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海翻江卷巨澜，红军不怕远征难
——谨以此文，纪念史无前例的伟大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下篇)
【下篇摘要】
在璀璨炫目的中国诗歌史上，主席的战争诗别具一格史无前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首诗，象主席这样去描写战争。
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3~8、“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到“锷未残赖以拄其间”——困境和转折中的命运三部曲：
十六字令·三首
1934年至1935年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原注：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这首词特别标明作于1934年到1935年之间，以往的评论者都把目标集中在长征中湘江等几大惨烈的战役上，说是赞颂红军战士象山一样坚不可摧象山一样顶天立地，尤其赞美主席在困境中表现出的乐观主义精神。
说这首词的山寓意着红军战士的“坚”，没有异议。
但是湘江之战包括最后的突围转移，都是历史的大背景，这些解读者把焦点对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对一首词来说，场面太大了，焦点难免模糊。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湘江之战直到红军突围转移进行长征，这期间红军损失了三分之二，南方根据地丢失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去从诗词的细腻之处细分主席在这首词里寄寓的情怀，只笼统地说成是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难免浮在空中过于浅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是依靠浪漫情怀来维系乐观主义，这乐观也未免太盲目了，李白耻为，何况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主席呢？这对主席是极为不公的。
这三首词含蓄地标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里，中国工农红军与蒋介石的摩擦表现在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几大战例上，但是看看主席这个阶段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一个时期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出在党内，是奉国际共运代表为“太上皇”（主席语）的党内当权者，亲手将红军的前途送上了“绝路”。
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打不垮红军根据地，调动百万军队也打不垮三湾改编之后新型的人民军队，调动千万反动军队，赣南的一草一木，赣南的人民群众，还是会给这支人民的军队留下很多生存的空间，蒋介石永远也不用想把红军困死在他的魔掌之中。
但是，从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党内高层又泛起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席的正确路线被轻视，主席又一次在带领红军取得了初步胜利的情况下被排挤出党的领导阶层，党内的重要领导人跟着李德执行错误的路线，亲手将红军送入蒋介石的虎口，这是蒋介石机关算尽朝思暮想也得不到的大好机会。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才是置红军于毁灭边缘的最危险的因素？蒋介石，还是博古他们的错误路线？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当时主席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同党内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不能完胜，红军不保。
所以，这三首词写的是1934年11月湘江之战结束后，到遵义会议彻底清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党的组织恢复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段时间里，主席的心情。
当然，三首中的山，都是指的红军。
第一首，说的是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的内容。
面对红军战士的惨烈牺牲，被边缘化“不招人待见”的主席，终于挺身而出为红军战士的生存，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们据理力争。
这就是“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另一层深意。
这里主席还特别加了原注，强化了“须低头”却不低头，“要下鞍”非不下鞍的顽强决心和战斗意志。
这个时候，虽然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湘江之战，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博古李德们碍于面子依然不肯认错悔改，并且坚持无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其实，就主席的个人能力来说，要战胜这几个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当时红军的被动局面和危急处境，主席也难免投鼠忌器，外敌已经如此强大，红军再也经不起任何内讧，主席必须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合理合情有力有节地进行斗争。
这斗争真的是无比艰难，比起与蒋介石的斗争难上百倍千倍，象四渡赤水那样的危局，主席可以举重若轻，但是面对党内的分歧却如履薄冰。
