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舟红色文化现象
文／夏体强
胡畏
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古称“火烧舟”，在历史上长期属遵义县东乡，民国时期设新舟乡。新舟这片得沙滩文化滋养的土地，自古崇文重教、民风刚毅。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新舟出了一批又一批革命者，他们冲破群山阻隔，求索救国真理，积极投身革命，逐渐形成底蕴深厚的新舟红色文化现象。这一红色文化现象贯穿新文化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阶段，涌现出大批革命先驱和爱国志士，在黔北革命史上留下了厚重一页。上世纪二十年代，偏远的黔北山区信息闭塞、风气守旧，与时代新思潮几乎隔绝。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新舟走出了第一批青年先驱。以杜叔玑、庹俊生、夏尊一、陈沂为主要代表的进步青年群体，不甘家乡思想沉寂，心系家国危亡，告别黔北山水，远赴北京求学。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他们求新知、开眼界，接受民主与科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求学期间，志同道合的他们以笔为炬、以文呐喊，参与进步刊物编撰，传播五四新文化思想。
陈沂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新舟革命力量持续壮大。以夏爵一、夏尊一、陈沂、胡畏为代表的新一代新舟青年，秉持先辈初心，奔赴上海，投身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上海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中，他们不惧艰险，加入进步组织，参与工人运动和爱国救亡宣传，秘密开展地下工作。1932年，夏爵一、夏尊一、陈沂等人联合创办进步刊物《黔民》，越过千山万水，将革命思想、救国主张传回黔北，持续唤醒家乡民众的爱国情怀，带动更多乡土青年走出大山、投身革命。他们在一线奔走求索、不改其志，让新舟这个地名出现在上海的进步刊物上，也把革命思想传回黔北，影响了更多乡土青年。
杜运枢，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遵义的播火者，陈沂将军的舅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红军长征途经遵义，红军精神照亮黔北，也浸润了新舟这片土地。平溪村埃山罗氏家族家风忠勇、深明大义，在红军精神的感召下，家族青年纷纷觉醒，相继投身革命，涌现出罗君彝、罗俸宽、罗红、罗俸道、罗磷等一批革命志士。罗氏儿女满门忠烈、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扛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有人为组织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活动，倒在地方反动势力的枪口下；有人因叛徒出卖身陷国民党监狱，至死不改其志；有人坚守黔北本土，潜伏乡间，秘密传递情报、联络进步力量、掩护革命同志，在隐蔽战线默默奉献；有人告别故土、千里奔赴延安，扎根革命圣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和解放斗争。战火纷飞的年代，罗氏青年不畏强权、不惧牺牲，抛头颅、洒热血，以家族之力扛起家国之责，用青春与生命写下新舟儿女的担当，形成了令人敬仰的“埃山罗氏家族革命现象”，成为新舟红色文化中一份独特而厚重的精神标识。
夏爵一，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参加地下党，解放后任上海海员工会主席
纵观数十年历程，新舟红色文化现象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地域文脉、家风传承、时代浪潮、民性风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直机关赴遵青年支教帮扶队到埃山参观历史文化陈列室
其四，星火传承形成带动效应。从二十年代思想播火，到三四十年代大批青年相继投身革命，一代代先驱接力前行，榜样力量带动乡土青年竞相追随，逐步形成以先行者为核心、以家族和乡土关系为纽带的带动式革命现象。夏尊一、陈沂等人为先行者，罗氏子弟等本土青年为后来人，革命的火种就这样在新舟传开。
从埃山走出去的老红军罗红
百年岁月流转，红色薪火相传。新舟红色文化是黔北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先辈们求索真理、报国为民、舍生取义的精神，今天仍是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的新舟儿女，当继承红色传统，以先辈为榜样，守初心、勇担当，在乡村振兴和时代发展中，续写新舟的动人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