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老地主，一个写新房奴
文：李印功
10月25日，陕西省蓝田县作协请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冯积岐去做文学创作报告。台下听众不少，贠文贤是其中之一。冯积岐讲他们村那位年近八十、一个月领二百块钱的老地主，讲着讲着就讲出了他写《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的经过。只有贠文贤把这场报告接回到了自己身上，他联想到自己 今年在《延河》杂志2026年第8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学区房风云》，回到家便写下《他写老地主 我写新房奴》发给我，让我提修改意见。
我一看，猛然间来了兴趣:这篇文章只有两千五百多字，却意味深长：它表面上是两篇小说的对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作家应当思考什么、写什么？换句话说，作家怎样在平凡日常生活中发现有价值的文学素材？
这个问题，比单纯谈“怎么写”更根本。因为写什么，先就决定了你能看见什么。
一、一篇小说和一种坚持
冯积岐讲的《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是一篇短篇小说，原载《延河》2005年第6期，后收入他的短篇精选集《门和窗子都关着》。小说写的是冯积岐老家松陵村里最后一位地主“三爷”。这个“地主”和教科书里“脑满肠肥、绫罗绸缎、心黑手辣”的形象完全对不上。三爷精瘦、矮小、少言、腿勤，穿着朴素，不张扬，是“特别会算计的一个人”。他的发家方式不是什么巧取豪夺，而是“肋骨上刮肉，牙缝里抠食”：每日盘算进账，绝不容许出大于入。土改时他有五十亩水田，被评为地主；土改后和村民一样清苦。但联产承包之后，三爷又显出了不一样。别人种麦他套种菠菜，别人种谷子他种芝麻，别人种油菜他栽苹果树，总之“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小说里有一个极生动的细节：有一夜三爷盘算一天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辗转不能入睡，竟趁黑搬了别人家一块上冻的粪块放进自家田里，这才安心回家睡觉。三爷活到九十岁，在沟里放羊时，一只山羊掉进深涧，他去捞羊，摔死了。村里最后一个地主就这样死了，死得毫无“历史分量”，却像一截活着的时代被抽走了。冯积岐自己说，这篇小说写得极苦，“从头到尾写了三遍，修修补补，总共改动了16次之多”。
冯积岐写这篇小说，用意不在给地主翻案，也不在重新评判土改，而在于做一件更朴素也更难的事：把“地主”这个政治标签底下那个具体的人，还原出来。三爷身上既有旧时代剥削者“算计”的一面，又有农民式的勤劳、节俭和对土地近乎本能的经营智慧。土改把他划成了“地主”，但土地和劳动本身并没有因为一个标签而改变性质。他后半生的“清苦”与承包后的“不一样”，恰恰说明：标签可以一夜之间贴上去，但一个人与土地的关系、与劳作的关系，是贴不上去也撕不下来的。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为捞一只羊摔死在山涧里，这件事小到不能再小；但把它放到“最后一个地主”的身份背景上，底下压着的就是两个时代之间那道没有被说透的沟。
这种写法，背后是冯积岐一贯的文学创作理念。冯老师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不跟风、不献媚、不浮躁”。
不跟风，是不追一时的潮流和热点；不献媚，是不迎合市场、也不讨好权力；不浮躁，是沉住气，从生活深处打捞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把那些虚名看得很淡。冯积岐自己说过：“我当过二十年农民，我的背靠点就在农村。……我只能写我熟悉的生活。”他写过十二部长篇、二百五十多部中短篇，大多安放在虚构的“松陵村”里。
他还说过，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和这个时代保持紧张的关系”。所谓“紧张”，不是对抗，而是不松弛、不迎合，盯住时代内部那些尚未被说清楚的东西。他讲“最后一个地主”，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不追宏大口号，不浮在表面，而是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老人身上，挖出两个时代之间的落差。
二、两个“背靠点”的相遇
