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王恩献
一
公元前685年,一辆囚车从鲁国驶向齐国。
那是秋天。路边的野草已经枯黄,风从北方来,带着凉意。因车走得很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车上的人戴着木枷,蓬头垢面。他曾经是公子纠的师傅,曾一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他以为小白死了。可小白装死,抢先回国,做了国君。公子纠被杀,召忽殉主,而他选择了不死。
囚车颠簸着,驶过鲁国的原野,驶过齐鲁交界的山道,驶向临淄。天很高,云很淡,偶尔有几只大雁飞向南方。没有人知道,这个因徒将在齐国掀起一场风暴。也没有人知道,齐桓公没有杀他,反而拜他为相,尊他为仲父。
从因徒到仲父。这条路,走了不到一年。
管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人。颖上,即今安微阜阳颍上县。
管氏是周穆王的后代。周穆王的儿子封在管地,后人以管为姓。可到了管仲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衰。他父亲管庄做过齐国大夫,但死得早,留下管仲与老母相依为命。
管仲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事:经商,当兵,为吏。结果呢?经商赔本,打仗败北,为吏被逐。人们嘲笑他,说他贪财,说他怕死,说他没本事。只有一个人不这样看他。
那个人叫鲍叔牙。

二
管仲与鲍叔牙,是少年时的朋友。他们一起经商。本钱是鲍叔牙出的多,可每次分钱,管仲总是多拿。旁人看不下去,说管仲贪。鲍叔牙说:“他家贫,有老母要养。多拿点,是我愿意的。
管仲当过三次兵,每次打仗都从阵上逃回来。旁人讥笑他胆小。鲍叔牙说:“他有老母在堂,不能死。他不是怕死,是怕老母无人奉养。
管仲曾三次做官,三次被免职。旁人说他没才干。鲍叔牙说:“不是他没才干,是他没遇到好时机。”
后来,两人分别做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齐寒公荒淫暴虐,与自己的妹妹文姜私通,又杀了鲁桓公。齐国迟早要乱。管仲护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护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
管仲后来回忆这些事,说了几句话,流传了两千多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感,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管仲还说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十一个字,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知己”最重的一句话。
我读这句话,读了很多遍。每一次读,都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碰了一下。一个人,一辈子,能過到一个鲍叔牙,就够了。

三
公元前 686年,齐寝公被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不久也被杀。齐国一时无君。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谁先回到临淄,谁就是国君。
管仲带兵去截小白。一箭射去,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应声而倒。管仲以为得手,放心了。可小白是装死的。公子纠也放慢了脚步。小白日夜兼程,抢先回到齐国,登上了君位,就是齐桓公。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发兵攻打鲁国,逼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殉主而死。管仲没有死。
他选择了“请因”——主动请求被囚禁,让鲁国把他押回齐国。
他为什么请囚?因为公子纠死了,召忽殉主了,他作为公子纠的师傅,如果不死,就是“不死节”。按照当时的规矩,主人死了,臣子要么殉死,要么逃亡,要么被因。管仲不想死。他也不想逃。他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被囚,然后面对那个他曾经射过一箭的人。
他不是贪生怕死。他相信,自己活着能成就大事。他相信齐桓公能容他。他相信鲍叔牙会救他。
他坐在囚车里,看着窗外的天。他想起鲍叔牙。鲍叔牙现在在哪里?在临淄,在齐桓公身边。鲍叔牙会不会替他说话?他不知道。他还有事没做完。他想,鲍叔牙会救他,齐桓公会用他。
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冷。他把身子缩了缩。木枷磨着他的脖子,疼。可他没吭声。他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片天。天蓝得让他只想活着。
我常常想,那一刻,他怕不怕?他一定怕。可他更相信,自己不会死。他还有事没做完。他的事,比生死更大。
按照常理,齐桓公应该杀管仲。那一箭之仇,不能不报。可鲍叔牙站了出来。他对齐桓公说:“您如果只想治理齐国,有我就够了。可您如果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
齐桓公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与他长谈,拜他为相,尊他为仲父。

