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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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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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省邵阳市古为宝庆府。书名《宝庆码头》有三层含义：①确指历史上存在于武汉汉口的那片由宝庆人开拓的“宝庆码头”； ②泛指宝庆本土资江、沅水沿岸的各类码头；③ “宝庆码头”是一种精神象征，喻指宝庆人（“宝古佬”）在他乡拼搏立足、开枝散叶的奋斗姿态和生存智慧。故《宝庆码头》既是对一座特定码头历史的钩沉，也是对一片土地水运基因的梳理,更是对一种“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宝庆精神的追溯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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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街巷旧时光 宝庆码头不只是一个卸货的码头，更是自成一体的移民社会的入口。吊脚楼、麻石路、乡音、社火、道士的鼓声……这片窄窄的街巷里，藏着几代宝庆人的生活与记忆。拨开时空的雾霭，让我们接近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
（一）码头的吞吐
（二）巷陌的格局
（三）熟人的社会
（四）精神的船舵
（五）繁华的彼岸
（六）变迁的守望
（附）青龙桥--梦幻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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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以来宝庆街巷最核心的价值，是保存了一个异乡的移民社会——更通俗点，是让漂泊在异乡的人们有了可以安身立命之处。这是看似平凡容易被后人忽略的一点，却有着非凡的重量。
例如，1926年曾有人写到他所观察的码头工人（苦力）的生活，揭示了失去这种归属的可怕境遇。他称“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若于驮货一类”，他们“人类既众，生活尤难，疾病死亡，无人过问，自生自灭，若异类之不如”，所承受的“实人生之最难堪者”。他将目光聚焦于“上自龙王庙，下至洋火厂”的码头工人群体，以白描手法刻画出其生活的惨淡图景：
一是衣不蔽体，上无片瓦。这些人们“饥冻相乘，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河滩、街沿、货棚，皆彼等卧室，上风露而下潮湿，一至来春，十有九病”，生存最基本的遮蔽之物与栖身之地荡然无存。
二是暴食暴饮的自我消耗。苦力们偶有所得，“即至小饭店狂饮大嚼，饱醉后仰在河滩酣睡”，短暂放纵却加速了身体的崩溃。
三是饥馑下的绝望挣扎。“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死者……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燃火煮食”，乃是为活命而践踏健康底线。
四是非人的折磨与暴行。偶有微末过错，便被人“两手反剪缚于木柱上，尽力饱打，藤鞭所至,血肉横飞”,尊严与安全毫无保障。
五是在绝望中畸形求生。有人自残“跛行街市，冀邀人怜，给以钱物以资度日”,走上以苦难乞怜的绝路。
六是精神麻木与未来崩塌。许多人“不事工作，恃抽头（赌du博）为活”，沉溺赌du博，断送积蓄与生计希望。
这幅触目惊心的画卷，正揭示了宝庆街巷存在的深刻背景与意义所在。首先，它提供了一个物理的庇护所，让初抵汉口的异乡人免于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其次，它整合资源，构建了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提供了赖以维生的工作机会，使断炊的威胁得以缓解；再次，依托宝庆会馆等组织，它承担了“养生送死”的社群功能，给予漂泊者身份认同与精神慰藉；最后，它塑造了替代亲族的伦理约束，为这些挣扎求生的苦力提供了行为规范,防止其在无望中彻底堕落。
