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出预判 认准不动摇
——观《伟大的长征》苟坝会议纷争有感
■ 张澜涛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60集大型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CCTV—1晚间黄金档热播。该剧以恢弘厚重的叙事格局，把那段烽火弥漫、生死攸关的岁月重新演绎在观众眼前。整部剧情的发现脉络，紧密围绕红军万里远征的非凡足迹，于枪林弹雨之间坚守信仰，于绝境危难之中彰显智慧。尤其是苟坝会议这一史实的回眸，看罢令人心绪激荡，久久难以平复。
一盏照亮夜路的马灯，一条泥泞湿滑的乡间小路，一场少数对抗多数的激烈争论，一次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抉择，浓缩了中国革命道路上曲折复杂的争议，也让我们真切地懂得：真理，很多的时候，一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毛泽东与苟坝会议的分歧即为佐证。
苟坝会议发生于遵义会议之后。遵义会议拨乱反正，纠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我们应当清醒看到，遵义会议只是完成了军事路线的拨乱开端，党内对于军事行动的认识，并没有就此完全统一。经历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一路浴血转战，虽然摆脱了一部分追兵，可依旧处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阀部队，调遣周浑元、吴奇伟中央军，又联合王家烈的黔军、孙渡的滇军，在黔北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把红军歼灭于贵州境内。刚刚经历湘江血战，中央红军主力牺牲惨重，所以往后的每项军事行动，都牵系着数万红军将士的身家性命，一步走错，就可能满盘皆输。
苟坝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也就是今天贵州金沙县一带，在当时属于黔北的重要集镇。从单纯的表象军情层面来看，当时攻打这里似乎是十分诱人的选择。驻守打鼓新场的敌军，防守兵力相对薄弱，在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判断当中，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肥肉”。如果能够一举攻克打鼓新场，红军可以得到物资补给，还能扩大红军的活动区域，同时打击地方军阀的嚣张气焰。彼时，刚刚经历连续作战，全军上下都希望打一场痛快的胜仗，提振部队士气。也正是基于这样直观的战场判断，参加苟坝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军事上下最后决策的周恩来，都举手赞成攻打打鼓新场。
会场之内，几乎众口一词支持开战，唯有毛泽东同志一人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投出反对票。他不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并不是畏惧作战、回避战斗，而是跳出眼前一城一地的得失，独具慧眼地看穿了蒋介石布下的棋局。在他分析认为，打鼓新场守敌看似薄弱，但这极有可能是敌人刻意放出的诱饵。蒋介石早已把多路增援部队部署在周边，周浑元、吴奇伟的中央精锐部队近在咫尺，王家烈黔军、孙渡滇军随时可以向打鼓新场快速合围。一旦红军主力贸然扑向打鼓新场，战斗若是不能速战速决，陷入僵持，四面八方的敌军援军就会迅速蜂拥而至。到时候红军会被敌人重重包围，想要突围的难度不可想象，弄不好血染湘江的悲剧就将重演。
可是在当时的会议现场，毛泽东的这一番深谋预判，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理解与认同。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很多同志看到的是眼前看得见的敌情，却难以预判敌人后续增援的部署。激烈的辩论持续进行，多方意见相持不下。在众人一致通过攻打打鼓新场决议的局面之下，毛泽东只身一人，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争执不下之际，毛泽东提出，如果大家坚持要发起这场战斗，自己这个红军总政委一职，就将无法继续履行下去，一气之下，请求中央撤销自己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令人唏嘘的是，与会人员竟然举手通过了他的请辞。
这一刻，看着剧情之中毛泽东转身走出会议室的镜头，能够深深体会到他此刻内心沉重的忧思。这不是个人职务荣辱的得失计较，而是眼看红军即将走向险境，自己的正确判断却不被理解的焦急与苦闷。职务可以被免去，但红军数万官兵的安危，是他放不下的责任所在。
会议结束之后，夜色笼罩黔北的山村，会议指定周恩来负责，在煤油灯下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作为军事最后决断的负责人，周恩来坐在摇曳的煤油灯之下，迟迟难以落笔。他反复回味刚刚毛泽东在会场上的分析，内心不断权衡利弊，直觉告诉他，毛泽东的顾虑绝非杞人忧天，里面蕴含着不能忽视的道理——甚至是真理。心绪纷乱的周恩来走出屋外，独坐于山石之上，思索着红军即将面对的凶险战局。
