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坑里”那些事︱当年集体户部分同学参与回忆
四
“坑里”屯儿东面隔着一条大沟，沟沿儿旁东岗子上紧靠着四道岗“五七”中学的苕条林地，那时候正是全国学大寨的高潮阶段，不论是哪条战线都要向大寨学习，什么农业学大寨、财贸学大寨、教育学大寨、科研学大寨、文化卫生学大寨等等，那时候四道岗“五七”中学是怀德县教育系统的一面红旗，在社会上很有名气，上级经常来人总结材料，我在学校当学生时就亲临过外地来校参观和省、地、县领导来校视察，我也被找过参加相关的座谈会，四道岗“五七”中学的先进事迹经验介绍和消息报道，常在省、地、县级报刊杂志上看到，因此，故有省内教育战线的一朵“大寨花”之称。
1972年12月，四道岗“五七”中学毕业了一批学生，学校领导班子决定组织一些毕业的同学到“坑里”屯儿去，按照城里毕业生下乡知青集体户的模式，成立一个“在乡知识青年集体户”，这种形式的集体户，我估计当时在省内也是首创吧？刚开始户里共有18名同学参加，大家开玩笑时自称为“十八勇士”。
我记得户里女同学有：高和琴、任淑杰、高余贤、冯志杰、王晶辉、刘淑芳、李玉英,总共7人；男同学有：宗树奎、司国富、王德仁、张玉良、任海民、任春发、张德林、孙树权、黄继文、王国才、张立春，共计11个人。
第二年，同期毕业的女同学马国侠也加入到了这个集体，据司国富回忆,她在集体户呆的时间大约有一年多。高余贤同学也回忆，与马国侠一同来的还有门玉霞同学，但她在集体户里呆的时间不长，后来就回去了。
说句心里话，到“坑里”去战天斗地，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我们那时面临社会大环境，不能说没有这个想法，因为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积极向上的，与国家宣传的口径是一致的，当时，“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从另一方面讲，我们也想通过这个途径，为自己的前途和发展考虑，为自己的今后出路打算，想的是为自身长远利益打一段儿基础。至于别人是怎么考虑的我不知道，反正在我的头脑深处就是怎么想的。
1973年的年初，好像是过了春节，我们这些人就来到了“坑里”屯儿，没地方住，先是住在老百姓家，我记得男同学住在道北的孙林家，女同学住在道南的李林和李玉家，李林和李玉是亲哥俩，分别住着三间小平房，两家的住房紧挨着，位置在生产队队部的西侧。孙林担任多年的生产队长，我们去后，他仍然领着社员干活。
开始没地方做饭，我们就暂时在孙大娘家搭灶起火，据大家回忆，孙树权同学当上了伙夫，负责给大家做饭，他也是我们集体户的第一个厨师。一直到开春儿大地化冻后，“五七”中学木工班的师徒们来帮助盖起了四间土平房，位置在屯子的东侧，等到完工后，我们十八个人就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居。
1973年，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兴盛时期，知识青年集体户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当时社会上有句口头禅，叫做“四间房，没有树，准是集体户”，我们住的四间房正是顺应了当时的“时尚”。
但是，我们这个集体户与城里知青集体户不同，根本无法与人家比，我记得城里知青集体户下乡第一年由国家供应口粮，好像是成品粮每人650斤，而我们是自己从家里带自己的口粮；国家对城里知青集体户生活上有补贴，如果生活遇到困难可找上级帮助解决，而我们完全靠自己；
那时，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成为当时各级领导的“一把手”工程，正如人们说的那样“一抓学大寨，二抓知青，三抓阶级斗争”。知青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有人称下乡知识青年是毛主席的“宝贝疙瘩”，有句顺口溜儿叫作“国有林，大电柱，军人的老婆，集体户”，意思是说这四样一不能动、二不能碰，你要一碰就得蹲监坐狱。当时有的个别干部因与女知青有染而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判处徒刑，少数极个别情节严重的还挨了枪子儿、掉了脑袋。
对城市知青集体户的管理，当地政府有组织，如县里有知青办公室、公社有主管领导和管理机构、大队有干部分工专人负责、生产队有男女老户长，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而我们集体户享受不到这些政策和待遇，靠的只能是学校。
那时候怀德县抓知青很有名气，在全国也挂号，县委有位叫卜向忠的副书记专抓知识青年工作，被知青们称为“我们的老户长”；全县各公社和大队也都把抓知青工作当成大事，我记得二十家子公社党委书记高德清抓知青工作业绩突出，省内出名，受到重用，被提拔到四平地区担任知青办主任（属于正县级别）；
由于上下努力，齐抓共管，促使知识青年茁壮成长，全县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个人，如沈辉、高祖华、张星光、吴志光等，在县内影响较大，成为知识青年们学习的榜样。其中张星光、吴志光就在“坑里”屯儿劳动和生活，
王国才同学在印象中还记得，张星光好像是1951年出生，父亲张中胜，母亲刘泽民，家住沈阳军区干部家属大院，家中六个男丁，他排行老三，是老红军的后代，他父亲当时担任沈阳部队后勤部政委，少将军衔，是国家八级高干。因为张星光习惯写日记，有时候写完之后让王国才看，这些都是从日记中了解的。
张星光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但他没去北京，而于1974年下乡来到“坑里”屯儿劳动锻炼，四道岗“五七”中学的领导出于关心和照顾，专门安排由王国才陪同，他俩住在孙相臣家的里屋，在“坑里”集体户吃饭，一起在生产队干活儿，时间大约有两年多。
王国才还回忆起一些趣事儿，张星光在“坑里”屯儿劳动期间，年近60岁的父亲于1974年秋天曾经来看望过儿子，他那时正在恋爱相处的女朋友小孔也来“坑里”屯儿呆过，知道当地没有电，花了一百二十元钱，给未婚夫买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多功能“三用机”，能收音，能放唱片，还能当扩音器用。
也许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我们集体户虽然不能与城市下乡知青相比，但也受到上级的重视和关怀。据同学们回忆，四道岗公社党委书记吴海云等几位领导曾经来过“坑里”集体户。同时乡亲们在关注着我们，学校领导在支持着我们，我们感到有主心骨儿、有靠山和依赖，所以大家信心也足，干劲儿也大。
因此，有的同学在“坑里”集体户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时间，其中孙树权和王国才两人相继被上级推荐上学。那时候能被推荐上学，真好似今天被清华、北大录取，一个农村大队一年只能给一个上学的指标，推荐对象是在乡或下乡青年，而我们集体户获得了两年时间分配给两个上学的名额，享受到了与城镇知青集体户相同的待遇，实属是机会难得呀！
五
离开孙林和李玉及李林家，新房子落成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我记得新房子是东西走向、坐北朝南方向的正房，房门和窗户框被天蓝色油漆粉刷一新，玻璃窗溜光锃亮，远远看去，也挺气派。
东头第一间是女同学的寝室，北侧是一铺大炕，独立房门朝南开，开始时住着七名女生；东数第二间是厨房，北半部分是灶台，南侧是过道。从厨房的门可迈进西屋，是两间房连着，北侧是通条大炕，住着十几个男同学，东炕头是做饭师傅的行李，我们挨着往西面排，一个接着一个，一直排到西墙根。南侧靠窗台摆着一座乒乓球案子，供我们吃饭、学习和娱乐用。
学校给我们请了厨师，我记得是杨凤义和任德春先后来给我们做饭，学校的几辆大马车也来到集体户，记得车老板儿有：山嘴子屯的田俊海、五道岗屯儿的任俊民、小伞家屯的刘昭明、八岔沟屯儿的赵国平，农忙时车老板儿们都在集体户的食堂吃饭，但他们不在这住，就好像上班一样，起早来、晚上回家。
我记得刚开始时，生产队大车把我们当地分的口粮从家里拉出来，然后集中到一起用于集体伙食，按自家交的粮食数量发给每个人粮票（即集体户的内部餐劵），吃饭时交给做饭师傅餐券，按量打饭吃，刚开始时不太习惯，慢慢地也就适应了。
学校尽量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时送来一些冬储菜，有时弄来一些油盐酱醋，但我们也知道，学校也有一大家子，校食堂有那么多人要吃饭，学校也有学校的难处，不可能光顾及我们。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儿趣闻，据大家回忆，好像是1974年秋天的事儿，学校领导看到大家生活很清苦，就派马车拉来一口猪，让集体户食堂杀了改善一下伙食，然后再熬点儿荤油，解决大家长期油水不足的问题。结果猪杀了，油也熬了，哪成想被外屯儿的一只散狗发现，趁夜深人静之际钻进了集体户的食堂，把坛子里的荤油吃了个精光，然后跑掉了。
大家看后都很生气，还是王德仁脑筋来的快，他想出了个办法，用水桶口设下一根套子，桶里放一块儿肉，引诱狗第二天晚上再来，果然这只狗真的上当了，没等吃到肉就被套住了脑袋，即甩不开又跑不了，男同学趁机一起下手，用铁锹镐头一顿乱打，活活地把这只馋狗打死，大家好一阵痛快，不但解了恨又吃了它的肉，还喝了它的汤，使这个恨人的畜生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学校领导非常关注我们的成长，校长陈金库老师虽然工作繁忙，但总能抽出时间，隔三差五地来“坑里”屯儿和集体户走走看看，听一听、唠一唠，有事儿时交代交代、叮嘱几句，有时利用星期天专门来给我们讲一堂政治理论、农业生产、外地经验、先进典型等方面的讲座，使大家受益匪浅。
青年人来到农村，首先要过劳动关，虽然我们这些人都家住农村，在学校也时长参加一些劳动，体验过劳动的滋味，但那只能是粗浅的。来到“坑里”屯儿后，想让自己成为正经八百的“庄稼人”，还需要一番的“摸爬滚打”，磨一手老茧才能适应。
高余贤等同学曾经回忆，秋收季节，割谷子不会“打捆绕”，割高粱一只大手抓不住一把，农村的俗话管这叫“耍叉”。都是当地的庄稼“老把式”和高手一招一式地教大家，让我们学会了干各种农活。春耕种、夏管理、秋收获、冬储藏。我们不能说庄稼地的农活样样精通，但也都事事经历过，最起码不陌生，对各种农活都了解一些，知道其来龙去脉。
与此同时，对于年轻人来说，学习要伴随自己的一生，才能不至于落伍。为了促进我们的学习，学校给拿来了购买的书籍和一些学习资料，让大家学文化课、学理论知识、学科学种田知识和本领，学校又专门派来语文教师吴树森具体来集体户负责管理。