贠文贤的“背靠点”是另一种构造。他是蓝田白鹿原人，在陕西省总工会工作近三十年，做过研究室主任、副巡视员，参与过职代会评议、下岗职工状况等大型调研。他的长篇小说《大梁村》也备受关注，写白鹿原上一个村庄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被评论者概括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调研中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真切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况与内心所想，情感上越走越近，自觉站在劳动者一边；写作时始终把底层劳动群众放在心里，屁股就坐在了劳动群体的一边。
如果说冯积岐的背靠点是“当了二十年农民”的身体记忆和村庄经验，贠文贤的背靠点就是“工会干部看底层”的结构性视野。他不只看见一个人穷，还习惯追问穷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谁在托底、谁在缺位。
所以，冯积岐讲“老地主”，贠文贤听到的不是“地主”本身，而是“小事见大”这个方法。他把自己手里那些“比任何虚构都扎心”的材料翻了出来：朋友借钱给娃报补习班，朋友贷款买学区房高位被套，老百姓坐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住房、教育、医疗。于是他把镜头从“老地主”身上移开，对准李伟和刘梅：月薪不到五千的技术员，攒下十三万，被中介和房东联手“违约”，追高一百五十六万买下七十六平的房子，背上三十年贷款、月供四千六，一场调控跌掉三成，一家人从团圆走到离散。这不是对冯积岐的简单模仿，而是两个“背靠点”在方法上接了头：一个从村庄内部看历史怎么翻页，一个从工会调研的视角看资本怎么把“住”变成“炒”、把学位变成赌注。
三、火花为什么偏偏落在贠文贤这里
冯积岐讲课，贠文贤听课，为什么能碰出思想火花？道理并不神秘。
第一，火花很少产生于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之间。冯积岐是经验型作家，力量来自对农村“胡子眉毛都是稔熟的”；贠文贤是“工运理论专家+乡土作家”的双重身份，力量来自三十年调研形成的结构感。一个提供文学方法上的启示：把大历史收进一个小人物身上；另一个提供社会视野上的接续：把小人物身上的压力追溯到资本与民生的关系。背靠点不同，才看得见对方手里那束光。
第二，火花需要共同的“问题意识”做引信。冯积岐说，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和这个时代保持紧张的关系”。贠文贤在创作谈里追问“都不怪，这就怪了”，答案指向资本进入民生领域。两个人都拒绝从概念出发，都相信一个具体的人、一笔具体的钱、一间具体的房子，比一打口号更能说出时代的真相。问题意识对上了，方法才能接住。
第三，讲课是经验的公开表达，写作是经验的私人转化。冯积岐在台上讲“最后一个地主”，讲的是“小事见大”；贠文贤在台下听，听的是“我手里那些小事能不能也见大”。这一问，就把报告变成了自己的写作问题。台下听众不少，但只有贠文贤把这场报告接成了《学区房风云》的后续思考。
这不是说别人没有收获，而是说只有他把“听来的方法”落回到了“自己背靠点上的生活”。火花不是凭空溅出来的，它需要一个人先有柴，别人才好点火。
四、文短意长：作家应当思考什么、写什么
《他写老地主 我写新房奴》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它用一个对照提出了“作家应当思考什么、写什么”的问题。
作家应当思考什么？不是思考怎样把故事编圆，而是思考生活里那根“刺”从哪里来。冯积岐从老地主领二百块钱看到两个时代的落差，贠文贤从学区房、补习班看到资本进入民生领域后的普通家庭困局。前者是历史翻页时留下的沟，后者是当下生活里正在收紧的绳。两者都说明：有价值的文学素材，往往不仅在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里，也在平凡日常中被大多数人习焉不察的疼处。作家要思考的，就是这疼处背后的结构——谁在承受，谁在得利，谁该托底，机制哪里出了毛病。
作家应当写什么？写自己“背靠点”上的生活，写老百姓心上的那根刺。冯积岐写“松陵村”，贠文贤写“大梁村”和“学区房”，都不是居高临下地可怜那些普通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贠文贤说：“我也是从白鹿原上走出来的，我懂得一间房子对一个家有多重。”这句话点明了平凡日常发现文学素材的关键：不是把日常当素材库去“抓”，而是先在心里装着人，日常才会把有分量的事送到你眼前。朋友借钱给娃报补习班，贷款买学区房高位被套，街头巷尾的闲话，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但只有把它们放到住房、教育、医疗三大压力的结构里看，放到资本与民生的关系里想，它们才从“琐事”变成“文学”。
冯积岐的“老地主”和贠文贤的“新房奴”，一个从旧时代收尾处取材，一个从新时代困局处取材，题材不同，道理相通：文学如果不肯在具体的人身上用力，就碰不到时代真正的疼处；作家如果不在平凡日常里练眼力，就接不住生活送上门来的素材。