记得主席曾经说过，平生最危难的时候，就是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那一次，可见主席对内部分裂的严重性有多么重视。
这一次与博古李德的斗争，也不亚于张国焘那次，所以他的担心是显见的。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通道会议”这次的出击，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把红军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是取得的重大进展还是让主席颇为满意。
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做出初步的妥协，同意红军进入贵州绕道北上，危局之中，也没有造成更进一步影响大局的不良后果。
离天三尺三，既是当时行军险山峻岭看到的自然景象，更是主席此刻无比欣慰的心情。他确信，离红军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走上正确道路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所以，第一首的寓意中，有“通道会议”的影子。
第二首，回顾第五次反围剿尤其是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是红军成立以来罕见的，当时，从士兵到将领，无不义愤填膺。他们不畏牺牲，但是眼见得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整个团整个师地被敌人毁掉，他们不得不反思这场战斗的意义。将士们对高层的战略意图和部署十分不满，怨声载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兵们依然一致地做到了令行禁止统一调动，尽管不理解，尽管不同意，尽管带着种种的负面情绪，但是军令如山，在党中央没有作出修正的决议的情况下，每一个官兵都顽强地准确地执行命令坚守使命，保证人在阵地在，坚守到最后一口气。
主席感叹这支从三湾改编以来茁壮成长的人民军队的战斗素质和严明纪律，万分欣慰。
想想看，带着情绪，带着反感，带着种种的不同意，依然把战斗打得如此顽强如此出色，这支铁打钢铸的坚强队伍，要是鼓舞起“同心干”的坚定信念和统一思想，战斗力是多么可观。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就是对当时惨烈的战事和顽强的战斗力的壮观场景的生动再现。
湘江战役是让亲历者肝胆俱裂的惨痛经历，我们不能想象以主席对战友的感情和对人民军队的期望，他能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地以欣赏的角度去赞美这次战斗中将士们的骁勇善战。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这次最让人痛心的战斗中看到了人民军队不同于以往所有军队的勠力同心的过硬素质和顾全大局的高尚精神，他以战略家哲学家的独到眼光和视角，在这样内外因素都十分不利的形势下，看到了三湾改编的壮观成果。
“倒海翻江卷巨澜”，是龙的精神龙的品质，是暴怒的中国龙，在顽强拼搏作“困兽之斗”的势不可挡。
每个没有被伟大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可能都是一盘散沙的麻木看客，但是一旦被组织起来被调动起来被伟大的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合成一股拧成一根成为一个统一步调统一号令的磅礴的群体，他们就是一条势不可挡的中国龙，无坚能摧战无不胜，打不垮摧不烂的民族之魂。
第三首，说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这一次，彻底地清算了错误路线，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倾向，统一了思想，主席重回领导岗位，用总理充满崇拜的话说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又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虽然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什么，就让我们跟着他一起……”
这时候，主席回顾这跨年夜的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十分感慨十分欣慰。
感慨的是，正确的路线终于“刺破了头顶压抑的青天”，欣慰的是，这刺破了青天的刀剑还没有毁坏。
有个说法，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地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大智大勇的毛泽东主席，领导着他亲自缔造的“山”一样刚健的人民军队，第一次捅破了罩在头上的“青天”，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见到自己头顶的太阳，军队没有因此次的内部斗争而受到损失，反而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
主席为此欢欣鼓舞诗意一泄而出。
这是一次圆满完美的胜利。
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去拯救支撑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难。
北上抗日的雄心壮志，此刻可以去实现了。
被日军的炮火几乎摧垮的中国的蓝天，终于有了钢铁般的民族脊梁去支撑了。
虽然前途还是充满荆棘，但是，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者，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错误中浴火重生变得越发地坚强豪迈，历久弥坚的淬炼，让这支军队成为民族的脊梁，在外侮强敌面前顽强勇敢地捍卫尊严捍卫主权，这就是“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坚强队伍。
这三首词，是革命转折历史时期的一个三部曲，有着层层递进的内在关联，虽然短短的不到五十个字，却记录了那个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转折过程的风风雨雨和心路历程。