唯有深刻理解这几层基石般的支撑意义，以及失去它们可能坠入的深渊，我们才能真正走进这个自成一体的封闭小社会，去体察它独特的街巷格局、建筑形态以及鲜活的日常，理解其存在的全部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回到早年的宝庆码头，看看这个复杂与鲜活的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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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码头的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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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世间已无宝庆码头，空余一个地名。为了追寻当年码头的模样，我们四处寻访在此居住过的老人，听他们讲述记忆中的旧码头。一段段回忆叠加起来，昔日的印象仿佛渐渐变得清晰了。
在老人们的讲述里，码头是一片切入襄河的巨大空地。前方，陡峭的沙坡在河水的冲刷与风蚀下，裂开道道深痕，宛如一块松脆的桃酥。这金褐色的“桃酥”尽头，浊浪翻腾，漩涡深陷。许多个春夏水涨的午后，他们曾跟着父辈在坡上翘首以盼。蓦地，巨影破浪——崭新的松木巨船，桅杆刺天，船舱里煤炭堆积如山。紧接着，河面便被彻底占据：一艘、两艘、数十艘……数不清的同样笨重而坚韧的毛板船接踵而至。
“船来了！”码头沸腾起来，数以百计的挑夫一拥而上，号子声、吆喝声、水流撞击声交织成一片，黝黑的煤块被挑起，汇成一条条沉重的黑色溪流，沿着“桃酥”的裂缝，缓缓流向坡顶。码头的每一次吞吐，都是宝庆街巷赖以呼吸的律动。
但回溯百余年，这片被称作“宝庆码头”的土地，最初并非什么宝地。清嘉庆初年宝庆人到来时，这里还是“野草丛生，臭水满地”的荒滩，地势比汉正街低出近两米，是汉水泛滥时最先被淹没的地方。事实上，在一份绘于光绪丁丑年间（1877)的《湖北汉口镇街道图》中，宝庆码头被画作汉江中的一片小洲，标注着“处板”的字样。板厂，是宝庆人拆解毛板船的所在地，可见当时宝庆人实是在一片半是沼泽、半是滩涂的地方落脚。这不足为奇，正如前面第三章所叙，在“本乡人少异乡多”的汉口，好码头早被先来的黄州帮、徽州帮占据，宝庆人只能落脚在这片“没人要”的低洼地,他们像毛板船一样，带着韧性在夹缝里扎根。
为了在这片沼泽上立足，宝庆人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水搏斗。早期的宝庆码头，并没有现在这样规整的土地。为了适应码头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宝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荒滩改造。其中，开挖水塘和修建内河是重要的举措。清同治末年，当地人开辟了一条新河，西连汉水，东接长江，宝庆人也在宝庆三巷与宝庆正街之间开辟了自己的“新河”。这些内河的开通，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排泄污水，减少小型水患的影响；另一方面消除沼泽，为本帮人员提供更多的生存发展用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宝庆码头逐渐繁荣起来，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于是，人们开始填塘筑屋，曾经的水塘逐渐消失。在1932年的地图上，已看不到水塘的踪迹。但水塘的痕迹却深深烙印在宝庆街区的街巷结构中，宝庆三巷及宝庆下码头的走势基本上是沿着原有水塘的东岸发展形成的，宝庆四巷的转弯也受到了水塘的限制。
除了水塘的影响，宝庆码头的道路建设也与它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清末民初，沿河宝庆码头一带时有火灾发生，1911年冬的一场大火，促使人们为控制火灾波及范围，开辟了不规则的沿河通道，即宝庆河街。宝庆河街的形成，使宝庆街区的街巷结构更加明晰，为垂直于汉水的巷道相互联系提供了方便,也为后来沿河大道的出现做好了准备。这种向水要地的智慧，让荒滩渐渐有了人居的模样。
毛板船是宝庆码头跳动最劲的“脉搏”。这种用松木仓促打造的船,造一次用一次，装满煤炭顺资水而下，到汉口后连船带货一起卖掉——船板拆下来能当建房的木料，碎木片就用作薪柴。甚至拆解毛板船的店铺专门构成了一条街，也即宝庆街区靠左的板厂巷。19世纪中叶，鹦鹉洲木材贸易鼎盛时，宝庆人的毛板船“首尾几里路程”，煤炭、木材、土纸等物产从这里卸岸，再通过汉正街流向各地；返程时，又装满食盐、洋纱、药材运回宝庆。码头边的煤栈、木行、纸行随之兴起，挑夫的号子、船工的吆喝、商贩的讨价还价，谱成了最鲜活的俗世乐章。
从一片荒芜的回水湾，到充满活力的宝庆码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道路都承载着宝庆人的拼搏与梦想。码头，不仅是货物的吞吐、船只的往来之地，更是宝庆移民身在异乡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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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汉江两岸-汉阳区档案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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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巷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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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人而言，宝庆码头只是襄河无数码头之一；但对盛时数万宝庆移民来说，踏入码头，才是踏入了家门。