吴树森老师工作认真负责。当年老人家就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花白，黑棉袄外套一件灰色布卦，蓝色裤子，穿一双棕色翻毛皮鞋。老头干净利索，和蔼可亲。他骑的自行车总是擦得油光铮亮，看不出是旧的。吴老师家住怀德街里，他十天半月的不回家一次，始终坚持在集体户和学校之间。
吴老师平时能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地讲一些知识。有时利用闲空时间给我们讲语文课。我记得课本是某高校编印的《汉语言文学》大厚书。老头儿慢声细语，耐心细致，讲课条理清晰，主题突出，交代的明白，我记得语文的语法修辞课，就是他传授的，我记得很扎实，始终受用至今。
六
集体户的新房建成后，这里不但是我们生活起居和学习的地方，也成了社员常来常往的场所，简直成了生产队的队部；队长分配活计、劳动派工也在这里进行，原生产队的老队部去的人不多，那里就好像成了摆设一样。
回忆起那时的事儿来也怪逗乐儿的，我们男生房间十几个人住在一铺长炕上，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没事时，有的人看看书，有的人闲聊几句，那时候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或者小蜡头儿，大约过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就吹灯拔蜡，放下自己的被褥，脚朝里头朝外，共同就寝。
我的睡眠本来就轻，晚上不习惯同大帮伙一起睡觉，因此，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拜会儿地不能入眠，但又怕惊动了大家，影响别人睡觉休息，只好一动不动地在自己被窝儿里装睡。看到别人睡的很香，我只好闭着眼睛瞎想，你听吧，男生两间房的通条大炕，睡着十多个人，人一多了啥动静都有，有人鼾声大睡，呼噜声音听出多远；一会儿有人说梦话，声音还挺大，但嘴里叨叨咕咕地也听不清说些啥；不大一会儿，不知是谁“当”地一声放了个屁，有的响动还带着回音儿；又过了会儿，有人咬起了牙，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听着让人闹心；有时还能听到“吧嗒、吧嗒”的声音，那是有咂嘴毛病的人发出来的，整个屋里千奇百怪，人各不同，真是啼笑皆非，觉轻一些的人哪里能睡得着呢？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能在乎了，一旦困劲儿上来了，眼皮儿硬了，也就自然而然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一切照旧，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
与此同时，有趣儿也有乐儿。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学校为大家配备了乒乓球案子，同学们闲暇时就打上几拍儿。天长日久，有的人练的还真行，打的不错的如张玉良、高和琴、冯志杰、孙树权等人。据高和琴讲，她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打乒乓球，一直到参加工作，这一爱好也没扔掉，退休之前有几年还代表本单位参加市里的乒乓球比赛呢！
七
“坑里”屯儿不但物质生活贫困，精神文化生活也同样匮乏，那时候，全屯儿没有电，只有少数人家有干电池的收音机，原来陈家窝堡大队设置的有线广播线路也被掐断了，生产队没有大喇叭，大多数群众听不到广播，只有集体户里有一份报纸，社员一年也看不到一场电影，更别说看文艺演出了。
为了让党的农村文化思想占领“坑里”屯儿这块阵地，集体户同学自发地排练起文艺节目，大家分头寻找剧本，选择节目，一起上阵当演员，建立了一支小型文艺宣传队。白天要劳动没有时间排练，就利用晚上挑灯夜战，炊事员杨凤义原来演过地方戏，有些艺术功底，但那时地方戏早已被取缔，被称为是封资修的东西，不敢再登大雅之堂了。
于是我们就请来学校教文艺课的赵庆范老师来集体户现场指导。赵老师多年从事文艺教学，也搞过多次文艺演出，带领学校文艺宣传队走南闯北，在附近很有名气。
我记得，经过一段儿时间的排练，基本有了雏形，其中较大的节目有单弦联唱《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这是依据真人真事编成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放的一个文艺节目，讲述的是北京市郊区大兴县（现已改为大兴区）大白楼生产队长王国福，一心想着集体和全村的老百姓，而唯独没有想过他自己的先进事迹。
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单弦联唱《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其中的几句唱词，我在这里重述给大家：“王国福家住大白楼，身居长工屋、放眼全球，无产阶级优秀战士，是毛泽东思想哺育造就，他十几年来如一日，革命路上不停留，带领群众与敌人斗，赤胆衷心战逆流，他努力改造世界观，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没有专业乐器，杨凤义从家里拿来了一把说书伴奏用的三弦，我拿来了个秦琴，也照壶芦画瓢地跟着瞎播愣。王德仁吹笛子，赵老师拉二胡，你别说，再加上锣鼓竹板一配合，还挺合辙押韵，像是那么回事儿。
我们晚上排练节目的地点就是女同学的寝室，怕影响西屋男同学的休息，就把门窗关严。但演唱声、乐器声音还是能传出挺远。一次，屋里照样排练，大家照样说唱，赵老师到院子里听听屋子里传出的动静，品品大家的演唱韵调。不一会儿回到屋里，笑着说：你们去院里听听，乐器和旋的声音还不错，演唱的声音也挺好，大家听后，更来了精神头儿，接着继续排练。
还有个节目是坐唱形式的，说的是旧社会官宦人家的老爷病死后，逼迫贫困人家的小女孩被灌进水银为其陪葬的事，节目使用的是悲调，好像是五、六个人参加排练，具体节目的名称我就想不起来了，整个节目悲悲切切，使人看后好不伤心。
经当年本屯的女青年孙喜荣回忆，冯志杰演唱了个单出头，名字好像叫《小积肥员》，除了大家排练的集体节目之外，还有哪个人单独演唱节目，一些具体情景我就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排练节目的消息不翼而飞，引来了屯儿里社员和大人小孩儿前来看热闹。我们心里想着，正好有观众在场，能有这个机会，那就练练胆儿吧，为大场面演出做准备。
说来也巧，四道岗“五七”学校有不少是当时建设公社（后改为育林乡，目前已并入双城堡镇）的学生，互相之间消息很灵通，听说公社正在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那时候称为大寨会，地、县及公社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规模就好像现在的人代会一样隆重），我们连夜排练了一个为祝贺会议召开的歌舞表演唱，准备到建设公社的“大寨会”去慰问演出。
我记得是会议即将结束的那天傍晚，建设公社的大会议室座无虚席，现场挤满了出席会议的代表，能有几百人，看到观众很热情，我们也来了精神头儿。首先，公社党委副书记朱宝民致了欢迎词，接着演出正式开始，台上我们演出认真，台下观众掌声热烈，整台节目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胜利谢幕，我们的演出圆满成功。
演出结束后，公社食堂专门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大家都非常高兴，饭后与公社陪同的同志握手道别，连夜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建设公社。走在路上时心想，我们小小的文艺队也登上了大雅之堂，不但文艺队出了名，也为“坑里”集体户增了光。
之后，我们又到怀德镇的礼堂（那时叫工农兵俱乐部）演出过一次，当场同时演出的还有双榆树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记得大家演出之后在返回途中，我们几个又闹起了“故事”，李玉英同学记住了双榆树文艺队一名演员的一句台词“怀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儿”，感到挺有意思的，就时不时的来一句，引来大家一阵笑声；当大家走到“坑里”屯儿时，不知谁把李玉英藏在了集体户东面的向日葵地里，然后问先回来的几个人，你们咋把李玉英给弄丢了？早回来的那几个人一听也害了怕，赶紧四处寻找了好一阵子，直到李玉英走出向日葵地，大家的“故事”才算结束。
八
对每个人来说，既有开心的事，也有不顺心的事，真是有喜也有忧。据大家回忆，有一年深秋，大家都备齐了过冬的衣服，特别是女同学都爱美，喜欢打扮自己，有的做好了过冬的小棉袄儿、厚棉裤、棉大衣，有的备齐了棉鞋、棉帽子、棉袜子，有的织好了冬天戴的毛手套、棉手闷子。
女同学王晶辉的母亲给她做了一件缎子面的小棉袄，崭新崭新的，冲着太阳看还直闪亮光，这件新衣服还没上过身，爱不释手，特意摆放在自己的行李上面，惹来同屋的人都来观看，王晶辉也把这件衣服视作自己的爱品，一直舍不得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大家都去地里收庄稼，女生寝室无人，门窗都关着，因连着炕的灶房烧火太多，把女寝室的炕席引着了，烧了几个人的褥子，又偏巧把王晶辉的段子面棉袄烧了几个大窟窿。
可巧遇上了回队办事的队长孙林和户员司国富，他俩儿见集体户女寝室的窗缝儿往外冒烟，即刻跑到近前去查看。从窗玻璃往里看，屋子里面一片昏暗，啥也看不见。他们急中生智，打碎了两块窗户玻璃，有一块儿玻璃碴还扎破了司国富的眼角儿，放出来滚滚的浓烟，又和炊事员等几人一起拎水浇灭了还在燃烧的炕席。
正在地里干活的几个女同学听到这一消息，大步小跑地往集体户赶。看见此情此景，无不伤心伤感，有的哭出了声，有的悄悄抹眼泪，都在心疼自己被烧的东西。王晶辉看到自己心爱的小棉袄毁之一旦，立即瘫坐在地，不停地哭喊着：“我的小棉袄啊，我的小棉袄”！一时哭声不停，她心疼被烧毁的小棉袄，那是母亲生前亲手给自己做的最后一件衣服，是母亲留给自己的一件珍品，今后再也看不见了，哪能不伤心落泪呢！
事后，学校领导听说这一事件，当即赶过来，看到房屋的玻璃被砸碎，生气地问这是谁干的？这不是搞破坏吗？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冲着孙林来的。那时候，遇到事儿总要上纲上线，人们的政治敏感度强，因此，大部分人遇事靠边站、不深贪、绕着走。经过一番闹腾，集体户失火事件也就不究而罢了。
事后，有几个好闹玩笑的人编了一段儿顺口溜，大致意思是：大火烧了集体户，惹恼领导陈金库，烧毁王晶辉小棉袄，烧坏任淑杰小棉裤，别人还有被和褥，多亏来了救火人，应该感谢司国富。
