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
——川南游击纵队 1935-1937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章 扎西的雪
第一卷 徐策卷（1935.2—1935.7）
第一章 石坎子
第二章 会合
第三章 第一仗
第四章 信
第五章 第三大队
第六章 缩编
第七章 周思和
第八章 朱家山
第九章 观音塘
第十章 余泽鸿看到的
第二卷 余泽鸿卷（1935.7—1935.12）
第一章 接任
第二章 王逸涛的信
第三章 周思和
第四章 张笃弼
第五章 邓楷的警告
第六章 女红军
第七章 大窝沱
第八章 碗厂坡前夜
第九章 泥基潮
第十章 之后
第三卷 小满卷（1935.12—1937.1）
第一章 收拢
第二章 女红军
第三章 张笃弼的消息
第四章 邓楷的脚
第五章 女红军的岩洞
第六章 周少华
第七章 化整为零
第八章 碾子坝
第九章 传
第十章 后来
后记 他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附录
一、主要人物原型对照表
二、大事记（1935.2—1937.1）
三、主要史料来源
序章 扎西的雪
一九三五年二月，云南扎西，雪下得不大，但一直没停。
土城那一仗打完，红军从上到下都清楚了一件事：北渡长江的路，走不通了。出发时八万多人，到这时只剩三万出头。蒋介石调集了四十万兵力，从四川、贵州、云南几个方向压过来，长江沿线封得铁桶一般。土城一战，情报出了错，敌人比预想的多出好几倍，红军在青杠坡一带吃了大亏，不得不仓促撤出战斗，一渡赤水，往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走。川军刘湘的部队咬得很紧，叙永一带也站不住脚。中央只能再改计划，转向云南扎西。
到扎西的时候，是二月上旬。农历春节刚过。没有人有心思过年。
扎西会议上，中央做了一个决定：放弃在川南直接北渡长江的计划，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打遵义。同时，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把零散的游击武装整合起来，成立一支专门的队伍。这个决定背后藏着一个很冷的现实：主力要走了，但主力走不快。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带不走，掉队的人跟不上。这些人往哪里放？主力往东，敌人跟着往东，身后必须有人把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吸”在川南，让追兵以为红军主力还在这一带，给东进争取时间。
这就是川南游击纵队被组建的全部理由。它不是一支“顺便成立”的队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从主力身上切下来的一块肉，留在原地当饵。
周恩来亲自做动员。屋子是借的，木板墙漏风，炭盆里的火半死不活。台下坐着一百多个被抽调的干部，有的刚从土城的阵地上下来，绷带还没拆；有的知道自己要被留下，脸上看不出表情。
周恩来说得很直白：中央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还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我们在这里暂时分开，将来是会见面的。”
台下没有人问“如果见不到呢”。那个问题不需要问。
被留下的人里，有徐策，红三军团五师政委；有余泽鸿，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有戴元怀，红八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加上抽调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再加上行军途中掉队的伤病员，合起来四百多人。四百多人，要去拖住几万敌军。
二月十八日，队伍在石坎子集合。没有像样的成立仪式，念完命令就散了。徐策站在队伍侧面，看每一个人的脸。他知道这些人不是挑出来的精兵，是凑出来的底牌——主力带不走的，伤病没好的，各军团抽调来的，地方游击队收编的。枪不够，有的人背着梭镖。但就是这支队伍，第二天就要往北走，往敌人多的方向走，往主力相反的方向走。
后来的事，历史书上几行字：川南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边区，牵制敌军，掩护主力，领导人相继牺牲，余部坚持到一九三七年。简单几句话，几百条命。
但当时的人不知道后来。他们只知道，赤水河在身后响，主力往东走了，浮桥拆了。他们站在河的南岸，往北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往南，往西，往那些敌人最多、路最难走的地方走。
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主力要活，就得有人留下。他们就是被留下的那批人。
第一卷 徐策卷（1935.2—1935.7）
视点人物：徐策，川南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02年生，湖北大冶人，师范出身，做过县委书记，后调红三军团，遵义会议后任五师政委。他不是那种拍桌子骂娘的指挥员，习惯先看、先听，把判断压在舌头底下。读者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这支队伍，也只能通过他的疑虑去怀疑该怀疑的人。
第一章 石坎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云南威信石坎子，河坝头。
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带着碎冰碴子，打在脸上像细砂纸。徐策手里那张纸被吹得卷了边，他低头看了一眼，继续念：“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念完这六个字，他停了一下。风把下一行字吹模糊了。
“——任命王逸涛为司令员，徐策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曾春鉴为副司令员，刘干臣为参谋长。”
底下站着四百多人，碎石硌脚，有人不停地倒换重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昨天半夜才赶到，干部连的人还在路上。枪倒不少，六七百支，还架着四挺重机枪，但背枪的人脸色不齐——有从土城撤下来的，绷带上还渗着血；有行军路上掉队被收拢的，鞋底磨穿了，用破布裹着脚；有各军团抽调来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抽调的，站在队伍里东张西望。
徐策把纸折起来，没有念第二遍。他讲话，没有稿子。
“我们的任务，中央交代了三条。第一条，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行动。第二条，安置保护伤病员。第三条，建立新的根据地。”
他停了一下。底下有人点头，有人没反应。
“我说完了。谁有话说？”
队伍里静了一会儿。忽然有人从后排喊了一嗓子：“政委，主力往哪走？”
徐策往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是个黑脸汉子，他不认识。
“往东。”
“那我们往哪走？”
“往西。往敌人多的地方走。”
底下有人笑了，不是高兴的笑，是那种“果然如此”的笑。黑脸汉子没再问。
徐策又说：“还有谁要问？”
一个瘦高个从队伍中间站起来，徐策后来才知道他叫董玉清，一大队队长，红三军团下来的。
“政委，我就问一句——我们在这里打，主力知不知道我们在哪？”
“知道。”
“主力走了之后呢？”
“主力走了之后，我们还在。他们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多拖住一个敌人，主力就多一分安全。这个账，你们会不会算？”
董玉清想了一下：“会算。”
“会算就好。坐下。”
散会之后，各大队带回。徐策沿着河滩走了一圈，看各大队怎么分班、怎么领枪、怎么生火。走到第三大队的宿营地时，他看见一个人蹲在石头上擦枪。那人抬头，笑了一下，露出一颗金牙。
“徐政委，我是杨登高，第三大队队长，叙永特区游击队过来的。”
徐策看了他一眼：“枪擦得不错。”
“吃饭的家伙，马虎不得。”杨登高拍了拍枪托，“我们地方上的人枪不好，但路熟。川南这一带，哪个山坳能藏人、哪条河能蹚、哪家保长跟哪家军阀有仇，我都清楚。”
“你以前干什么的？”
“跑过码头，贩过盐，后来闹红军，就跟着干了。”
“贩盐赚钱还是革命赚钱？”
杨登高笑了，金牙又亮了一下：“贩盐赚钱，革命赔钱。但贩盐的时候没人叫我同志，革命有人叫。”
徐策没接这个话。他看了杨登高的枪一眼，枪膛擦得亮，机簧上了油，连准星都拿布条蹭过。这双手不像地方游击队的手，像老兵的手。
“你这枪，以前是谁的？”
杨登高的笑收了一下：“缴的。打叙永的时候从一个川军排长手里缴的。”
“那个排长呢？”
“跑了。我追了半里地没追上。”
徐策点了一下头，继续往前走。没走几步，听见身后杨登高跟旁边人嘀咕：“这政委话不多，但眼睛毒。”旁边人说了句什么，听不清。杨登高又笑了一声，金牙在暮色里亮了一下。
那天晚上，徐策第一次注意到王逸涛。司令员王逸涛站在自己大队的火堆旁边，背对着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看了一会儿，折起来，塞进口袋。火光映着他的侧脸，看不出表情。徐策从他身后走过去，王逸涛没有回头。
“王司令。”
王逸涛转过身来，脸上已经挂好了笑：“政委，还没睡？”
“看看哨位。”徐策在他对面站住，“三大队和四大队都是你的人？”
“都是叙永游击队的老兄弟。”王逸涛说得很快，“跟着我打过几年仗，靠得住。”
“靠得住就好。”徐策点了点头，“中央给的任务重，担子在你身上。”
“担子重不怕。”王逸涛拍了拍腰里的枪，“怕的是人心不齐。政委，你说是不是？”
徐策看了他一眼。这句话说得不软不硬，但里面有个钩子。他决定不接这个钩子：“人心齐不齐，打一仗就知道了。”
王逸涛笑了一下：“那就打一仗。”
“你刚才看的那张纸，是什么？”
“没什么，家里带出来的一张家信，看了好几遍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娘，媳妇，一个娃。”
“想他们吗？”
“想有什么用。”王逸涛把枪往腰里别了别，“等打完了仗再说。”
徐策没有再问。他回到住处，余泽鸿已经在等他。余泽鸿那时候还只是政治部的一个干部，没接任，但徐策已经习惯找他商量事。
“王司令那边的人，今天领枪的时候多领了五条。”余泽鸿说。
“他跟你说了没有？”
“没说。是管枪的告诉我的。”
“你去问一下，不要直接问王司令，问管枪的，就说是不是发错了。”
余泽鸿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王司令说是他让多领的，给三大队留的备用枪。”
“你信吗？”
余泽鸿想了一下：“现在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不先跟你说。”
“还有别的事吗？”
“杨登高下午找过我，问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问，‘新来的政委好说话不？’”
徐策停了一下：“你怎么答的？”
“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
徐策笑了一下，这是他一整天第一次笑：“答得好。”
余泽鸿走了之后，徐策把笔记本拿出来，写了几行字。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压着实。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上衣口袋，贴着胸口。
第二章 会合
二月十四日，纵队随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转移到叙永四合头，与主力告别。
主力往东，纵队往南。徐策站在路边，看着主力的队伍从面前过。有人认出了他，喊“徐政委”，他点一下头。有人什么都没喊，低着头走。
一个背锅的伙夫从他面前过，锅里还冒着热气。伙夫扭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徐策认出那是五师的一个老炊事员，姓什么忘了。他想喊一声，但队伍走得太快，人已经过去了。
“老徐。”
徐策回头，是红三军团的一个营长，姓周。
“我往东，你往西。”老周往东边抬了抬下巴。
“对。”
“西边敌人多。”
“知道。”
老周看了他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塞到他手里：“留着抽。活着回来。”
老周走了，没有回头。徐策把半包烟揣进口袋，也没舍得抽。
当天下午，纵队向树坪出发，与王逸涛的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会合地点是一片松林，王逸涛的游击队先到，百来号人坐在松林里，衣服是老百姓的衣服，鞋子是老百姓的鞋子，有人还背着背篓。但枪是好的，有几条汉阳造，还有一挺轻机枪。
会合之后清点人数：六百余人。
三月上旬，部队在叙永木厂梁子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一场硬仗。川军一个团扑了上来。徐策和余泽鸿都在第一线指挥。
四大队大队长梁亚伯，是个从泸县中心县委调来的地方干部。战斗中，他冲在最前面，右手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断，鲜血直流。他没有退，用左手捡起驳壳枪，继续向敌人射击，直到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光，才一头栽倒在战壕里，壮烈牺牲。
“亚伯！”余泽鸿红着眼要冲过去抢遗体。
“撤！进林子！”徐策一把拉住他，下达了撤退命令。