冯积岐写《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把“地主”标签还原成一个深夜搬粪块、为捞羊摔死的具体的人；贠文贤写《学区房风云》，把“房奴”这个流行词还原成李伟和刘梅每一笔月供、每一次追高背后的具体日子。两篇小说方法上接的是同一条线：不急着对一个人下判断，先把他还原成一个在具体处境中挣扎、算计、活过又死掉的人。有了这个前提，贠文贤“都不怪，这就怪了”的追问，才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导，而是从具体日子的疼处长出来的判断。
冯积岐讲课，贠文贤听课，火花之所以能落下来变成文章，说到底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离开自己的“背靠点”，又都愿意在对方的方法里照一照自己。背靠点不同，才看得见对方那束光；问题意识相通，火花才烧得起来。《他写老地主 我写新房奴》文短，却把“作家应当思考什么、写什么”的问题，落在了一间房子、一个学位、一个老地主领二百块钱这样的小事上。这正是它意味深长的地方。
李印功简介: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华文月刊》杂志副社长、理事会理事长、常务副主编。《陕西农村报》原执行总编。《陕西文学》杂志原副主编。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都市碎戏》编剧，创作的九十八部剧本，有近八十部在陕西电视台播出后，在网络平台继续传播，播放量突破160万。陕西电视台大秦腔栏目观察员。陕西文坛网运筹。张俊彪文学艺术研究会顾问。陕西省散文学会延安写作培训基地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胭脂岭》。长篇小说《野女镇》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架，播放量突破460万。
（冯积岐右与贠文贤合影留念）
后附:
他写老地主 我写新房奴
贠文贤
《延河》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学区房风云》，没过多久，《华文月刊》杂志常务副总编李印功就打来电话，嘱我写一篇写作心得。那时我正被打着鸭子上架，正忙着学习改编一部剧作，脑子转不过来，一时不知从何写起，就一直撂着。这一撂，就是两个多月。想撂，又撂不彻底，总觉得欠着一篇话要说。恰在这时，昨天，听了冯积岐老师在蓝田的报告。冯老师说，他们村子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地主，一个月领二百块钱。他起初没在意，后来突然来了灵感，写了《我们村子的最后一个地主》，反响很大。为啥？小事见大，可见两个不同时代，文章就火了。
他还讲到生活体验等话题。回到家，我忽然有了思路。我那个两万多字的小文章，凭啥被《延河》选上？我自己思量，恐怕有这么几条。
一、素材要来自现实，来自生活，抓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我的长篇小说《大梁村》问世后，不少读者说，真实，反映了一代人的过去。有人还鼓励我，把在工会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下来，反映新时期工人的状况。我也想写，但还是下不了手——总觉得火候不到，心里发虚。后来，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借钱，我问干啥，他说给娃报补习班。还有一位朋友，为了娃上学，贷款买学区房，高位套住了，日子难得很。老百姓坐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住房、教育、医疗，三大压力。这些话，比任何虚构都扎心。于是我把目光收回来，聚焦到买房贷款高位被套、为娃考个好学校报补习班这两件事上，写了《中考倒计时》和《房潮围城》。《延河》发表时，用了《学区房风云》这个题目。
说到底，题材还是来自生活，来自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小说里的李伟，一个普通工厂技术员，月薪不到五千；刘梅在医药公司上班，执拗、要强，一心要给孩子争个前程。两口子租着不到六十平米的老房，硬是攒下十三万块，要给孩子买学区房。结果呢？被房东王建国和中介联手“违约”，追高一百五十六万买下七十六平的房子，背上三十年贷款，月供四千六百。一场调控，房价跌了三成，一家人从团圆走到离散。妹妹李娜那边，对象家明明有三套房，还要再买学区房——资本把“住”变成了“炒”，把人心也搅得浮躁起来。这哪是我编的？这是无数个普通家庭正在过的日子。写它，就是写老百姓心上的那根刺。
写作从来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生活自己送上门来的。这两件事，一个补习班，一个学区房，街头巷尾的闲话，我想了想，就写成了文章。
