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的一双手（上）
——那双细嫩柔软的小手
贠志东
记得四五岁时，白白胖胖的高占有一双细嫩柔软的小手；而我黑瘦低矮，吊着一双干瘪生涩的小手，和他形成鲜明对照。他家和我家同住一条巷，一个居东，一个居西，相距不到一百米。两小无猜，同年生人，光着屁股一起玩耍，一起在泊池里洗身。他家姊妹六人，五女一男，从小娇生惯养，是在蜜罐里长大的；而我兄妹六个，五男一女，常常挨饿受冻，愈发不长个子。听娘说，我还吃过他母亲的奶呢。
1958年，我们双双进了幼稚园，在红太阳的光辉照耀下，如山花般灿烂，嫩枝发芽，孕育成长。从背拼音字母、看图识字，到玩水枪、捉迷藏、放气球；从碾麦场上滚铁环、掷制钱、弹玻璃球，到过年荡秋千、打棒子、看社火，我们耳不离腮，影不离形。
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们就读于村东北角卧龙封峰关爷庙内，在高大雄伟、巍峨壮丽的殿堂里度过快乐的小学生涯。每日迎着晨曦，手挽手蹦跳着进入学校；傍晚踏着歌声，结队回家；晚上在月光如昼、银霜茫茫的玺林门前大场玩“骑马打仗”，到泊池岸听大人讲故事。从用铅笔学写“毛主席万岁”，到用毛笔临帖练方块字，高占总是独占鳌头，全班第一。课间休息，他那整洁的衣兜里常常鼓囊囊的。一双白净的小手拉住我的袄襟，悄声细语道：
“黑子，快来吃柿饼。”一边递过来一把暗黄色且干巴巴的柿疙瘩。
饥肠辘辘的我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享用完了。
“还有吗？”我急切地望着他的脸问。
“上课了。放学后到我家。”高占一边说，一边拉住我的手步入教室。
在高占家，身材不高、白胖和蔼的吴妈妈笑容满面，操着一口难懂的晋东南话：
“黑子，先吃无花果。”一边用右手从二门口那株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上摘下几个，送入我手中。吴妈妈那双慈善目光看着我，满脸笑容，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我顿觉一种喜悦幸福之感顿时涌上心头。
这时的高占正忙着从土窑洞后面的瓷缸里掏几把柿饼和柿皮，快速塞进我的小口袋。
“再吃块饼干。”吴妈妈微笑着说。那是高占大姐夫周虎在县城工作带回来的。
三年级时，那年七八月黄河发大水，我和高占在下游五沟口割猪草，不知不觉间被河水冲到一片干滩上。大雨滂沱，河水咆哮，山雾朦胧，险象环生。高占不识水性，我却是个凫水高手。一时急中生智，便让他双手从背后拦腰抱住我，我从前面牢牢抓紧他的手，在齐腰深的水中一步步走向岸边，得以生还。吴妈妈感动地说：
“我就这一根独苗，黑子你把他救了，我们全家谢谢你。”
高占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生产队二百余口人实行集中统一吃饭，大人每日六两粮食，小孩儿三两。早晚两顿白面稀汤撒几片菜叶，尽饱喝；午饭以榆树皮玉米泡做成发糕，上学走时发一片，薄厚大小如饼干，甜滋滋的，还怪香呢，走到学校吃完了。整整饿一天。农民勒紧裤腰带，仍然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孩子们忍饥挨饿，也不忘勤奋学习。这便是我和高占他们的儿时光景。
升入五年级，我俩离村到十里外的常乐村读书，一直到念完初中，都是一个班，同睡一土炕。每星期日下午太阳落山时，相跟着背着咸菜馒头去上学；星期六下午下课后一起回家；星期天去河滩沟边割草，间歇时玩“蛮牛吃草”“打镰草”游戏。高占的手又巧又灵，每次他赢。在河塘里摸鱼，脱掉衣服，光着屁股，浑身上下像泥鳅一样，他那双手抓的鱼总比我多。
高占从小性格腼腆，不爱说话。和你照面时，只说一句话，就低下头，如小姑娘般羞涩矜持。都六年级了，还是那个样，好像怕你看清他那张俊俏的脸似的。彼时我爸担任我们班主任，兼教算术。一次他粗心，将一道最简单的题做错了，我爸问他缘由，他低头不答。我爸气得用教鞭在他那双细嫩润滑的小手上轻轻打了两下。他立时哭了。下课后拉住我的手说：
“咱俩真好，你爸为啥还打我？”边说边伸出手，让我看手背上留下的痕迹。
“那你为啥不说话？他也是为了你好。”我边好言相劝，边抚摸他那双红肿的手。他不再言语，似乎消了怨气。我们一起走进教室。
那些年，一入冬，天寒地冻，北风惨烈，因衣服单薄常常冻裂双手。每星期六晚上，高占把我引到他爸任饲养员的牲口圈土窑洞里，用牲口喝的煮沸麻参水浸泡，几次便愈。而他那双细皮嫩肉、永不受冻的小手，总是同时沉入麻参锅内，帮我揉搓按摩，至今记忆犹新。
1968年，我们初中毕业，因高中不招生回村务农。那时谁也没想到，这双细嫩柔软的小手，后来会被黄土地磨成另一副模样。
那是下篇要讲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