这一仗，击溃了川军一个团，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但游击队的行踪也彻底暴露了。
三月下旬，纵队在珙县、兴文边界的大石盘山遭敌重兵包围。战斗从天亮打到下午，敌人从三面压上来。徐策走在队伍中间，没有跑，也没有弯腰。他看见一个战士的枪管打红了，战士解开裤子就往枪管上浇，浇完之后接着打。
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带着政治保卫局的一个通讯班断后。为了掩护主力突围，通讯班十几个人全部壮烈牺牲。那部唯一能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在战斗中被敌人的手榴弹炸成了废铁。
突围之后清点人数，第三大队少了将近一半。
“杨登高，打散了多少？”
“数不清，可能三十来个，可能四十来个。”
“到底是三十还是四十？”
杨登高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过了一会儿说：“政委，打仗不是算账。跑散了就是跑散了，我也数不清。”
“下次打完仗，第一件事是数人。人比枪重要。”
“记住了。”
第三章 第一仗
三月下旬大石盘战斗之后，徐策注意到王逸涛异常沉默。他去找王逸涛，在门口碰见警卫员小李。
“王司令在不在？”
“在。刚烧了东西。”
“烧什么？”
小李压低声音：“不知道，一堆纸灰。王司令说天冷，烤火。政委，天不冷啊，都三月了。”
徐策走进屋。王逸涛坐在火塘边。
“政委，我正想找你。我女人被川军扣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收到的信。我女人被关在叙永城里，川军放话，要我回去自首，不然就把人杀了。”
“信呢？”
“烧了。怕连累送信的人。”
“你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时候，就不要动。动了，就回不了头。”徐策看着他，“王司令，你女人被扣的事，我会向上级报告。能营救就营救，不能营救，你要有准备。”
“什么准备？”
“最坏的准备。”
王逸涛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政委，你说——革命革命，把家里人革进去了，这算怎么回事？”
“你当初为什么参加革命？”
“活不下去了。”
“现在呢？”
“现在……”王逸涛停了停，“现在也活不下去。但我女人孩子没参加革命，她们不该受这个罪。”
“敌人不会因为她们不该受罪就不给她们罪受。你回去，敌人照样杀你。你不回去，敌人可能杀她们，也可能不杀——她们是饵。”
那几天王逸涛开始频繁找第三大队的人单独说话。小满跑来报告——他现在是五大队的人了，黄虎山让他跑腿送信。
“政委，王司令昨天找杨大队长谈话，谈到半夜。还有四大队的梁亚伯，三个人坐在一起。”
“说什么你听见了没有？”
“没有。但王司令说话的时候手比划得厉害，像是在争什么。”
徐策把余泽鸿找来。“你留意一下三大队。尤其留意杨登高和梁亚伯。”
“你怀疑他们？”
“我谁也不怀疑。我只是想多知道一点。”
杨登高有一次在路上遇到徐策，笑了一下，金牙露出来，但没说话就走了。徐策喊住他：“老杨，过来聊聊。”
“王司令最近找你们聊什么？”
“没什么，就是问问三大队的情况。”
“光关心？没说别的？”
“政委，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
“我问你，王司令有没有跟你提过他家里的事？”
杨登高愣了一下：“提过。他说他女人被川军扣了。他还说——‘老杨，要是有一天我走了，你跟着走不？’”
“你怎么答的？”
“我说‘走哪去？’他没说。政委，我杨登高是个粗人，但我认一个理——谁打敌人，我跟谁。”
“这话你早说，我早就放心了。”
“那政委现在放心了？”
“放了一半。另一半看你下一步怎么做。”
第四章 信
四月底，纵队转移到叙永、兴文交界的花树坪。王逸涛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他每天早起巡哨，现在不巡了。
五月的一天，纵队到达五龙山。队伍宿营在半山腰，三大队在最外面，一大队和二大队在里面。这个部署是王逸涛定的。
那天晚上，小满端着一碗野菜汤来找黄虎山。
“连长，我今天看见王司令去找杨大队长了。后来梁亚伯也进去了。我路过的时候，听见杨大队长拍了一下桌子。”
黄虎山把这件事报告给徐策。
“吵起来是好事。不吵，说明已经谈妥了。”徐策放下地图，“你今晚不要睡了，让哨兵打起精神。三大队那边，暗中放两个暗哨。”
“放暗哨盯自己人？”
“盯情况，不是盯人。情况不对，回来报告，不要动手。”
天快亮的时候，哨兵跑下来报告：“政委！三大队那边有人走了！杨登高、梁亚伯也走了。”
徐策没有追。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一眼五龙山方向。天刚蒙蒙亮，山路上有雾，看不见人，只看见雾里有一串踩倒的草。
“追不追？”余泽鸿跑过来。
“不追。追也追不上，追上了也打不得。他现在还没把路走绝，我们追上去，他就走绝了。”
徐策召开全体大会。队伍站在山坡上，不到四百人。
“王逸涛走了，杨登高走了，梁亚伯走了，三大队走了一部分。这不算什么。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但有一条——走了之后，不要再回来。回来了，我就不认了。”
底下没有人动。站了一会儿，有人喊了一声：“跟徐政委走！”
散会之后，小满跑到徐策面前，扑通跪下来：“徐政委，我是三大队的，我是被王司令逼着走的，走到半路我跑回来了。”
“叫什么？”
“小满。十七。叙永人。”
“为什么跑回来？”
“我娘说，跟着红军走，别回头。”
“起来。把脸洗了。以后你跟着五大队走。黄虎山！这个人交给你。护着他点。”
那天上午，余泽鸿来找徐策：“王逸涛走的时候，有人不肯走，被他拿枪逼的。刘二柱看见了，杨登高一开始不肯走，跟王逸涛吵了一架。王逸涛说‘你不走，我打死你’。杨登高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走’。后来梁亚伯凑到杨登高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杨登高就愣了，跟着走了。”
“梁亚伯说了什么？”
“没听清。但梁亚伯这个人，心机深。他可能骗了杨登高，说留下来的人已经被出卖了。”
“逃命和投敌，是两码事。”徐策看着五龙山方向，“把刘二柱的话记下来。以后碰见杨登高，拿出来问他。”
王逸涛叛变后，四大队有个叫周思和的（外号周四指，梅硐区委委员），被查出曾替王逸涛传递过消息。徐策没有杀他，但把他从核心位置挪开，只让他负责外围联络，不让他碰伤员名单。
第五章 第三大队
五月中旬，部队在川滇边休整。
徐策把缩编后的名单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合上笔记本，对余泽鸿说：“周思和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能干。嘴严。”余泽鸿答道，“就是太能干，什么事都想插一手。”
“他最近跟外面联系多不多？”
“没听说。”
“没听说，不等于没有。”徐策敲了敲桌子，“你回去告诉邓楷，周思和先不动，但伤员名单和隐藏地点，绝对不要让他碰。”
然而没过几天，邓楷急匆匆赶了过来。
“政委，周思和有问题。”
“什么问题？”
“女红军转移了三次，三次都被敌人追到。还有，前几天我和他夜宿在联络站，天快亮的时候，我发觉他在掏枪上弹。我翻身拿被子盖住他，两人打了一架，他跑了。我追到周家沟才把他捉住，现在押在烂窖子里。”
徐策沉默了一会儿：“他怎么说？”
“他哭，说是一时糊涂，怕我办他。”
“余政委，你看呢？”徐策转头问。
余泽鸿犹豫了一下：“纵队现在缺人。能跑腿、能写字的人不多。他犯了错，但没造成实际后果。杀了，可惜。”
“邓楷，你听见了？”徐策看着邓楷，“余政委说得有道理。留队察看，给他一次机会。”
邓楷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说。
可谁也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周思和趁着哨兵换岗，再次跑了。这一次，他直接跑进了敌人的招抚处，当了参谋长。
消息传来，余泽鸿一拳砸在墙上，鲜血直流。
第六章 缩编
王逸涛和周思和的叛变，让队伍蒙上了一层阴影。徐策下令缩编，三个大队重新任命干部。他每天找人谈话，嗓子都哑了。
一天晚上，小满端着一碗水走进来。
“政委，我想学打枪。”小满低着头，“王逸涛拿枪逼我的时候，我腿软了。我不想再腿软。”
徐策看了他一会儿：“让黄虎山教你。子弹从我的份额里扣。”
“政委，你的份额本来就不多。”
“一个十七岁的娃想学打枪，这是好事。”徐策喝了口水，“子弹的事我来想办法。”
小满走后，余泽鸿进来了。
“政委，老刘的腿伤越来越重，走不动了。”
“找个可靠的老乡家藏着。每天换地方。”
“他不肯，非要跟着队伍。”
“绑也把他绑去藏起来。”徐策的声音很硬，“活着，比什么都强。”
第七章 周思和
（注：此章已在前面通过插叙和邓楷的报告交代完毕，此处直接切入朱家山会师的前夕，以保持节奏紧凑）
七月上旬，纵队在叙永朱家山与黔北游击队会师。队伍扩大到九百多人，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合编大会上，黔北游击队的大队长张凤山叫嚣着要打头阵。
徐策问他：“你带的人里有多少江西老表？打头阵之前，你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打没有？”
张凤山不说话了。
“讲清楚了再打。这不是胆小，这是对弟兄们的命负责。”
散会后，徐策对余泽鸿说：“张凤山能打，脾气大，但服硬不服软。你多留心他。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光看天。”
“你觉得是哪一种？”
“现在看是真骄傲。以后再看。”
第八章 朱家山
会师后的几天，是纵队成立以来最痛快的日子。队伍壮大了，枪也多了。
但徐策依然心事重重。他在营地里巡视，看见小满正在教几个新兵擦枪。
“保险关了没有？”
“关了！”小满回答得很响亮。
“关了就好。”徐策拍了拍他的肩膀，“记住，擦枪关保险，打仗听命令。”
七月十二日，徐策率纵队从叙永分水出发，到达扎西北面的长官司。
那天晚上，侦察员跑回来报告：“政委，周化成部在忠县、石柱一带清乡，离我们还有段距离。”
“明天拂晓出发，走小路。”徐策下令。
然而，他没有想到，就在那天夜里，周化成得到了密报，带着一千多人，在长官司到石碑口的山梁上设下了重围。
第九章 观音塘
七月十三日凌晨，队伍行至观音塘山腰树林。
枪声猝然响起。
“张凤光！带二大队打正面！刘干臣带一大队从左翼佯攻！”徐策拔枪指挥。
张凤光带人抢下了第一个山头，却被侧翼机枪扫中，胸口中弹。徐策跑过去，张凤光抓着他的手，声音微弱：“政委……我没退……没丢人……”
“你打得好！”徐策放下他，对余泽鸿大喊，“泽鸿！右翼山头拿下来，我带人上！”
他带头冲锋，打穿了敌人防线。但就在冲上第二个山头时，侧翼突然扫来一排子弹，徐策腹部、腿部连中数弹，血流如注。
“政委！”夏连长冲过来，把他背起来就往山下跑。
部队转移到罗布坳。先头刚进街口，又遭滇军保安旅和民团的伏击。敌人封锁了渡口，包围圈越来越小。
夏连长把徐策放在街边土墙后。徐策靠在墙上，血把衣服浸透了。
“夏连长……不要管我！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带领战士迅速离开，去追赶部队！”
“政委——”
“保存实力是我们军人的职责！快走！快走！这是命令！”
夏连长哭着敬了个礼，冲了出去。
徐策靠在墙上，听着枪声。他想起董必武在省立第一师范的讲台；想起打长沙时强渡浏阳河；想起扎西禹王宫周恩来的军礼。
敌人围了上来。一个滇军军官踢了他一脚：“你就是徐策？”
“我是。”
军官拔出刀。乱刀砍下。徐策牺牲，年仅三十三岁。
第十章 余泽鸿看到的
余泽鸿突围之后，回头看了一眼观音塘方向。他看到的不是徐策，是山腰的树和烟。
小满跑过来：“余主任，徐政委呢？”
余泽鸿没有回答。
“我去找他！”
“站住。”余泽鸿拉住他，“你回去，就是多搭一条命。”
小满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在簸箕坝的炭窑里，余泽鸿接任了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他解开徐策留下的油布包，看着那个笔记本，却没有打开。
“徐策同志留下的东西，我收着。等打完了仗，交给组织。”
小满站在门口：“余主任，徐政委最后说什么了？”
“他说，一定要消灭周化成。他还说，快走。”
“他让我别跑散了。”
“那你就要对得起这句话。以后打仗的时候，跟紧夏连长。”
余泽鸿把笔记本放进挎包，看着底下一百多号残兵，深吸了一口气。
（第一卷完）
第二卷 余泽鸿卷（1935.7—1935.12）
视点人物：余泽鸿。四川长宁人，1903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1935年7月徐策牺牲后接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他的限知和徐策不同：徐策习惯先看、先压着，余泽鸿更外露、更硬。他受过党内斗争的挫折，失去过前妻，是恽代英教出来的硬骨头。信一个人就信到底，怀疑一个人就写在脸上。读者跟着他的眼睛走，会看到他怎么在绝境中死撑，又怎么被信任的人推向深渊。
第一章 接任
余泽鸿是在簸箕坝的一间炭窑棚子里接任的。
棚子矮，他站起来头快顶到横梁。特委的人围着一堆半灭的炭火坐着，刘干臣腿上裹着布条，血渗出来把布染成了黑褐色；李青云靠在棚柱上，眼睛半闭着。没人说话。炭火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
余泽鸿开口：“徐策同志最后交代，让我代理。我代理了。谁不愿意的，现在说。”
没有人说话。
“那就这样。”余泽鸿把徐策的笔记本从桌上拿起来，用油布重新包好，放进自己的挎包，拉紧袋口。他没有打开看。
刘干臣先开口了：“政委，徐司令临走前，还说了什么？”
“他说‘快走’。让我带着人快走。他还说，一定要消灭周化成。”余泽鸿的声音很干，像砂纸擦过铁器，“他没来得及说别的，滇军的刀就砍下来了。”