四
仲父。这两个字,分量极重。齐桓公把杀身仇人,变成了仲父。齐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
那天是个晴天,阳光很好,照在临淄的城墙上,照在郊外的野地里。管仲从因车里走出来,身上的衣服还是脏的,头发还是乱的。他抬起头,看见了齐桓公。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玄色的深衣,站在阳光里,看着他。
两个人隔了几步远,谁也没说话。风从田野里吹过来,吹动齐桓公的衣角,也吹动管仲散乱的头发。那一刻,天地之间,只有两个人。然后,齐桓公笑了。他走上前,解开了管仲的木枷。
我站在三千年后,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因徒,一个国君,隔了几步远,谁也没说话。风从田野里吹过来,拂动衣角。阳光洒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那一刻,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想了很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那一刻起,齐国变了。
可管仲没有急着做事。他先提了三个条件。
他说:“贱不能临贵。”我地位低贱,管不了那些贵族。 齐桓公就拜他为上卿。
他说:“贫不能使富。”我穷,说话没人听”。齐桓公就把一年的市场税赋交给他使用。
他说:“疏不能制亲。”我是外人,管不了您的亲戚。齐桓公立他为仲父。
三条件,三让步。管仲要的不是权,是“势”。没有势,再有本事也施展不开。这是管仲的精明,也是齐桓公的胸怀。一个敢要,一个敢给。君臣之间,就此定下了四十年的默奖。
四十年里,齐桓公对管仲,几乎言听计从。管仲说要改革,齐桓公就让他改。管仲说要打仗,齐桓公就让他打。管仲说要会盟,齐桓公就让他去会盟。
有一次,齐桓公想攻打宋国。管仲说:“不可。宋国无罪,打宋国,天下不服。“齐桓公不听,出兵打了。结果呢?宋国没打下来,齐国反倒损兵折将。齐桓公回来后,对管仲说:“悔不听仲父之言。
又有一次,齐桓公想用竖刁。管仲说:“不可。竖刁自宫以侍君,不合人情。“齐桓公不听,用了竖刁。管仲活着的时候,竖刁还不敢乱来。管仲一死,竖刁就翻了天。
四十年君臣,管仲从来没有顶撞过齐桓公。但他每次提意见,齐桓公都听。为什么?
因为管仲说的话,十有八九是对的。齐桓公不是完人,他也有脾气,也有私心,也有想胡来的时候。可他知道,管仲比他聪明,比他看得远。听管仲的,就不会错。这就是四十年默契。不是齐桓公软弱,是他有胸襟。不是管仲强势,是他有本事。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一个能谋,一个能断。君臣之间,就这样走过了四十年。
我常想,四十年,一万四千六百天。每一天,都是这样的默契。这比任何暂言都重。誓言是一时的,默契是一世的。

五
管仲执政四十年,做的都是最实在的事。
他改革内政,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把国政分为三,设立三官。
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士乡的十五乡,每五家为一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设里司;四里为一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层层负责,组织严密。他还规定,士农工商各居其所,不相混杂。士人住在清净之地,工匠住在官府附近,商人住在市井之中,农民住在田野之间。各安其业,各守其分。
他改革经济,实行“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的好坏,定赋税的轻重。好地多收,坏地少收,农民无怨。他发展盐铁业,把盐铁之利收归国有。
齐国靠海,盛产海盐;齐国多山,盛产铁。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铁。盐铁之利,六归公室,四归百姓。百姓有活干,国家有税收。他还鼓励鱼盐贸易,齐国的海盐卖到中原各国,换回粮食和布席。
先说“相地而衰征”。管仲把全国土地按肥瘠分为若干等级。上等好地,一亩收税多些;下等劣地,一亩收税少些。同样是种地,好地的农民不觉得占了便宜,坏地的农民不觉得吃了亏。农民心里服气,种地的劲头就足了。他还规定,新开垦的荒地,前三年不征税。这一条,让齐国的耕地面积三年之内翻了一倍。
再说盐铁。齐国靠海,海盐是齐国的命脉。管仲把煮盐的灶户编成组织,由官府统一收购,再卖到中原各国。中原不产盐,只能从齐国买。一斤盐,在齐国值一文,到了梁国、宋国,能卖十文。管仲用盐,换回了粮食、布帛、铜铁。齐国的海盐,供应了半个中原。
铁器也是如此。齐国多山,山中出铁。管仲设铁官,把铁矿石炼成铁,打成农具、兵器。农具卖给农民,兵器装备军队。农具好,粮食就打得多;兵器好,打仗就占上风。管仲用铁,把齐国的农业和军事,同时推了上去。
再说轻重九府”。管仲设了九个官署,专门管物价。丰年粮食便宜,官府按保护价买进,不让粮价跌得太惨。荒年粮食贵了,官府按平价卖出,不让粮价涨得太狠。粮价稳了,其他物价就稳了。物价稳了,百姓的日子就安了。他还用这个办法,和各国做生意。别国缺什么,齐国就卖什么。别国多什么,齐国就买什么。低买高卖,齐国赚了钱,各国还感激齐国。这套办法,后人叫轻重之术”。
两千多年后,汉武帝的盐铁官营、王安石的市场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从这里取过经。管仲是中国经济学的祖师爷,这句话不是虚的。
他改革军事,寓兵于农,把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平时种地,战时为兵。不用养常备军,却随时可以动员一支大军。士乡十五乡,每乡出二千人,十五乡共三万人,组成三军。齐桓公自领一军,国子、高子各领一军。三军之中,将士相识,邻里相助,战斗力极强。
他还提出了一句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粮仓满了,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足了,百姓才懂得荣辱。这是管仲的治国逻辑:先让百姓吃饱穿暖,再谈道德教化。这个顺序,和后来的偶家不太一样。儒家讲“克己复礼”,管仲讲”先富后教”。孰先孰后,两千年来一直有人争论。但管仲用事实证明了,他的顺序,管用。
我读管仲的改革,常常想起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管仲不是烹小鲜,他是烹大国。火候、五味、疾徐,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来。先让百姓吃饱,再让百姓知礼。先让国家富,再让国家强。这个顺序,他看着简单,做起来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
管仲执政的那些年,临淄变了。城里的市集越来越热闹。从海边来的盐车,从山里来的铁车,从各国来的商队,把临淄的大街小巷塞得满满的。街边的酒肆里,有人操着各国的口音,谈着生意。城外的田野里,麦子一年比一年长得好。到了秋天,金黄的麦浪一直铺到天边。
管仲常常站在城楼上,看着这一切。风吹着他的衣襟,他不动。他只是看着。看着这片他一手经营的土地,看着这些他一手安置的百姓。