从码头折返，步入街巷深处，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眼前的世界骤然收束:窄窄的巷道如蛛网般蔓延，两旁的房屋挨挤着、牵绊着、层层叠叠向上生长，仿佛要共享每一寸珍贵的土地。几步之外，总有更幽深的岔道、仅容一人侧身的弄堂，或是一圈被岁月磨得光滑的青石井栏。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气味：街边小摊上，热气腾腾的猪血丸子散发的烟熏咸香；咸菜坛子敞着口所发出的清香；烧酒从某个半掩的门缝里飘出的醇香；间或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食物诱人的鲜香……老人们说，当年走在街上，闭着眼都知道到了谁家门口。
这稠密而曲折的空间，自有它的名目与秩序，主要的街巷乃是“三街八巷”。三街，是指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正街是街区的主轴，长约三百米，宽仅四米，两侧店铺鳞次栉比，是商业与服务的中心。二街和三街则连通正街与下河街，是宝庆街区与汉正街方向相连的主要通道——其中三街还兼作菜市，清晨时分，挑担的、摆摊的、讨价还价的，挤满街道。八巷，从宝庆一巷排到宝庆八巷，多是生活性的巷道，幽深狭窄，最窄处甚至二人难以并行。
但若问起老一辈的宝庆人，他们却喜欢称这片家园为“六街八巷”。这多出来的“三街”,并非正街、二街、三街之外另有其街，而是指街区的轮廓：南临汉水，是宝庆码头所在；东至上下河街，北抵新河益街，西界是大水巷—这四条边界，加上正街、二街、三街，便是老人口中的“六街”。码头是他们谋生的地方，河街、新河益街、大水巷是他们进出的通道，而正街、二街、三街,是他们落脚的家园。内外相加，才是一个完整的宝庆街区。
在外人看来，宝庆街巷密如蛛网，走进去如入迷宫，常常辨不清方向。但这稠密而曲折的空间，并非杂乱无章，其走向、格局都有自己的逻辑。
赵勇在《汉正街宝庆街区街巷结构历史演变研究》中指出，宝庆街巷结构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以双“T”形为骨架的独特布局。清嘉庆初年，宝庆人占据老宝庆码头后,在码头与早期接待同乡的旅馆之间形成了最初的街巷雏形；1849年宝庆会馆建成后,以会馆为核心，宝庆二街与码头形成第一个“T”形布局；1936年新会馆在宝庆正街与三街交汇处落成，又与现宝庆码头构成第二个“T”形，这两个“T”形叠加后，便构成了街区街巷的基本框架。
这种结构以宝庆正街为轴，向两侧延伸出宝庆二街、三街等主要街巷，呈现出类似“鱼骨”的形态——只是与汉正街垂直于汉水的“鱼刺形”不同，宝庆街区的“脊”（宝庆正街）是垂直于汉水的,而“刺”（二街、三街等)则平行于汉水，相当于将汉正街的结构旋转了九十度。街巷间距暗藏规律，如宝庆正街上垂直分布的五条街巷，间距多在45米左右，显露出规划痕迹。随着人口增长与功能变迁，街巷肌理不断被重塑。
1911年大火后形成的宝庆河街，串联起垂直于汉水的巷道，强化了街区的内部连通性。而1931年大水后，老宝庆会馆因地势低洼、房基受损被拆除，原有地块被分解为零散街巷，板厂二巷由此形成。宝庆公坪的变迁更具代表性：这片曾用于煤炭交易、祭祀活动的宽敞空间，因码头功能衰退与人口压力，逐渐被自建房屋侵占，最终被窄巷分割成密集的居区，仅余公厕旁一小块空地留存往昔痕迹。
因此，与汉口其他区域相比，宝庆街区的街巷走向更显不规则，更多体现的是自然“生长”的结果：有的巷道因水塘淤填而转折（如宝庆三巷)，有的因公共建筑插入而中断（如先锋小学阻断了宝庆二街的延伸），还有的因自建房屋挤压而变窄。但这种“不规则”恰恰适配了社区的生活节奏——狭窄的巷道屏蔽了机动交通，保留了步行的宁静；密集的岔路让邻里往来便捷，滋生出浓厚的生活气息。看到这些密如蛛网的街巷，以及散布在街巷中的小店和民居，总会让人联想起华南海滨的另一处建筑奇景：香港九龙城寨。两者都以一种近乎有机体的方式，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增生、适应、演化,最终成为承载复杂社区生态的独特场所。