李青云睁开眼睛：“余政委，我不是不服从。我就是想问一句——我们往哪走？”
“往敌人少的地方走。”
“敌人少的地方在哪？”
“现在不知道。明天派人去侦察。”余泽鸿把地图摊在膝盖上，“但有一条，从今天起，不跟敌人硬碰。他来一个团，我们走；他来一个营，我们看；他落单了，我们吃。”
黄虎山掀开棚帘进来：“政委，清点完了。”
“说。”
“还剩一百八十七个。能走的，一百四十二个。伤员四十多个，重的有十来个。”
“枪呢？”
“长枪一百二十条，短枪十几把。子弹——”黄虎山停了一下，“每人不到十发。”
棚子里安静了一会儿。十发子弹，打不了半场仗。
“十发也得打。”余泽鸿把地图折起来，“从今天起，子弹要省着用。没有命令，不许开枪。谁乱开枪，我扣谁的子弹。”
“那伤员怎么办？”李青云问。
“重的，找地方隐蔽。轻的，跟着走。找可靠的老乡，一家藏一个，不要集中。藏之前跟老乡说清楚——出了事，我们负责；但藏了之后，不要跟任何人说。”
刘干臣咳了两声：“政委，我算重的还是轻的？”
余泽鸿看了他一眼：“你算能走的。”
“我走不动。”
“走不动也得走。你留下来，敌人来了，你怎么办？你拿什么打？你腿上那个窟窿，站都站不起来。”余泽鸿的声音硬了一些，“老刘，我不是跟你商量。你跟着走，走不动我让人抬你。”
刘干臣没有再争，咧了一下嘴，算是笑。
黄虎山走了之后，余泽鸿一个人坐在炭窑口，把徐策的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封皮上的粗布磨得起了毛边，油布上沾着观音塘的泥和暗红色的血迹。他看了很久，手指在封皮边上停着，没有解开。
小满端了一碗野菜汤过来：“余主任，吃点东西。”
余泽鸿接过来喝了一口，把笔记本收回包里。
“小满，你是叙永人？”
“嗯。”
“梅硐你去过没有？”
“没去过。”
“梅硐是我老家。我爹还在那里。”余泽鸿把碗放下，“我参加革命之后，回过一次家，是十三年前了。我爹站在门口，我没敢认。后来他认出了我，喊我的小名。我说，爹，我走了。他说，你走吧。”
小满听着，没有说话。
“后来敌人去找过他。问他儿子在哪。他说不知道。敌人打了他，他还是说不知道。”余泽鸿停了一下，“我爹是个农民，不识字。但他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余主任，你想回去看看吗？”
“想。但现在回不去。”余泽鸿站起来，拍了一下小满的肩膀，“去睡吧。明天开始，有的路要走。”
小满走到棚子门口，又折回来：“余主任，徐政委的笔记本里写了什么？”
“不知道。我没打开看。”
“为什么不看？”
余泽鸿沉默了一会儿：“看了，就会去想他那些没来得及说的话。想了，就会影响我自己的判断。我现在需要的，是我自己的判断。”
第二天一早，队伍集合。余泽鸿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底下这一百多号人。有人脸上还带着土城留下的疤，有人脚上的鞋已经烂得看不出鞋的样子。他开口。
“徐策同志牺牲了。张凤光同志牺牲了。陈宏同志被俘了。纵队从九百多人打到不到两百人。有人可能在想——这仗还打不打？”
底下没有人说话。
“我告诉你们，打。怎么打？不硬打。敌人来一个团，我们走。敌人来一个营，我们看。敌人落单了，我们吃。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走不了就藏，藏不住就拼。但有一条——谁要是想走，现在就说。我不拦，也不记仇。”
底下还是没有人说话。
“我说的是真话。想走的，站出来。”
队伍里动了一下，没有人站出来。
“好。既然都不走，那我再说一条——从今天起，谁要是私通敌人，我枪毙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以前立过什么功。”
余泽鸿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扫过队伍。他看到小满站在五大队的队伍里，嘴绷得紧紧的。
第二章 王逸涛的信
王逸涛的信是八月初来的。
送信的是个当地老乡，五十来岁，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短褂，站在哨位上，手一直抖。
“你们哪个是余泽鸿？有人让我带封信。”
哨兵把他带到余泽鸿面前。余泽鸿正在看地图，抬头看了一眼老乡，把信接过来。信是封着的，封口上压了一个章。他撕开，看了一眼落款，脸上的表情没有大变，但嘴角收紧了一些。
“谁让你送的？”
“一个姓王的，以前在叙永那边带过队伍的。他说他认识余政委。”
“他在哪给你的信？”
“叙永城里。他在城里有个铺子，门口挂着招抚署的牌子。”
“他给你钱没有？”
“给了。给了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你就送？”
老乡的手抖得更厉害了：“老总，我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他说是家信，我想家信没什么要紧……”
“信里写的是什么，我念给你听。”余泽鸿把信展开，扫了一圈在场的人：刘干臣、李青云、黄虎山、小满。棚子里很静。
“王逸涛写的。他说，蒋委员长已经准他自新了，现在他是川南招抚特派员。他说只要我过去，以前的事不算，还能给个官。他还说——”余泽鸿停了一下，“他说我爹年纪大了，他可以去照看。”
刘干臣先开口：“这个狗东西。”
“他还说了什么？”黄虎山问。
“他说，徐策已经死了，张凤光也死了，纵队剩下不到两百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他说我余泽鸿是中央秘书长出身，不应该死在山沟里。”
李青云冷笑了一声：“他倒是替你可惜。”
余泽鸿没有接这个话。他站起来，走到棚子门口，面朝叙永方向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楚。
“王逸涛这个人，我认识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在三大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滑。徐策同志提醒过我，我那时候还觉得，人嘛，总有毛病，能打仗就行。我错了。”
他把信举起来：“他说让我过去。他说给我官做。他说替我照看我爹。”
他把信撕成两半，又叠起来撕成四半，再撕，碎到不能再碎。他把碎纸扔进炭火里，看着它们烧成灰。
“他王逸涛认识我余泽鸿，认识的是五年前的余泽鸿。那时候我在上海，在中央机关，穿长衫写文章。他以为我还是那个人。”余泽鸿的声音往上提了一点，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他不知道，我现在穿的是这身衣服，吃的是野菜汤，睡的是炭窑棚子！他以为我怕死。他以为我放不下我爹！”
他转过身，看着底下的人，声音陡然拔高：“大家可能觉得，我余泽鸿是个读书人，是个从前在上海中央穿长衫、吃面包的‘大知识分子’。王逸涛信里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该死在山沟里。他觉得这山沟委屈了我！”
底下一片安静，只有柴火噼啪作响。
“他王逸涛不懂！”余泽鸿冷笑了一声，指着自己的胸口，“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的老师恽代英被军阀抓进大牢，我带着几个同学把铺盖卷搬进拘留所，跟老师同吃同睡，拿命去保他！我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的时候，军阀的巡捕房都没吓倒我！我在苏区，被自己人撤了职，拿掉了枪，发配去当教员！我前妻吴静焘，死在敌人的炮弹下，我连哭都没来得及哭，把眼泪咽进肚子里接着干！”
他一把扯开领口，露出嶙峋的锁骨：“王逸涛以为，给我个‘川南招抚特派员’的官，我就会下山去给他当狗？！他瞎了他的狗眼！”
余泽鸿环视四周，眼睛红得像血：“弟兄们，我们是受了伤、掉在泥里的红军，但我们骨头是硬的。他王逸涛想踩着我们的人头去请功，那就让他来！我们在战场上见！”
底下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跟王逸涛干到底！”
紧接着，几十个人一起吼了起来，声音在空荡的山谷里回荡。
余泽鸿转过身，对刘干臣说：“老刘，拿纸笔来，我亲自给王逸涛写封回信。”
刘干臣把纸铺开，余泽鸿提笔，没有犹豫，写下了四个大字：
“战场相见！”
信送走后，余泽鸿对黄虎山说：“王逸涛不死，这仗打不赢。他太了解我们了，他知道我们的路线，知道我们的弱点。”
第三章 周思和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炭窑棚子外面下着雨。周思和主动来找余泽鸿。
“余政委，梅硐一带的路我熟，区委的关系我熟，伤员藏在哪里我也知道。”周思和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缺了无名指的手垂在身侧。
“徐政委在的时候，让你管什么？”
“联络。跑腿送信，跟地方上的人接头。”
“现在联络的人手不够，我想多担一点。”周思和补了一句。
余泽鸿看了他一会儿：“你愿意多担，是好事。但有一条——伤员和女红军的事，你只跟我一个人报告。不要跟第二个人说。”
“明白。”
“还有，梅硐区委那边，你跟邓楷多商量。邓楷是书记，你是委员。大事他定，你跑腿。”
“知道。”
“你跟王逸涛以前走过几趟路？”
周思和的表情没有变：“走过。他叛变之前的事了。他叛变之后，我没有跟他联系过。”
“有人看见你收到过叙永方向的信？”
“没有的事。徐政委在的时候问过我，我那时候也说了——没收到过。”
余泽鸿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再追问。他想：徐策在的时候都没查出实证，我翻旧账也没用。
周思和走了之后，小满进来了。
“余主任，周思和那个人，你信得过？”
“为什么这么问？”
“我在五大队的时候，听三大队跑回来的人说过，周思和跟王逸涛以前走得近。”
“以前是以前。他要是跟王逸涛走，早就走了。他没走，说明他还想革命。”余泽鸿停了一下，“你不要乱猜。猜来猜去，人心就散了。”
“我不是乱猜。”小满的声音低了些，“我跑回来那天，周思和在路上拦过我，问我‘王司令走了，你为什么不跟着走’。我说‘我娘让我跟红军’。他笑了一下，没说话。”
“笑了一下算什么？笑一下就是叛徒？”
“我没说他是叛徒。我就是觉得他不对劲。”
“觉得不对劲，就拿证据来。没有证据，就不要说。”
小满把嘴闭上了。
余泽鸿后来回想，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不是错在信了周思和，是错在没有问周思和一句——“王逸涛给你写过信没有？”他问了王逸涛给纵队其他人写信的事，问了杨登高的事，唯独没有问周思和。因为周思和太正常了。正常到让人不会去问。
周思和没有急着走。他留了下来，开始“干活”。他向余泽鸿报告梅硐一带的民情、路线、隐蔽点，每一条都有用。今天说“某村的保长跟区公所有仇，可以利用”，明天说“某条小路敌人巡逻不到，可以走”。余泽鸿渐渐觉得，这个人能用。
但邓楷那边出了状况。
九月初，邓楷派人送来一个口信：女红军转移了三次，每次转移之后，敌人很快就能追到新的隐藏点。邓楷说：“内部有问题。”
余泽鸿把周思和叫来：“女红军的事，你跟谁说过？”
“没有。只有你跟邓楷知道。”
“邓楷那边的人呢？”
“邓楷手下有几个游击队员，知道大概方向，不知道具体地点。”
“你确定？”
“确定。”
余泽鸿沉默了一会儿。他应该接着问下去：你怎么确定的？你最近去过梅硐没有？跟谁见过面？但他没有问。他说的是：“你回去跟邓楷说，女红军的事，以后只跟我单线联系。区委那边，不要再过问了。”
“那邓楷那边呢？”
“邓楷那边我来跟他说。你只管联络。”
这个安排，把周思和从“知道的人”变成了“唯一联络的人”。余泽鸿以为这是在收紧口子，实际上是把口子交到了最不该交的人手里。
周思和走了之后，小满又来了。
“余主任，我听说邓楷那边出事了。”
“你听谁说的？”
“刘二柱说的。他说邓楷怀疑内部有人。”
“邓楷怀疑是他的事。我们做好我们的事。”
“余主任——”
“小满。”余泽鸿的声音重了一些，“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跑回来吗？因为你娘让你别回头。你现在回头去猜自己人，就是对不住你娘那句话。”
小满没有再说话。但他走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对。余泽鸿看见了，没有叫住他。
九月中旬，周思和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消息。
“邓楷那边好像对我有看法。”
“什么看法？”
“他说我‘太能干了，什么事都想插一手’。”
“你跟邓楷之间有矛盾，自己解决。我不管你们地方上的事。”
“我不是告状。我就是想说——如果邓楷不信任我，我的工作不好做。”
余泽鸿想了一下：“这样，你以后跟邓楷少接触。女红军的事，你直接对我。地方上的民情路线，你直接对黄虎山。邓楷那边，我去说。”
“谢谢余政委。”
周思和走了之后，余泽鸿把黄虎山叫来：“周思和以后跟你接头，地方上的事你安排。女红军的事你不要管。”
“女红军的事谁管？”
“我管。”
黄虎山看了他一眼：“政委，你不觉得周思和这个人太滑了？”
“怎么滑？”
“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看着你笑。笑完了，你说什么他都说‘好’。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当面说好，背后不一定好。”
“你有证据吗？”
“没有。”
“没有证据，就不要说。”余泽鸿把地图摊开，“你去准备明天的行军路线。从簸箕坝往南，走山路，不走官道。”
黄虎山走了。余泽鸿坐在棚子里，把周思和说的话又想了一遍。他不是没有疑虑。但他的疑虑被另一件事压住了：纵队现在缺人，缺能干事的人。周思和能干事。能干事的人有毛病，可以改造；不能干事的人没毛病，也没用。这是他当时的想法。
第四章 张笃弼
张笃弼是纵队卫生主任，三十来岁，瘦，戴一副圆框眼镜，镜片有一条裂纹，用胶布缠着镜腿。他话少，手稳，换药的时候不吭声，伤员疼得叫，他也不安慰，只是手上的动作快一点。
余泽鸿对他印象不坏。纵队缺医少药，张笃弼把草药认得很全，柴胡、黄芩、甘草，什么草治什么伤，他看一眼就知道。伤员叫他“张先生”，他点一下头，不多说。
