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与贵州同处云贵高原,贵州是中原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是中原与云南之间的重要纽带,二者互相依存,缺了哪个都会让历史改写。 明代贵州“建省”前,其大部分地域在行政上长期与云南一体。即便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单独“设省”,两地历史追溯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清代谢圣纶首创《滇黔志略》,将两省合为一书,正因“滇黔合志向无其书”,而两地关系实不可割裂。这种地理上的唇齿关系,使得学者们考察云南的边疆治理与交通格局,往往是理解贵州战略地位的前提,可谓“不考云南不足以察贵州”。
前史称两汉四履之盛,东乐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门,西南永昌。
永昌在南中,为远郡,举远以见近也。汉章帝元和间,滇池出龙马四、白乌二,因遍置学校,渐迁其俗。由此言之,云南在汉,文约之所渐被,声教之所周流,其来久矣。
据两《汉书》,武帝元狩间,置益州等四郡,领县四十有二,其时循吏王阜、张乔等十有三人。至唐天宝以后,边吏无良,群夷忿怨,始有割据之祸。
宋室之兴,弃而不取,三百年间,隔为异域,两汉风猷斩然莫继。呜呼!士生斯时,能不左袵者寡矣,矧文献哉。
天启皇明,我高皇帝恢复华夏,奠正区宇,置云南郡县,视两汉有加焉。英皇明儒臣用《禹贡》《职方》之遗意,为舆地《一统志》,而云南之建制至为明备。正德间,前辈括图经为《云南志》,尚多阙略。
隆庆六年,大司马关西兰谷邹公开府抚南中,首询阙事,维时方伯长乐狮冈陈君、学宪长乐一水陈君以《通志》对,公曰:“一方图籍,岂宜久阙。”遂命有司以六十年来诸所损益约四十余条,遍布列郡,俾核实以报。藩臬诸大夫谓阳齿居乡右,或识往事,因属笔焉。
顷之,学宪莅郡,得以咨白义例,面承指授,然虽勉强操觚,恒以弗终为惧。会大巡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阳信振楼马公、新乡养斋郭公相继按莅,皆蒙赞其决,乐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
乃遵《一统志》,约其凡目;粤稽历代史、《山海》《水经》、诸子、艺文、《汲冢周书》,以明其疆域土贡之离合;采《说文》《通典》《玉海》及郑渔仲、马端临之《志》《考》,以证其经营废置之因繇。远取晋常璩《南中志》、唐樊绰《云南志》以及韦皋、崔佐时、徐云虔所为南诏诸《录》,近取台院司道兴革损益、兵饷经费一切成规,招摭野史,搜访耆硕,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后取法各省通志,张立题部,犁为十有二类,而以事目系之。
治道莫先于域民,故以《地理》为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设》即次之;民财、民力,其道贵节,故《赋役》又次之;御辱备乏,其道贵豫,故《兵食》又次之;养士以成贤,育才以致用,故《学校》《科目》又次之;吏于其土而功德可思,生于其乡而行谊可述,故《官师》《人物》又次之;祀典在所必敬,百神有时而宗,故《祠祀》《寺观》又次之;稽来诏往,必资辞令,故《艺文》又次之,《羁縻》《杂志》末之。
以此十二类,括数千里华夷之地,贯穿二十府古今巨细之事,比次以伦,追引无间,析引第之,为一十七卷。岂敢遽言成书,譬彼绘事,先为素地云尔。若夫品藻宦业,予夺人物,则有宗工巨匠持衡于上,非阳所敢预也。
赐进士知荊州府前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楪榆八十老人中谿李元阳仁甫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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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学社学人群(按姓氏笔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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