在那个时期，人们的政治嗅觉很灵敏，看到孙林被学校边缘化，立即对其反而攻之。一天，社员们正准备下地去铲地，老把式孙相臣戴个草帽子，扛着锄头也来了，我们也没注意，不知啥事两人引起了事端，孙相臣与孙林在集体户门前当众吵了起来。孙林虽然是队长，但孙相臣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的调门高，我比你还高，双方各不相让，一时不可开交。
本来他俩是叔侄关系，不知啥原因，双方性格合不来，见面一说话就崩，你不服气我，我也不服你，别人还劝不了，于是在场的人赶紧喊，“该干活啦，该干活啦”，这场闹剧才算收场。自我离开集体户后，不知道他们爷俩的关系改没改善，也没听到他们叔侄之间以后有没有发生过其他纠纷的事儿。
九
想起1973年，那时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坑里”屯儿也不例外，记得年初时陈金库老师专门抽出时间来到“坑里”屯儿，在大沟南沿生产队的老队部里召开全屯社员大会，和社员交流思想，征求社员的意见，以便达成思想意识上的一致，提出了“学大寨、赶小乡，苦战一、二年，改变‘坑里’屯儿落后面貌”的口号；
当时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毛主席专门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小乡是吉林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省农业战线的样板儿。陈金库老师虽然是教师出身，但对农业有较深的造诣，他懂农业生产，会指导农业。他亲自来同大家一起，专题研究当年全屯的生产目标，制订农业生产规划。比如哪块地种什么粮食品种，那块地应当定作“吨田”，我记得好像是东沟沿儿那片南北垄子被计划作“吨田”，研究了种好“吨田”每墒地需要施多少农家肥，使用多少化肥，怎样加强管理，什么样的措施保证等。
所谓的“吨田”，就是亩产需要达到一吨粮食（即1000公斤，合2000市斤），大家知道，一墒地折合15亩，每亩地一吨粮，一墒地就应当产三万斤粮食。现在看一墒地打三万斤粮食不是罕见的事儿，但当时可是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那时，怀德县提出要建成“大寨县”，公社也要相应建成“大寨公社”，四道岗公社为了实现“大寨公社”的奋斗目标，组织全辖干部到省内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哲里木盟（当时为吉林省管辖）通辽县大林公社保安大队去参观学习，保安大队是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该大队党支部书记海玉琛是全国劳模。
学习参观团由各大队支部书记、社直单位“一把手”组成，高和宽老师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理所当然参加，而我作为“坑里”生产队的代表也有幸跟随到保安大队学习，机会实在难得。我们利用三天时间，从四道岗公社出发到公主岭，先坐火车到通辽县大林公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第二天一早又改坐汽车，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保安大队。
一下汽车，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到处都是树木，保安大队的街道整齐干净，房前屋后绿荫环绕，村子中心树立一座高塔，塔四周安着几只大喇叭，就像咱们公主岭多年前的三道街（现为公主大街）与大马路（现为迎宾路）交汇处的中心塔一样；大队建有学校、商店、广播站、幼儿园、被服社、铁工厂等；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玉米地、谷子田、饲养场、营林地、电灌站、高标准农田，观赏了村容街貌，还参观了大队展览室，听了讲解员的事迹介绍；我记得展览室的天棚是用向日葵秸秆编的，下面白灰勾缝，既经济又实用，还挺美观，可见保安人多么节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真是名不虚传。
从保安参观回来时，正好赶上《吉林日报》上整版刊登了保安大队的先进事迹和一组照片，我结合参观学习的体会向社员进行了传达，带领大家学习保安的经验，然后组织大家讨论，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开阔了乡亲们的视野，也有力地促进了“坑里”屯儿的农业生产和文明建设。
学大寨也好，学保安也好，都要落到实处，要见实效。从“坑里”屯儿来看，土质薄、肥力低，就像没吃饱饭的人一样，土地没有后劲儿，既长不出来好庄稼，也打不出来更多的粮食。为了改良土壤，变“破皮黄”瘠薄土地为良田，我们四处寻找能改善土壤的土质，终于在北大沟甸子下面发现了黑土源。
当时正赶上大冬天，天寒人冷，地冻三尺，开始用大镐刨，震得手裂生疼，虎口渗出了血迹，也刨不下几块儿黑土来，于是我们就另想办法，决定用炸药炸。装炸药包的主要原料是炒干的化肥硝铵和锯末子，我们从学校木工班弄来一些锯末子，首先要把硝铵和锯末子炒干，我和张晓辉一个组，拉去一口大铁锅，炒锯末子无所谓，炒成糊干焦状就行，而炒硝铵却很危险，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爆炸或失火，我们俩仗着胆儿，捏着一把汗，小心谨慎地用铁锹翻腾着锅里的化肥，得把硝铵炒成像白帆样的形状。
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只能一个人操作，另一个人躲在土包的后面观察，互相替换着来。张晓辉比我大一两岁，他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一到关键时刻就像大哥哥一样，把我推到土包后面，他先冲上去，尽力保护我，在我俩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锅炸药炒制成功了。
先把炒好的锯末子和炒好的硝铵按比例拌匀兑好，混合成炸药，之后再扎紧成炸药包，把买来的雷管接上导火线，再把雷管插入炸药包里，然后像点炮仗一样点着了导火线，之后我俩紧忙猫在土包后面，只听到导火线滋滋滋地响，猛然觉得瞬间天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好像大地震一样，吓得我俩紧贴在地面上不敢抬头。
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儿，据张晓辉回忆，他先后和我及孙树权等人共同合作，在北甸子崩黑土，一次放炮震碎了八岔沟屯儿杨凤和家的窗户玻璃，被人家找上门来，经过调节，由学校拿钱给了人家赔偿。
黑土块儿崩下来了，紧接着大车上来了，人们开始忙活起来，装车的装车，搬土块儿的搬土块儿，就这样，一车车黑土运到地里，先挖“八字”坑（在垄上挖一尺左右见方的坑，呈八字形），再填进黑土，然后放进农家肥，这样促使黄土地逐步改良，达到了土质肥力逐年提升的目的，粮食产量也随之逐渐提高了。
据在“坑里”生产队担任了四年会计的王国才同学回忆，我们去的当年就扭转了社员挣工分反而向生产队“倒找钱”的尴尬局面，集体户的男女同学们都挣回了自己的口粮，实现了靠自己养活自己。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坑里”生产队最高年度的劳动日值七、八角钱左右，达到了附近一些生产队的中等略上的水平，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十
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学校领导引导大家广开思路和门路，做到多种经营一齐发展，实现多路进财，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首先，计划在屯子东沟沿儿旁建一座砖厂，建砖厂需要资金投入，需要有懂技术的人才，需要把电引进来，需要购买机器设备，这些都需要钱，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坑里”屯儿本来就穷，俗话说，人穷就没信用，银行信不过你，不能给你贷款，真是求借无门，上哪去弄钱哪！
刚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干，大家集思广益，逐渐地想出了自己的土办法。没有资金就因陋就简，没有电和机器设备，就用原始的土办法。利用沟子里的水、沟旁的沙、崖上的土。就地人工取土，人工和泥，人工搅拌，人工制坯，人工晾晒，人工搬运。让学校木工班的师徒按照提供的尺寸，给做脱砖坯子的模具。
没有懂技术的人，我们就把原来在监狱砖厂干过的刑满释放人员陈凤柱找来，让他教大家。陈凤柱是接受改造的对象，听到让他来干这件事，很是高兴。他先作示范，后让大家模仿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终于掌握了制砖坯子的技术，解决了关键难题。
接着，建起了小土窑，经过码窑、封门、点火、烧制、闭火、闷窑、凉窑、出窑等一系列过程，“坑里”屯儿的小砖厂生产出了第一窑红砖；看到一车车热乎乎的红砖从小砖厂拉出来，真是暖在身上，喜在心上，美滋滋的，真的有成就感哪！
同学们在砖厂劳动休息之余，大家也没忘记寻找乐趣儿，也堪称为苦中作乐吧。有人到沟沿儿旁的向日葵地里掰下几头葵花籽盘，搓下瓜子粒儿，用一块铁片盛着，放在窑顶的出气孔上。不一会儿，瓜子就烤熟了，男女同学大家你一把我一把地嗑起来，顿时欢笑声起。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顿时把身上的累意忘了个一干二净。
在学校苕条地的岗上，用小砖厂生产的红砖盖起了一排砖瓦房，我们称之为“红房子”，办起了编织厂，我记得有个叫潘山的手艺人当师傅，教一帮徒弟，编制各种筐、篓、兜、箍嘴、簸箕、草筛子等。
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学校组织大家在编织厂院里打井。那时我们请不起打井队，自己没有打井的机器设备，都是靠人工来操作。我们集体户的几个男同学和社员轮流下到井底下挖泥掏水，分别装在桶里和筐里。井口竖着架子，由几个女同学在井口一边向上拽绳子系着的桶和筐，然后再把泥水倒掉后送回井底。
井里的活很累，地方狭小又闷又热，干了一会儿就得轮班。记得有一个男同学要上来，井上的人不知是谁来了“咕咕点子”，把男同学拽到半空中就不动了。待了好一阵子才把男同学拽上来，气得男同学嘴角儿鼓鼓的，而拽绳子的几个女同学则哈哈大笑，闹腾取乐一阵也就消停了。那个被悬在空中的男同学只能是吃了个哑巴亏。
说起打井来，还遇到了一件险事，有一天临近傍晚，张晓辉和孙树权俩人为一班在井下干活，突然，井下往上运送泥土的大筐绳索在半空中断开，随之大筐向井底砸去，机灵的张晓辉和孙树权躲闪开紧紧地靠着井壁，百十斤的大筐落到井下，好险哪！差一点儿没砸着他俩，真的是躲过了一劫。当天晚上，“五七”中学给当班的几人安排了一顿饭，也算庆贺一下险中有幸吧。