有一次余泽鸿问他：“张先生，你以前在哪个部队？”
“中央纵队二梯队。”张笃弼低着头在碾药，“卫生主任。”
“怎么留下来的？”
“掉队了。跟不上，就被收拢了。”
“想不想回主力？”
张笃弼的手停了一下：“想有什么用。走到哪算哪。”
余泽鸿看了他一眼。这话说得不硬气，但也不像叛徒说的话。叛徒不会把“想”字挂在嘴上。余泽鸿心想：一个医生，手稳就行。胆子小一点，不算毛病。
十月初，余泽鸿的腿伤复发了。是徐策在的时候落下的旧伤，右小腿外侧，一块弹片没取出来。走多了路就肿，肿了就疼。张笃弼给他换药，纱布一圈一圈缠上去，手很轻。
“张先生，你这手艺，到哪都饿不死。”
张笃弼笑了一下，笑得短：“饿不死，也活不好。”
“怎么叫活不好？”
“一天换几十个伤员的药，纱布不够用，盐水不够用。救得了这个，救不了那个。”张笃弼把纱布系好，“余政委，你说，我算不算个医生？”
“怎么不算？”
“医生是救人的。我在这里，一半是救人，一半是看着人死。”
余泽鸿看了他一会儿：“你能说出这话，说明你还是个医生。”
张笃弼没有再说话，收拾好药箱走了。
十月底，队伍在长宁、江安边界辗转。张笃弼跟着走，不声不响，该换药换药，该碾药碾药。余泽鸿的腿伤好了些，能自己走了。
有一天晚上，张笃弼来找余泽鸿。
“政委，我想说个事。”
“说。”
“队伍里的奎宁快用完了。打摆子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奎宁，撑不过去。”
“哪里有奎宁？”
“梅硐的药铺能买到。但需要钱。”
余泽鸿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块大洋：“够不够？”
“不够。至少要五块。”
余泽鸿想了一下：“你去找周思和。他跟地方上熟，让他想办法。”
张笃弼走了之后，余泽鸿没有多想。这个决定在后来看来是致命的——张笃弼通过周思和去买药，两个人从此有了单独接触的理由。但当时余泽鸿只想到一件事：奎宁能救命。
十月底的一天，张笃弼从外面回来，脸色比平时更白。
“怎么了？”余泽鸿问。
“没什么。路上碰见敌人的巡逻队，绕了一圈才回来。”
“药买到了？”
“买到了。二十盒奎宁。”
“怎么买到的？”
“周思和找的关系。梅硐街上的一个药铺老板，跟保安团的人有关系。”
“可靠吗？”
“周思和说可靠。”
余泽鸿点了一下头，没有再问。他看着张笃弼把药箱放好，手在微微抖。他以为那是走路走累了。
第五章 邓楷的警告
十月中旬，邓楷亲自来了一趟。
他走了一整夜的山路，到的时候鞋上全是泥，裤腿湿到膝盖。余泽鸿在棚子外面见他，两个人蹲在一棵桐子树下面说话。
“周思和有问题。”邓楷开门见山。
“什么问题？”
“女红军转移了三次，三次都被敌人追到。第三次，敌人几乎是跟着我们的脚印来的。”
“你怀疑是他？”
“我怀疑。但没有实证。”邓楷的声音压得很低，“还有一件事。前几天，我和周思和夜宿在王树三家的联络站。天快亮的时候，我发觉他在掏枪上弹。”
余泽鸿的身体绷了一下：“他开枪了？”
“开了。子弹没上膛，枪没响。我翻身起来，拿被子盖住他，两个人打了一架。他年轻力大，从竹壁后面跑了。我追到兴文周家沟，把他捉住了。”
“人呢？”
“我送到纵队司令部来了。你们的人把他押在烂窖子里。”
余泽鸿沉默了一会儿：“他怎么说？”
“他哭。说是一时糊涂。说以后再也不敢了。”邓楷看着余泽鸿，“余政委，这个人不能留。他今天想杀我，明天就敢杀你。”
“他为什么要杀你？”
“他说我‘要办他’。他说他听见我跟别人说‘周思和不能留’。”
“你说过这话没有？”
“说过。我跟你说过，跟黄虎山也说过。他知道了，就怕了。”
余泽鸿站起来走了几步，又蹲下来。
“邓楷，你说他掏枪，你亲眼看见的？”
“亲眼。”
“他开枪了，子弹没上膛。这说明他还没下定决心。”
“没下定决心，也是开枪了。”
“你说得对。但他没造成实际后果。纵队现在缺人，能跑腿、能写字、能跟地方上打交道的人，数得过来。杀了，可惜。”
邓楷看了他一会儿：“余政委，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来告诉你——这个人，早晚要出事。”
“我知道。”余泽鸿说，“我给他一个机会。留队察看。要是再犯，我亲自处理。”
“留队察看？”邓楷的声音往上提了一点，“他掏枪对着我！这是留队察看的事？”
“邓楷，你听我说。你现在杀他，地方上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说‘红军杀自己人’。周思和在梅硐一带有人脉，杀了他，梅硐的工作谁来做？”
“我来做。”
“你一个人做得过来？”
邓楷沉默了一会儿：“做不过来也得做。总比被人从背后打黑枪强。”
“这样——你把他交给我。我跟他谈。谈完了，如果他还是那个样子，我亲自送他上路。”
邓楷看了他很久，最后点了一下头：“那我回去了。梅硐那边，我自己想办法。”
邓楷走了之后，余泽鸿把周思和从烂窖子里提出来。周思和站在他面前，缺了无名指的手垂在身侧，脸上还有干了的泪痕。
“邓楷说你掏枪了。”
“我糊涂。”
“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没想杀他。我就是——害怕。怕他把我当叛徒办了。”
“你要是不想当叛徒，谁会把你当叛徒办？”余泽鸿的声音不高，但很硬，“周思和，我跟你说明白。留队察看，不是因为你没罪，是因为纵队缺人。你再有一次，邓楷不办你，我办你。”
周思和点了头，点了好几下：“我明白。我再也不会了。”
“还有——邓楷那边，你以后少接触。女红军的事，你直接对我。地方上的事，你对黄虎山。”
“知道了。”
余泽鸿让他走了。小满在棚子外面站着，等周思和走远了才进来。
“余主任，邓楷说的是真的？”
“真的。”
“那你还留着他？”
“你十七岁的时候，有没有犯过错？”
“犯过。”
“犯了错，有没有人给过你机会？”
小满不说话了。
“给一次机会，不是信他。是看他下一步怎么做。”余泽鸿把地图摊开，“你去把黄虎山叫来。”
黄虎山来了之后，余泽鸿说：“周思和以后跟你接头。地方上的事，你安排。女红军的事，你不要管，我直接管。”
“他掏枪的事，就这么算了？”
“没算。留队察看。你盯着他。”
“盯到什么程度？”
“盯到他再犯错，或者盯到他证明自己没错。”
黄虎山走了之后，余泽鸿一个人在棚子里坐了一会儿。他把徐策的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他忽然想：如果徐策还在，他会怎么处理周思和？徐策大概不会杀他，但也不会把他放在身边。徐策的做法是“挪开半步”——不杀，不用，不远不近地放着。而余泽鸿的做法是“留在身边”——用他，看他，赌他。
他想：徐策的做法更稳，但他的做法更快。纵队现在需要快。
第六章 女红军
两名女红军，李桂洪和阚思颖，藏在梅硐山区的老乡家里。
余泽鸿没有见过她们。按照纪律，知道她们藏身地点的人越少越好。余泽鸿只知道大概方向，具体在哪一家、哪一个山洞，是周思和单线联络的。
十月底，周思和报告：女红军需要转移，原来的隐藏点不安全了。
“转移到哪？”
“梅硐北边的沙子坎，有一户姓刘的猎户，家里有个地窖。”
“可靠吗？”
“可靠。我跟那家打过几年交道。”
“刘猎户家里几口人？”
“三口。他、他老婆、一个十岁的娃。”
“他知不知道藏的是谁？”
“知道是红军。但不知道名字。”
“你跟他说清楚——出了事，我们负责。但藏了之后，不要跟任何人说。”
“说过了。”
余泽鸿想了一下：“你亲自去安排。安排好了回来报告。”
周思和去了。三天后回来，说安排好了，女红军已经转移。
四天后，敌人搜了沙子坎。
余泽鸿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吃一碗野菜糊糊。他把碗放下，没有说话。刘干臣在旁边问：“女红军呢？”
“转移了。敌人扑了个空。但刘猎户被打断了腿。”
“消息怎么走漏的？”
余泽鸿没有回答。他叫人把周思和找来。
“沙子坎的事，你跟谁说过？”
“没有。只有你和我，还有刘猎户一家。”
“刘猎户会不会说出去？”
“他不会。他要是会说，腿就不会被打断。”
“那敌人怎么知道沙子坎的？”
“可能是碰巧。那一带敌人搜得紧。”
“碰巧？”余泽鸿看了他一会儿，“三次转移，三次被追到。第一次可以说碰巧，第二次可以说碰巧，第三次还是碰巧？”
周思和的表情很平，缺了无名指的手垂着，不抖：“余政委，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换人。”
“我没说不信你。我在问你，敌人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余泽鸿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说：“你再安排一次转移。这次不要告诉我地点。你安排好了，只跟邓楷说。我不想知道。”
周思和走了之后，黄虎山进来了。
“政委，女红军的事，你怎么看？”
“有人嘴不严。”
“谁？”
“不知道。”余泽鸿把碗端起来，糊糊已经凉了，“但我知道一件事——周思和是唯一知道全部地点的人。”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安排？”
“因为如果换一个人安排，他就不需要暴露了。让他继续安排，他要是再出问题，就说明是他。”
黄虎山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
小满在棚子外面听见了这些话。他等黄虎山走了之后，进来对余泽鸿说：“余主任，我可以去盯周思和。”
“你盯他？”
“我年纪小，他不防我。我可以说我去梅硐找亲戚，顺路看看。”
余泽鸿想了一下：“不行。你一个人去，出了事没人知道。”
“我带刘二柱一起去。”
“刘二柱嘴不严。”
“我让他不说话，就跟着我走。”
余泽鸿看了他一会儿：“小满，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想盯周思和？”
“因为我不信他。”
“就因为这个？”
“还因为余政委你信他。”小满的声音低了些，“你信他，我不信。万一我错了，我认罚。万一我没错，你就少上一个当。”
余泽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去可以。但有一条——只准看，不准动。看见什么，回来报告。不要自己动手。”
“明白。”
“还有——不要进敌人的据点。不要跟周思和照面。看见他就躲开。”
“知道。”
小满走了之后，余泽鸿把刘干臣叫来。
“老刘，你说我让周思和继续管联络，是对还是错？”
刘干臣想了一会儿：“你让周思和管联络，是因为你需要他。你让邓楷不要管女红军，是因为你怕邓楷跟周思和闹翻。这两件事，都对。但有一件事不对。”
“什么？”
“你没有告诉邓楷，你在试周思和。邓楷以为你真的信周思和，所以他很生气。你应该告诉邓楷——‘我在试他，你配合我’。”
余泽鸿愣了一下：“你说得对。我应该告诉邓楷。”
“现在告诉也不晚。”
“好。我明天派人去梅硐，给邓楷带个话。”
但第二天，敌人开始大搜山，梅硐方向的路断了。带话的人没有走成。
第七章 大窝沱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大雪封山。
余泽鸿带着一百多人的残部，趁着夜色，摸回了长宁县梅硐场大窝沱。这里是他阔别了十多年的老家。
队伍实在太疲乏了。从朱家山合编的近千人，打到如今的一百多号，刘干臣的腿伤化脓，连马都骑不了；夏连长的左胳膊吊在胸前；小满的鞋底磨穿了，脚趾头冻得发紫。连年的转战，加上王逸涛的叛变、周思和的出卖，队伍的士气跌到了冰点。
大窝沱的院子，大门半掩着。余泽鸿走上前，轻轻叩了叩门环。
开门的是他母亲。老太太举着一盏昏暗的桐油灯，借着火光，眯着眼睛看了余泽鸿半天。十三年了，自从他1922年离开泸州师范，考去上海大学，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
“世恩？”老太太的声音抖得厉害。
“娘，是我。”余泽鸿的喉结滚了一下。
老太太没有哭出声，只是一把攥住儿子的袖子，把他往屋里拽。屋里很暖和，灶膛里还留着火星。余泽鸿的父亲余叔皋听到动静，披着衣服走出来。看见儿子一身破破烂烂的灰军装，满脸胡茬，眼眶红了，但强忍着没掉泪。
“爹。”余泽鸿喊了一声。
“回来就好。”余叔皋叹了口气，“饿了吧？让你娘去弄点吃的。”
老太太转身要去生火，余泽鸿拉住她：“娘，别忙了。我带回来一百多个兄弟，都在外面的雪地里冻着。”
余叔皋愣了一下，看向门外。借着雪光，他看见院外的竹林里、屋檐下，密密麻麻挤满了穿着单衣草鞋的红军战士。他们手里握着枪，静静地蹲在雪地里，没有一个人进屋取暖。
“爹，世恩不孝。”余泽鸿突然双膝一弯，跪在了父亲面前，“家里还有多少粮食？还有猪吗？”
“有一头过年猪，还有几石苞谷。”
“爹，把猪杀了，给兄弟们吃一顿吧。算我借家里的，革命胜利了，我加倍还您。”
余叔皋看着儿子，没说话。他转过身，从墙上拔下一把杀猪刀，对门外喊了一声：“老二！起来！杀猪！”
那天晚上，大窝沱的院子里飘出了久违的肉香。余泽鸿的父亲、母亲、叔伯，把家里能吃的全搬了出来。余泽鸿亲自拿瓢，给每一个战士分肉汤。
“政委，你家这头猪，怕是留着过年的吧。”黄虎山端着碗，眼睛有点酸。
余泽鸿笑了一下，没说话。
吃过饭，余泽鸿把父亲和几个叔伯叫到了里屋。小满站在门外放哨，听见余泽鸿在里面劝：“爹，现在这世道，穷人没活路。咱们家这些田契、借约，留着是祸根。交给我，我一把火烧了。粮食，分给村里的穷苦人。”
“世恩，你这是要败家啊！”叔伯们抽着旱烟，直叹气。
“对，就是败家。”余泽鸿的声音很坚定，“我们要败了地主老财的家，才能建起穷人的家！”
第二天一早，小满在乡公所外面见到了余泽鸿的弟弟。他穿着民团的衣服，手里提着一根长枪。余泽鸿走过去，拍了拍弟弟的肩膀，两人在竹林边谈了很久。后来小满才知道，余泽鸿的弟弟被他说服了，不仅没拦他们，还利用民团中队长的身份，提前撤走了守卫，让游击队顺利打进了乡公所，缴了民团一百二十多支步枪和十多箱子弹。
队伍要出发了。天还没亮，雪下得更大了。
老太太连夜煮了一大锅鸡蛋。她捞出来，一个个用布擦干，塞进余泽鸿的衣袋里，塞得鼓鼓囊囊的。她抓着余泽鸿的手，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世恩啊，你出去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回家。以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
余泽鸿看着母亲满头的白发，心里像被刀绞一样。但他还是把手抽了出来，替母亲把散落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