在对宝庆街区老居民采访时，我们曾问：“宝庆街有哪些标志性的建筑？”回答我们的是乐观的态度：“宝庆街没有什么大房子，靠江都是‘吊脚楼’，里面都是‘握手楼’，发一场大水建一次新房，起一场大火又建一次，都是密密麻麻，能住人就行。”初听令人略感意外，但旋即明白，这没有“特色”，恰恰正是其特色——宝庆街区不是靠房屋而存在的,靠的是居住其中的宝庆移民，街巷不仅是交通通道，更是记忆的载体。宝庆正街的麻石板路被几代人踩得光滑，墙缝里钻出的青苔记录着岁月；宝庆七巷尽头的铁门，封存着水塘消失的往事；宝庆公坪残留的空地，仍能唤起老人们在彭公祠祭祀的回忆。这些交织着生活与历史的街巷，在存续的一百五六十年时间里，始终是一个生长着的、活生生的街区。一次次毁灭后的重生，一处处不同时代叠加的痕迹，早已超越物理空间的意义，让这个漂泊者的社区有了更为深厚的可触摸的温度与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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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汉口码头工人群像-《大武汉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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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熟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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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庆街巷，孩子们往往比大人更早感知到这片土地的温度。一包刚炒的豆子，一块新得的米糕，都能引来一圈快乐的分享和叽叽喳喳的嬉闹。而最让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孩子们喧闹的队伍中，会忽然多出一个晒得黝黑、衣着陌生、带着几分怯生生神情的男孩或女孩。那是某个随船抵达的宝庆孩子，衣衫还沾着旅途的风尘，茫然地站在巷口。
只需一句带着泥土味的乡音——“我是跟毛板船来的”——那冰封似的紧张便悄然融化。孩子们会像发现新宝藏般围拢上去，七嘴八舌，好奇追问。“你是宝庆哪里人？”“邵阳！”“哈，我们这条巷也有邵阳的！”乡音是最短的口令，瞬间打开了接纳的大门。那初来者脸上绽放的笑容，白牙闪亮，是融入这片土地的第一幕。
这幅充满童趣的接纳图景，正是宝庆街区“熟人社会”的生动写照。其深厚的根基在于移民群体的高度同质性。这里的居民几乎都来自宝庆各县，共享着同源的方言与文化习俗。
方言的力量尤其强大，它像一条无形的脐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清晰划分着“自己人”与“外人”的边界。直到今日，当我们踏入宝庆社区，与耄耋老者交谈，他们仍能轻松听懂我们所说的邵阳话、新化话，并且多半能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回应——老人们常自嘲讲的是“变了味的家乡话”，但这份乡音人耳，令人不禁发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在从打下宝庆码头、形成街区直至街区动迁的百余年漫长岁月里，宝庆移民们始终执拗地保存着自己的方言习惯：出了宝庆街区，他们能说流利的武汉话；但一回到这方天地，邵阳话、新化话便自然出口。
这种语言的统一性，反过来也如磁石般维系着社群的认同感。在这个小世界里，“宝庆人”是自己人,即便是刚刚随船抵达的陌生同乡，一句乡音便是通行证；而咫尺之隔的湖北人，即便日常颇有往来，终究是“湖北佬”，是外人。宝庆街巷的居民常带点“匪气”，历史上这里充斥着贩夫走卒，他们比周围的湖北人更显贫窘。湖北人曾暗讽他们是“打狗子架的”，居民们则报以“湖北佬”的蔑视回应，并以内部的紧密团结为傲—历史上，宝庆人不会将女儿嫁给“湖北佬”；逢红白大事，整条街巷总能集体出动，显示出令人称叹的团结。
在自成一体的宝庆街区长大的一代代移民后人，即便生于汉口、长于湖北，在湘音土语的浸染中，人人都会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血脉来自何方。对于那个遥远的、甚或从未踏足的宝庆故土的感情，往往深于对所在地的湖北的感情。采访中，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能毫不迟疑地说出百余年前祖先来自宝庆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稍有余力的，还会在清明时节千里迢迢返乡祭祖，与故乡的亲人维系着世代不绝的联系。
正是这植根于血脉与乡音的文化基因，让宝庆街区的移民们能够在遇到一次次灾难战祸时暂归故里避难，灾后又能返回街区重建家园；也让新来的同乡投奔时，能迅速融人这片“异乡中的家乡”。正如1918年前后湖南宝庆遭遇旱灾，大批同乡举家迁入汉口时，正是这种深厚的“同乡互助”传统让他们得以迅速落脚——先来者会无私地帮新移民搭建棚屋、介绍营生，甚至共享本就微薄的口粮。
维系与强化这个熟人网络的，是作为社区核心的宝庆会馆及其有序的组织架构。20世纪80年代，李树先生在宝庆码头走访了二十余位古稀老人，整理出了宝庆会馆的历史：宝庆会馆的前身，是宝庆旅店。宝庆旅店是何元仑修建，是联络宝庆人的场所。后来人口增多，瓦房一片，为建立会馆创造了条件。由何元仑发起募捐，筹建会馆。宝庆旅店的地址，是刘光南三箭定界后，设在第一箭处。何元仑拆除了旅店，扩大基地，建筑了会馆。