长夜沉沉，山风凛冽，村落四周一片寂静。贺子珍心中担忧毛泽东，也劝他夜深不要外出。但红军的命运悬于一纸作战命令，一旦作战方案落笔成文，命令下达部队，大军即刻就要向打鼓新场开拔，到时候再想挽回就为时已晚。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毛泽东顾不上夜深路险，手提马灯，踏过水塘边坑洼泥泞的乡间小路，在漆黑的夜里徒步三华里，赶往周恩来的住处。夜色当中马灯那一点微弱跳动的灯火，穿透沉沉黑夜，成为挽救红军的希望之光。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再次条分缕析地向他阐释不可以进攻打鼓新场全部理由。毛泽东客观地剖析了敌我态势：不能只盯着打鼓新场敌军防守薄弱，必须全盘考量蒋介石调动的各路援军。一旦开战，久攻不下，敌军合围即成定局，红军会落入极其危险的绝境。
剧情把这一段对话刻画得十分真实，没有神化人物，还原出革命先辈在生死关头，依靠理性分析、依靠对战场全局的研判去争取同志的过程。周恩来认真倾听，反复斟酌全盘战局，终于彻底认同毛泽东的战略判断。于是他搁置攻打打鼓新场作战命令的起草。
局势迎来转机。此前在会议之上，同毛泽东有过激烈争论的王稼祥同志，冷静复盘全部军情之后，也幡然醒悟，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形。此时此刻，大家真切体会到，真理，确实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周恩来提议，重新召开苟坝会议，再次讨论打鼓新场的军事行动。提议得到中央同志的响应。重开的会议上，大家重新审慎研判敌我态势，权衡进攻与不打的利弊，终于统一了思想，一致采纳毛泽东不攻打打鼓新场的正确主张，并且恢复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纸险些铸成大错的作战计划就此作废，红军避开了敌人预设的陷阱，避免了一场足以危及红军灭顶的灾难。
苟坝会议这一桩往事，看起来只是一场要不要打一座集镇的争论，而在中共党史上，却有着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意义。它承接遵义会议的成果，进一步巩固和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当中的军事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完成领导机构改组，但军事上不同意见的分歧依旧客观存在。苟坝会议这一场风波，用现实的敌情预判检验了两种军事思路。多数人着眼局部战场希望打一场胜仗，而毛泽东立足全局，看透敌人的整体战略布局，做出规避风险的抉择。实践证明，他的战略眼光超越一时一地的胜负，一切判断都建立在知己知彼、审时度势的基础之上。
我们现在通过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回看这段历史，能够读懂什么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的反对意见，不是畏战避战，恰恰是高度珍视红军有生力量，拒绝落入敌人预设圈套。红军需要胜仗，但绝不能打冒险的、赌上全军命运的仗。革命战争，从来不逞一时之勇，不被表面有利的假象迷惑，能够看见表象背后暗藏的凶险，这就是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苟坝的马灯，照亮的不只是山间泥泞小路，更是中国革命拨开迷雾的前行道路。
同时，苟坝会议也充分体现我们中国共产党珍贵的党内政治传统。在会议之上，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哪怕只有一个人的反对声音，也可以充分表达观点。即便表决形成决议，当后续研判发现原有判断存在疏漏，依然可以重新开会，修正决策，不会将“多数表决”变成盲从的枷锁。周恩来、王稼祥等革命先辈的胸襟同样令人敬佩。在会议上他们可以和毛泽东激烈辩论，但是当冷静思考认清客观现实之后，能够放下争论，服从符合革命利益的正确真理，不以个人面子凌驾于革命大局之上。党内有争论，但争论的出发点全部都是红军生存、革命事业的前途。正是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格，让我们党可以在绝境当中不断自我校正，闯过一重又一重生死关口。
反观当时“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留下的教训，就更能看懂苟坝抉择的可贵。此前第五次反“围剿”，“左”倾领导者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硬打堡垒战、拼消耗，无视客观战场条件，给红军带来惨痛损失。到苟坝会议之时，不少同志内心还留存着希望打攻坚战求胜的思维惯性。攻打打鼓新场的提议，某种程度上，也残留着这种急于求胜的情绪。毛泽东的坚持，就是在抵制这种冒险的作战思路，提醒全军：敌强我弱的大形势没有改变，红军必须灵活机动，规避敌人重兵合围，保存革命的火种与有生力量。