“娘，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再回来。”
他转身走了，没有回头。小满跟在他身后，看见余泽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鸡蛋，剥了壳，递给旁边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伤员。
“吃吧，政委给的。”余泽鸿摸了摸伤员的头。
就在队伍离开大窝沱的第三天，敌人探听到了消息，抄了余泽鸿的老家，将他的父亲和兄弟抓进了大牢。余泽鸿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啃一块冰冷的苞谷粑。他嚼着苞谷粑，嚼了很久，然后对夏连长说：“把队伍往建武方向带，加快速度。”
他没有掉一滴眼泪。他知道，从他走出大窝沱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家了。
第八章 碗厂坡前夜
十二月十四日，纵队转移到江安县碗厂坡对面的牛厂坡大坪上，住在一户姓梁的农民家里。梁家只有三间土屋，队伍在屋外搭了棚子，伤病员住在屋檐下。
余泽鸿把刘干臣、李青云、黄虎山叫到一起。
“明天往板桥方向走。过了板桥，就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刘干臣的伤越来越重，腿肿得发亮：“我走不动了。你们走，我留下。”
“不行。”
“余政委，我留下不是等死。我在老乡家里养几天，能走了就追你们。”
“你留下可以。但有一条——不能住在固定的一家。每天换地方。”
“知道。”
“还有——万一敌人来了，你不要硬拼。能跑就跑，跑不了就藏。”
“我打了一辈子仗，你让我藏？”
“打了一辈子仗，也不差这一回。”
刘干臣笑了一下，没有再争。
那天晚上，张笃弼给刘干臣换了最后一次药。他换得很慢，纱布一圈一圈缠上去，手比平时更稳。
“张先生，辛苦你了。”刘干臣说。
“不辛苦。”
“你那个眼镜，裂了多久了？”
“半年了。”
“等打完了仗，换一副新的。”
“好。”
张笃弼换完药，回到自己住的棚子里。余泽鸿路过的时候，看见他坐在铺草上，眼镜摘下来放在膝盖上，用衣角在擦。
“张先生，早点睡。明天还要走路。”
“知道了。”
余泽鸿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张先生，你那个眼镜，裂了好久了。等打完了仗，换一副新的。”
张笃弼把眼镜戴回去：“好。”
那是余泽鸿对张笃弼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晚上，周思和来找余泽鸿。
“政委，明天的路线定了没有？”
“定了。往板桥方向走。”
“走哪条路？”
“从牛厂坡下去，走山沟，不进村。”
“那条山沟我熟。要不要我前面探路？”
“不用。你跟队伍走就行。”
周思和站了一会儿：“那我去睡了。”
“去吧。”
周思和走了之后，小满进来了。
“余主任，我刚才看见周思和从外面回来。”
“什么意思？”
“他刚才不在棚子里。他从外面回来的。”
“他去找我了。说探路的事。”
“他找你说完话之后，又出去了。”
“出去了多久？”
“一袋烟的工夫。”
余泽鸿沉默了一会儿：“你看见他往哪个方向走的？”
“往碗厂坡方向。”
“你确定？”
“确定。我正好出来撒尿，看见他往那边走了。”
余泽鸿站起来，走到棚子门口，往碗厂坡方向看了一眼。夜色很深，看不见人。
“小满，你去把黄虎山叫来。”
黄虎山来了之后，余泽鸿说：“今晚多放两个哨。一个在牛厂坡上面，一个在碗厂坡方向的路口上。”
“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多放两个哨，不碍事。”
“周思和有问题？”
“不知道。先放哨。”
黄虎山走了之后，余泽鸿把枪从枕头下面摸出来，检查了一下子弹。十发，一发不少。
第九章 泥基潮
十二月十五日凌晨，天还没亮。
余泽鸿是被枪声叫醒的。枪声从碗厂坡方向来，很密，不是遭遇，是包围。
“敌人上来了！”哨兵在喊。
余泽鸿翻身起来，抓起枪往外冲。小满跟在后面。
“余主任，往哪走？”
“往山上走！快！”
队伍被打散了。一百多人散在山坡上，有人往东，有人往西。余泽鸿带着身边十来个人往山上跑，子弹从后面追过来。
他跑着跑着，忽然停下来。
“周思和呢？”
小满愣了一下：“不知道。”
“张笃弼呢？”
“也没看见。”
余泽鸿站在一棵松树后面，喘着气。他的脑子在那一瞬间转得很快：敌人来得太准了，准到像是知道他们住在哪一间屋子、哪一条路可以走。周思和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袋烟的工夫，方向是碗厂坡。张笃弼昨天晚上擦眼镜擦了很长时间。
“小满，你往东走。找黄虎山。”
“你呢？”
“我往西。引开他们。”
“我不走！”
“这是命令。”余泽鸿看了他一眼，“你十七岁。你娘还在等你。”
小满咬着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余泽鸿转身往西跑了。他跑出去不到二十步，枪响了。他倒在一棵桐子树下面。
小满跑过去的时候，余泽鸿还有气。他看见小满，嘴动了一下。
“枪……学得怎么样了？”
“学会了。”
“好……”
余泽鸿没有再说出第二句话。
余泽鸿的遗体被梁海明一家裹好，趁夜深埋在屋侧的莜麦地里。
小满和黄虎山在山上会合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黄虎山问：“余政委呢？”
小满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
“我问你，余政委呢？”
“死了。”
黄虎山站了一会儿，把枪攥紧了又松开。
“张笃弼呢？”
“没看见。”
“周思和呢？”
“也没看见。”
当天下午，消息从山下传上来：张笃弼逃到海子塆碗厂，向保长陈绍伯自首，交出了手枪。第二天，保长带他去见板桥乡的李品三，李品三亲自带保安中队赶到碗厂坡，逼梁家交出余泽鸿的遗体。梁海明一家受尽拷问，没有吐露一个字。敌人在莜麦地里挖出了遗体，经张笃弼确认后，抬到江安县城请赏。
黄虎山听完，一拳砸在石头上，手背上的皮破了，血渗出来。
小满抬起头：“张笃弼——张先生——他——”
“他确认了余政委的遗体。”黄虎山的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给余政委换过药，他认得余政委的脸。他拿余政委的脸去换了赏钱。”
小满站起来，往山下走。
“你去哪？”
“去找他。”
“站住。”黄虎山拉住他，“你找谁？张笃弼已经进了敌人的窝。你一个人去，就是多搭一条命。”
小满站着没动，肩膀在抖。
第十章 之后
那天晚上，黄虎山把剩下的人收拢起来，不到四十个。刘干臣在古宋东坝被敌人搜到，拼杀牺牲。李青云和刘复初带着一部分人上了连天山。
小满坐在山坡上，把余泽鸿最后问他那句话想了一遍又一遍——“枪学得怎么样了”。他说“学会了”。他确实学会了。但他没有来得及问余泽鸿另一件事：周思和到底是不是叛徒？张笃弼到底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没有人回答他。
几天后，邓楷那边传来消息：周思和跑了。在留队察看期间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的参谋长。梅硐区委的联络站暴露了，女红军不管转移到哪里，敌人很快就会追来。邓楷说：“我早就说过，这个人不能留。”
小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擦枪。他把枪擦得很慢，每一个零件都擦到了。
黄虎山走过来：“小满，邓楷那边缺人。你去不去？”
“去。”
“去了可能回不来。”
“余政委回不来，刘支队长回不来，徐政委也回不来。”小满把枪装好，拉了一下枪机，“我娘让我别回头。我不回头。”
黄虎山看了他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这是什么？”
“余政委的挎包。你背着的那个，是空的。真正的挎包在这里。”黄虎山把挎包递过来，“里面有个笔记本，用油布包着。余政委一直带着，没打开看过。你带着。”
小满接过挎包，把油布包拿出来。油布上沾着碗厂坡的泥，封皮上的粗布磨得起了毛边。
“你不打开看看？”黄虎山问。
“不看。余政委没看，我也不看。”
“那你什么时候看？”
“等打完了仗。”
小满把油布包放回挎包，背在身上，往邓楷那边走了。走出去几十步，他回头看了一眼碗厂坡方向。天快黑了，山坡上的树黑黢黢的，看不见坟。
（第二卷完）
第三卷 小满卷（1935.12—1937.1）
视点人物：小满，十七岁到十九岁，叙永人，原第三大队战士，王逸涛叛变时跑回来，编入五大队。余泽鸿牺牲后带着徐策的笔记本去了邓楷那边，在梅硐区委当了通讯员。他不识几个字，但记得住人、认得住路、听得懂话。第三卷的限知规则和前两卷不同：小满的“不知道”不是地位造成的，是他太年轻，年轻到没有人会在他面前把话说全。他听到的是碎片，看到的是动作，拼出来的是一条他不敢拼完的链子。
第一章 收拢
小满到梅硐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初。
他背着余泽鸿的挎包，走了三天山路。从江安碗厂坡到长宁梅硐，直线距离不过七八十里，但山路绕，敌人哨卡多，他只能走夜路。白天躲在炭窑里、岩洞里、老乡的柴房里，天黑了出来赶路。挎包里除了徐策的笔记本，还有半块干硬的苞谷粑，是黄虎山塞给他的。苞谷粑第一天就吃完了，剩下两天，他嚼的是路上摘的野果子和山沟里的冰碴子水。
到梅硐黄金村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炭窑在半山腰，窑口冒着青烟，一个放哨的游击队员拦住他。
“站住。干什么的？”
“找邓楷。黄虎山让我来的。”
“黄虎山？哪个黄虎山？”
“五大队的。原政治保卫局第五连连长。”
放哨的人看了他一会儿：“等着。”
过了一会儿，邓楷出来了。他比小满想象中年轻，三十出头，瘦，颧骨高，眼窝深，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拖，但步子不慢。他走到小满面前，上下打量了一遍。
“你就是小满？”
“是。”
“余政委最后说了什么？”
“他问我枪学得怎么样了。”
邓楷看了他一会儿：“你怎么答的？”
“我说学会了。”
“那你要对得起这句话。”邓楷把炭窑口的柴火拨了拨，火苗蹿起来，照亮了他半张脸，“黄虎山说你在五大队当过通讯员？”
“当过。”
“识字吗？”
“识几个。写得不好。以前在三大队的时候，杨登高教过几回，没学会多少。”
“识几个就行。梅硐区委缺个跑腿送信的。你干不干？”
“干。”
邓楷把小满带到区委的联络点。是一间半塌的土屋，墙是黄泥夯的，上面糊着旧报纸，报纸上印着“剿匪”两个字，倒着贴的。屋顶漏了一个洞，用茅草堵着，晴天漏光，雨天漏水。桌上堆着几张写了字的毛边纸，一支秃毛笔搁在砚台上，砚台里的墨已经干了。墙角有一堆铺草，旁边放着一个破木箱，箱盖上刻着“梅硐区委”四个字，刻得歪歪扭扭。
“你睡这里。白天不要出门，晚上有信就送。”
“信送给谁？”
“到时候告诉你。不该问的不问。”
小满把挎包放在铺草上，坐下来。邓楷看了一眼那个挎包：“里面是什么？”
“余政委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笔记本。用油布包着的。”
“你看过没有？”
“没有。”
邓楷点了一下头：“收好。别丢了。”
“丢了怎么办？”
邓楷看了他一眼：“丢了，就等于把余政委最后那点东西丢了。你自己看着办。”
小满在梅硐住下来的头半个月，邓楷没有让他送过一封信。他每天的工作是烧水、劈柴、在门口望风。邓楷进进出出，有时候带人回来，有时候一个人回来，不说话，坐在桌前写东西。小满注意到邓楷写东西的时候，左手总是按着纸的左上角，右手的笔握得很紧，像是怕纸跑了。
有一天晚上，邓楷忽然问他：“小满，你跑回来的时候，王逸涛知道你跑了吗？”
“知道。我跑的时候他看见我了。”
“他说什么了？”
“他没说话。杨登高说了一句‘让他跑’。”
邓楷把笔放下：“杨登高说的？”
“说的。杨登高还推了我一把，说‘快走’。”
邓楷沉默了一会儿：“杨登高这个人，以后要是碰上了，先不要开枪。”
“为什么？”
“因为他推了你一把。”
小满不太明白，但他记住了这句话。
“还有，你跑回来之后，三大队的人有没有找过你麻烦？”
“有。骂我‘叛徒’。”
“谁骂的？”
“好几个人。名字记不全。有一个叫赵老幺的，骂得最凶。”
“赵老幺现在在哪？”
“跟着王逸涛走了。”
邓楷把笔搁回砚台上：“赵老幺走了，骂你的人就少了一个。剩下的，你不要跟他们吵。吵了，你打不过他们，还惹事。你只要做一件事——活着。活着，就是对骂你的人最好的回应。”
小满把这句话也记住了。
第二章 女红军
一月底，邓楷交给小满第一个任务。
“你去一趟龙竹窝。找一个姓黄的嫂子。她男人姓黄，大家都叫她黄二嫂。你到了之后，说‘邓楷让我来取鞋样子’。她给你一双布鞋，你拿回来。”
“鞋样子？”
“鞋。布鞋。不要多问。”
“万一她不在呢？”
“她会在。她每天这个时辰都在家。”
“万一有生人呢？”
“有生人你就走。不要进村，不要问，不要回头看。走西边山沟，绕回去。”
小满去了。龙竹窝在梅硐北边的一片竹林深处，路窄，两边是密密匝匝的楠竹，走进去白天也见不到多少光。地上的落叶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脚步声被吸掉了大半。他按照邓楷说的，走西边的山沟。山沟里没有路，只有一条溪流，溪水不深，刚没过脚踝，踩在石头上走，脚下打滑。他走了半个时辰，看见竹林尽头有三间茅屋，门口晒着几件打满补丁的衣服，竹竿上还挂着一串红辣椒。
“黄二嫂在家没有？”
屋里有人应了一声。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走出来，脸黑，手粗，腰上系一条蓝布围裙，围裙上沾着灶灰。
“邓楷让我来取鞋样子。”
黄二嫂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双布鞋。黑布面，千层底，针脚很粗，像是赶着做的。
“拿好。路上不要停。”
小满把鞋揣进怀里，往回走。走到竹林中间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声音。他蹲下来，躲在一丛竹子后面，看见一个身影从黄二嫂家后面的小路闪出来，往另一个方向走了。是个女人，走路很快，脚很小，像是裹过的。