它不是历来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是简单直白地一个浪漫主义乐观情绪的借喻，它其实有着深刻现实的时代背景和婉转深邃的艺术情致于其中，把它简单地视作乐观主义的作品，未免太忽略这其中细腻迂回的情感逻辑。
这个误解，其实也是文化界右翼势力一向以来对革命文化革命文学的一个偏见和诋毁，以为革命者不像李商隐那样卿卿我我自怜自怨，就是没有小雅情致的“政治口号”，他们有时不得不把这类作品用“大气豪放”来点缀一下，其重点也不在褒扬，而在于强化它的粗糙朴拙和鄙陋不文，从而忽略了它的独特的婉转含蓄的艺术特色，贬低了它的艺术品味和艺术水准，造成只有挥发自我情绪的作品才是艺术的误读误导。
主席的诗词耐品也难品。
耐品是他的深邃沉郁的气质性情和大气滂沱的精神境界带来的诗意的底蕴，从直观的感受上有唱叹深婉回肠荡气的艺术魅力和跌宕起伏倒海翻江的气象境界，难品是他的独特的革命经历和他的“无我利他”的高尚情怀远远超出了现实人们的理解能力，他表达这种超乎常人的艺术情怀的艺术作品，更是穿过数千年小雅独大的创作瓶颈，展示了广阔寥落的艺术创作空间，从而带来的超前的超时代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很难让停留在李商隐的拘囿下的小雅受众理解到位并产生共鸣。
说穿了就是，我们的精神境界和对艺术的感悟认知，与主席不在一个次元，如果天有九重，在这个时代来说，主席的艺术品相已经登顶九重，而我们却在三重以下的小雅情致中徘徊了三千余年不思进取，如果不下些功夫去品读主席的文章了解他的创作背景体会他的创作理念摸索他的精神气质和感悟他的超人情怀，是没有能力达到主席的艺术品级的。
伟人在革命史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上的光辉业绩高山仰止，在艺术史上又何尝不是呢？
3~9、红军不怕远征难——从云端到地上的辽阔视角
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即将到达目的地陕北根据地。
提起这首诗，评论界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它大气滂沱轻松豪迈，这无可厚非，可是在说明这种气象这种风度是如何体现的时候，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遣词造语烘托比喻这类修辞问题上进行周旋，并没有把握这首词的创作关键。
首联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可以看作是一个“起跳”的助跑动作，预备开始，接“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时候，主席的视角一飞冲天直上云端，为什么有这种神奇的力量，那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经艰难险阻所集聚的能量，主席深入其中扎根其中，与三军官兵同吃同住同行军同甘共苦感同身受的经历使然，为什么后来的作者写不出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生活的日常精神的日常已经距离太远。
整首诗就是在这样一个云端的视角下完成的。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俯瞰红军走过的路，各种艰难困苦的细节、血雨腥风的经历，都化作一种顽强无畏战无不胜的坚定信念和一股豪放洒脱气贯长虹的精神力量。
在天上看两万五千里的路程，入眼的只是逶迤的五岭磅礴的乌蒙，一道道的沟沟坎坎山峦起伏就像水波不惊的微澜荡漾，当时曾阻碍红军前进的那些崇山峻岭，也如大气中漂浮不定的浮尘飞沫，一笔带过一笑而过。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哲理，一只蜥蜴，当你被他挡住了前进的脚步时，他就是一只恐龙，当你越过它大步前行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蝗虫。
传说中不可逾越的神山峻岭，传说中灭绝生机的无人区大沼泽，传说中威风八面不可战胜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传说中密不透风的铁壁围堵，传说中各种不可能的奇迹，都在红军“快马加鞭未下鞍”的勇往直前的气势下变成了“蝼蚁蚍蜉”。
这是主席的战略眼光，这就是主席高瞻远瞩大气滂沱的精神力量。
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只有盛唐李白曾经到达过这个高度。
李白是会飞的“诗仙”，但是诗仙要飞上天际也需要激励，通常的一醉方休激励不够，只能到达“天台四万八千丈”这个高度，想要飞上云端，还需更大的激励。
当年李白飞上云端的激励，就来自安史之乱。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李白因了这个将盛唐时代砸入谷底的巨大不幸，而曾经真的飞到了天上，他在突围撤退中有“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的神来之笔。
那就是天上云端的视角。
李白是被安史之乱胡兵的气势激励冲上天际的，虽然是俯瞰，但是李白的震撼惊惧悚然战栗传达的非常生动，这气势不是李白的气势，而是对手胡兵的气势，所以，李白好不容易飞上云端的千载名篇，这一情节却写的如此悲凉丧气，把前面的凌虚太清也溅上了滴滴血腥，让诗仙既不能逍遥洒脱也无法慷慨同仇，不尴不尬不上不下地卡在人不人神不神的半空中惆怅。
其境界难与主席此篇一竞高下，在气势凌云的视角下，主席的高，比之李白的高，更坚实挺拔气壮山河，这是红军的气场，这是领袖的胸襟，这是领袖与人民息息相通的神圣境界，不是神仙洞府的仙风精气能望项背。
很难说主席的诗词艺术手段高于李白，但是其精神世界的奇伟壮观，成就了他胜诗仙一筹的旷古奇迹，评说这首诗时，用遣词造语来推敲其磅礴气势，是走偏了方向认错了祖坟。诗仙于遣词造语取景造势的手段上，岂有逊色之理？
如果没有主席的奇伟壮观，诗仙的天马行空端绪无状，已经是浪漫主义奇谲鬼魅的最高峰，但是，神仙世界的空澄渺茫，其穿透力不及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仙鬼才，难以造出坚实峭拔的震撼气势，这不关艺术手段之高下优劣，实为人生历练现实苦难的淬火加薪提升的精神境界。
主席这首诗的前半段在天上盘桓，下半段在地上行走。
“云崖暖”与“铁索寒”实在是暖的云崖和寒的铁索的倒装。