六
管仲治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这条主线,只有一个字:民。
《管子·霸言》里有一句话,是管仲民本思想的总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中国典籍中最早的记载。
三百年后,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句话,被后人传诵了两千多年。可孟子说的“民贵”,在管仲这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
管仲对民的态度,不是居高临下的“爱民”,而是清醒的“依民”。他看得很透:君主的威权从哪里来?从拥护他的人民来。政权的兴废靠什么?靠民心的向背。农业靠谁?靠人民。军队靠谁?靠人民。君威、政权、经济、军力,四件事,件件系于民。
所以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政令能不能推行,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归根结底看一件事:民心顺不顺。
他还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的百姓,是国君的根本。这话是说给齐桓公听的。一个国君,如果忘了百姓是根本,他的君位就坐不稳。
管仲的民本,不是口号。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兑现这四个字。他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让士农工商各安其居,各守其业。他实行“相地而衰征”,让土地贫瘠的农民少交税。他发展盐铁,让百姓有活干、有饭吃。他平衡贫富,因为他知道“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差距太大,国家就会出问题。
我常想,管仲为什么能想到民本?也许是因为他穷过。他经过商,赌过本。他当过兵,逃过命。他为过吏,被逐过。他知道穷人的苦,知道弱者的难,知道一个人走投无路时是什么滋味。所以他治国,先想的是百姓。不是因为他高尚,是因为他懂。

