的结局与关键原话。来源为权威党史军史记载。
软史实：行军细节、战斗动作、对话的具体场景、天气地形。来源为亲历者回忆、口述史料。可合并、挪移，不改变结果和性质。
空白不写：任何真实人物在重大时刻的内心活动；没有留下姓名的牺牲者的姓名与生平；被俘后性暴力的具体过程；史料本身沉默的一切时刻。
五、史实争议标注
1. 梨园口番号：正文取“二八六团”说（王泉媛本人回忆），另有“二六八团”说（甘肃省红色纪念馆等记载），两说并存，正文取其一。
2. 妇女独立师成立人数：正文取“2500余人”说，另有“2000余人”说。
3. 鹰龙山战斗时间：正文取“1933年3月底”说，另有“5月末”说。
4. 陶万荣享年：1916年生，1995年去世，享年79岁。
六、参考书目
· 贾晓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人民政协报》，2016年12月22日。
· 甘肃党史网：《红军史上建制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妇女团——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2021年12月17日。
· 甘肃党史网：《血战河西的女红军》，2020年3月2日。
· 甘肃党史网：《浴血奋战的妇女抗日先锋团》，2021年7月29日。
· 人民网党史频道：《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三次大捷书写娘子军传奇》，2013年3月20日。
· 《红色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老红军口述史》。
· 《妇女独立营》，北京部队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编写组编。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吴锐军：《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成立及其意义》。
· 《张琴秋传》。
· 桐乡市档案馆藏张琴秋档案（167件）。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孤军》《建党》《中流砥柱》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