站在地上站在战士身边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的时候，主席切身感受到了大地之上的冷暖炎凉。高高在上普照万物的阳光照在云崖上反射出了温暖的阳气。“金沙水拍云崖暖”不可理解为金沙水拍出了暖意，这是不懂诗词章法的谬解误读，这句的意思是金沙水拍在暖暖的云崖上，云崖之暖是太阳的力量，在这里主席也是有寓意的。
不管环境多么艰难，太阳是人类永恒的希望，太阳不会因为蒋帮的强势和嚣张就不给反抗者以阳光的温暖，这温暖恰与敌对势力的苦寒成为对照。
站在战士中间感受战争残酷环境恶劣的主席，看到了希望的阳光，感受到太阳的眷顾因而信心百倍信念坚定。
与云崖暖相对照，是铁索的寒，这铁索，是长征途中最大的天险大渡河的铁索，也是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铁索，更是捆缚中国人民千百年的封建观念的铁索，也是压制扼杀中华民族生机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铁索，一个“横”字直插天地，道出了他们的蛮横嚣张和强大势力，一个“寒”字凉透纸背，带着敌对势力的阴风惨烈的满满恶意，更充满了反抗者咄咄逼人的锐气寒光。
这一联，金沙江与大渡河相对，是两个垂直方向流动的水势，金沙江是长江的一脉，代表了中华血脉，大渡河是横向的阻碍，代表了横亘在民族生存路上的险情。险恶的横，传达出抗争路上的艰苦困厄，中华血脉的“拍”，正提振起奋勇抗争的精神、鼓舞起民族自立的信念，这两处的动词，用的灵动激扬，传递了红军长征的气势、精神、目标、和希望。
岷山是此行最后一道关口，过了岷山，就是“一马平川的阳关大路”，抗击外侮的路上，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把蒋介石集团甩开了十万八千里，这不仅是摆脱了蒋介石长达十年之久的围追堵截绞杀打压，这更是一次政治上的决定性胜利。
所以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
站在地上，站在士兵和百姓中间，和他们一起欢呼雀跃庆祝我们的胜利，全诗就在“三军尽开颜”的欢乐气氛中结束。
主席能飞上云端高瞻远瞩，也能落地生根，与战士老农蹲坐在泥土地上无拘无束地聊天谈心，这一点，更让诗仙望尘莫及。
从起句的预备起飞，到尾联的落地结束，主席的视角在云端和地面上下腾飞自由翻转，主席的精神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盘桓流连一波三折。主席的境界宏远辽阔，上天入地九万里程，南北东西百万平方，这样阔大的空间展示了他开放豁达的胸襟气度，所以能高瞻远瞩看透古往今来，大气滂沱卷起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这就是长征胜利带来的希望。
3~10、史无前例的战士颂歌——主席的军旅诗与中国古代边塞军旅诗的比较
在璀璨炫目的中国诗歌史上，主席的战争诗别具一格史无前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首诗，象主席这样去描写战争。
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主席大半生都在战争中度过，他在这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亲手缔造了一个和古往今来任何时代都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率领中国共产党指挥这样的人民军队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让中国人民百多年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站了起来，他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条件下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奇迹，让整个世界让人类军事史为之惊叹。
这样一个新生的军队，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指导思想，必定会发生完全不同的战斗故事，形成完全不同的战争理念，因而必定会产生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战争文学。
因此，有必要对此前的军旅边塞诗流派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厘清主席的军旅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成就，
3~10~1对于战争目的的基本观点——主席与《周颂》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壮大，都避不开战争，发动什么样的战争，才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关键。文学作品中回避战争，是罔顾史实掩耳盗铃的矫情做作，厌恶诅咒一切战争，也是缺乏对民族生死存亡的责任和担当的软骨病，正确地对待战争，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文明态度。
在一部中国诗歌史中，真正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非常地有限，与历史上真实地出现的战争数量不能同日而语。
在《周颂》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有意识地避讳正面描写和歌咏战争，在《周颂》中涉及到战争的篇什，多是赞美武王的德化和军队的威仪。周人已经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杀戮和毁灭，而是达到政治上的胜利，是为了制止更大规模的杀戮和毁灭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战争是制止战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周人十分注重战争的正义性——也就是德和义。在《周颂》的战争诗中，可以看出周王朝极高的政治水准，看出华夏民族在上古时代就已经高度发达的政治文化。
在上古的诗篇中，把战争看作政治手段的，多是最高统治阶层，主要反映在《周颂》中有关战争的诗篇中。其主要内容是赞美武王的承接文王德化天下，并进一步赞颂王师勇武庄严的威仪，用正义的战争维护了德化天下的新政权的长治久安。