历史的走向，也验证了苟坝会议抉择无比正确。后来敌情情报陆续传来，蒋介石各路增援部队，果然已经向着打鼓新场快速集结。倘若当时按照最初决议贸然发起进攻，后果不堪设想。一盏马灯连夜奔走，挽回的是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改写了一段革命的走向。苟坝会议之后，中央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是遵义会议之后军事领导体制重要完善，保障四渡赤水之后一系列神妙的军事机动得以顺利实施。四渡赤水，被称为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而苟坝会议，正是四渡赤水辉煌军事行动的重要铺垫。如果当年贸然进攻打打鼓新场，红军深陷重围，后世就不会有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精彩篇章与赞美。
观看《伟大的长征》，重温苟坝会议，放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第一，真理并不会天然依附于人数多寡。多数人的看法，未必就代表客观正确。在重大问题决策面前，不能只看直观表象，不能被短期利益、眼前诱惑裹挟，必须通盘全局，冷静研判所有风险。工作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众人都倾向于某一个选项的场景，这个时候，要敢于倾听少数人的声音，重视不一样的意见，包容不同角度的思考，防止集体思维形成盲区，进而规避重大决策的失误。
第二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反对攻打打鼓新场，不是凭空主观臆断，是综合研判敌军部署、敌我力量对比全部客观情报得出的结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凭一腔热情、凭主观愿望下判断，要摸清客观情况，看清有利条件，更要看清潜藏的风险，既不盲目冒进，又不消极畏缩。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高人。
第三是要有为大局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担当。苟坝会议上，毛泽东陷入孤立，甚至被免去总政委职务，但他没有因为遭受多数反对就沉默妥协。因为他的心中装着数万红军的安危，即便承受压力，依然执着坚持经过理性研判的正确主张。当然坚持真理，也不等于简单对抗，深夜提马灯登门，耐心向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用沟通说服同志，而不是意气用事，这是坚持原则同时讲究方式的智慧体现。担当，既有敢于发声的勇气，也要有理性说服的耐心。
第四是要有勇于修正自身认知的胸怀。会上参与表决同意作战的各位领导同志，在认清局势之后，能够放下之前的观点，重新开会更改决议。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会顾及“面子”固守错误判断，一切以革命大局、客观实情作为标尺。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能够承认认知的局限，发现偏差就及时纠偏，这是一个集体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品格与担当。
笔者通过观剧认识到，九十载岁月悠悠，苟坝山间的那一盏马灯早已熄灭，但那束穿越漫漫长夜的思想光芒，永远留存在党史长河之中。
《伟大的长征》用影像把这段往事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跳出教科书冰冷的文字，切身感受当年革命先辈身处的复杂环境。长征不只是枪林弹雨的行军打仗，更是一场思想、认知、战略格局的艰苦博弈。胜利，不仅仅依靠将士们浴血拼杀，同样依靠于关键时刻，有人可以穿透迷雾，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危机，守住关乎全局的正确抉择。
今天我们生活在远离战火的和平年代，不用再手提马灯，行走于泥泞的山间小路去挽救军队命运。但苟坝会议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会过时。
回望这段峥嵘过往，重温这段惊心动魄的抉择，让我们更加懂得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来之不易。无数革命先辈，在无数个类似苟坝这样生死攸关的节点上，靠着实事求是，靠着坚持真理，靠着虚怀若谷的胸襟，把中国革命从重重险境之中一步步引向光明。
《伟大的长征》这部作品，不只是在重现一段旧时光，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课。苟坝会议的故事告诉后人：历史之中很多关键转折，往往就藏在一次争论、一次倾听、一次对真理的坚守当中。那一盏苟坝寒夜里跳动的马灯，将永远提醒后来者，遇事要看全局，遇事要重实情，敢于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错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先辈用热血与智慧换来的事业，接续传承下去。
慧眼出预判，认准不动摇。苟坝会议的纷争，从先前的多数否定少数，到后来多数支持少数的逆向转变，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战略预判和远见，是适用于红军长征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并且为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打下午坚实的伏笔和基础，指明了中国革命新的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