当年，“五七”中学及“坑里”屯儿的人们，是用自产的红砖盖的房、建的厂，又是用自产的苕条作原料，制作各种器具，生产出的产品。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一种精神，没有一种干劲儿，没有一种毅力，是做不到的，也是实现不了的。
除了建砖厂，又想着走出去，计划到范家屯西山建采石场。时间应该是1973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和张福、孙树权、杨凤义等五、六个人，来到范家屯西山附近的凤响公社平洋大队，好像是住在平洋三队的李姓一家，我记得是三间草房，中间的一间开门，当作俩屋的厨房，主人一家住东屋，把西屋腾出来给我们用，杨凤义主要负责做饭，张福因懂得采石方面的一些事儿，被派做采石场的负责人。
因为初建场，没有经验，我们到现场观察了好几天，照着别的厂那样，置办了扁担、绳索、垫肩、手套、炊具等用品，又购买了锤子、钢钎、铁锹、尖稿、铁筐等工具，还订购了雷管儿、炸药、导火线等。经过几天筹备，我们的采石场正式开张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逐步走向了正规，开采出来的石头源源不断地运往建筑工地，其中学校编织厂盖厂房的地基用石就是自己采石场生产的。
在采石场干了一段儿时间，我和张福被生产队抽回来了，由张晓辉等几个人接替，他们在采石场干了很长一段时间，付出了很多辛苦，为“坑里”生产队的经营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记得在采石场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儿。有一次收工回到住地，晚饭过后无事，杨凤义擅长文艺，会唱地方戏，张福也能哼上几句。他们两个人唱起了《送情郎》，我们不会的也跟着瞎哼哼，折腾了好一阵子。哪成想不知是房东嫌吵闹啊，还是谁给告了密，这点事儿让陈校长知道了，领导把我找回去好一顿收拾。说是宣扬封资修，是思想、立场、觉悟问题，弄得我无地自容。
今天，二人转小冒儿《送情郎》，成为脍炙人口的传统名段儿，很多人都会唱，不管男女老少都能哼上几句。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打开收音机，只能听唱八个革命样板戏；搞娱乐活动，只能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熟人及老同事相遇见面时首先要说一句忠字话。
记得一次我去药店买药，药店的营业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不知咋答。正在尴尬之时，旁边一个买药的老农民接过活茬儿，冲着我说“这还不知道？‘完全彻底’呗”。事后，我看到一张上面印着“忠字话”的传单，上面就有营业员问我的内容，传单上一问一答，挺有意思的；那时大型活动场合，到场的人要跳忠字舞，认为这样做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和衷心，可见当时的人们又是何等的愚昧。
十一
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大会新闻的那一天，我正跟生产队的大车从北甸子往回拉积肥用的黑土。我手里拿着个小型收音机坐在后车儿板子上，一边跟车一边听广播，了解党的“十大”相关消息。当听到一些原来受迫害的老干部又重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我就隐隐约约感到国家形势要有新的变化，党的方针政策路线也要有新的调整。
也正是那一年的11月份，我被四道岗“五七”中学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那一年我年满20岁，记得“坑里”屯儿的退伍兵孙喜文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还有一位介绍人是学校教政治课的王英华老师。高和宽老师是“五七”中学党支部书记，主持支部工作。
在党支部讨论我入党的会议上也让我全程参加，介绍人王英华、孙喜文分别介绍了我的政治立场、思想觉悟、现实表现、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党支部组织委员任贵权老师介绍了去我的出生地小邹家窝堡屯儿，调查我家的历史、成分及三代家庭成员的相关情况，宣读了本屯儿老贫农邱俊等人根据我的表现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同时也让我阐述了自己的态度和下一步的目标方向；最后支部党员举手表决，获得一致通过，然后上报给公社党委批准。
按照“十大”党章的规定，当时新入党的党员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是正式党员，就能享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参加党组织的活动，过党组织生活。
“坑里”屯儿设立党小组，党员有王金富、孙喜文、李玉，还有新入党的我，我们的党小组归“五七”中学党支部管辖。王金富是党小组长，陈金库老师见面就称他“老组长”，王金富四十多岁，本人没有文化，斗大的字不认识两口袋，在党小组会议上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一般都是我们两个年轻的念一些报纸，选一些文章学习，之后大家在一起议论议论、唠扯唠扯，谈谈体会。
党的“十大”开过之后，落实“十大”精神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也立即行动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抓好“十大”精神的落实。通过召开会议、分阶段学习、组织座谈、张贴学习园地、撰写心得体会文章等形式，使党的“十大”精神深入到屯、到户、到人。
十二
1973年冬天到了，“坑里”生产队利用冬季时间搞农田基本建设。第一个项目计划在东大沟修桥筑路，修桥需要水泥管儿。当时水泥不好买，水泥制品更是紧俏货。学校得知刘房子中学存有一些水泥管儿没使用还在那放着，就通过县里帮助协调，让我们拉回来使用。
我跟着大车，和几个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了刘房子中学。当时这个学校校门大牌子上写的好像是“怀德县第十二中学”。记得在学校的猪圈旁立着几十根水泥管子，直径比大缸还粗，立在那差不多有一人高。我们几个人一齐动手，结果推也推不动，搬也搬不走，水泥管都被冻到了地上，埋土里有一巴掌深。没办法就借来了钢钎、大锤等工具，怕把水泥管子弄坏了，就一点儿一点儿地抠管子下面的冻土。累得我们腰酸胳膊疼，用了好几天时间，好不容易把这些水泥管子抠出来运回到生产队的工地。由于水泥管及时运回，没耽误事儿，保证了工期，完成了农田基本建设任务。
冬去春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磨练，集体户的同学们逐步成熟，按照当时上级的要求，提拔年轻人充实到基层组织，“坑里”生产队也不例外。就在这年的年底，经过全队社员和集体户全户户员投票，王德仁被选为生产队长，我被选为政治队长，王国才被正式选为会计，张玉良、任春发当了大车老板儿，户里其他同学也都成了生产队的主力。
我记得张晓辉回来说，他和孙树权等几个人在采石场准备给我们几个被选者发贺电，词儿都写好了，就差白天工地上抽不出来时间去范家屯邮局，晚上收工回到住地，人家邮局也早已下班了，结果电报也没发成。
1973年年末，高和宽老师被提拔到四道岗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1975年6月又被提拔到县里，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成为怀德县的决策人之一。
在高老师的关注和推荐下，也就在1974年的年初，我被公社调到农林大队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在新的岗位上，由于工作繁忙，就很少回集体户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很遗憾。
高和宽老师对“坑里”屯儿和集体户也格外关心，经常过问。特别是工作调动提拔离开“五七”中学后，也没忘了这里的人，见着“坑里”和集体户的人就问上几句，打听打听大家，了解了解这里的情况。
据大家回忆，有一年秋天，身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高老师陪同公社“一把手”吴书记和其他几位公社领导来到了“坑里”集体户，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和劲头儿，热情地给与肯定和鼓励。中午吃的是烀地瓜、土豆和茄子，大葱蘸大酱，这些都是集体户自产的。饭后，领导们满意地离开了集体户。
没成想，过了不几天，一个女同学吃饭前到酱缸里叨大酱，竟然在酱缸里发现了一只大耗子，浑身上下的毛都被大酱泡没了，你说恶心不？从此，再也没人想吃这口缸的大酱了。
十三
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特点本身就好说、好笑、好动，有时候也没正经的。如说个笑话儿，耍个怪态，闹个儿戏，找个趣儿，解个闷儿什么的，也是常有的事儿，也算是苦中作乐、自我解嘲吧！
记得党的“十大”召开后，我们集体户学习“十大”精神，念报纸上的新闻和文章。我记得报纸上刊登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画面上前面放着一排话筒架，三只麦克风对着讲话人。
一次生产队派冯志杰打绳套，好像是她与保管员冯永勤两个人一组。打绳套用的工具是一种像辘轳把似的铁制摇把。前面一头是单个铁摇把，另一头是三个铁摇把固定在一个木座上，也就是三股径拧成一根绳儿。两个人摇的方向不能一致，一个人用正劲儿，另一人用反劲儿，这样才能拧成绳儿、备成套。
那天，正好我去生产队院里办事儿，看到她们正在干打绳套的活儿。冯永勤摇的是单个铁摇把，冯志杰摇的是三个铁摇把。往上摇时三个铁摇把头对着她，好像是三个麦克风似的，干着干着她觉得很有意思。突然对我说：黄继文，你快来看看，我这三个话筒多好玩儿，你也来讲讲话呗！逗的在场的人大笑一场。
夏去秋来，生产队派王德仁和宗树奎两人看青。看青就是保护即将成熟的庄稼，防止有人偷走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他们两人轮流倒班，手里拿着镰刀，不分白天黑夜地四处巡逻，精心照看着地里的庄稼。
附近有块儿瓜地，有一天晚上，杨凤义闲来无事，想到瓜地摘个瓜吃。他趁着月亮地儿，大摇大摆地往瓜地里去。瓜地旁正好有个孤坟包，没成想王德仁和宗树奎就藏在坟地边旁，把杨凤义的脚脖子抓了个正着，吓得杨凤义“妈呀”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他以为遇见“鬼”啦！