在上层的士阶级中，也出现了一些对战争的态度十分积极热情的诗篇，主要反映在大雅的《江汉》等长篇中，对开疆拓土、平定叛乱、抗击来犯之异族的盛世威仪进行赞颂，歌咏的重点不在战斗，而在于德胜的盛况，从实质上讲，与《周颂》中的《武》《桓》等篇相近，都是歌咏胜利归来的“战神”，反映周王朝的盛世辉煌。只是主将由天子换成了权臣。抛开祭祀功能的限制，从内容上说，其实这类作品与《周颂》十分相近。
《周颂》就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对周天子带领人民取得胜利迎来富足安宁的丰功伟绩的赞美和歌颂。它的颂赞对象是天子。
主席对于战争的看法源出于古老的中国文化，他的战争观是从华夏文明发展而来。
他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这一源自上古的战争思想作过精辟的总结：“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在《周颂》到主席的战争诗之间，是一部几千年的军旅边塞诗歌史，这整个的一部历史，到主席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象《周颂~武》这样对战争客观平实深邃坦荡的理解，这期间，从个体出发的自我觉醒渐渐成为诗人看待世间万物的基本点，小雅在文学创作中渐入上风最终独霸文坛，对战争的看法，也从透视人类生存本质的大局，转而受各自的主观感受影响，偏离根茎枝繁叶茂地自由生长，产生了鲜明的主观色彩的有关战争的诗篇。这些诗抛开了发生战争的原初意义，只从自身感受去褒贬衡量，再没有人从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这个层面上去理解战争。
没有了这样以公心面对战争的大局，也就没有了《颂》这种文体生存的土壤。
主席是上古以来第一个把对战争的深刻认知反应到诗词中的开拓性诗人。
所以，他能够在诗里无比坦荡大张旗鼓地欢呼战争的胜利、歌颂战争的英雄、宣传民众的反抗、赞美无私的牺牲……
他的军旅诗让颂这一文体欲火重生，把颂的桂冠，从天子的头上摘下，戴到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民英雄的头上，《周颂》是人民为领袖作颂，主席的诗，是领袖为人民作颂。
3~10~2战争诗的大雅精神在汉末盛唐的延续——主席与王昌龄
在这一个时段里，最有资格创作战争诗的人物，当属曹操和唐太宗李世民。他们不但是驾驭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地统帅，还是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枭雄，其本身更是对诗文情有独钟，尤其是曹操，还是开风气先的诗词大家，可谓文武双全，对战争诗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是遗憾的是，他俩都没有正面描写参战战斗的诗篇留存于世。不知是有意的避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个结果可以说是诗坛最大的遗憾。
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去看一看那些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是对通过战争博取功名也是十分热切的“盛世”诗豪吧。
曹植的《白马篇》是站在大雅和小雅之间，把战争诗再一次牵向小雅的代表人物。
曹植《白马》中，多少保留了《江汉》《六月》以来士阶层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保家卫国的担当精神。“……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以小雅写大雅，是带着小雅情致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一次爆棚，诗人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献身祖国的忘我精神，塑造了一个士阶层理想中的民族英雄的感人形象，说他是带着小雅的情致，就是他的出发点是自我的抒发，从战术能力高强，到响应号召保家卫国的主动，从放下个人得失奔赴战场到意气风发报国捐躯，处处体现着一个“我”字的高大上，一字一句都是对“伟大的我光荣的我无私的我名标青史的我”的自恋式的赞颂。
虽然在曹植的时代，诗词的艺术水准早已超越大雅时代的古朴原生而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华丽的外表下，爆棚的小雅精神已经无法还原《江汉》和《六月》那样的苍凉慷慨的大气开阖，曹植的白马在《六月》的基础上更加向着“我”的方向推进，更多的成分是唤起情绪共鸣的感染力，却缺乏鼓舞人心激扬斗志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这个角度塑造的英雄，更多的是让人艳羡。
但是这种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却在“初唐四杰”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骆宾王的“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都在曹植的基础上抒发一己之志，倒是卢照邻的一首《战城南》力压群雄，从精神上直接继承了《江汉》《六月》的特色，为老将作颂，慷慨沉郁，写战士英武，斗志高昂。
但是这同样的颂赞，在王维的《老将行》那里，又将气格压抑了很多，把一个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老将军，写的有些灰头土脸勉为其难，小雅的情致彻底压倒了慷慨激昂的战斗意志，成为抒情慨“数奇”的名篇。
《江汉》、《六月》的壮观气象，在盛唐王昌龄和李白的手中重新闪耀了一下，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与“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等，和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霸气外露神采飞扬。
李白虽然以曹植为宗，但是从气质型格上来说，比曹植多了些豪气和豁达，所以，他的“继承”曹植的边塞诗，更多了些大雅的精神气度。尤其是他的《从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横贯古今，提振精神，短短四句，有牺牲的悲壮，有鏖战的艰难，有短兵相接的惨烈，更有得胜归来的感伤，是李白，结束了这为战争而生的激情和热烈，盛唐之后，再无军旅的荣光。