小满回去之后，把鞋交给邓楷。
“路上看见什么了？”
“看见一个人从黄二嫂家后面走了。女的，脚很小。”
邓楷的手停了一下：“她看见你没有？”
“没有。我躲起来了。”
“以后再去，走另外一条路。从龙竹窝西边的山沟下去，不要走竹林。”
“明白。”
二月初，邓楷又派小满去龙竹窝。这次不是取鞋，是送一包草药。
“把药交给黄二嫂。她让你交给谁，你就交给谁。不要多问，不要多看。”
小满去了。黄二嫂接过药，领着他走到屋后的岩洞边上。岩洞不深，洞口被藤蔓遮着，藤蔓后面还有一道竹篱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里面坐着两个女人。一个肚子很大，靠着洞壁，脸色发白；另一个坐在她旁边，正在用破布缠脚。缠脚的那个女人抬起头，看了小满一眼。
“邓楷的人？”
“是。”
“药放下。你回去吧。”
小满把药放下，转身走了。他走出几步，听见那个肚子大的女人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这个小鬼，像是三大队跑回来的那个。”
缠脚的女人说：“别说话。”
小满没有回头。
回去之后，邓楷问他：“看见人了？”
“看见了。”
“什么人？”
“两个女的。一个怀着娃，一个裹小脚。”
邓楷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你去龙竹窝，只送东西，不说话。她们不问你，你不要开口。”
“明白。”
“还有——龙竹窝的事，不管谁问你，你都说不知道。包括区委的人。”
“包括周思和？”
邓楷看了他一眼。这是小满第一次在邓楷面前提周思和的名字。
“周思和已经不在区委了。”邓楷的声音很平，“他跑了。投了王逸涛。”
小满没有说话。他想起余泽鸿说过的那句话——“给一次机会，不是信他。是看他下一步怎么做。”余泽鸿给了周思和机会。周思和用这个机会跑了。
“你好像不意外。”邓楷说。
“余政委在的时候，我就不信他。”
“为什么不信？”
“他笑的时候，眼睛不笑。”
邓楷把桌上的毛边纸收起来：“你这句话，比很多人的报告都管用。”
“还有一件事，”小满说，“周思和以前问过我，余政委的爹在余窝沱过得怎么样。”
邓楷的手停了一下：“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知道。”
“以后他再问你什么，你还是说不知道。”邓楷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一眼外面，“周思和这个人，眼睛里只有他自己。他问你余政委的爹，不是关心，是在找路子。”
“什么路子？”
“抓把柄的路子。”邓楷转过身来，“余政委的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余政委就稳不住了。周思和想的，是这个。”
小满把这句话记住了。过了几天，他去龙竹窝送盐巴。阚思颖在岩洞口接的。她接过盐巴，低声问了一句：“邓楷的腿怎么样了？”
“比上个月好了一些。能拄着棍子走山路了。”
“让他少走。腿上的伤，走多了就废了。”
“他不听。”
“你跟他说，是我说的。”
“好。”
阚思颖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
“小满。”
“小满，你每次来，走的路都不一样。昨天走西沟，今天走东沟。是你自己想的，还是邓楷教的？”
“邓楷教的。”
“他教得好。”阚思颖把盐巴收进岩洞，“你再帮我带句话给邓楷——李桂洪快生了，需要红糖。不多，半斤就行。”
小满回去把话带到。邓楷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毛票：“去梅硐街上买。不要在同一家铺子买，分两家。”
“红糖不好买。敌人查得紧。”
“那就想别的办法。”邓楷把钱塞到他手里，“半斤红糖，救两条命。你想想办法。”
小满去了梅硐街上。第一家铺子说没货，第二家铺子说只有半斤，但要搭一包烟。小满把烟也买了，烟揣在自己口袋里，红糖包好，揣在怀里。回去的路上，他碰见了王树三。
“小满，你怀里揣的什么？”
“红糖。”
“给谁的？”
“龙竹窝的。”
王树三没有再问。走了一段路，他忽然说了一句：“李桂洪的肚子，有七八个月了吧？”
“不知道。我没问。”
“不要问。知道得越少，被抓了说得越少。”
第三章 张笃弼的消息
二月中旬，张笃弼的消息传到了梅硐。
消息是黄虎山派人送来的。送信的人叫刘二柱，就是那个在三大队跑回来、后来被编到二大队的兵。他走了两天两夜，到的时候鞋底磨穿了，脚底板全是血泡。小满给他端了一碗热水，他没喝，先把话说了。
“张笃弼跑了。”
“跑了？往哪跑？”
“海子塆。他逃到海子塆碗厂，向保长陈绍伯自首，交出了手枪。第二天，保长带他去见板桥乡的李品三，李品三亲自带保安中队赶到碗厂坡，逼梁家交出余政委的遗体。”
小满的手抖了一下，碗里的水洒出来一些。
“梁海明一家受尽拷问，没有吐露一个字。敌人在莜麦地里挖出了遗体。张笃弼站在旁边，确认了余政委的脸。然后敌人把遗体抬到江安县城请赏。”
小满把碗放在桌上：“张笃弼——张先生——他——”
“他给余政委换过药，他认得余政委的脸。他拿余政委的脸去换了赏钱。”
小满走到屋外，蹲在墙根下面。邓楷跟出来，站在他旁边。
“你想说什么？”
“张笃弼给余政委换过药。”
“我知道。”
“他换药的时候手很稳。余政委说他手艺好。”
“我知道。”
“余政委还说要给他换一副新眼镜。”
邓楷没有接话。小满蹲了一会儿，站起来。
“邓楷同志，我想去江安。”
“去干什么？”
“看看余政委的坟。”
“坟不在江安。遗体被敌人抬走了。梁海明一家后来偷偷埋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碗厂坡现在有敌人守着。”
“那我就去碗厂坡。”
“你去了，就是多搭一条命。”邓楷的声音重了一点，“小满，余政委问你枪学得怎么样了，你说学会了。枪学会了，不是让你去送死的。是让你活着，把该办的事办了。”
小满把挎包带子紧了紧：“张笃弼现在在哪？”
“不知道。可能跟着敌人走了。”
“以后碰上了呢？”
“碰上了，听命令。”
小满没有再说话。刘二柱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插了一句：“小满，黄虎山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张笃弼跑的那天晚上，周思和不在营里。”
小满和邓楷同时看向刘二柱。
“你确定？”邓楷问。
“确定。我跟周思和住一个棚子。那天晚上我起来撒尿，他的铺是空的。我以为他去解手，没在意。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来，说去侦察了。”
“侦察什么？”
“他说去看敌人有没有动静。”
邓楷和小满对视了一眼。
“刘二柱，”邓楷说，“这句话你跟别人说过没有？”
“没有。就跟你们说。”
“那就到这儿为止。不要再跟任何人说。”
刘二柱走了之后，小满说：“周思和那天晚上出去，张笃弼第二天就跑了。这中间有没有关系？”
“可能有。可能没有。”邓楷坐下来，把毛边纸铺开，“周思和走之前，跟张笃弼有没有私下接触，我们不知道。张笃弼跑了，周思和也跑了，两个人是不是约好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周思和知道张笃弼会跑，他没有报告。或者他报告了，但报告晚了。”
“那怎么办？”
“记下来。”邓楷提笔在毛边纸上写了几行字，“等以后抓到了人，这就是证据。”
第四章 邓楷的脚
三月，邓楷的腿伤复发了。是在兴文仙峰山被打散时落下的，大腿上中了一枪，子弹没取干净，走路一瘸一拐。他不说疼，但小满看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腿伸不直，只能侧着躺。
“邓楷同志，你找个地方养几天。”
“养不了。区委的事没人管。”
“我管。”
邓楷看了他一眼：“你识字不多。”
“我识字不多，但我会跑腿。你告诉我送什么、送给谁，我去。”
邓楷想了一会儿：“你去把王树三找来。”
王树三是梅硐游击队的队长，三十来岁，本地人，脸黑，手粗，话不多。他来了之后，邓楷说：“我这条腿走不动了。往后区委的事，你管大半。小满跑腿。大事派人来问我。”
“你安心养伤。”王树三说，“梅硐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敌人来了，我背你走。”
“你背我走，游击队谁带？”
“游击队我自己带。”
邓楷笑了一下，这是小满第一次看见邓楷笑：“王树三，你这个人，嘴笨，但心实。”
王树三没有笑：“邓楷同志，你是外省人。梅硐的老百姓认你，是因为你替他们办事。你要是死在梅硐，老百姓会哭。我不想让老百姓哭。”
邓楷不笑了：“我也不想。”
那是小满第一次听见有人用“死”这个字眼跟邓楷说话，说得那么平，那么实。邓楷没有生气，王树三也没有觉得不吉利。两个人都知道，死是随时可能来的事。他们把死说在明处，是为了不死得不明不白。
三月底，邓楷的腿肿得走不了路了。小满去找黄二嫂要了一些草药，是黄二嫂自己采的，捣碎了敷在伤口上。邓楷敷了三天，肿消了一些，但还是疼。
“邓楷同志，你不能再走了。再走，腿就废了。”
“我知道。”邓楷靠在墙上，把地图摊在膝盖上，“所以从今天起，你替我去。”
“去哪？”
“梅硐区委的几个联络点，你替我跑一遍。每个点送一封信，信上写的是暗号。他们看了暗号，会给你东西。你把东西拿回来。”
“万一信被搜了呢？”
“信上写的是‘货已到，明日取’。敌人看了，以为是做生意。只有联络点的人知道，‘货’是信，‘明日取’是第二天来拿回信。”
“明白了。”
小满跑了三天，把四个联络点都跑了一遍。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四封回信、一包草药、两斤盐巴、三双草鞋。邓楷看了回信，一封一封折好。
“四个点，三个正常，一个有问题。”
“哪个有问题？”
“碾子坝那个。回信上写的是‘货未到’。但我们送去的信上写的是‘货已到’。‘货未到’的意思是——他们那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可能是敌人搜了，可能是联络员跑了，可能是信被截了。”
“那怎么办？”
“派人去查。”邓楷看着小满，“你去。”
“我？”
“你年轻，面生，敌人不会注意。你去碾子坝，不要进联络点，在周围转一圈，看看有没有生人、有没有暗哨。看完了回来报告。”
小满去了碾子坝。他装成走亲戚的，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联络点是一间卖杂货的铺子，门半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不是原来的联络员老刘。小满没有进去。他转身走了，走到村口，碰见一个放牛的老汉。
“大爷，这村里卖杂货的老刘呢？”
“老刘？好几天没见着了。听说被乡丁带走了。”
“带到哪去了？”
“不知道。可能是区上，可能是县上。”
小满回去报告了邓楷。邓楷听完，把碾子坝那个联络点从名单上划掉了。
“老刘这个人，靠得住吗？”
“靠得住。他以前是农会的。”
“那他为什么被抓了？”
“可能是被人供出来的。”邓楷把笔搁下，“碾子坝的联络点，只有区委的人知道。区委的人里，周思和走了，张笃弼跑了。这两个人都知道碾子坝。”
“那老刘是被他们供出来的？”
“可能。”邓楷看着小满，“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让你记住，不管谁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了吧？”
“知道了。”
第五章 女红军的岩洞
四月到六月，小满往龙竹窝跑了十几趟。
他渐渐摸清了路。走西边的山沟，避开竹林，绕到黄二嫂家后面的岩洞。岩洞有两个，一个大的能坐三四个人，一个小的只能蹲一个人。大岩洞里有铺草、有水罐、有一盏没点过的油灯。小岩洞是藏东西的，有时候藏药，有时候藏信。
两个女红军，他后来知道了名字。肚子大的那个叫李桂洪，是余泽鸿的妻子；裹小脚的那个叫阚思颖，是司令部总支书记。李桂洪的肚子越来越大，走路要扶着岩壁。阚思颖的脚裹过，走山路走不快，但她每天天亮之前都要到岩洞口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踩过的痕迹。
有一次，小满送粮过去，李桂洪问他：“你是三大队的？”
“是。”
“王逸涛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走？”
“我娘让我跟红军走。”
李桂洪看了他一会儿：“你娘还在吗？”
“不知道。”
“你想她吗？”
“想。”
李桂洪没有再问。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送粮的时候，不要在同一个时间送。今天早上，明天下午，后天晚上。敌人会算时间。”
“知道了。”
阚思颖在旁边补了一句：“还有，你走山沟的时候，不要踩同一条路。沟里有石头，踩石头，不要踩泥。泥上留脚印。”
“知道了。”
小满走出岩洞的时候，听见李桂洪在里面说：“这个小鬼，话不多，但听得进去。”
阚思颖说：“邓楷挑的人，不会错。”
那是小满在梅硐听到的最让他心里发热的一句话。
五月中旬，李桂洪的肚子疼了起来。小满正好送粮过去，黄二嫂跑出来说：“快去找接生婆！”
“哪里有接生婆？”
“梅硐街上有一个姓陈的，六十多岁了。但她不一定肯来。”
“为什么？”
“她是保长家的亲戚。”
小满跑回区委找邓楷。邓楷想了一下：“不能去找陈接生婆。她跟保长有关系，来了就会知道岩洞的位置。”
“那怎么办？”
“你去龙竹窝，找黄二嫂。让她想办法。本地人总认识几个会接生的。”
小满又跑回龙竹窝。黄二嫂说：“我嫂子会接生。但她住在山那边，来回要两个时辰。”
“那就去请。”
“请她来容易。但生的时候要是出了事，我们担不起。”
“生的时候我守着。”
黄二嫂看了他一眼：“你一个小鬼，守什么？”
“我守着。出了事，我负责。”
黄二嫂的嫂子姓张，五十来岁，小脚，走路慢。小满扶着她走了两个时辰的山路，到岩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李桂洪躺在铺草上，阚思颖在旁边给她擦汗。张婆婆摸了摸李桂洪的肚子，说：“快了。”
小满退到岩洞外面，坐在洞口守着。他听见里面李桂洪在叫，声音不大，咬着牙。阚思颖在说“使劲，使劲”。张婆婆在说“看见头了”。