第二天早上，集体户的食堂迟迟没能开饭，一问才知道，杨凤义被吓病起不来炕了。
据大家回忆，也是秋天的事儿。冯志杰做了件花格子的上衣，还没上身儿穿过。一天傍晚，杨凤义戴上王晶辉的花头巾，穿上冯志杰的花格子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年青少女，装做一名过路人，想到外面找正在看青的宗树奎戏耍一下。果然，宗树奎没看出来真假。杨凤义说天晚了自己不敢走，让宗树奎送送他，俩人一边走一边闲唠，问宗树奎今年多大啦，有没有对象啊？戏耍了半天，一直走到边岗屯东，杨凤义才摘下头巾，一本正经地说“你看我是谁？”宗树奎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了当。回到集体户一说，大家哈哈大笑，都把此事当作一段儿趣谈。
这里还有一件趣闻，记得有一年夏末秋初，轮到了孙树权看青，一天他不知从哪块瓜地熟人那里弄回来几个瓜，自己舍不得吃，藏在行李下面的褥子里，但瓜有香味啊！时不时地传到人的鼻子里，在屋的人闻到香味后，上炕寻找，发现瓜的香味来自孙树权的褥子里面，翻出来后，大家笑嘻嘻的拿起来就吃，司国富当场编了四句顺口溜：“小瓜芳香满屋载，怕人偷吃褥中埋，结果被人发现了，四个小狗造起来”。大家听了笑得肚子生疼，因为时间久远，忘记了当时吃瓜的是哪几个人，也记不清那四个小狗指的都是谁了。
有乐也有苦，有惊也有险。那个年月，一到夏天就人缺吃的马缺草，正所谓的青黄不接。生产队的牲口没有草喂、没有料吃，一头头饿得精瘦，干活没有劲儿。牛马没吃的，只好组织人四处割青草，回来喂牲口。
一次高和琴、任淑杰和赶车老板儿司国富一起给牲口打草。附近的草早就割光了，就得往远处去，他们几个人一直到双龙公社大青山一带，打满一车青草往回来，走到中途牲口就拉不动了，瘦弱的老牛一下子卡了个“前失”。车辕子一下子就张过去了，把高和琴和任淑杰摔倒后掉在车辕子里，弄得上下一身牛屎。两个人从车辕子里爬出来，吓得心里直突突，腿一个劲儿地哆嗦，身上直冒凉气，真得谢天谢地呀！也算她俩儿命大，总算没伤着人。事后孙林说：集体户吃个喜儿吧！此事也算虚惊一场。
还有一件险事，有一年学校从内蒙古买回来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老百姓称之此马为“达子马”，送到“坑里”屯儿喂养。大家觉得新奇，集体户的几个男同学牵着马，你骑一会儿我骑一会儿，轮流遛着玩儿。宗树奎也觉得新鲜，他虽然个子小，但也不奋劲儿。骑上马就往北沟奔去，他骑马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回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大家不放心，怕出事儿,几个人就往北沟一带寻找。结果发现宗树奎躺在壕沟旁一动不动。显然是从马身上掉下来的，被摔迷糊过去起不来了，还算万幸，没受伤也无生命危险。见此，大家动手把他扶起来，搀回到集体户，还好，宗树奎没有大恙，休息一两天就康复了,这才结束了一场惊险。
十四
我们集体户的“十八勇士”在一起劳动、生活和学习，有的时间短一些，有的长达几年时间。现在来看，我们聚在一起很难得，也是缘分所致，大家依靠“坑里”集体户这个平台，虽然条件差一些，吃了一些苦，挨了一些累；但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面对了社会，增长了知识，学会了处事，懂得了做人，得到了锻炼。应该说，为自己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因为都是年轻人，诚然脾气不同，秉性各异，但都能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同学之间没有你争我斗，没有闹过大矛盾，不论男女没有打过仗；虽然有时也有过摩擦，出现过一些小矛盾和小问题，但都能摆在桌面上，通过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大家红红脸、出出汗，过后谁也不记恨谁。
回忆起那段儿经历，不由得让我想起两件往事。那是1978年夏天，当时的怀德县人民银行把我从单位抽出来，派到南崴子银行信用社搞运动，有一天我遵照工作组组长的安排，与另外一名老同志到南崴子公社长兴永大队（现在为长兴村）调查取证，因需要找的人没在家，晚上被安排住在长兴永三队集体户。哪知道半夜三更我俩熟睡之中被一阵哭闹声惊醒，一问才知道是集体户里的男女同学在干仗，也不清楚是为了啥？他（她）们一直打到黎明才罢休。听当地的一些人说，集体户里这样的事儿经常发生。
记得1974年春，我到四道岗公社农林大队工作，按照支部分工，我包第三生产队（叫东后戴杂铺屯儿），在走访社员中知道，这个队也曾建立过集体户，户里有几个男同学霸占户里的女同学，十来个女同学中只有一名幸免，因模样长的丑而没被糟蹋。事窗东发后有两个恶男以破坏知青罪被处以刑罚，一个被枪毙，另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随之这个集体户解散。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县一时的“农林集体户事件”。
回想起我们的集体户，男女之间不能说以兄弟姐妹来对待，但都能和睦相处。十七、八个人几年时间从来没打过仗，没人在背后搞小动作。男同学之间，没有你整我、我整你，互不服气的现象；女同学之间，没有抓破鼻子挠破脸的事儿。男女同学之间不能说没有矛盾，但能坦诚相待，相互理解，有了矛盾当面锣、对面鼓，解决之后说完拉倒。
一个有十八 、九个人的集体，要说一点儿摩擦也没有，那是瞎扯，但怎么来对待，能体现出素质和德行。看看他们，再比比我们，真是天地之分呀！想到这些，真的很留恋那时候同学之间的纯真感情。怀旧触景，忆往生情，所以，我在这里道一声，向昔日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同在一块儿干活的老友们致敬！愿“坑里”集体户精神永存！
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又都是十八大九的年龄，有的免不了男女之间产生好感，但都不敢明说，只能藏在心里，真应了那句话：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儿。据王国才回忆，他和李玉英俩是在集体户呆的时间最长的一对，互相都了解，但都不敢表白；他们俩的婚事，还是王国才被推荐上学临走之时，由吴树森和王殿才两位老师给作主，最终确定下来的。那时候的人很单纯，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也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儿”。
同学之间以礼相待、相互谦让、互相包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得到了屯邻乡亲们的赞扬，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1973年夏天，《吉林画报》社副社长、著名摄影家、高级记者郎琦来到“坑里”集体户采访。不知大家是否知道，郎琦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从14岁开始在私人照相馆学艺，解放前后担任解放军的随军记者。抗美援朝时曾经两次入朝，负伤回国后仍一直从事摄影事业，直到92岁时还在研究摄影。在吉林省摄影界有泰斗之称，他拍摄的照片中有1，300多幅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展出和参赛。他来“坑里”采访那年应该是47岁，我记得是院内小园里豆角花儿开得正旺的时候。
我们18名户员聚在集体户房前，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站在房门前，有的穿着背心儿，有的披着小衫儿，有的卷着裤脚儿，簇拥在一起。郎琦以杖子边儿的豆角花儿为衬景，举着照相机对着我们，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拍下了我们学习、劳动及生活的一些场面。这些照片，有在试验田里拍的，有在屯子四周岗上拍的，还有在社员家拍的。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有幸看到了刘淑芳保留的当时一张黑白照片，她说是郎琦在李林家院子里窗前拍的。尽管照片年久有些腐蚀变色，但仍能看清上面的人像和场景。照片上共有七个人，姿态各自不同，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张摆拍的照片。东屋窗台上，我和王国才正在聚精会神地合看一本书，西屋窗台里面，高余贤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刘淑芳坐在窗台上手里拿着东西好像是在做什么，窗台下面，冯志杰坐着小板凳上正在洗衣服，身旁是冯才的老母亲，老冯太太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缝补一件衣裳，窗台上还放着一块针线板儿，大家正在忙活之时，孙树权穿着背心儿担着一担子水走了进来，于是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挑水的人，照片正是展示了这一瞬间的情景。
那时候的照相机很落后，都是摄影者人工按照现场即时的光线条件来不断调整光圈和速度，要想照出一张理想的照片很不容易。我记得拍这张照片时，孙树权担着两桶水，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擎着水桶粱，摆着姿势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等待照相师的操作，一直到拍摄完成才停下，累得他气喘吁吁了好一阵子。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张在集体户时期的照片，欣赏之后感到很珍贵和兴奋。听说当天郎琦拍的那么多照片，回到省里洗印后，有的登在了画报上，有的被选送到展览馆，参加了省里的展出，有的送给了学校留作纪念。我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郎琦给送照片时，正赶上刘淑芳和冯志杰去学校办事,在现场得到的。
据刘淑芳回忆，她原来还保存一张，是大家扛着锄头说说笑笑地从东沟子沿往上走的情景，可惜时间久远因几次搬家，照片早已丢失，已经找不到踪迹了。