七
齐国富了,兵强了。可管仲要的不只是富和强。
他对齐桓公说,要打一面旗。这面旗上写着四个字:尊王攘夷。
尊王,是尊周天子。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不朝。管仲让齐桓公带头朝拜周天子,以天子的名义号令诸候。挑夷,是抵御戌狄。北方戌狄侵扰中原,管仲让齐桓公出兵救助那些被侵扰的诸候国。这面旗,打得极准。
先说“尊王”。公元前 681年,管仲对齐桓公说:“周室虽然衰微,但天子的名分还在。诸侯虽然不朝,但谁也不敢公开反周。您要是带头尊王,诸侯就服您。”
齐桓公听了。他派使臣去洛邑朝拜周釐王,报告宋国内乱的事,请天子下旨,由齐国主持会盟,安定宋国。周釐王正愁没人管,巴不得有人替他出头,当即准了。
齐桓公拿着天子的旨意,在北杏召集宋、陈、蔡、邾等国。会盟那天,齐桓公站在台上,手捧天子赐的祭肉,对诸侯说:“天子有命,命我齐国代天子行事。今日之盟,为的是安定宋国,匡扶周室。”
诸侯一看,齐桓公是奉天子之命来的,谁也不敢说个不字。会盟成了。宋国内乱平了。齐桓公的霸主之位,从此有了天子的背书。公元前679年,齐、宋、陈、卫、郑五国再次会盟。《左传》写了一句话:“齐始霸也。"
此后,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主持了多次会盟。公元前667年,齐桓公与鲁、宋、陈、郑等国在幽地会盟,周惠王派召伯廖参加,正式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 664年,山我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北伐山我,一直打到孤竹国。燕庄公感激涕零,送齐桓公回国,不知不觉送出了燕国国境。齐桓公说:“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能让燕君越境送我。”于是把燕庄公走到的那块地,割给了燕国。诸侯听说这件事,都佩服齐桓公的大度。
公元前661年,狄人攻打那国。管仲对齐桓公说:“戏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呢,不可弃也。”齐桓公出兵救邢,把邢国迁到夷仪,重新筑城。第二年,狄人又攻打卫国,杀了卫懿公。齐桓公出兵救卫,把卫国迁到楚丘,重新筑城。邢国和卫国的百姓,对齐桓公感恩戴德。诸侯听说这件事,都说齐桓公是“诸夏的屏障”。
从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不只是天子给的,更是天下诸侯认的。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楚国派使者来问:“君处北海,赛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處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代齐桓公回答:“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赛人是征。”楚国承认了不贡包茅的过错,与齐国在召陵会盟。这场仗没有打起来,但齐国的威望达到了顶峰。管仲对楚国的策略,是“以势压人,以礼服人”。他不打,却让楚国认了错。这就是管仲的外交智慧。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赛王派率孔参加,赐给齐桓公祭肉、彤弓矢、大路。这是天子对诸侯的最高礼遇。齐桓公要下拜,宰孔说:“天子有命,伯舅年高,加赐一级,不必下拜。”齐桓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于是下拜,然后登堂受赐。诸侯听说这件事,都佩服齐桓公的恭敬。葵丘之盟,齐桓公与诸侯约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还约定: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九合诸侯,一国天下。这八个字,说的是齐国,也是管仲。孔子后来评价管仲,说了一句极重的话: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被发,就是披散头发。左衽,就是衣襟向左开。中原华夏的衣襟向右开,叫“右衽”;戎狄蛮夷的衣襟向左开,叫“左衽”。“被发左衽”四个字,就是沦为蛮夷的意思。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沦为蛮夷了。
我读孔子这句话,读出了两层意思。一层是感激——没有管仲,华夏就没了。一层是遗憾——管仲终究没有“王天下”。可转念一想,管仲只是一个相,他能做的,他都做了。他让齐国富了,让诸侯服了,让华夏的衣冠没有“被发左衽”。一个人臣,做到这个份上,已是极致。何必苛求他“王天下“呢?

八
可管仲不是没有弱点。
他的生活,奢侈得很。他有三归之台,有反坫之器。这些东西,是诸侯才能用的规格。一个臣子用诸侯的排场,按照礼制,是僭越。孔子就批评过他:“管仲之器小哉。”
但管仲不在乎。他的逻辑是:我做的事,比这些排场大得多。管仲临终前,齐桓公问他:你死后,谁可以做相?
管仲回答得很清楚。他说: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能亲近。竖刁自宫以侍君,易牙杀子以飨君,开方背亲以事君。这三个人做事违反人情,不可用。
齐桓公问:那谁可以?
管仲说:隰朋可以。隰朋为人,眼光远大而能虚心下问。他在家不忘公事,在公门不忘家事;侍奉君主没有二心,也不忘自身。他还曾用齐国的钱粮救济过五十多家贫困户,受惠者却不知道是他做的。管仲还说,鲍叔牙是君子,但善恶过于分明,见一恶终身不忘,不适合为相。齐桓公又问了几个人,管仲一一做了评价。最后,管仲推荐了隰朋。
管仲死的时候,也是冬天。临溜的雪下得很大,把整座城都盖住了。管仲躺在病榻上,握着齐桓公的手,说完了最后一句话。然后,他的手松开了。
齐桓公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雪。雪无声地下着,落在庭院的树上,落在屋檐的瓦上,落在管仲一生走过的路上。他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只是站着,站了很久。
管仲死后,齐桓公任命隰朋为相。可隰朋继任仅一个多月,便去世了。管仲生前叹过一句话:“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他说,隰朋是上天为他生的舌头,他的身子死了,舌头也活不成了。
隰朋死后,齐桓公没有听管仲的话。他用了竖刁、易牙、开方。
三人专权,齐国大乱。齐桓公被饿死在宫中。六十七天无人问津,蛆虫爬到门外。
我读到这里,心里发凉。那个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最后竟死得这样惨。这就是霸业的结局吗?这就是不听管仲遗言的代价吗?管仲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替他安排好了。管仲一死,他全忘了。

