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霜降旧事
文/王博
霜一落，白鹿原的田埂就硬邦邦的了。我站在安村镇的地畔上，风裹着一股子凉劲直往布衫领子里钻，这是刻进骨头缝里的深秋。那时候还没分地，庄户人全靠挣工分过活，四十多年前我在新华村学校念初中，后半夜的寒气顺着土坯墙的缝往宿舍被窝里钻，清早起来裹着那件打了两三块补丁的厚布衫往操场走，脚刚踩到冻硬的泥地上，就看见墙根的枯草、教室的青瓦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脚一踩上去沙沙响，鞋底沾的那点霜花没走几步就化了，鞋帮上留一道潮润的浅印子。
那时候新华村的老支书总扛着锄头从学校墙根过，眼梢扫见瓦檐下那层白霜，立马就扯着粗嗓门喊：“霜降到了，赶紧拔萝卜！” 放学早的半大娃挎着竹笼子往自家地里窜，我也总跟着同班发小往村东头的萝卜地钻，随手拔个白皮萝卜，在裤腿上随便蹭掉泥就下嘴，脆甜的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淌，连教室里冻僵的手指头，这会也慢慢缓过来了。
收回来的萝卜，家家户户都挑最周正的那几个，一部分切条串在麻绳上，挂在学校操场边的老槐树下晒成干。等冬天教室里生起煤炉，瓷缸往炉子上一坐，烟囱从墙洞伸出去，抓两把萝卜干丢进搪瓷缸子煮水，我娘说这水最润嗓子。田埂边的大白菜大伙谁都舍不得早砍，看着菜帮子沾了霜，一天比一天瓷实，村里的老菜农总念叨“霜打菜，味更甜”，非要等再晒上三五个大太阳，才齐齐整整码进各家院角的菜窖里。
新华村学校西边候家院里，长着三棵老柿子树，我上初中那会，它们的枝桠就斜斜伸过了院墙。年年霜降前，树上挂的全是青硬的果子，这时候的柿子谁敢碰？咬一口麻得人舌头半天都回不过味，连最皮的男娃都要绕着走。等霜落过两三回，青硬的柿子慢慢红透，像一个个小红灯笼挂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后来那三棵老柿子树被砍了，木料拉回去做案板，可我总觉得，连当年课间吹过操场的风，到今天都还沾着点淡淡的甜气。
那时候我跟同桌最盼霜降后的大晴天，他总偷偷从家里摸出一根长竹竿，我就抱着从家拿的粗布床单，俩人猫着腰绕到树底下，躲着看树的候大爷，瞅准枝桠上最红最软的那个，踮着脚往上一敲，“啪嗒”一声，柿子就稳稳落在粗布床单里。我俩蹲在崖边的麦秸垛后头分着吃，剥掉薄得透亮的皮，吸一口全是蜜似的甜汁，凉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嘴唇上沾得全是黏糊糊的甜香。吃完了还非要往对方脸上抹点柿子汁，闹得满手满脸都是黄印子，回去晚了少不了被各自娘拍两下屁股。
那时候班主任总跟我们说老辈传下来的规矩：“霜降吃个柿，冬天不裂唇”。我们哪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经了霜的柿子，是一年里最金贵的零嘴。村里的婶子们每年都会摘上半笼柿子，削了皮、晒软、反复捏几回，埋在麦秸里捂几天，再挂到学校屋檐下通风的地方，等表面起了厚厚的白霜，就等冬天开家长会的时候，给我们这些读生分柿饼吃。
霜降前后，原上的秋光还没褪尽。那会周末不上课，我总沿着坡路慢慢往高处走，田埂边的野菊开得正好，黄的白的挤成一团，风一吹就飘起淡淡的药香。站在坡顶往南望，远处秦岭漫山的树叶红红黄黄，少了平日里赶作业的慌慌张张，也没了大人挣工分的那股子急急忙忙，就站在那儿往远处看，能看好半天，心里头那点零碎烦心事，风一吹就全散了。
走累了就往村头的晒场边凑，几个相熟的老汉早蹲在墙根底下，就着太阳晒出来的那股暖意唠家常，手里攥着个刚从灶灰里煨熟的热红薯，你掰我一块，我递你一半。我们几个半大娃就蹲在他们脚边听旧事，从白鹿原上的老传说，讲到前些年村里修水渠的光景，听着听着，日头就往西边沉下去了。
放学回了家，我娘总爱炖上一锅萝卜排骨汤，撒上切得细碎的葱花，一家人围坐在炕桌上，连我那刚上小学的小弟弟，都捧着粗瓷小碗喝得鼻尖冒汗。窗外的风刮得树枝呜呜响，窗纸被风拍得噗嗒噗嗒晃，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连风里裹着的霜，都带着点软乎乎的暖意。
如今再回安村，站在当年新华村学校的旧址边上，风里那股霜降的味道，半分都没变。它从来不是什么声势浩大的节气，就藏在我当年踩过的田埂上，藏在崖边老柿子树结出的红果里，藏在那碗热汤漫出来的白汽里。 哪有什么排场的仪式，全是一辈辈传下来的、实打实过日子的章法。我站在旧址边上，脚边的枯草蒙着一层薄白，踩上去还是当年那沙沙的声响。四十年过去了，霜还是当年的那个霜，只是当年一起蹲在麦秸垛后头分柿子的人，再也凑不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