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其俭
我入伍第二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部队拉到烟台凤凰山。
那几天风特别硬，刮在脸上生疼。天太冷，呼出的热气沾在眉毛上，没多会儿就结一层白霜。战友们互相一看，个个白眉白发，像老头。棉帽耳罩放下来，带子系紧，风还是一个劲往衣领里钻。手揣棉衣兜里，没多久指头就冻麻了，攥半天才慢慢张开。
我们连队进驻这里，是参加海防部队“77·12”演习，驻守山里的永备工事。那也是我当兵以来头一回住进坑道。
这条坑道五十年代开始修，到七十年代，修了二十多年。洞口那扇“三防”大门，门很厚，外面包着铁皮，边角早锈得发黑。每次开关，三四个人一起推，门轴吱呀响。门一开，一股潮土味、铁锈味扑面而来，还有股封闭多年的闷土腥气。
刚迈进坑道，里面就是彻底的黑。
那种黑跟夜里露天的黑不一样，手电照出去也看不了多远。手电筒光柱里浮着尘土，顶多照见自己鞋尖。我们一手扶着洞壁，一手打灯，慢慢往前挪。洞壁常年返潮，又凉又湿，蹭一下满手泥。后面的战友不敢掉队，一个个拽着前面人的衣角，走得很慢，谁也不敢出岔子。
走了几十步，眼睛才慢慢缓过来。坑道挺宽敞，高三米多、宽四米左右，老解放牌卡车能开进去。墙上还留着早年刷的标语，常年受潮，字早模糊了。地面是夯实的硬土，脚踩上去咚咚响，声音在坑道里传老远。
再往里走五十多米，有一块宽敞地方，就是我们排的临时宿舍。三十多张铁架床紧紧挨着，铺板薄，一动就吱呀响。床上只铺一层薄褥子，坑道阴冷，晚上躺下，后背半天暖不热。没有枕头，就把棉衣对折垫着，硬邦邦的，也习惯了。
坑道里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条件确实苦。
全排就排长那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火苗豆粒大，昏昏暗暗，勉强照亮一小块地方。火苗轻轻晃，映着三十多个人的脸，一亮一暗。夜里有人翻身、磨牙、小声说梦话，那点灯火也跟着晃。坑道里黑，就这点亮。
最苦的是用水。
吃水、漱口，都得下到一百多米深的沟底去挑。两只铁皮桶磕得净是瘪，桶梁上缠着布条，不缠手就冻在铁上。下山的路全是碎石，挑水时桶一晃，水洒在裤腿上，风一吹就结冰，走起路来裤管硬邦邦打腿。一担水从沟底挑到洞口，剩不了多少。全排人省着用，洗脸就抹两把，水还得留着。漱完口那点水倒回盆里，晚上洗手用。
早操完，全排在洞口外头洗脸。脸盆里漂着一层冰，得先用拳头砸开，冰碴子扎手。捧起来胡乱抹一把，耳朵冻得疼。那会儿年轻，不当回事，毛巾搭树上，三天还是潮的。没几天，连里很多人脸上鼓起红疙瘩，痒，又不能挠。挠破了，风一吹，疼得龇牙。
最要命的是紧急集合。
睡前，枪、弹袋、水壶、挎包，全得摆固定地方，伸手就能摸着。枪靠床头铁管上，弹袋压铺板底下，鞋尖朝外。里面黑得睁眼闭眼一个样。
有一回夜里，一个新兵起来解手，碰倒了枪。枪砸在铁架子上，当啷一声，整个坑道都静了。偏巧命令就在这时候到：“全副武装，进工事。”那一阵乱。铁架子吱呀，弹袋扣子哗啦啦响，有人把鞋穿反了，有人光脚踩在夯土地上，脚底板一凉，激得直抽冷气。那新兵蹲地上摸枪，摸来摸去摸不着，手直抖，后来就哭了，不敢出声，光抽搭。听得见他拿袖子擦鼻子，吸溜吸溜的。
侯排长那天回来，脸绷着，一句话没说。灯影里，他腮帮子肉一跳一跳。那晚没人敢翻身，煤油灯吱吱地响，响到后半夜。
打那以后，我多留了个心眼。那兵瘦，个头小，话不多，性子倔。白天他把枪擦了又擦，枪栓拆开，用擦枪布蘸枪油一点点擦，擦完拿衣角再抹一遍。武装越野，他背包带勒进棉衣里，跑起来一颠一颠，脸憋得紫红，嘴里哈着白气，经常跟不上趟。我想替他背枪，他侧一下身子躲开，闷头甩一句：“我自己能行。”我没法子，就陪着他跑。跑到终点，俩人往地上一坐，棉衣后背冒热气，好半天谁也说不出话。过了许久，他把水壶递过来，壶嘴里挂着一根细冰碴。
那会儿的兵，不少都这样。苦是苦，可没人服谁，也没人真垮下来。
我是北方人，不喜欢吃大米和小米做的二米饭。那时候的米多是储备多年的战备米，感觉很难下咽。也许是在冰天雪地里演习训练太苦太累的原因吧，从住进坑道开始，我吃二米饭的食量大增。野战条件下做饭的条件局限，炊事班经常把肉菜与二米混蒸一锅出，把二米饭做出了水饺的味道。现在想起来，人又累又饿了，吃啥都香。
排长姓侯，白白净净，像个教书先生。刺杀、投弹、射击，多次拿过全团第一。白天带着全排一趟趟演练，嗓子都哑了；晚上别人倒头就着，他就蹲自己那张床角，把灯拨亮一点，捧本书看。我起夜常看见他。棉衣敞着，领口露出里面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衣，鼻尖快贴到书页上。
后来他成了高级军官，在军队一家学术刊物当主编。我常想，他能走到那一步，跟当年在这盏灯底下看书分不开。
几十年过去了，凤凰山上的草长了一茬又一茬。那条坑道还在山里，洞口大概早封了，壁上应该长了厚厚的青苔。
我有时候还会想起那股铁锈味，那点煤油灯的光，还有满坑道咚咚的脚步声。这些东西，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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