从《江汉》《六月》的年代，经由曹植、四杰、再到李白和王昌龄，发展到高峰，之后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就在安史之乱中断了流脉，其实在李益的边塞诗中，已经能看出那种被打垮了意志力的信仰坍塌和精神危机，等到了范仲淹的时代，基本上这样一个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信念的将军，也失去了在战斗中取胜的最基本信心。
盛唐时代的军旅诗，还有一颗闪亮的明星，那就是岑参。
岑参的几首长调，直接承袭了《六月》《江汉》的风格，为出征的统帅致敬作颂，不论艺术，只谈内容，他所提及的军容威仪和部队士气，已经没有了《周颂》的宏大气场和庄严气象，比之《六月》和《江汉》也有所逊色。他强调的重点不是军容军威，不是威慑对手的威风八面，而是一些和战争和取胜没有直接关联的因素，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但奇谲魁伟的壮观景色，与战争和争取胜利的目的没什么直接关联，把岑参的诗归结为战争诗，其实有些牵强了，岑参在参战的过程中显得多少有那么点“不务正业”。这倒不一定是岑参的责任，而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尚武的热情自然衰减吧。以岑参之激情妙笔，也还原不出《周颂》年间的慷慨激情和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了。
王昌龄和李白的边塞诗，是以大雅的精神，说小雅的情致。他们笔下的将士们，侧重在保家卫国的大背景下，成就个人的功名与荣誉。
而岑参，则是“好奇”扮靓的鼻祖，写边塞的重点不在战争本身，而是风景场面。
主席的这一组战争诗，承袭了曹植的华美瑰丽的流畅感、岑参的奇谲壮观的现场感，更有李白王昌龄的一气呵成大开大合的动感节奏与热烈气氛。
在主席的《渔家傲》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直接取之于王昌龄的“已报生擒吐谷浑”。但是因为“齐声唤”的现场感，比王诗更多了直观的军人作风和同心戮力的精神面貌，而且，更重要的是，比王诗多出的下阕中“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样强调战斗的正义性并展望正义之战必胜的内容，正面歌颂正义战争的合理性，直接对接周颂的注重政治效果强化全局观念的颂赞风格，这样的政治色彩和思想内涵，更是令与王诗同类的这一派边塞诗望尘莫及之处。
3~10~3关于战争中的牺牲——主席的诗与《国殇》的比较
文学史上最独具一格的战斗诗篇，非屈原的《国殇》莫属，翻遍风雅颂，遍寻汉唐词，竟无一个能与屈原这首相提并论的作品。
《国殇》是为楚国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将士作的誄赞，不具体指哪一场战斗，它可能是祭祀时用来纪念牺牲将士的祭文。
只有屈原的这首诗，直接地非常有画面感地还原激烈战斗的场景，渲染牺牲的悲壮，雄奇峭拔仿佛带着尖锐凄厉的金玉之声，完美地还原了战斗的激烈气氛和将士视死如归的决心意志。在这里，屈原就像是一个战地记者那样，拿着摄像机实录并配原声解说和背景音乐作纪录片。
在这里，与《离骚》天壤之别的是，屈原放下了他个人的“我”，用大量的篇幅强调牺牲的惨烈，诗人深入到逝者的灵魂深处，去捕捉体验牺牲的感受和虽死犹荣的战斗精神，并用传神的妙笔，将他的体验和感受直观地展示出来。
从篇幅上看，更多地强化了战争的残酷和牺牲的惨烈，这样的处理方式，把作者在惨烈的牺牲场景下受到的刺激直接传达给观众，这是作者的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在受众的心里必然地也唤起反战厌战的情绪共鸣，所以，从客观效果来看，就必然地削弱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将士们舍身忘我的家国情怀。
由于屈原鲜明的小雅特色，一己之感受十分强悍，理性的校正淹没在浑天漫地的情致中，作品的感情色调十分浓烈，感染力强，但这种浓墨重彩的情致抒发，会影响到作者原本要宣示的主题，到底是歌颂为国牺牲的壮丽，还是诅咒战争给生命带来的伤害，用支持小雅的言论来说，这叫作人情的复杂性投射到作品中来，但是这种复杂情致相互纠结干扰，其实是影响了作品主题的鲜明特色——跑题了。
无疑地，屈原笔下的将士是英勇顽强的，但这种顽强是《八佰》的凄厉，是“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凉，像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出现之前的那些战斗一样，缺乏更远大的目标和解放全人类的信念，不可避免地，这些奋斗和牺牲，都带上了屈原投江的影子，悲凉而凄厉，满满的绝望感。
怜惜一条生命在战争中悲惨或者悲壮地逝去，和歌颂他的主动献身以一己之生命换取千万人的和平和安宁的利他精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纪念方式，为国捐躯的烈士到底是怀着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意志，还是首鼠两端，一忽儿抱憾自己的惨烈牺牲，一忽儿又为这种献身感到自豪和骄傲？
如果没有两千多年后主席关于为正义的事业而牺牲的赞颂和祭奠，我们不会发现《国殇》的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从整体的趋势来考量，诗歌史上关于边塞军旅生活的作品，占主流的有两个方向，一是建功立业的热情，二是反战厌战的情绪。这两种方向都背离了《周颂》中的用战争来实现政治成功的原则，但唯有这一因素，才是中国文化中战争的根本目的。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兴旺，以战争手段实现政治成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抛开这一条民族生存的公共目标，以一己之好恶去理解战争，不管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舍本逐末的旁门了。
所以，周颂以来的战争题材的作品，以小雅精神为出发点，就偏离了战争的本来面目，在艺术上繁星璀璨各具声色，但是在主题上，以“我”字当先，其实走向了同一个套路——我的功名和我的厌恶都离不开一个大大的“我”。
屈原的这首《国殇》，已经充满矛盾地徘徊在对战争态度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极之间。堪堪走出“小我”的拘囿，接近于杜诗的进境，快要达到一个“公心”的境界了，但是与杜诗一样，终究还是带着一个小雅的尾巴。
