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鸣犊泉到明堂县治
西汉时，当时的库峪河从马嘶坡什在台地下径直向北流去，直到马莲滩才同汤峪河交汇。西岸的一阶台地远非今天一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其开发程度远不及东岸。东岸的八里原上，侯坪有西周缑回封地，彭村为西汉外戚窦氏封地。白鹿原上则有先秦的狗枷堡，师村则有秦汉时的石狮，秦二世建的二世宫，以及将军庙村的将军堡，而西岸鸣犊泉还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没有人烟。因此被直接划入上林苑，供武帝游猎。
东汉上林苑废后，民始进入。在北朝时期有可能形成村落，属于山北县管辖，但这个村落一定在鸣犊泉周围的坡地上，一则用水方便，二则可避洪害。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这个村落被当时的光昌要小得多，所以光昌是当时山北县治。
可以肯定，直到隋代，鸣犊村周围都无其他村子。隋代皇甫诞亡后，被葬于鳴犊镇街北东高村阮家沟沟北崖上，后人称小冢，即为例证。此墓背西面东，西靠龙首原东以库峪河谷为明堂，南有阮家沟，库峪河又绕东北而去。完全符合隋唐高等级士族墓葬“背山面水、藏风聚气”的风水格局。其风水甚佳。
按照古代丧葬惯例，高等级官员的冢墓绝不会葬于村内或村边，且皇甫诞之子皇甫无逸在唐代身居高位，为父亲立碑后，绝对不允许平民在墓域范围内定居，这直接锁定了隋和初唐时期，今天的东高村（含阮家沟）、东高堡（含李家沟一一《咸宁长安民国续志》所载由阮刘李村分离出来的李家沟，而非今天鸣犊村之内的李家沟）区域完全没有村落分布。东高村是以后形成的。
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钟楼寺在城南十里鸣犊里，即万年县故址”。钟楼寺在鸣犊镇老街北端，基址在后来的鸣犊中心小学今幼儿园位置。这条记载的背后信息是，鸣犊镇在唐时所在村落已由鸣犊泉一带向东向北扩大，属鸣犊里，曾为明堂县县治。
所谓城南，指唐长安城南而非以后的长安城（明清长安城大为收缩）。鸣犊老街位于长安城东南，以唐代长安东南门一一启夏门遗址（今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东侧翠华路一带）为起点，按唐代1里合今531米折算，向南走10唐里（约5.3公里），位置恰好落在今长鸣路沿线的等驾坡-马腾空一带，完全卡在少陵原北麓、浐河谷地的边缘。其北即唐代龙首里，其南一直到鸣犊老街，都属于鸣犊里的范围，其名就起源于鸣犊泉。
唐代在浐河上游库峪河流域设有加川乡，原因是这一带古称狗枷川。而库峪河金代未改道之前，河口尚在今嘴头以北的马莲滩，鸣犊里属加川乡无疑。
至于万年县，汉时所设，县治在芷阳一带。因此嘉庆志中的“万年县”有误，应为明堂县。
明堂县设于唐乾封元年（666年），乃割万年县南部所设，治所就在鸣犊里的核心聚落，长安二年（702年）又废入万年县。民间有云：先有明堂县，后有鸣犊镇。说明明堂县治在鸣犊镇。
明堂前的设置，说明唐开国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历精图治，鸣犊这里的人口已大有增加，成为城南核心聚落之一。
明堂县治坐落在鸣犊老街北头位置，刚好卡在老街的北端制高点上，是整个鸣犊老街的地理锚点，严格遵循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核心规制——面南背北，刚好让建筑的正门对着整条鸣犊老街，站在门前就能完整俯瞰整条老街的商贸动线，完全符合古代县署选址“居高控下、统领街市”的空间逻辑，和明堂县郊野治所的选址标准完全匹配。
今鸣犊泉北侧有法音寺，由瘟神庙发展而来，其中有城隍殿，其实它就是唐明堂县的城隍庙。
唐将明堂县治设于鸣犊老街，除了人口规模大，还因为它是库谷道的重要结点。
鸣犊老人说，以前“下（ha）城”，从留公过酒铺，过秦沟到赵湾，下马腾空到等驾坡进纬十街即可。这条线路的终点即通化门，是唐长安城东面的北大门，也是唐代官方驿道的标准入城节点，库谷道作为连通长安与金州的军政驿道，从秦岭库峪口出来后，顺着这条台塬古道直达通化门，完全符合唐代驿道“从郊野直抵城门”的规制。
鸣犊人赴长安，也可以经秦沟走常兴、烟筒沟前往大雁塔。这是库谷道支道，是从鸣犊去进唐长安城南面偏东门启夏门的路线。两条路线在秦沟分岔，一东一南，分别对应唐代长安城东、南两个核心城门，完全符合当时的交通布局逻辑。
明堂县夲从万年县所分，又复归于万年县，这应该是嘉庆志把鸣犊误作万年县县治故址的原因。今人不察，竟然说鸣犊是汉万年县的故址，谬其大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