天快亮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娃，哭声很细，像小猫叫。
阚思颖抱着孩子出来，让小满看了一眼：“你看，是活的。”
小满看了一眼，不知道说什么。他看见那个小东西，脸上皱巴巴的，眼睛闭着，嘴巴一张一合。他想起自己跑回来那天，余泽鸿问他“你娘还在吗”。他想：这个娃的娘还在。余政委的娃的娘还在。
“取个名字吧。”阚思颖说。
“我不会取名。”
“你是第一个看见她的人。”
小满想了一会儿：“叫‘梅’吧。梅硐的梅。”
阚思颖笑了一下：“好。就叫小梅。”
李桂洪在岩洞里听见了，说了一声：“小梅。好。”
小满回区委报告的时候，邓楷问：“生了？”
“生了。女的。”
“好。”
“邓楷同志，那个娃长大了，让她干什么？”
“让她读书。我们这一辈人没读够书。下一代人，要把书读够。”
第六章 周少华
七月的一天，邓楷把小满叫到桌前。
“你认识周少华吗？”
“不认识。听说过。”
“周友光的侄子。以前在梅硐游击队干过，后来跑了。现在替敌人做事。”
“干什么事？”
“带路。清乡的时候，他带路。他认识游击队的人，认识联络点，认识藏东西的地方。”
小满没有说话。
“你以后送信，不要走碾子坝那条路。周少华知道碾子坝。”
“明白。”
“还有——你在路上碰见不认识的人，不要搭话。人家问你从哪里来，你就说走亲戚。问你亲戚在哪里，你就说前面的村子。不要说出村名。”
“知道了。”
八月，邓楷的腿伤好了些，能拄着棍子走路了。他开始自己出去，有时候一天跑三个村。小满跟着他，走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根削尖的竹竿，算是武器。
有一天，他们路过碾子坝。邓楷忽然停下来。
“前面那间屋子，就是周友光的家。”
“周少华的叔父？”
“对。周友光这个人，不坏。他侄子坏，他管不了。”
“那为什么还住在他家？”
“因为周友光不是叛徒。”邓楷把棍子在地上顿了一下，“小满，你记住一句话——一个人叛变，不等于他一家人叛变。周少华是叛徒，周友光不是。分清楚。”
“分清楚了。”
“分清楚了就好。以后你要是碰上叛徒的家里人，不要一概而论。该争取的争取，该提防的提防。但不要因为一个人恨一村人。”
九月初，王树三带来一个消息：周少华在碾子坝一带活动，带着乡丁搜山。已经抓了两个游击队员，都是被周少华认出来的。
“怎么认出来的？”
“他认识人。以前在游击队干过，谁是谁他都知道。”
邓楷把手里的毛边纸捏紧了：“周少华这个人，不除掉，梅硐的工作没法做。”
“怎么除？”王树三问，“他住在镇上，身边有乡丁，晚上不出门。”
“等机会。”邓楷说，“他总有落单的时候。”
但机会一直没有来。周少华很警觉，出门带人，晚上不出门，连回家都走不同的路。小满有一次在碾子坝村口看见他，远远的，看见他瘦高个儿，走路外八字，腰里别着一把短枪。小满没有靠近，记住了他的脸，回去报告了邓楷。
“外八字，瘦高个儿，腰里别短枪。”邓楷把这几条记下来，“以后你看见这个人，绕道走。不要跟他照面。”
“知道了。”
“还有——他认识你吗？”
“不认识。我没跟他说过话。”
“那就好。保持这样。不要让他认识你。”
第七章 化整为零
一九三七年一月，纵队主力失败的消息传到了梅硐。不是正式通知，是逃出来的人带来的口信：队伍被打散了，领导人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人化整为零，各自找地方坚持。
邓楷听完，坐在桌前很久没有说话。小满站在旁边，看见他的手按在毛边纸上，指节发白。
“邓楷同志，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走。”邓楷抬起头，“纵队散了，区委还在。区委在，梅硐的工作就在。”
“敌人会来搜。”
“会来。”邓楷站起来，“王树三！”
王树三从屋外进来：“到。”
“把游击队的人分散到各乡去。不要集中。三个人一组，两组之间不要联系。你跟我保持联系，其他人不要找我们。”
“女红军呢？”
“李桂洪快生了，不能走。阚思颖陪着她。黄二嫂那边，你安排人盯着。有动静，连夜转移。”
“明白。”
王树三走了之后，邓楷对小满说：“你的挎包里，是余政委留下的笔记本？”
“是。”
“你打算什么时候打开？”
“余政委没打开，我也不敢打开。”
邓楷看了他一会儿：“你比余政委还犟。”
“我不是犟。我就是觉得，这个本子不是我的。余政委背着它打了半年仗，没打开。徐政委写的时候，也没打算给别人看。我打开了，算怎么回事？”
“那你背着它干什么？”
“余政委把命丢在了碗厂坡。这个本子是他留下的东西。我背着，就等于他没走完的路，我替他多走一段。”
邓楷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小满，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这条命，可能也丢在梅硐。”
小满愣了一下：“邓楷同志——”
“你听我说完。我腿上的伤好不了，走不远了。敌人来搜，我跑不过他们。我不怕死，但我怕一件事——我死了之后，梅硐的工作没人接。”
“王树三接。”
“王树三是本地人，能带游击队，但不会做区委的工作。区委的工作要跟地方上打交道，要写东西，要跟上面联系。这些事，王树三做不来。”
“那你教我。”
邓楷看了他一眼：“你识字不多。”
“我学。”
“学来不及。”
“来得及。一天学十个字，一个月三百个。我脑子不笨，杨登高教我的时候，我三天学了五十个。”
邓楷看了他一会儿：“好。从今天起，每天认十个字。不认完，不准睡觉。”
第八章 碾子坝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邓楷去了碾子坝。
他走之前对小满说：“我去周友光家歇一晚。明天回来。你在区委等着，不要出去。”
“要不要我跟你去？”
“不用。周友光家我去过好几次了，路熟。”
“周少华那边——”
“周少华在镇上。碾子坝是周友光家，不是周少华家。分清楚。”
“可是——”
“没有可是。你在区委等着。我明天回来，你把这几天认的字写给我看。写不出来，我罚你。”
邓楷走了。小满在区委等到天黑，等到半夜，等到天亮。邓楷没有回来。
第二天上午，王树三跑回来，脸色不对。
“小满，邓楷出事了。”
“什么事？”
“周少华向敌人密报了。袁伯春带着乡丁半夜围了周友光家。邓楷被打伤，冲出门外，被乡丁周国荣开枪打死了。”
小满站了一会儿。他的耳朵里嗡嗡响，王树三后面说的话他听不太清。
“……头被砍了，挂在梅硐场口的黄桷树上。”
小满把挎包从身上解下来，放在桌上。他把油布包拿出来，放在挎包旁边。然后他坐下来，看着那个油布包。
王树三说：“小满，你得走。周少华认识你。他带人来搜，你跑不掉。”
小满把油布包重新包好，放进挎包，背在身上。
“王树三同志，邓楷的遗体呢？”
“周友光收了。埋在碾子湾。”
“头呢？”
王树三没有回答。
小满站起来：“我去碾子湾。”
“敌人还在搜。”
“我去碾子湾。”
王树三看了他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
第九章 传
小满在碾子湾待了三天。
他没有找到邓楷的头。周友光说，头被抬到县上请赏去了，路上被乡长周极辉截下来，后来不知道埋在哪里。周友光说这话的时候，腿上的伤还没好，走路一拐一拐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老婆在旁边抹眼泪。
“邓楷同志在我家出事，我对不住他。”周友光说。
“不怪你。”小满说，“怪周少华。”
“周少华是我侄子。我管不了他。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小满没有接话。他在邓楷的坟前站了很久。坟是一个土堆，前面插了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邓楷同志之墓”，字是周友光用炭黑写的，歪歪扭扭。
小满把挎包放在坟前，从里面拿出油布包，解开。
徐策的笔记本，粗布封皮，磨得起了毛边。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字他认不全，但他认出了几个——“筠连”“子弹”“王”“盐巴”。他翻到后面，有一页写着“杨登高”“金牙”，有一页写着“周思和”“右脚拖”。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写得很潦草，像是赶着写的——“小满，枪学得怎么样了。”
那是余泽鸿的字。余泽鸿在徐策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了小满的名字。小满把笔记本合上，抱在怀里，蹲在邓楷的坟前，哭了很久。
王树三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哭完了，小满把笔记本重新包好，放进挎包，背在身上。
“王树三同志，邓楷最后说的什么？”
“他没来得及说话。乡丁围了屋子，他冲出去，中了枪。周国荣开的枪。”
“周国荣是谁？”
“碾子坝的乡丁。本地人。”
“他为什么要杀邓楷？”
“周少华让他杀的。周少华跟周国荣说，杀了邓楷，赏五块大洋。”
小满把拳头攥紧了，又松开。
“王树三同志，我想去碾子坝街上看看。”
“去干什么？”
“看看周少华长什么样。以后碰上了，我不会认错。”
王树三看了他一会儿：“好。我陪你去。但有一条——只看，不动手。”
小满去了碾子坝。他远远地看了一眼周少华。瘦高个儿，外八字，腰里别着短枪，站在镇口跟人说话，笑得很大声。小满记住了他的脸。
回去的路上，王树三说：“你该走了。梅硐待不住了。周少华还在带人搜。你得去兴文那边，找黄虎山。”
“黄虎山还在？”
“还在。在连天山一带。你去找他。告诉他梅硐的事。”
“那你呢？”
“我留在梅硐。邓楷死了，区委不能没人。”
小满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王树三同志，邓楷说过一句话——‘革命还没有成功，我绝不会离开梅硐。’”
“我知道。他对我也说过。”
“你保重。”
“你也是。”
小满往兴文方向走了。走到山坳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王树三还站在碾子湾的山坡上，没有动。小满想起一年前，余泽鸿走出余窝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小满现在明白余泽鸿为什么要回头看了。回头看一眼，是把人的样子记住。记住了，才能往前走。
小满走到兴文的时候，是二月。黄虎山在连天山的一个炭窑里见他。
“邓楷死了？”
“死了。周少华告的密。”
黄虎山把拳头攥紧了，又松开：“周少华——王逸涛——周思和——张笃弼——一串。”
“一串。”小满把挎包放在地上，“黄虎山同志，余政委的笔记本，我打开了。”
“看了？”
“看了。最后一页有余政委写的字。写的是我。”
黄虎山看了他一眼：“写了什么？”
“问我枪学得怎么样了。”
黄虎山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你现在枪学得怎么样了？”
“会打了。但还不够准。”
“那就接着练。”黄虎山把一支枪递给他，“子弹不多。每一枪都要练出东西来。”
小满接过枪，拉了一下枪机。
“黄虎山同志，以后我们怎么办？”
“打。”黄虎山说，“主力散了，支队还在。川南支队、云南支队、贵州支队，还在川滇黔边区打。我们不是孤军。我们是一串火种。”
小满把枪背在身上，把挎包带子紧了紧。挎包里的笔记本贴着胸口，硬硬的，像一块骨头。
第十章 后来
一九三七年春，川南游击支队、云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支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斗争。小满跟着黄虎山在兴文、珙县一带活动，有时候打敌人的运输队，有时候护送伤员转移，有时候只是走，从一个山沟走到另一个山沟，走给敌人看，让敌人以为这一带还有红军。
一九三八年春，国共合作，游击队奉命放弃使用红军名称，部分人员转移，部分人员就地隐蔽。小满没有走。他留在川南，在梅硐、兴文、长宁一带的山村里做小买卖——卖针线、卖盐巴、卖草鞋。他的挎包里不再装笔记本了，笔记本被他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但他记得笔记本上写的东西，记得徐策记下的那些名字，记得余泽鸿最后写的那行字，记得邓楷说的“革命还没有成功，我绝不会离开梅硐”。
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人在梅硐见过一个卖草鞋的中年人，姓什么不知道，大家叫他“小满”。他不怎么说话，但有人问起红军的事，他会坐下来，慢慢讲。他讲徐策在石坎子念命令的时候纸在抖，讲余泽鸿撕王逸涛的信，讲邓楷的腿伤，讲两个女红军在岩洞里补鞋。他讲的时候不煽情，不拔高，讲的都是人——会怕的人，会哭的人，会犯糊涂的人，会在关键时刻站住的人。
有人问他：“你讲这些，有人听吗？”
小满说：“有人听。只要有人听，那些没走完的路，就还在走。”
第三卷完。
后记 他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小满后来把徐策的笔记本藏在了梅硐黄金村后山的一个岩缝里，用油布裹了三层，外面又糊了一层黄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九三八年游击队奉命放弃红军名称、就地隐蔽的时候，他把笔记本从岩缝里取出来，重新包好，带在身边又走了几年。一九四九年之后，他把笔记本交给了长宁县的一个党史征集办公室。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里面写的，有些是徐政委的怀疑，有些是余政委没来得及说的话。你们看着办。”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余泽鸿那行字还在——“小满，枪学得怎么样了。”党史办的人问小满，余泽鸿为什么在徐策的笔记本上写你的名字。小满说：“因为他死之前问了我这句话。他没来得及听我答完，就写在纸上了。”
徐策没有看到这一天。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他在云南威信观音塘战斗中负伤被俘，随后被滇军杀害，时年三十三岁。他牺牲后安葬于罗布坳碾子湾，后来扎西红军烈士陵园里也立有他的墓和生平事迹碑。他的儿子徐廷坤，直到很多年后才从湖北大冶老家第一次到扎西为父亲扫墓。