会馆是长方形，古代三进式结构。坐西朝东，前门在宝庆二街，后门在板厂一巷。大门上用麻石板雕刻“宝庆会馆”四个大字。每个字有一尺见方，正楷书写。大门两侧是商店，为会馆所设。进了大门是操场，能打篮球、舞龙灯、演戏看戏等。操场后面是会馆办公楼，中间是大厅，两边是二层木结构房屋，办公室、保管室等，楼上是卧室。办公楼后，是盖玻璃瓦的天井，天井两侧是连接办公楼的楼房，天井后面是学校。木材结构，每根柱梁的直径是一尺四寸，颇为讲究。光绪十七年（1891）宝庆会馆在今天的公坪巷25号住房地址上，修建了“彭公祠”，是为纪念争夺码头而死的彭澧泉等人的。每年清明节，都要祭祠扫墓，舞龙放炮，很是热闹。抗日战争中，彭公祠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毁。
这一段历史还有着李树先生未能看到的“尾巴”，即2016年对宝庆码头实施拆迁时，施工人员意外地在宝庆会馆旧址上发现了一座墓葬会馆乃是祭祀酬神之地，断不可能有人埋葬于此，因此老人们都说这必是当年为打码头而牺牲的张姓理发匠和彭澧泉的墓葬，于是仍恭敬地将墓迁往别处。2024年我们到此考察，虽然眼前已经看不见昔日巍峨的会馆、庄严的墓葬，但抚今追昔，仍油然而生“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之喟叹。
再说回会馆。会馆会长从同乡中的德高望重者选举产生，其下组织分工明确，统管着“互助会”“应山会”“甲班工会”等团体。其中，“互助会”最具民生温度：同乡只需缴纳五块光洋即可入会。每年清明会餐，八人一桌共享米粉肉，费用从入会费的利息中开支；遇同乡困顿缺钱少粮，会馆会发放救济；对于孤苦离世者，会馆更会用毛板船板子钉棺，将其安葬于专门的坟山。这种“从生到死”的保障体系，让漂泊的异乡人在此感受到如家族般的温暖与托底的安全感。此外，会馆成立后还积极办学，同治年间办有宝庆学堂，民国初年开办宝庆小学。小学备有洋鼓洋号，吹吹打打，很是热闹。每年春游，与鹦鹉洲宝庆小学相互来往，举行联欢会，会馆招待师生。宝庆会馆除自办小学外，还资助武昌湖南会馆开办旅鄂湖南中学于蛇山。汉口、汉阳、武昌三地的宝庆人，以办学资教为纽带，联系得更加紧密。
社群的紧密联系，同样体现于码头的职业体系中。宝庆帮是这里百年间最大的群体组织，统辖着数万码头工人及其家属。工人们分为甲、乙、丙三班：甲班负责重活，收入最高，加入需“买条扁担”（缴纳一百块光洋），但有义务抬埋死者；乙班装卸纸张，入会费五十块光洋；丙班搬运煤炭，收人虽低，却能享受“头三天管饭、工资照付”的优待。这种等级分明却相互依存的严密分工，使码头工人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一旦遭遇外帮争夺码头，无论富商巨贾还是苦力挑夫，都会在会馆号召下“男女老幼齐上阵”，以扁担、砖头为武器，誓死捍卫共同的生命线。熟人社会与强力帮会组织相结合，使得宝庆码头这个小社会犹如陷在汉口汪洋中的一艘小船，也不致随水漂荡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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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插话】相传，宝庆梅山人都是蚩尤的遗势后裔。梅山是个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梅山人世世代代崇尚武功，男女老幼无不痴迷……时至当今，梅山人尚武，依旧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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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视频】“梅山教”武功之棍术（视频来源：刘基永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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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1946年初发生的“楚廉轮与宝庆码头纠纷案”。案件并不复杂：当年2月，原本该停靠沈家庙码头的楚廉轮、楚宝轮因为汉水水浅流急，临时停靠宝庆码头。楚廉轮船尾的系船绳系在了宝庆码头汪姓船民的船上，双方发生口角，楚廉轮的人“恃强”，带着一船人助威闹事，宝庆码头的船民亦不甘示弱，最后发展成打斗。楚廉轮打不过宝庆码头的人，匆忙报告航警来拉偏架“弹压”，航警对天鸣枪，又抓去码头方三人，关押了十五日。宝庆码头哗然，立即赴汉口地方法院状告楚廉轮众人行凶以及护航队行为不法，迫使护航队将羁押人员移交汉口市警察局,并“当即释放”—事情至此，码头工人似乎已经沉冤得雪，事主船民也表示“自愿了结”，但“宝庆码头及其同乡会”不肯罢休，继续上诉，称“不愿再有同样的事发生”。