比起主席这一组战争诗，比起主席在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的境界来，有史以来达到最高程度的屈原和杜甫，都因为尾大不掉的小雅情致而稍逊一筹。千百年来，中国人没有更先进的，足以挣脱小雅羁绊操控的新思想，这也决定了诗歌乃至整个文化都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况，改善的，只能是艺术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雅的反对战争，就是必然的了。战争，不管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面临着消灭“自我”这个可能性，对以自我为中心排他的小雅来说，这就是”釜底抽薪”让他失了根基。
周颂以来，第一次让战争理念重返诗词作品中的，是距周天子五千年后（？）的主席。在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主席的军旅诗，因为身处局中的战斗经历和倒海翻江的笔力气魄，成为这一题材的古往今来的集大成者。
关于战争，主席如是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
主席的军旅诗围绕着这个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对每次战争的目的和必要性有清晰的认知，对于正义战争，“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所以他能冷静理智地看待牺牲，把正义战争中将士的牺牲，提到了比《国殇》更高的思想境界，所以他面对湘江战役的惨烈，不是哭喊着“严杀尽兮弃原野”的悲声，而是高扬着“万马战犹酣”的号角，催人奋进提振精神。让烈士功德圆满，让后继者斗志昂扬。
他也因为对战争目的的清晰认识，因而能在战斗中灵活有效地避免牺牲，毫不避讳地探讨战争的艺术，不会因为“谋取功名”的热情，或者好勇斗狠的误导所拘囿，以主席对战争和战争中的牺牲的理解，《国殇》中的那场恶战，如果是保家卫国无路可退的正义之战，那么就应该用更高昂的基调去配享战士们的英灵。所以主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与《国殇》“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的悲凉凄厉完全不同的情致精神。
此情不关风与月，莫以巧饰论高低。
虽然理念不同，但主席并不排斥《国殇》的艺术手段，他的十六字令三首的节奏，与《国殇》异曲同工，由这个明快激扬的的节奏带起的现场感和紧迫气氛，也与《国殇》不相上下。
3~10~4主席的人民战争理念——与杜甫的异同
周颂之后，与主席的军旅诗最为接近的，是杜甫作于安史之乱期间的战争诗，尤其是他的《三吏三别》，在这些诗篇里，杜甫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把颂赞的桂冠向普通百姓靠拢，对于人民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杜甫也是看在眼里感于心中的，人民在历史上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地看，只有杜甫真正地给予重视，但是从根本上，杜甫也不能把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所以，在他的笔下，参战的人民都是带着一种逼不得已的勉强，杜甫也时或代表统治阶层流露出对人民的歉疚，从小雅的角度解释，这是杜甫作为统治阶层一份子的良知发现和良心表达，但是也正说明他与人民也是有隔膜的。
从这一点看来，他与主席的差别，就不只是程度上的，更是阶级立场上的。
杜甫是此前历代文人中，与民走的最近、最关注民生疾苦、也最能体会人民苦辣酸甜的第一人，但他终究还不是人民中的一员，终究还是属于那个与民对立的士阶层，与民共通的这一部分感情，已属难能可贵。他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为人民发声，替人民不平。
杜甫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对统治阶层和整个世界说：“我们让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杜诗以小雅的情致，传扬大雅的精神。
而主席从根本立场上是完全站在人民当中，面对生灵涂炭的战争，面对饿殍遍野的现状，他鼓舞人民，拿起武器不怕牺牲消灭剥削和阶级压迫，主席给受苦人指出一条寻求解放的出路并指引他们一步步取得胜利。
主席站在与剥削阶级对立的人民立场上，对人民和整个世界说：“我们要站起来，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反抗压迫反抗剥削，要用撞毁不周山的决心和勇气推翻这个旧世界。”
这个主体的位置，主席和杜甫是对立的。
所以，杜甫的诗里，充满了战争动乱给民生带来的苦难，半是诅咒。
主席的诗里，为了每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而欢呼雀跃，为每一个伟大的人民英雄树碑立传，为每一个损兵折将的错误指挥而痛心疾首，为了人民的每一个觉醒的努力而万分欣慰。……
主席是以大雅正声，为人民的觉醒和觉醒的人民、为人民的革命和革命的人民作颂。
3~10~5小雅对战争诗的渗透——主席：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主席的战争诗“撇清”了他和小雅的关系。
小雅《六月》，正面歌颂御敌抗侮的正义反击，其实它的风格特征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与秦风中的《无衣》十分相近，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六月》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和赞美，而《无衣》则是从参与者甚至组织者的角度来反映。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反映出王公贵族对于保卫国土为国争光建功立业的弘远抱负和热情心声。