由于我后来离开了集体户，也不知道记者采访的报道和所拍的照片发表在哪期《吉林画报》上了。听说后来省电视台也来“坑里”拍摄过电视纪录片。只因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平民百姓家没有电视机，农村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看过电视。我记得四道岗公社院里竖着一座几十米高的电视天线，会议室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有时候晚上放给机关干部观看。至于省电视台的采访，我没能赶上参加，也就无法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我们“坑里”集体户，自己看自己，不过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在外界看来可是窗户眼儿吹喇叭——名声在外。据王国才同学回忆，那是1975年夏天，怀德县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和探讨教育改革新途径。在“坑里”屯儿建立一支在乡知识青年集体户，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是四道岗“五七”中学办学中的新创举、新路子，是实践“教育学大寨”的具体体现，在当时看成是新生事物，因而得到了省、地、县的高度关注。
在那次会议上，王国才代表“坑里”集体户在大会上介绍经验，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和肯定。会后王国才还被原怀德县城郊公社（1983年为城郊乡，1985年改为环岭乡，现为公主岭市环岭街道）请去，作了一场专题报告。
1975年冬天，全省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我当时作为信用社的员工，被四道岗公社抽出组成工作队，到本公社榆树堡大队搞运动。我们这个工作队有7名同志，每人负责一个生产队。工作队的队长是吉林省教育学院的毕科长，队员有省教育学院的老刘、老廉和小曹三位男同志，还有本公社的两位女知青小程和小翟。我是工作队的队员，被分派到榆树堡七队驻在。
有一天，白天忙完了工作，我利用晚上生产队正好不开会的时间，骑着自行车想回家看看。榆树堡离我家大约20余华里，当我气喘嘘嘘地到家刚坐下不一会儿，就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来意想不到的声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怀德县四道岗公社“坑里”集体户冯志杰的讲话录音。我激动地捧着收音机放在耳旁，认真地听着，生怕漏掉一字一句。讲话录音大约播放了能有六、七分钟，我一直沉浸在亢奋之中，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想，我们的集体户也上了广播啦！
联想到《吉林画报》社和电视台的采访，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几年的光景，大家没白付出，我们的集体户也算是小有名气啦，真是报纸上有名、画册电视上有影、广播里有声啊！
据冯志杰回忆，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录音起源于四道岗“五七”中学的最兴盛时期；当时国家教育部有位叫娄史进的领导来学校视察。为迎接上级领导来校，学校专门建立了一个校史展览室，冯志杰与另外几个人担任展览室的讲解员，负责接待上级来访客人参观。同时并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相关座谈会，电台、报社派出的新闻媒体记者也随同参加。冯志杰的讲话录音就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根据她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在现场录制的。
由于上级的重视和新闻媒体的宣传，我们集体户也名声大震。刘淑芳同学曾经代表集体户参加了当时的怀德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讲用会，会后获赠一套马列和毛泽东选集，她一直保留了很多年。
在此期间，高余贤、刘淑芳、冯志杰等同学被学校录用。先后在四道岗“五七”中学、四道岗一中、黄花小学、团结小学、五道岗小学等中小学任教。后来由于教育行业改革调整，均离开了教育系统，她们虽然改了行。但也赶上了国家新的政策和机遇，事业发展的都很出色。
在集体户里，学习是大家的首选。同学们利用早晚和阴天下雨的业余时间，学习文化知识，认真复习中学时期学过的文化课程，丰富自己的学识水平，夯实自己的文化底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重新复出，提出教育改革，恢复高考制度。由于同学们的积极努力，提前准备，有了较扎实的基础，所以在恢复高考后，很多人一试成功，考进了理想的学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回想起我们这18个同学，在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都能够积极向上，思想进步，作风扎实；按现在的说法，释放的都是正能量。基础打的都比较牢靠，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直到现在，不论是经商的、参政的、务农的、从教的，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被抓、被押、被关、被管，或者被处分的，都能做到安分守己，奉公守法，遵纪守规，绝对是个好公民。
据“十八勇士”中最后一个离开“坑里”集体户的张玉良同学回忆，我们的集体户共坚持了将近五年时间。王国才同学也回忆了这段历程，集体户后期又增加了从公主岭和范家屯来的城镇知识青年，大约有六、七个人，有男也有女。其中来自范家屯有个叫张德林的男生当了集体户的户长，王国才还清楚地记得，他从四平财贸学校毕业后到范家屯粮库实习时还见到了这个人。据回忆，集体户的末期，我们下届毕业的梁世民同学也来户呆了一段儿时间。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大约1979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城镇知识青年逐步返城，农村集体户也逐渐消失。于是，我们“坑里”集体户，也随之告别了那段难忘而不平凡的经历。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四道岗“五七”大学。据大家回忆，张凤悟老师当了第一任校长，张子辉、任德义等老师曾为学生授过课。学校设有机电、卫生、木工、建筑、车钳等专业。除了在当地本校学习外，还走出去学习和实践。与当时的怀德县“八一”农机厂、辉南钢铁厂等地的省内有关大型企业及相关部门联合办学。每届招生三、四十人，我们72年毕业的这一届同学中有王晶辉、马国侠、李宪霞、杨凤贤及“坑里”屯儿的青年张晓辉等参加了学习，四道岗“五七”大学共办学两年左右的时间才宣告结束。
十五
现在看起来，“坑里”屯儿应该算得上是块风水宝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当地具备了这么几条：
首先是人少地多。全屯儿不足百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10亩以上，超过附近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坑里”屯儿的优势所在。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老百姓都拿地当回事儿。现在看,只要是有地就能打粮，过去的瘠薄地今天都变成了良田，一般的每墒地产粮两到三万斤已经是常态。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土地是资源、是宝贝、是命根子。所以我认为，国家先后两次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不变的政策，目的是稳定人心、稳定农村、稳定社会。所以说，土地是用之不竭的财富，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坑里”屯儿有那么多的土地，别的地方哪里能比得上。
其次是自然条件比较好。“坑里”屯儿四面周围都是岗，与外界形成了一道道的天然屏障。这里空气新鲜，水质没有污染，适合人们居住。我们在这里生活、劳动了几年，还没听说过哪家闹过鸡瘟、得过传染病的，屯子里住户人家的卫生条件虽然差，但各家各户都挺太平，我们集体户的男男女女也平安无事，很少出现过有病有灾儿的，也没影响大家正常的劳动和生活。
再次是地理位置特殊，屯子四周有岗、有沟、还有甸子。岗子上可以打井浇灌旱地，能够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沟子可以拦截筑坝，造林封沟，若是绿树满沟，那可是一笔财富啊！甸子可以开发，成为耕地，也可以种草造林，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当然了，做到这些都需要财力、物力、人力来支撑。假如像我预测的那样，“坑里”屯儿将会成为一个绿林环绕、山青水秀、环境优美、丰衣足食、人人向往的富饶小屯儿。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情景啊！起码够一个旅游景点儿了。可话又说回来，这些只能是遐想和向往而已，目前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就在“坑里”屯儿集体户建立22年之后，即1995年8月19日，我们当年学年组的几位毕业同学自发地组织了一次“四道岗‘五七’中学毕业生九五年师生联谊会”，经统计记载，全校各年届的毕业生共有近百名师生参加。到会的老师共16位，有陈金库、高和宽、董国占、孙树友、孙树怀、张凤悟、赵杰、任德义、梁同明、袁庆江、戴勋、杨石璋、豆佰信、孟宪忠、王永杰、赵庆范。当年“坑里”屯儿的决策人、年已70岁的老校长陈金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老人家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学校的发展历史，展望了未来，向师生提出了希望，给大家以力量和信心。时至算来，此事距离今日也有三十年的光景了，可惜参加联谊会的这16位老师中，现在健在的已经不多了。
为了使这次联谊会能够顺利成功举办，我们几个人的筹备组忙乎了好多天，并先后和陈金库老师沟通研究了几次，商定了联谊会的计划方案，筹集了资金，定制了向母校赠送的锦旗，制作了会标，找人创作了联谊会的会歌，印制了大家在活动中传唱的歌片儿，预定了餐馆，雇用了大客车，请来了录像师、照相师，制作了联谊会的《纪念册》，并成立了会务、接待、生活等几个专门小组。
