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朱俊

六月的清晨,露水还挂在月季花瓣上。老陈蹲在花坛里,左手拢住一丛刚抽穗的狗尾草,右手一薅,根须带着一团潮润的泥土被拽出来,甩进黑色塑料袋。
袋子里已经积了半满。酢浆草的三片心形叶压在最底下,一年蓬开着细碎的白花,花蕊上还停着一只食蚜蝇。它不肯相信自己的世界已经连根拔起,翅膀在塑料袋内壁上刮出极细的声响,像一粒沙落在鼓面上。
老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月季的枝条被修剪成整齐的弧线,草坪留茬三厘米,边缘用锄头切出笔直的沟。他看一眼花坛,点了点头。
那些草籽已经在土里等了很久。被拔掉的那株酢浆草,昨夜刚刚把成熟的种子弹进三米外的砖缝——那里已经睡着三年前的、五年前的,上一场雨落下的。
城市里的野草,是一群不请自来的邻居。它们搬进花坛、砖缝、路沿和排水沟,不打招呼,也不交物业费。我们叫它们”杂草”,这个称呼一出,它们便没有了留下的资格。
你若蹲下来,把目光从月季的造型上移开,会看见它们另有一套活法。
酢浆草的蒴果一碰就炸开;一年蓬的种子小得像灰尘,风一吹,落进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缝隙,落进任何一寸有土的角落;狗尾草的穗子密密挤着种子,成熟后整穗脱落,等着来年,或者更久的一场雨。
它们不拼寿命,也不拼高矮。土地只要还留着一道缝,它们就能落脚。你拔干净了,土里还睡着别的种子;你翻土、换土,风会带来新的,鸟会带来新的,鞋底也会带来新的。

同一种狗尾草,长在公园花坛里是杂草,长在草原上便是涵养水土的乡土种;同一种一年蓬,挤在月季丛里显得凌乱,落在撂荒地里却能给蜜蜂一口粮。植物没有变。
我们想要的整齐,是月季成列、草坪贴地、边缘笔直。这种整齐背后有代价:除草剂一桶桶打下去,土壤板结,蚯蚓搬走,瓢虫也少了;割草机每周准时轰鸣,汽油味混着草汁味,闻起来像某种要把一切抹平的决心。
野草不肯配合。它只是把叶子伸向阳光,把根扎进泥土,把花开给路过的昆虫看。
我曾在窗前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野地里看过一阵子。狗尾草、酢浆草、一年蓬、马唐、牛筋草、蒲公英、车前草,高低错落,叶片叠着叶片,像一座用绿色搭起来的旧院子。
狗尾草叶上停着两只瓢虫,酢浆草花里钻出一只熊蜂,一年蓬茎上爬着一队蚜虫,旁边趴着一只食蚜蝇的幼虫,透明的身体里还能看见刚吃下去的蚜虫。蒲公英老叶下藏着蚂蚁和跳蛛。翻过一片叶子,也许还能看见一枚蝶卵。
这些细小的生命,很难活在每周被修剪的花坛里。草割得越勤,地表便越安静。蚜虫需要时间繁殖,瓢虫需要时间找到蚜虫,寄生蜂需要时间把卵产进合适的宿主。草一倒,剩下的便是一片绿色的地毯,干净,安静,几乎没有声响。
野草地不一样。它不需要人替它安排。狗尾草把土按住,酢浆草悄悄养着地,一年蓬引来蜜蜂,蒲公英的根把深处的养分带到表层。植物各守其位,昆虫彼此牵制。
三月,我把窗前那块土翻松,什么也没种。四月,马唐冒出来;五月,酢浆草和一年蓬来了;六月,狗尾草抽穗,蒲公英开花。七月我数了数,植物十九种,昆虫至少四十二种。我没有浇过一次水,没有打过一次药,也没有拔过一根草。我只是坐在窗前看着。
后来物业来了。他们拔掉所有植物,铺上新草皮,每周割,每周打药。那块地很快变得光溜溜的,像一块绿色的地板。
那天清晨被老陈甩进塑料袋的那只食蚜蝇,后来怎样了?我猜它没能活过那个上午。塑料袋扎紧后,空气越来越薄,它的翅膀刮过内壁,刮过酢浆草的碎叶,刮过一年蓬的花瓣,然后不动了。
但它也许留下了什么——一枚卵,或者一只幼虫,藏在某片没被拔掉的叶子背面。那枚卵会在土里等着,等一个不被割草机打扰的角落。

明年六月,它或许会变成一只新的食蚜蝇,在狗尾草的穗子上停一停,然后飞走。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很小的建议:在小区花坛边缘,或楼下绿化带里,留出一平方米,跟物业说一声,别割,别拔,别打药。
一个月后,你蹲下来看,那里会多出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一些你从未注意过的昆虫。
允许一平方米野草,就是允许这座城市里,最后一批不请自来的邻居继续住下去。它们不需要你做什么。也许,只需要你少做一点。
朱俊(1974一),男,贵州安顺人,中共党员。工作单位:安顺旅游集团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中国词网认证词人,中国作家库认证作家。书香红城文学会员,黄果树文学社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中国词网》《中国作家库》《中国散文网》《中国作家》《中华诗词选刊》《书香红城》《黄果树文学》《黄桷树文艺》《家乡》《生态散文》《贵州诗联微刊《中华诗艺社》《番茄小说》《芳土文学》等刊物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