虽然这类作品对战争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是它与《武》的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与大雅《江汉》底色相近，但个性色彩更加鲜明，《江汉》是将士威武庄严的群像，歌咏的是胜利凯旋让祖国“从此没有战火纷争”，而《六月》重点放在主帅尹吉甫的主观视角，从而让全诗带上了明确的小雅色调。他的为国争威的行动的焦点，落在了个人功名和荣誉之上。
而对于更多的底层人士，在《小雅》和《国风》中，反映的多是持反战厌战倾向的情绪，比如小雅《采薇》，功名富贵与之无缘，调动不起士兵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责任感，他们有的 ，只是撇家舍业生死未卜的哀伤和怨怼，在《六月》中，也有这种远离家乡长期征战的惆怅，但是那里洋溢着自豪的荣誉感，在《采薇》中这种远征带来的只有悲凉和凄恻。
至此，战争诗篇在《采薇》这里已经表现出了士气不振气象衰颓的小雅风调。
在《汉乐府》和中晚唐时期的边塞诗中，集中体现的是《采薇》中对于战争的反感和厌恶甚至痛恨的态度，象《汉乐府》中的《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篇，情之深怨之过更胜于《采薇》的冲淡雅致，而成为控诉了。中晚唐李益的“一夜征人尽望乡。”“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断绝海云去，出没胡沙长。”“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等篇，几乎就是《采薇》的翻版。
其实，就是杜甫的有关战争的诗篇中，也有一部分类似于这样的观点，但是，杜甫生逢安史之乱，他的厌战情绪与李益又有所不同，是在与保家卫国的责任与担当的相互纠缠中矛盾着的。李益片面地强调征人的思乡，避谈保家卫国的社会责任，是十足沿袭于小雅的个人主义精致利己的出发点。相比之下，杜甫的厌战中，包含了大雅的保家卫国抗侮御敌的责任感和社会公德心，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还在某种程度上，歌颂了普通劳动人民的高度觉悟，把大雅中只属于王公贵族的社会担当放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加以歌颂，这是杜甫不同于前人也胜过后世诸如李益、宋人范仲淹、辛弃疾等的一大特色。就是一向以学杜著称的陆游，也单单没有学到杜甫的这种人民观。
在宋人中，范仲淹的边塞诗沾了北宋的软骨病的后遗症，显得丧气而窝囊，虽然他的《渔家傲》写的慷慨沉郁，但那种日暮途穷的挫败感，就像敲响了宋朝覆国的丧钟，而辛弃疾的军旅词虽大气张扬慷慨疏狂，但是辛词把热情投注在自己身上，象屈原一样，终其一生都在为个人的得失鸣不平，他的家国情怀是在个人沉浮起落的情绪里体现的，细品之下，就不难感受到，他对个人的志不得张的惋叹，远远胜过国土沦丧所感受的痛苦。
主席的诗中，借鉴了小雅的抒情手段，如果说他还曾经锤炼过诗词创作的表现手法的话，他一直努力锤炼的，是小雅淘洗千年积淀下来的臻于完美的艺术技巧。曾经有文章说到，主席和人谈论诗词创作的时候，曾经说，写诗不能直接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而是要委婉地用一些意象传达出来。这就是在探讨小雅的艺术。
主席喜欢李商隐的委婉暗示，喜欢李贺的奇谲鬼怪，喜欢屈原的香草美人，喜欢李白的雄奇跌宕……
这，都是主席十分注重艺术表达方式的明证。
但是，主席明确反对小雅看待世界的立场态度。
主席批评杜甫总是哭哭啼啼的。
主席说屈原忧国忧民清白刚直可贵，但是不要学他自杀，要顽强战斗。
主席批评贾谊，“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主席告诫自己的儿子，永远不要为自己谋划。
主席借着怀念白求恩医生的机会告诫他的人民：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意味着，自我中心，就是人的“低级趣味”，或者难免让人陷于低级趣味不能自拔。
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就要跳出小雅自我中心的拘囿，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这就是直指小雅的要害。
主席的诗，没有一点小雅的自我中心，完全脱离了小雅的低级趣味，走向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大公境界，就在长征之前，他的情绪最为低落心情最为郁闷也就是他的精神状况最接近于小雅的时候，他的《清平乐会昌》也没有一点小雅的“我”。
小雅，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我”的独大，这正是知识分子群体看待世界的模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采取行动的唯一出发点。
主席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对知识分子这种小我境界十分头痛。
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书生办报”说：“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1959—1960年）
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主席让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改造。他心目中的新的文化，是革命文化，是脱离了小雅的低级趣味的、高尚的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文化。
主席在他自己的创作中践行了他的这一主张，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的这些战斗诗篇，像他在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上的成就一样，在文化史上也成为博采众长史无前例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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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梦也无声(左)与编者高崇在一起
作者简介：
梦也无声 （本名李晓鸢）， 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