到会的同学大约有本校十几届次的毕业生。最早毕业生可追溯到六十年代时期的，可惜的是“坑里”集体户的户友没能全部到场。只有高和琴、刘淑芳、李玉英、高余贤、王德仁、司国富、黄继文、张玉良、王国才等九人。而冯志杰、宗树奎两人则是在联谊会过后，由同年级的同学司有江（时任公主岭市盐业公司总经理）的安排，在公主岭市良友宾馆小范围聚会时到场的。“坑里”集体户的一些人没到场，究竟是会务组通知没到位，或者没找到人，还是其他别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当年联谊会的资料、录像带、师生合影以及现场拍摄的照片，我还始终保存着，每当想起来就翻出来看看。想当年，我们大多数才四十挂零，有的还不到四十岁，都在青壮年时期，如今都已年过古稀，成为耄耋老人了。回想起来，往事不堪回首，五十多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啊！当年在一起生活、学习、劳动的伙伴儿，如今大多数都很少见面和来往，有的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
尾声
开天辟地，古往今来，都是围绕着一个字:“变”。当年的怀德县，如今已变为公主岭市；当年的公社改称为乡或镇，生产大队也改称为村，生产小队改称为屯；当年的四道岗“五七”中学，也几易其名、几易其主，师生被合并到其他学校，如今也已人去院儿空；学校的苕条林地，早已变成了一片农田；至于小砖窑、编织厂，早就无影无踪了；“坑里”集体户里当年那些朴实的小伙子、漂亮的大姑娘，也早已变成了老头子、老太太,按东北民间的俗话称谓，都已成为“老登”和“老蒯”了。
虽然“坑里”屯儿现已不复存在，但那里的人儿、那时的事儿、那时的情儿、那时的景儿，仿佛还在眼前晃动，一幕幕地闪过。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在重复絮叨了。
半个世纪，日月如梭。但“坑里”屯儿的岗还是那片岗，沟还是那条沟，地还是那块地，所不同的是屯儿里和户里的情景发生了很大变化。集体户里“十八勇士”中，也各奔西东，自择前程。
王德仁，回到五道岗大队当了大队赤脚医生，后来被推荐上了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原怀德县人民医院工作，以后被提拔担任公主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宗树奎，离开集体户后接了父亲的班儿，被安排在怀德县木材公司工作，该同学不幸于2004年因病去世，年仅51岁，可惜走的太早了；高和琴，回村当了大队干部，后到怀德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怀德县教育局工作，并当了科长；张德林，回村后参加高考上学，毕业后在教育系统发展，后被提拔到育林乡中心校副校长；孙树权，1975年在集体户时被推荐上了四平财贸学校商业会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原四平地区中心医院，后被提拔为财务科长；王国才，也于1976年在集体户被推荐到四平财贸学校粮食会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粮食系统工作，后来被提拔到辽源市军需供应站站长；李玉英，恢复高考后考上了辽源煤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辽源矿务局机电总厂工作。由于和王国才较长时间的接触，相互了解，双方建立了恋爱关系，并结婚组成了家庭；黄继文，在集体户劳动期间入了党，不久被提拔到农林大队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后来被原怀德县人民银行招录为四道岗信用社员工，几年之后转到公主岭市农村商业银行担任了党办主任；高余贤，离开教育系统后，转到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担任学生公寓所长，经过了解和相处，与“坑里”屯儿的在乡青年张晓辉结为了夫妻。
刘淑芳、司国富、任淑杰、冯志杰、张玉良、马国侠等人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均下海经了商，他（她）们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开起了自己的买卖，有的创办起了自己的产业。对集体户内其他同学的事业发展和结局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坑里”屯儿的后代们也不甘落后，孙老太太的二儿子孙长军从部队转业之后，到四道岗乡政府工作，后被提拔为副乡长；冯老狠儿老伴儿带过来的大儿子李荣学，参军到部队后当了军官，退伍后分配到吉林省农机校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纪委书记、党委书记和吉林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张福的二儿子张晓辉考上了吉林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副校长、吉林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2003年晋升为教授；孙相臣的大儿子孙喜文后来被提拔到陈家窝堡大队当了大队副主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到因病去世。我听别人说，李林的儿子李秀军，从学校毕业之后也从了政，曾担任过通化市委组织部的科长、通化市建设局纪委书记，一路恒通，官升为通化市副市级干部，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我也无从考证了。
光阴似箭，星斗不停。一眨眼儿的时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坑里”屯儿的老人和中壮年人中，大部分均已作古，屯儿里年轻人和集体户的同学中，少数个别的也已不在人世，健在的也都已经70挂零了，真的是时间不饶人哪！
但愿故去的永远安逸，活着健在的要珍惜余生。健在者要好好地生活每一天，享受现在的好年代、好时光、好日子。我在这里也希望健在的老师、当年同年级及同班级的每一位老同学、当年集体户的户友们以及“坑里”屯儿的后生们，好好地善待自己，祝愿大家幸福安宁、健康长寿！
最近十来年，我参加过多次老年人的生日寿宴，也曾经给寿典主持人写过主持词，现把其中的一次主持词中的几句话拿来用作本文的结束语吧：六十六岁是起点，八十八岁是中转，超过百岁不新鲜，都向这个目标撵。故此，我在这里问一句:不知你们敢不敢？我希望得到回答：敢！敢！敢！撵！撵！撵！
后记
前面已经说了结束语了，本来这部回忆录应该到此结束，但实际还是结束不了，其原因，一是阅读过本文的老友们还有一些感受要谈谈；二是我又了解了一些新的事儿，也想借此机会准备分享给大家。
我的网名叫日出东方，为什么叫这个名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懂操作手机和微信，在孙子的帮助下才刚刚入了点儿门，微信网名都是我孙子帮我弄的，他究竟出于什么用意，选的这个名，我就不得而知了。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由我执笔的《回忆“坑里”那些事》一文的第三稿，于蛇年春节前修改结束，并于2025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四）开始在同学群中逐天发送，到2025年3月21日，前后经历了40天的时间发送结束。在此期间，引起了不少老同学的重视和关注，大家不断给予鼓励和点赞，下面摘录其中一些信息，给大家欣赏欣赏。
2025年2月11日中午，我以图片文字的方式，第一次在同学群中发送这篇文章，想不到没到半个小时，就有位网名叫风影的——后来听说是老同学杨凤贤，点赞说：写的好！
2025年3月21日上午11时54分，网名宠辱不惊——老同学王德仁发来信息：黄继文同学，辛苦了！你用你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通过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部不平凡的而有特殊意义的回忆录，看后仿佛回到了当年如火如荼的年代。我有轻微脑梗，等我身体康复，春暖花开之时，我们欢聚一堂，再叙友情。
2025年3月21日凌晨3时19分，老同学司国富发来信息：昨天青春今日瓮，东方日出立大功；忆往“坑里”那些事，历历浮现眼前中；十八勇士皆健在，感谢继文这部经；抓紧出版留青史，阅后牢记脑海中。实际国富同学不知道宗树奎和任淑杰两位老友已离世的消息，当他得知实情后，马上补了两句：十八勇士十六翁，都是南山不老松。
宗树奎早在二十年前就走了，大部分同学都知道此事，但任淑杰的离去是大家没想到的；她身体不好有毛病，我是知道的，也许是年老怀旧的原因，对当年“坑里”集体户的十八个老友，都挺有感情；本想在春节前串联几个人去看看她，但不巧的是去年11月末一天下雪路滑，我出去办事，一不小心摔坏了胳膊脱了臼，在家养伤，出不了门；没想到蛇年的正月初二，淑杰不幸病逝，我的想法没能实现，成了终生的遗憾。
2025年3月9日中午12时整，网名自由飞翔——老同学高余贤发来信息：@日出东方，你的记忆力太好了。过去五十多年的事儿还记着，写的这么详细。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赞赞！
2025年3月20日中午12时33分，老同学高余贤又一次发来信息：@日出东方 太有才了，写得好，说得妙；为你欢呼，为你歌唱！祝你天天开心！月月快乐！年年幸福！一辈子安康！！！
2025年3月20日中午11时56分，网名淑芳——老同学刘淑芳发来信息：感恩黄继文同学，用不老的记忆和智慧，具体详细地回忆了当年在“坑里”的18名同学和“坑里”父老乡亲的具体情况，我很亲切和感动，真的谢谢你！
2025年3月12日下午17时12分，网名Aishangxue——老同学高和琴发来信息：没曾想在“坑里”待不到二年时光，一总结弄出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开始没觉得有啥意义，越看越有兴趣，就想像出那个年代，咱们大家庭的情景就展现出来了。
2025年3月13日下午，高和琴第二次发来信息：日出东方，你写的太好啦！刚开始我认为没啥可写的，现在看，这些小故事串起来看津津乐道，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越看越爱看。太有意思了，同时也体现你太会组织语言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勾起从前的回忆，好玩极了！