二、有人讲，好作品要反映人性，不带作者观点，才真实。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做不到。我的小说里，我尽量把人物放到特定的环境中，让他们自我表现。那个后来被抓的大老板，不是说这个人怎么好怎么坏，他就是资本的化身，就是要赚钱；炒房客、中介公司，有人也是为了谋生，不过是想多挣几个钱。刘梅的焦虑，是为心爱的孩子将来有个前程；李伟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中介小周，是个老实人，眼看两口子落难，替他们写了证明，可到了法庭上，证明人不出庭，一纸证明也就打了折扣。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有他的道理、他的原因，都应给予理解。写小说的人常说要“客观”，可一部小说的人物、情节、字句都是作者挑出来的，挑本身就带着倾向——你写这个、不写那个，你为啥选这个题材不选那个，先就说了话、表了态。可即便这样，写作者肯定有倾向、有观点。文学理论上有句话，叫“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可这句话说的是“流露”，不是说没有倾向。作品里哪个人该被同情、哪个该被批判，作者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这叫什么？我看就是立场。
在阶级、阶层利益分化的时代，应该有这个自觉：有立场，就是看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我不避讳，我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想这个事，因此有倾向性。《大梁村》就有倾向性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说话。郗崇民老师写了《论大梁村的人民性》，就做了这样的肯定。这样的写作到底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
我不认同那种“零度写作”的说法——人活在世上，眼里有暖，心里有秤，字里行间就藏不住冷热。当然，写作者把倾向藏进细节里，让读者自己咂摸出来，比喊口号更有力量。
三、作品有没有深度，就是讲作品的思想性。我写这篇小说时，一边写，一边在想：买卖房子，造成围城之势，这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怪谁？都不怪。都不怪，这就怪了！其实背后有一条线索，就是大家都在受资本的影响。资本进入民生领域，你老百姓怎么可能躲过？城南那片荒地，大老板往土坡上一站，一句“五年之内翻两番”，荒地就变成金地；摇号、囤积、炒作，把房价一层层抬上去；等到形势一变，资金链断了，卷款要跑，在机场被抓，留下一片烂尾楼，还有“还我房子、还我血汗钱”的呼声。学区房，本是为了孩子上学的房子，却成了资本的赌场。李伟追在高岗上，以为买下的是安稳，买下的却是一家人三十年的枷锁。那个低头向妹妹挪彩礼钱的老父亲，那个问“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的孩子，都是被这场房潮裹挟的普通人。所以写着写着，就由不得让人想更深层的问题，做一点理性的思考。
写文学作品，顺带思考经济理论的问题，这样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至少我自己觉得，好作品不该只停在讲故事，它要让读者看完，心里沉一沉，想一想这日子为啥过成这样。小说写到后来，连我自己也停不下笔，一遍遍追问：是谁把一间房子变成了压弯人的山？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冷酷——是资本。可光知道这一点还不够，还得往下想：资本进了民生，靠谁来管、怎么管，靠谁来给老百姓托底？这些想不通，笔就沉不下去，我写出来的字也立不稳。
四、一点题外话创作谈，常说“贴近生活”“扎根人民”，话是好话，说多了又显得空。其实说白了，就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笔下才能写真、写实。我写李伟，写刘梅，不是居高临下地可怜他们，我是把自己放进去——我也是从白鹿原上走出来的，我懂得一间房子对一个家有多重。文学这东西，说到底，写的是人，是人心里那点不能说的酸甜苦辣。能写到读者心里去，让他们看完说一句“这就是咱的日子”，我这笔就没白提。这一篇心得，与其说是谈经验，不如说是给自己照镜子：写得好不好，读者说了算；写得真不真，良心说了算。
要谈写作心得，我就说这么几点，可能不对。作品是我写的，可它好在哪、差在哪，还得靠读者和老师们指正。我记着冯积岐老师那句话：小事见大。一间房子、一个学位，看着是小事，底下压着的，是一个时代的重量。把这一点写出来，让老百姓看一眼，让写作者想一想，我就知足了。
（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