余泽鸿也没有看到这一天。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在江安碗厂坡被围牺牲，时年三十二岁（一说三十三岁）。他的遗体被敌人抬到江安县城“验明”后，葬于城东山坡。碗厂坡后来建了纪念亭，泥溪小学从二〇一七年起，每年十二月十五日组织学生纪念他。他的妻子李桂洪在梅硐的岩洞和夹墙里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后来与阚思颖一起在云南野腊溪被俘，关押在昭通、重庆等地，始终没有吐露游击纵队的秘密。阚思颖后被父亲保释，辗转到了延安；李桂洪在国共合作后获释。阚思颖“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九八〇年平反。
邓楷死在余泽鸿之后一年多。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因为周少华的密报，乡丁围了碾子坝周友光家。邓楷冲出门外，被周国荣开枪打死，首级被割下挂在梅硐场口的黄桷树上。当地群众把他的遗体葬在碾子湾。一九五四年清明节，梅硐的老百姓在邓楷墓前立了一块碑。杀害他的凶手周国荣后来被地方游击队捕获处决。
邓楷死后，纵队余部仍在川滇黔边区坚持。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重建，刘复初任书记，纵队整编为两个大队，龙厚生任司令员，刘复初兼政治委员，曾春鉴任参谋长。部队逐步发展到近两百人，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继续游击。同年夏，国民党军发动“三省会剿”，形势日趋严峻。
此后十年，这支队伍在乌蒙山深处越打越少，越打越散。有的支队被打散，有的干部牺牲，有的战士隐蔽地方。到一九四七年，最后一支成建制的队伍，是殷禄才带的云南支队。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编第七十九师联合云贵川二十四县反动民团，对游击支队发动梳篦式“围剿”。殷禄才率部浴血月余，粮食弹药耗尽，最终被困于威信三锅桩山林。政委陈华久中弹牺牲。殷禄才退到一道崖壁前，枪里只剩下一颗子弹。三十五岁的殷禄才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山林，把枪口抵住自己的太阳穴。枪响时，山间的杜鹃花开得像血。
后来，他的妻儿，他的姐姐，也相继惨死在敌人屠刀下。
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最后一支成建制的队伍，在杜鹃花开的时节，走向凋零。
三个月后，千里之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黄河的浪涛声震天动地，而乌蒙山深处的杜鹃，已经谢了。
万里征程人未还。游击纵队的花名册上，那数百个名字，年年都在等待同一个口令。大山沉默。风穿过松林，沙沙作响，像是替那些永远年轻的红军战士，答了一声——“到！”
至于那几个叛徒——
王逸涛叛变后当了国民党的“川南招抚特派员”，还向四川省政府递了一份《我对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军游击队的意见》，替敌人谋划“三省会剿”。他活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他在叙永县树坪乡被联防队员抓住。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叙永县在县城水北门河滩上开万人公审大会，王逸涛被判处死刑，随后枪决。
周思和在留队察看期间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带着敌人搜捕女红军和区委联络站。他此后在公开史料中的下落，不如王逸涛那样清晰。但梅硐一带的老百姓记得“周四指”这个名字，记得他缺了一根无名指的手，和那只手指向岩洞方向时的样子。
张笃弼逃到海子塆向保长自首，第二天带着保安中队到碗厂坡，指认了余泽鸿的遗体。他拿了赏钱，然后从史料记载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死在哪里、怎么死的。但在碗厂坡一带的民间记忆里，张笃弼这个名字是和“眼镜”连在一起的——一个戴着裂了镜片的圆框眼镜、手很稳的医生，最后用那双手指认了自己伤员的遗体。
杨登高跟着王逸涛走了，但小满和刘二柱都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要走你走，我留下。”公开史料里没有他的名字后来的下落。他不是起义者，也不是烈士。他只是一个在某个夜晚挣扎过、最后没有挣过去的人。
这本书里的大部分人物，徐策、余泽鸿、邓楷、张凤光、刘干臣、李桂洪、阚思颖、王逸涛、周思和、张笃弼、杨登高、小满、刘二柱、王树三、黄虎山、黄二嫂——他们的名字和基本命运，都有史料依据。对话是虚构的，日常细节是虚构的，但每个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是史料记载的。徐策在观音塘说的“把我放下，快走”是史料里的；余泽鸿撕王逸涛招抚信的事是史料里的；邓楷说“革命没有成功，死也不离开梅硐”是史料里的；周思和掏枪暗杀邓楷未遂、被留队察看后叛逃，是史料里的；张笃弼指认余泽鸿遗体，是史料里的。
小满是一个虚构人物。但“小满”们是真实存在的——那些十七八岁跑回来、被骂“叛徒”、在炭窑里认字、在岩洞外守夜、把笔记本藏进岩缝里的年轻战士，史料里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这本书把他们的名字还给了一个人。
最后说一句徐策笔记本的事。笔记本是虚构的。但徐策在筠连之后“对王逸涛有疑虑但没有实证”、余泽鸿“信任周思和直到最后一刻”、邓楷“早就说过周思和不能留”——这三件事，史料里都有痕迹。一个领导者把疑虑写在纸上、另一个领导者不打开那张纸、第三个领导者为那张纸付出代价——这条线是虚构的，但那条裂缝是真的。
裂缝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裂缝在“信”这个字上。信一个人，信到底；信一个人，留半步；信一个人，给一次机会。三种信法，三种代价。徐策死的时候，王逸涛已经走了。余泽鸿死的时候，周思和还没有走。邓楷死的时候，周少华已经走了。
小满活了下来。他把笔记本交出去，把故事讲给愿意听的人。他没有说谁是英雄、谁是叛徒。他只是说：这些人来过，这些人走过，这些人在某些时刻站住过，在某些时刻没有站住。
后来的人，自己判断。
附录
一、主要人物原型对照表
小说人物 历史原型 身份 史料记载的基本结局
徐策 徐策（1902—1935） 川南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后兼司令员 1935年7月13日观音塘战斗负伤被俘，后被滇军杀害于罗布坳碾子湾
余泽鸿 余泽鸿（1903—1935） 纵队政治部主任，徐策牺牲后接任特委书记兼政委 1935年12月15日因叛徒告密在江安碗厂坡被围牺牲
王逸涛 王逸涛 纵队首任司令员 1935年5月叛变，任“川南招抚特派员”；1951年2月在叙永公审后枪决
杨登高 史料记载有限，叙永游击队出身，随王逸涛离去 第三大队大队长 公开史料未见明确结局记载
周思和（周四指） 周思和 梅硐区委委员 被王逸涛秘密招降，暗杀邓楷未遂，留队察看后公开投敌，任“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
张笃弼 张笃弼 纵队卫生主任 余泽鸿牺牲后叛逃，向保长自首，指认余泽鸿遗体；此后下落史料未载
邓楷 邓楷（？—1937），又名戴德昌 梅硐区委书记 1937年1月31日因周少华密报，在碾子坝被乡丁杀害
周少华 周少华 周友光之侄，原梅硐游击队员，后叛变 向敌人密报邓楷行踪；史料记载其“下落不明”或后被处置，记载不一
张凤光 张凤光 第二支队支队长（副政委） 1935年7月观音塘战斗中牺牲
刘干臣 刘干臣 第一支队支队长，后任司令员 余泽鸿牺牲后，在古宋东坝被敌搜到，拼杀牺牲
李桂洪（李桂英） 李桂英/李桂洪 女红军，余泽鸿妻子 1936年冬在野腊溪被俘，关押于昭通、重庆；国共合作后获释
阚思颖（甘棠） 阚思颖/甘棠 女红军，司令部总支书记 与李桂洪一同被俘；后被父亲保释，辗转至延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80年平反
黄虎山 原型为政治保卫局第五连干部，具体姓名史料记载不充分 第五大队大队长 余泽鸿牺牲后收拢残部，继续在川滇黔边区坚持
小满 虚构人物 通讯员，原第三大队战士 虚构人物，代表史料中大量未留姓名的年轻战士
黄二嫂 黄二嫂（民间记忆中的称呼） 梅硐龙竹窝农妇 掩护女红军，以割草、找柴为女红军放哨
王树三 王树三 梅硐游击队队长 邓楷牺牲后留在梅硐坚持
刘二柱 虚构人物 原第三大队战士，后编入二大队 虚构人物，承担“底层见证者”功能
二、大事记（1935.2—1937.1）
1935年
· 2月10日前后：扎西会议决定抽调干部组建川南特委和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作动员，明确三项任务：牵制敌人配合主力、安置保护伤病员、建立根据地。
· 2月12日：纵队在云南威信石坎子河坝头集合，四百余人，五个大队。王逸涛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
· 2月18日（史料亦作2月中旬）：纵队正式成立，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队伍扩至六百余人。
· 2月下旬：首战筠连，吸引宜宾敌军，策应主力。
· 3月：大石盘山遭敌包围，第三大队损失近半。
· 5月：王逸涛家属被川军扣押，王逸涛带第三大队部分武装私逃投敌。徐策兼司令员，五个大队缩编为三个。
· 7月上旬：纵队在叙永朱家山与黔北游击队会合，合编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九百余人，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
· 7月13日：观音塘战斗。张凤光牺牲，徐策负伤被俘，后被滇军杀害。
· 7月14日：簸箕坝特委扩大会议，余泽鸿接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
· 8月：王逸涛致信招抚余泽鸿，余泽鸿当众撕信痛斥。
· 秋：周思和企图暗杀邓楷未遂，被俘后获“留队察看”处分。
· 10—11月：周思和叛逃，任“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带敌搜捕女红军。张笃弼通过周思和的关系为纵队购买奎宁。
· 12月14日：纵队转移至江安碗厂坡对面牛厂坡。
· 12月15日：因叛徒告密，敌军包围碗厂坡。余泽鸿突围中牺牲。张笃弼叛逃，指认余泽鸿遗体。
1936年
· 年初：小满（虚构人物）到梅硐，在邓楷领导下任区委通讯员。
· 2月：黄虎山部收拢残部，继续在川滇黔边区活动。
· 夏—秋：女红军李桂洪、阚思颖在梅硐龙竹窝岩洞隐蔽，由黄二嫂等群众掩护。李桂洪在余泽鸿故居夹墙内分娩。
· 11—12月：纵队残部在云南野腊溪被围，李桂洪、阚思颖被俘。
1937年
· 1月30—31日：邓楷在碾子坝周友光家被周少华密报，遭乡丁围捕杀害。
· 2月：小满（虚构）离开梅硐，前往兴文寻找黄虎山。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支队在失去上级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
· 此后：游击支队坚持斗争至1947年。
三、主要史料来源
1. 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台（原CCTV）：《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涉及周思和叛变及邓楷遇袭经过。
3. 《红色威信》第三十二期：《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二）》，涉及张笃弼叛逃及指认余泽鸿遗体经过。
4. 威信县党史资料：《文化威信》第十一期《徐策墓》，涉及徐策牺牲及安葬地点。
5. 长宁县委党史研究室：关于邓楷烈士墓及牺牲地的调研记录。
6. 百度百科“邓楷”词条，综合长宁县地方史料。
7. 云南昭通新闻网：《红色扎西故事丨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涉及李桂洪、阚思颖被俘及狱中斗争。
8. 四川日报“史诗之路”特别报道：《她们没走到延安，却把信念留在川南深山》，涉及女红军在梅硐的隐蔽与生产。
9. 关于王逸涛1951年被处决的记载，综合叙永县地方史料及多个公开来源。
10. 关于周思和叛变后任“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的记载，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台及梅硐地方史料。
说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日常细节、虚构人物（小满、刘二柱等）及其行动，不属于史料记载范围。凡涉及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与结局，均以上述史料为据；凡史料存在异说或记载模糊之处（如余泽鸿牺牲时的年龄、周思和叛变的具体时间、部分叛徒的最终下落），小说采用其中一种说法或在叙事中保留模糊性，不另作断定。
全书完。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中流砥柱》《建党》等五十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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