2025年3月6日下午16时20分，网名曙光（李玉金）——老同学李玉金发来信息，现摘录如下。继文同学你好： 我在群里看到你发的信息，我就回想起你在学校是学习成绩优秀。在校毕业后，响应政府及学校号召，深入到农村最穷“坑里”这个屯，帮他们脱贫。你描述非常仔细、认真、到位！而后从事金融行业领导层，整天操作文字、数字。可现在有时间还能写一此有趣的回忆，也就是人生的点点滴滴的故事！知得我学习！祝你生活愉快！事事顺意！
我和大家的回忆，也勾起了老同学赵秉研对“坑里”屯儿一些往事的回忆，2025年2月14日上午11时09分，网名童心——赵秉研发来信息，现全文抄录如下。@日出东方， 提起坑李的事我本无发言权，七几年发生的事我没有参与，可在这之前我却有另外的一段经历，那是在六五年春天，我十五虚岁，在怀德四中二年级念书，春天支援农业生产，到陈家窝堡铲地，从小苗刚出土一直铲到小苗都过膝了，铲了好几个小屯，其中时间最长的就是坑李屯，大概有一个多月吧，我感觉好象小屯的每一条田间小道都有我的足迹，每一块田里都有过我的汗水。为什么我管小屯叫坑李而不叫坑里，各个村屯多以姓氏命名，坑李最早应该就是一户或几户或以姓李的为多数的小村落，并建在小盆地里，也因盆地太小只好称为“坑”。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就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吃饭，一个寡居老太太领两个儿子过日子，老太太五十多岁，儿子也都三十左右了，那时候穷啊，都没娶妻。一家人心眼好使，很怕我们几个小孩子的活儿重吃不饱，尽量给我们调整伙食。记得在小屯的东南方向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个鸟窝，窝里住着一对山燕子夫妻，窝里不是有蛋就是鸟崽，有一个淘气包子爬上了大树要掏鸟窝，山燕子气性大，急眼了就猛啄他的头，多次攻击无效，就从天上猛的扎向地面自杀身亡。李家老太太把死山燕子拣回家给我们打酱吃了，给我们香了够呛。我们几个在李家吃饭，晚上跑到莫小店戴森同学家住宿，戴森家二嫂管我们叫小屁尕子。虽然每天都辛勤劳作风吹日晒，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不管是走向田间地头还是收工回家，都是排着队唱着歌，那时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东方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代一代往下传》《打靶归来》等等。掐指算来那一段往事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记忆早已摸糊，但有些情节仍然像发生在昨天，我把我的记忆和见解分享给同学们。
蛇年春节正月过后，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日，那一天清晨，我不知不觉地又想起来当年“五七”中学的往事和“坑里”集体户时的一幕幕，于是编了段儿顺口溜儿，发到同学群，让大家欣赏。现在把它再一次奉献给老友们。
说“ 头 ”忆事—---送给我当年的老同学们
二月二，龙抬头，一晃正月出了头。
清晨起来坐床头，靠在窗前观日头，
当年往事涌心头，忆起当年有想头。
五七中学校里头，学习生活有劲头。
住宿生在院里头，吃饭食堂在南头，
晚上没电点腊头，不知哪来精神头？
运动会上争先头，人家都已到前头；
我和利民落后头，俩人拉手跑到头；
虽然没能夺彩头，同学喝彩挥拳头。
文艺汇演站台头，大家齐心有奔头；
表演唱，单出头，杨闯唱歌高喉头。
七二毕业那年头，下乡来到坑里头；
集体户靠屯东头，男女生十八人头；
学习劳动并肩头，改变贫穷记心头；
学校派来老吴头，指导大家奔前头。
往事悠悠多年头，咱们都已白了头。
年龄七十已出头，等来幸福好势头；
苦日子已熬出头，国家强大有靠头；
生活好了没愁头，心宽就有精神头；
出去锻炼见人头，无事少睡热炕头；
活到百岁别回头，祝福大家向前头！
注：1、利民指老同学吴利民，当年我是班长，他是副班长。杨闯指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杨秀玲，当年她的歌唱的好，嗓子洪亮声音高，不用扩音器就能听出老远。老吴头指吴树森老师，当年学校派他到“坑里”集体户带户。坑里指“坑里”屯儿，当年被“五七”中学接管。
在老同学王德仁的组织下，当年的同窗们建立了同学群，原先的群名叫“四道岗五七中学七二届同学群”，今年又改为“五七中学七二届6”，我也不知啥原因。目前，我天天看同学们在群里发的信息，有趣儿的是高余贤的“九人同框视频”聊天方式很新鲜，感到仿佛就像回到了当年那个时候，顿时认为自己年轻了许多。我好奇地数了数群友，大约有近三十来名老同学入群，于是，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于三月六日为群友们编了段儿顺口溜儿，不妨在这里再献一次“丑”。
观同学群有感
自加入同学群以来，经常看大家群聊儿，经了解才知道大家都在干啥，不用问，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是快乐。所以在这里，不妨编段儿顺口溜儿，送给昔日的老友们帮助指点指点，愿领赐教。
老同学，王德仁儿，群主当的挺来劲儿，
清晨起来发消息儿，群友就能接到信儿。
赵秉研，有本事儿，广场练练毛笔字儿，
身旁站着一群人儿，品头论足赞一会儿。
高和琴，有股劲儿，经常参与同学群儿，
说的都是大实事儿，也给大家提精神儿。
刘淑芳，不奋劲儿，同学群里有地位儿
时常发条小段子儿，大家看后添乐趣儿。
高余贤，有精神儿，网上学舞挺来劲儿，
教会舞友学舞曲儿，带领一个舞蹈队儿。
司国富，能编词儿，时不时的来几句儿，
会画画，剪大字儿，想起当年同学会儿。
李新奇，有实力儿，每天看书有一阵儿，
写首诗发同学群儿，年龄大也不服劲儿。
李玉金有正经事儿，农电退休在家里儿，
同学群里发消息儿，来段趣闻挺有味儿。
刘兴波，也挺哏儿，（哏读音gen）常在群里发歌曲儿，
平时在家没啥事儿，喊两嗓子也来劲儿。
孟庆安住白城子儿，活的也挺有滋味儿，
和李新奇聚一起儿，俩人一瓶没咋地儿。
老同学，吴利民儿，有时群里来两句儿，
可惜见面没机会儿，好几十年没联系儿。
孙先生，有功底儿，一看就是文化人儿
我想知道你名字儿，上学时住哪个屯儿？
同学群里有27人儿，其他各位不知底儿，
让我现编还没词儿，只好道声对不起儿。
我的名叫黄继文儿，没啥爱好找乐趣儿，
不会上网打游戏儿，就会摆弄摆弄字儿；
平时在家没啥事儿，琢磨编段四六句儿，
发给大家品品味儿，希望同学给个趣儿。
还想说说其他人儿，可惜还没接到信儿，
我在这里问一句儿，不知都在干啥呢儿？
看如今，想过去儿，怀念当年那些事儿，
如有时间聚聚会儿，同学之情回回味儿！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七日，又编了段儿《观同学群有感》之二，现在抄录如下：
昨天发了《观同学群有感》，引起大家的关注，收到一些老同学的回复，自己也感到多少有那么点儿意思；咱们同学群有27位参与，除了我打听后知道的群友之外，还有北吉、清风、幸福和人生就剩吃喝玩乐，我不好意思打听这四位都是谁？现把我知道的一些同学情况说说，也是一段儿顺口溜儿，送给群里的群友们，请指教。
杨凤贤，有毅力儿，凤颖名是后改的儿，
恢复高考被录取儿，怀德师范有名气儿。
任德宏，有能力儿，农机站是当家人儿，
当年筹备同学会儿，聚餐在你酒店里儿。
董秀兰，有心劲儿，退休余热在发挥儿，
回忆中学那一阵儿，我俩同赴团代会儿。
国才玉英两口子儿，一家三代有福气儿，
我知道你们有俩儿，还有三个大孙子儿。
董文贤，有志气儿，教师队伍有一份儿，
退休在家不闲子儿，饲养鸡鸭一大群儿。
周凤琴，不服劲儿，通榆县城开铺子儿，
一身满是精气神儿，还在当着买卖人儿。
张凤发，挺合群儿，搬来城里见几回儿，
唠起往事不离题儿，性格谦虚没架子儿。
王殿志，挺神气儿，群里头像银发丝儿，
回忆当年在一起儿，上学家住黄花屯儿。
还有群友共四位儿，不知名字难编词儿，
要想知道他们事儿，无奈只有等下回儿。
2025年3月26日，老同学李新奇在公主岭的岭东小油饼酒店邀请部分老友聚会，到场的有王德仁、刘淑芳、李新奇、高余贤、董文贤、高和琴、吴利民、司国富、董秀兰、董秀岩、任德宏、李玉金、赵秉研、张凤发，还有我，一共十八个人，有的我已经二十多年没看到了；见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都感到非常亲切，我把刚刚印完的《回忆“坑里”那些事》回忆录的样本带来给大家欣赏，看到书中当年的老照片，老友们感慨万千，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
在这次小聚中，还遇到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一是当年的老同学崔艳波应邀参加，二是老同学刘兴波带来了新夫人，名字叫冯秀杰。于是，同学群里又多了位新群友，看到艳波赞高余贤的藏头诗后，我在这里也给艳波同学写了四句顺口溜儿，请指正。
崔艳波，新入群儿，应当感谢李新奇儿，
群里发表藏头诗儿，有人夸你是才女儿。
同时，也送给刘兴波和冯秀杰两位新婚夫妇四句话：
人过七十古来稀，喜结良缘挽娇妻，
兴波秀杰到一起，幸福晚年长相依。
目前，本文《回忆“坑里”那些事》已经是第四稿了，我原先打算再征求一下当年的老同学、集体户的老户员及“坑里”屯儿老朋友们的意见，再进一步修改修改，完善完善，之后定稿，奉献给喜欢回忆这段儿历史的老友们，并接受大家的指正。现在看，这些都实现了原定计划，本回忆录也该结束了，准备正式印成册子，送给大家。
我记得老同学孟庆安在2025年的年初时发到同学群里几句小诗：昂起头，挺起胸，七十、八十还轻松，不信你看特朗普，七十八岁返白宫。只要你的心态好，向着九十、一百冲！人生一切都看淡，寿比南山不老松！
让庆安老同学的诗句作为本部回忆录的终结吧！感谢大家的阅读欣赏、鼎力支持、中肯指正和积极帮助；再一次祝愿老友们，晚年幸福健康不掉队，让我们大家携手并肩，向百岁挺进！加油！
2024年8月 第一稿
2024年10月第二稿
2025年1月 第三稿
2025年4月 第四稿
温馨提示
本文仅限在同学、老师、同事和朋友中传阅，其目的只是为了增添大家的点滴乐趣儿和回忆往事而已。同时，敬告阅读该文的朋友们不要摘取文中的内容和事例挪作他用。特此致谢！
【作者简历】：黄继文，男，汉族，中共党员，现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人，1952年11月17日出生，中专文化，经济师，曾任农村信用社主任、合作银行党办主任，2013年退休。本人的爱好是写作和摄影，为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公主岭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所拍作品多次获奖。
编辑制作：老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