无可奈何之下，湖北省建设厅谭厅长只好下发“训令”，承认航警“鸣枪捕人，又擅自拘押达十余日之久，实属谬妄”，要求“着予从严处分”“航警队长及鸣枪之航警查明开革，并送警备总司令部讯办，以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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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码头与楚廉轮纠纷档案-湖北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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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单个的船民无力对抗外人挑衅，一盘散沙似的社群也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对于宝庆码头的数万移民而言，会馆、码头帮会等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犹如磁石，将分散的个体紧紧凝聚成团、成块、成坚硬的拳头，使得一切“外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伪政府，都不敢轻视。
不过，从另一方面维系这熟人社会日常秩序的，是深入人心的伦理规范与群体认同感，而非冰冷的条文。宝庆会馆首任会长何元仑定下的信条——“以勤持家，以业致富，以助为乐，以学为进”“惰者耻也，盗者耻也”—早已内化为居民的行为圭臬。这种基于共同身份的高度信任感，在老人们的回忆中，常常被演绎为一种邻里守望、夜不闭户的理想图景。
在鳞次栉比的街巷里，谁家晾晒的衣物被风吹落，必有好心邻居拾起送回；哪户遇上红白喜事，整条巷子的人都会自发伸出援手。这种默契，根植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空间格局，更源于“都是宝庆人”这一强大的身份认同。
基于共同信仰的节庆活动，则是这个熟人社会一年一度的盛事。每年清明，彭公祠前早早便聚满了人。供桌上摆着整只的猪头、成盘的米粉肉，香烛的青烟袅袅升起，混着鞭炮的火药味，飘满整条巷子。锣鼓敲起来，龙灯舞起来，孩子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大人们则三五成群地站着，等着上香，也等着会餐—八人一桌，米粉肉管够，费用从“互助会”的利息里出。到了八月初八“南岳圣帝诞辰”,又是另一番景象。数百人在道士的引领下，头扎红巾，胸挂香袋，沿着汉水乘船前往衡山。路上，“进香歌”此起彼伏，唱的是南岳的景，求的是码头的安。这些古老的仪式，与其说是为了敬神，不如说是为了让人知道：你从哪里来，和谁站在一起。
正是这种深植于地缘、业缘、文化血脉及强烈身份认同的熟人网络，赋予了宝庆街区惊人的社会韧性，尤其是在动荡危难之际。抗日战争时期，街区大半被炮火摧毁，居民却在会馆有效组织下互助自救，留下72户坚守住了这片“祖业”；1954年遭遇特大洪水灭顶之灾，又是同乡邻里之间相互拆借木料砖瓦，携手重建家园。正如饱经沧桑的老人们感慨:“那时候不管谁家落了难，只要喊一声，整条街都会搭把手。”
然而，这种高度内聚、紧密的熟人社会也并非永恒不变。不少老人在追忆往昔“家家夜不闭户”的安宁时，常不无唏嘘地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区治安的逐渐复杂化，归因于外部人口的持续流入——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原有熟人社会边界的清晰与维系其秩序的内生性力量。宝庆街区，早已超越了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概念。那些孩子们用乡音瞬间消融陌生隔阂的笑脸，与老人们守护“自己人”世界的执拗，共同构成了这幅“熟人社会”图景中既温暖又复杂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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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前的宝庆码头-武汉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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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毅鹏主编《宝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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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龙毅鹏（1968－ ），男，苗族，湖南绥宁人。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宝庆码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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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