九
管仲死的时候,是公元前645年。
他在齐国做了四十年的相。从一个囚徒,做到仲父。从一辆囚车,做到九合诸侯。他让齐国从一个“地多盐卤”的滨海小国,变成了春秋首霸。
他的一生,可以用他自己的那句话来概括: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
他不怕被人嘲笑贪财,不怕被人讥讽怕死,不怕被囚受辱。他怕的只有一件事:功名不显于天下。他做到了。
两千多年来,“管鲍之交”成了友情的代名词。“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了霸业的代名词。“仓廪实而知礼节”成了治国的金句。“尊王攘夷”成了中国政治最古老的策略之一。
他从囚徒到仲父,走了一条最不可能的路。
这条路上,有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鲍叔牙。没有鲍叔牙,管仲可能死在因车里。没有鲍叔牙,齐桓公不会放下那一箭之仇。没有鲍叔牙,就没有后来的管仲。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赞鲍叔牙的知人。这句话,说得真好。
我常想,管仲这一生,最幸运的事,不是遇到齐桓公,是遇到鲍叔牙。齐桓公给了他权,鲍叔牙给了他命。权可以不要,命不能不要。没有齐桓公,管仲也许做不了仲父。可没有鲍叔牙,管仲连因车都出不来。

十
我总在想,管仲在囚车里的时候,在想什么?
他戴着木枷,车轮碾过鲁国的土地。他知道,前面是齐国,是临淄,是那个他曾经射过一箭的人。那个人现在做了国君。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也许他想过死。也许他想过逃。也许他什么也没想,只是等着。
然后,囚车到了齐国。有人打开囚车,解开木枷。有人对他说:国君要见你。
他见到了齐桓公。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君位上。他曾经差点死在这个年轻人手里,也曾经差点杀了这个年轻人。齐桓公看着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史书没有记下来。但管仲后来做了仲父,做了四十年。那一定是一句了不起的话。

十一
从囚徒到仲父。
这六个字里,藏着太多东西。藏着鲍叔牙的“知人”。一个朋友,知道另一个朋友的价值,愿意把相位让出来。藏着齐桓公的“胸怀”。一个国君,放下杀身之仇,拜仇人为相。藏着管仲的“才能"。一个因徒,用四十年的时间,把一个国家推上了霸主的位子。也藏着管仲的“遗憾。一个能人,临终前举荐了贤者,却无法保证贤者能长久。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管仲不是完人。他奢侈,他僭越,他也有遗憾。可他做成了大事。他让齐国富了,让诸侯服了,让华夏的衣冠没有“被发左衽”。这,就是管仲。一个从囚徒走到仲父的人。一个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的人。一个让孔子又赞又叹的人。
他留下的,不只齐国的霸业,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不完美,但可不可以做成大事?
管仲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只要你遇到一个知你的人,一个容你的人,一个敢用你的人。管仲遇到了鲍叔牙,遇到了齐桓公。所以他做成了。
今天,我站在三千年后,临淄古城的进址上。
这是一个春天。风从东方来,暧洋洋的,吹在脸上,像一只手。田野里,麦子刚刚返青,绿油油的一片。远处的村庄里,有炊烟升起,缓缓地,收在天边。我想起那个从因车里走出来的人。想起他在秋天里被押解,在冬天里死去。想起他走过的那些路,想起他做过的那些事。想起那辆囚车,想起那四十年,兢兢业业治理齐国。
风还在吹。麦子还在长。人已经不在了。可青史还在。青史上的那些字,还在。
他的故事,千言万语说不尽。我站在这里,想了很久,想说的话很多。可最后,我只想到四句诗
囚车辚辚向齐行,一箭曾射带钩鸣。
九合诸侯终作古,千秋青史说管仲。
这四句诗,说尽了他的一生。也说尽了我站在这里的所有心情。


作者简介
王恩献,原籍山东省莘县,久居济南市。曾从军从政一一做过新闻、宣传、行政管理、纪检监察工作。曾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于“山东省模范公务员”称号。省直部门公务员退休。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诗刋子曰诗杜社员,山东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山东散文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在报刋杂志发表诗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大量新闻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和全省奖励。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